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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档案是体现国家权力的主要工具之一，档案权力是伴随着档案的产生而出现的。档案权力主要包括在档案的社会记忆权力、凭证记录权力、参考信息权力以及合法性符号权力四个方面。档案权力有效合理的实施，主要依靠档案制度的完整性以及档案形成者、管理者和利用者的素质。档案制度的完整性越高，档案权力的有效实施的范围也就越广。档案形成者、管理者和利用者的素质越高，档案权力的利用程度就越高。
关键词 档案 档案权力 实施
中图分类号 G270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 2017-04-04
一、档案权力
随着阶级的出现，以及国家的形成，国家对各阶级有序管理的要求不断增强。国家权力需要工具来维持，档案作为国家政权的权威工具便产生了。档案作为权力产物，被赋予权力代言物的功能，或者说档案既承受权力又行使权力[1]18。“没有不需要通过档案进行控制的政治权力”，德里达如是说。档案作为国家叙述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各种档案制度的强化，使档案自身在国家叙述体系中的地位不断提高，逐步形成行使国家权力强有力的重要工具。档案能成为组建国家权力的重要资源，原因在于档案是公众认可的具有合法性象征的说服资源，是国家权力信息的储存对象。档案的真实权威性和原始记录性以及其记录的信息具有清晰性和确定性决定了档案的作用是积累知识、保存记忆、延续历史和传承文明，这也就决定了档案得到了在人类社会中法律上的认可和社会的共识。此外，档案作为信息记录的一种方式，是国家权力叙述的主观选择，成为共同认可的记录材料，而且大家都认为档案信息记录权归国家所有。档案的来源和形成的过程具有合法性，符合档案组建国家权力权威的要求。在国家权力下，档案的收集和积累，更加巩固了档案成为国家权力的代言物的职能。
二、檔案权力的划分
根据档案权力功能领域的不同，将档案权力划分为作为社会记忆的档案权力、作为凭证记录的档案权力、作为参考信息的档案权力和作为合法性符号的档案权力四种权力属性。
1.作为社会记忆的档案权力。社会记忆的研究主要有三个方向：集体记忆取向、官方记忆取向和民间记忆取向[2]112。这三种记忆取向的区分在某种意义上是体现记忆权力在社会记忆中的重要性的高低不同。其中，官方记忆取向是社会记忆中的主流，是因为官方记忆在社会记忆中留存的记忆最多。档案凝结成为社会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后，这部分“记忆”，体现了档案的“显性记忆”的权力即档案记录是可以被后人认知的社会记忆、“正式记忆”的权力即档案记录的是当权者留存下来的主流记忆、“长期记忆”的权力即档案是历史长期留存的记忆。它选择了认为有价值的“记忆”并将其选择性地记录下来。而那些并没有被选择的社会记忆，在历史的长河中就被“隐藏”甚至“淘汰”。
2.作为凭证记录的档案权力。档案的原始记录性是档案的基本属性[3]7。档案最基本的作用是原始凭证作用。首先，档案对所记录的内容具有凭证记录作用的权力。例如，记录党务活动的党务档案就直接体现了档案的凭证记录权力。此类档案一旦形成、存档，就形成涉及党务活动的时间、地点、方式、主要成员以及主要活动内容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档案。此后，如果对该活动所涉及的某些内容具有争议，那么，就可以查证当时的档案资料。这些珍贵的档案就行使了凭证记录的权力。其次，对档案所记录的形式也具有凭证记录的权力，如文件的格式、印发的机关、领导的签署、发文日期和文件秘级等。有些重要的历史遗留问题，如土地的归属，就需要查找历史档案，根据发文机关、领导签署等具体的记录方式和收发关系对土地的归属进行审核，查找土地的归属问题，这些也体现了档案的凭证记录权力。
3.作为参考信息的档案权力。档案的内容丰富，对于发生的重大事件的处理过程和结果都有详细的记录。这种记录对于将来发生的类似的事件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例如，在古代，卷宗的保存对国家的司法机关就已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中最为重要的意义就体现在卷宗参考信息的权力上。一个类似的案件的处理，对于刑罚的裁量，大部分的判官都需要参考以往的卷宗。甚至上至朝堂的宰相，也都需要参考前任的审理卷宗。当代，对于案件的处理，法官们除了要依照具体的法律条例进行审理外，也需要参考以往案件的处理方式和处理方法。诸如此类，都体现了档案作为参考信息的权力。
4.作为合法性符号的档案权力。不同的国家和时代，档案具有不同的叙述方式，借以传达特定的价值观念。国家权力塑造了档案，使档案表达出与国家权力一致的判断。档案甚至不再仅仅依附权力而存在，而是获得具体的合法权利。“红头文件”是指各级政府机关，多指中央一级下发的带有大红字标题和红色印章的文件、声明、公告、公示类的俗称。虽然“红头文件”仅仅是国家机关的公文，但是这类文件对于公众具有很强的约束力，涉及他们的权利和义务，所以此类文件也就成了一种合法性符号的代表。
三、影响档案权力的实施要素
1.档案的管理制度。档案制度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由档案相关事宜以及特定成员的相关事务所组成的归档制度、鉴定制度、整理规则、著录规则、利用制度等制度的结合体。档案制度在国家权力的主导下形成，体现着国家权力意志。国家权力通过档案制度的管理，达到如下效果：决定存档档案文件的内容和形式，进行档案的入馆鉴定，形成档案的特定的分类和顺序，规定档案的使用范围和方式，决定档案的利用方法和形式等等。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权力不仅留存了记录当权者的档案信息，而且潜在地摧毁了其他非权力主体的记录。历朝历代，史官们大都记录的是执政者的历史，对于其他非执政者的记录大多是片面的。一个国家的档案制度的形成和发展程度，涉及了档案的开放和利用程度，决定了档案权力的基本实施的范围。档案的开放程度高，档案的利用程度也会随之提高，那么档案权力的实施范围也随之扩大。反之，档案的利用程度越低，档案的权力的实施范围也就变得狭窄了。
2.档案的形成者、工作者、利用者的素质。文件形成者（官方文件形成者和私人文件形成者）的意志，对于组织或是个人社会活动记载的真实程度与记载的角度以及排列方式都具有影响。文件的形成者在多大的程度上以客观的叙述角度来记载事实，而不是刻意地歪曲事实或是改变事实，或是为特定的利益者服务，都将影响所记录的事实是否符合文件的客观真实性。所以对于文件的形成者来说，能否做到客观真实地记录所发生的每一件事件，就成为影响档案形成的基本要素。但是，由于文件形成者的思维惯性的影响，在很多时候，文件形成者对自己自身处理过的文件的客观真实性深信不疑，而这些都将影响最后档案的形成，以及档案权力的实施。例如在“文革”期间，很多老干部和老知识分子受到了迫害，就是因为档案的形成者对于当时的记录带有主观的判断，并把这些主观判断记录在档案中。
档案管理者最直接地控制着档案，他们在管理过程中，有很多的环节都直接对档案施加权力，这种权力虽然具体是由档案工作者施加，但是权力的主要来源是档案职业。同文件形成者一样，在档案工作者自己看来，自己一直是忠于文件形成者的原始顺序，运用来源原则来维护档案的原始面貌，丝毫意识不到自己对档案进行了主观的建构。例如，在对档案标题目录的提取过程中就可能出现各种问题。标题目录是用简洁扼要的语言，代表卷宗内容的大概。但是，标题的采取很难作出规定，因为个人的观点不同，对同一事件的见解也不同，因此，不同的档案管理者就可能对同一卷宗采取不同的标题。那标题采用的内容就将直接影响档案将来的检索。这对于档案将来的应用就具有重要的影响。
大部分档案为非公开的资料，使用者的调阅具有很大的难度。各机关单位对于档案的调阅制度的标准并不统一，造成了此馆可以调阅，而相似的档案他馆却不可以调阅。在调阅的过程中，使用者在此馆可以拍照、复印、摘录，但是在他馆却只能借阅。这些档案馆和机关的调阅的标准不统一，对于档案的使用者来讲，严重限制了档案使用者的权利。此外，档案使用者在利用档案的过程中，以何种方式进行检索、组织和运用档案，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都将直接影响档案的利用效果。有些档案的使用者对于档案的使用没有经验，会不经意地对档案进行了涂抹、折叠、弄乱档案的顺序甚至丢失部分档案，这些问题的出现，对于以后档案的使用具有严重的影响，甚至会对档案造成永久性不可逆转的破坏。
档案一旦产生，本身就附带着档案权力。档案权力主要在档案的使用过程中体现出来。档案权力的实施需要依靠国家的档案制度和档案形成者、管理者和利用者的素质。档案制度在国家权力下形成，体现了国家对于档案的要求。档案制度下的档案开放的程度，影响了档案权力的实施。随着档案的开放程度的提高，群众将更深刻地理解档案的意义及作用，而这些意识的培养都将促进未来档案权力的实施。
参考文献
[1]聂云霞，晏秦.档案开放与档案控制：档案利用辩证关系探析[J].湖北档案，2014（9）.
[2]高萍.社会记忆理论研究综述[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
[3]段振波.档案及其形成问题的哲学思考[J].档案学研究，2009（1）.
关键词 档案 档案权力 实施
中图分类号 G270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 2017-04-04
一、档案权力
随着阶级的出现，以及国家的形成，国家对各阶级有序管理的要求不断增强。国家权力需要工具来维持，档案作为国家政权的权威工具便产生了。档案作为权力产物，被赋予权力代言物的功能，或者说档案既承受权力又行使权力[1]18。“没有不需要通过档案进行控制的政治权力”，德里达如是说。档案作为国家叙述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各种档案制度的强化，使档案自身在国家叙述体系中的地位不断提高，逐步形成行使国家权力强有力的重要工具。档案能成为组建国家权力的重要资源，原因在于档案是公众认可的具有合法性象征的说服资源，是国家权力信息的储存对象。档案的真实权威性和原始记录性以及其记录的信息具有清晰性和确定性决定了档案的作用是积累知识、保存记忆、延续历史和传承文明，这也就决定了档案得到了在人类社会中法律上的认可和社会的共识。此外，档案作为信息记录的一种方式，是国家权力叙述的主观选择，成为共同认可的记录材料，而且大家都认为档案信息记录权归国家所有。档案的来源和形成的过程具有合法性，符合档案组建国家权力权威的要求。在国家权力下，档案的收集和积累，更加巩固了档案成为国家权力的代言物的职能。
二、檔案权力的划分
根据档案权力功能领域的不同，将档案权力划分为作为社会记忆的档案权力、作为凭证记录的档案权力、作为参考信息的档案权力和作为合法性符号的档案权力四种权力属性。
1.作为社会记忆的档案权力。社会记忆的研究主要有三个方向：集体记忆取向、官方记忆取向和民间记忆取向[2]112。这三种记忆取向的区分在某种意义上是体现记忆权力在社会记忆中的重要性的高低不同。其中，官方记忆取向是社会记忆中的主流，是因为官方记忆在社会记忆中留存的记忆最多。档案凝结成为社会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后，这部分“记忆”，体现了档案的“显性记忆”的权力即档案记录是可以被后人认知的社会记忆、“正式记忆”的权力即档案记录的是当权者留存下来的主流记忆、“长期记忆”的权力即档案是历史长期留存的记忆。它选择了认为有价值的“记忆”并将其选择性地记录下来。而那些并没有被选择的社会记忆，在历史的长河中就被“隐藏”甚至“淘汰”。
2.作为凭证记录的档案权力。档案的原始记录性是档案的基本属性[3]7。档案最基本的作用是原始凭证作用。首先，档案对所记录的内容具有凭证记录作用的权力。例如，记录党务活动的党务档案就直接体现了档案的凭证记录权力。此类档案一旦形成、存档，就形成涉及党务活动的时间、地点、方式、主要成员以及主要活动内容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档案。此后，如果对该活动所涉及的某些内容具有争议，那么，就可以查证当时的档案资料。这些珍贵的档案就行使了凭证记录的权力。其次，对档案所记录的形式也具有凭证记录的权力，如文件的格式、印发的机关、领导的签署、发文日期和文件秘级等。有些重要的历史遗留问题，如土地的归属，就需要查找历史档案，根据发文机关、领导签署等具体的记录方式和收发关系对土地的归属进行审核，查找土地的归属问题，这些也体现了档案的凭证记录权力。
3.作为参考信息的档案权力。档案的内容丰富，对于发生的重大事件的处理过程和结果都有详细的记录。这种记录对于将来发生的类似的事件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例如，在古代，卷宗的保存对国家的司法机关就已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中最为重要的意义就体现在卷宗参考信息的权力上。一个类似的案件的处理，对于刑罚的裁量，大部分的判官都需要参考以往的卷宗。甚至上至朝堂的宰相，也都需要参考前任的审理卷宗。当代，对于案件的处理，法官们除了要依照具体的法律条例进行审理外，也需要参考以往案件的处理方式和处理方法。诸如此类，都体现了档案作为参考信息的权力。
4.作为合法性符号的档案权力。不同的国家和时代，档案具有不同的叙述方式，借以传达特定的价值观念。国家权力塑造了档案，使档案表达出与国家权力一致的判断。档案甚至不再仅仅依附权力而存在，而是获得具体的合法权利。“红头文件”是指各级政府机关，多指中央一级下发的带有大红字标题和红色印章的文件、声明、公告、公示类的俗称。虽然“红头文件”仅仅是国家机关的公文，但是这类文件对于公众具有很强的约束力，涉及他们的权利和义务，所以此类文件也就成了一种合法性符号的代表。
三、影响档案权力的实施要素
1.档案的管理制度。档案制度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由档案相关事宜以及特定成员的相关事务所组成的归档制度、鉴定制度、整理规则、著录规则、利用制度等制度的结合体。档案制度在国家权力的主导下形成，体现着国家权力意志。国家权力通过档案制度的管理，达到如下效果：决定存档档案文件的内容和形式，进行档案的入馆鉴定，形成档案的特定的分类和顺序，规定档案的使用范围和方式，决定档案的利用方法和形式等等。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权力不仅留存了记录当权者的档案信息，而且潜在地摧毁了其他非权力主体的记录。历朝历代，史官们大都记录的是执政者的历史，对于其他非执政者的记录大多是片面的。一个国家的档案制度的形成和发展程度，涉及了档案的开放和利用程度，决定了档案权力的基本实施的范围。档案的开放程度高，档案的利用程度也会随之提高，那么档案权力的实施范围也随之扩大。反之，档案的利用程度越低，档案的权力的实施范围也就变得狭窄了。
2.档案的形成者、工作者、利用者的素质。文件形成者（官方文件形成者和私人文件形成者）的意志，对于组织或是个人社会活动记载的真实程度与记载的角度以及排列方式都具有影响。文件的形成者在多大的程度上以客观的叙述角度来记载事实，而不是刻意地歪曲事实或是改变事实，或是为特定的利益者服务，都将影响所记录的事实是否符合文件的客观真实性。所以对于文件的形成者来说，能否做到客观真实地记录所发生的每一件事件，就成为影响档案形成的基本要素。但是，由于文件形成者的思维惯性的影响，在很多时候，文件形成者对自己自身处理过的文件的客观真实性深信不疑，而这些都将影响最后档案的形成，以及档案权力的实施。例如在“文革”期间，很多老干部和老知识分子受到了迫害，就是因为档案的形成者对于当时的记录带有主观的判断，并把这些主观判断记录在档案中。
档案管理者最直接地控制着档案，他们在管理过程中，有很多的环节都直接对档案施加权力，这种权力虽然具体是由档案工作者施加，但是权力的主要来源是档案职业。同文件形成者一样，在档案工作者自己看来，自己一直是忠于文件形成者的原始顺序，运用来源原则来维护档案的原始面貌，丝毫意识不到自己对档案进行了主观的建构。例如，在对档案标题目录的提取过程中就可能出现各种问题。标题目录是用简洁扼要的语言，代表卷宗内容的大概。但是，标题的采取很难作出规定，因为个人的观点不同，对同一事件的见解也不同，因此，不同的档案管理者就可能对同一卷宗采取不同的标题。那标题采用的内容就将直接影响档案将来的检索。这对于档案将来的应用就具有重要的影响。
大部分档案为非公开的资料，使用者的调阅具有很大的难度。各机关单位对于档案的调阅制度的标准并不统一，造成了此馆可以调阅，而相似的档案他馆却不可以调阅。在调阅的过程中，使用者在此馆可以拍照、复印、摘录，但是在他馆却只能借阅。这些档案馆和机关的调阅的标准不统一，对于档案的使用者来讲，严重限制了档案使用者的权利。此外，档案使用者在利用档案的过程中，以何种方式进行检索、组织和运用档案，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都将直接影响档案的利用效果。有些档案的使用者对于档案的使用没有经验，会不经意地对档案进行了涂抹、折叠、弄乱档案的顺序甚至丢失部分档案，这些问题的出现，对于以后档案的使用具有严重的影响，甚至会对档案造成永久性不可逆转的破坏。
档案一旦产生，本身就附带着档案权力。档案权力主要在档案的使用过程中体现出来。档案权力的实施需要依靠国家的档案制度和档案形成者、管理者和利用者的素质。档案制度在国家权力下形成，体现了国家对于档案的要求。档案制度下的档案开放的程度，影响了档案权力的实施。随着档案的开放程度的提高，群众将更深刻地理解档案的意义及作用，而这些意识的培养都将促进未来档案权力的实施。
参考文献
[1]聂云霞，晏秦.档案开放与档案控制：档案利用辩证关系探析[J].湖北档案，2014（9）.
[2]高萍.社会记忆理论研究综述[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
[3]段振波.档案及其形成问题的哲学思考[J].档案学研究，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