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读完《藤野先生》，藤野的性格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从鲁迅的叙述中，尽管我们可以清楚地体会到鲁迅思想感情的变化历程，但是这种思想转变既来自于自己的爱国思想，更来自于他的冷静清醒。鲁迅，这个来自弱国的学子到强国求学，他的目的始终没变。无论在东京，还是在仙台，都是抱着救国救民的志向，特别是改造国民的思想和灵魂而来的。他说：“我的梦很美满，预备求学回来，救治像我父亲那样被误治的病人，战争时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国人对维新的信仰。”但他看了影片之后，学医的想法有了改变。他说：“从那一回以后，我变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我们的第一要务，是要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呐喊》自序）。由此看来，无论鲁迅最初的学医，还是后来的弃医从文，都无非是“促进国人对维新的信仰”，也就是“改变国民的精神”。鲁迅的救国之路也就是他要疗救民族的病根，方向是始终如一的那就是改造民族的精神才是强国壮民的根本，这种思想是完全对的，就是今天也具有非常重大的思想意义。鲁迅寻找的这条救国救民之路，是救治中国贫弱落后的根本，是治本之策。由此可见，鲁迅赴日之初，就是非常冷静清醒的，他是在为国人号了脉之后，摸清了病根，来日本寻找疗治这病根的工具的。
　　鲁迅的冷静清醒还表现在：任何环境都不能湮没他独立向上的精神和奋起抗争的灵魂。当今的青少年要么是歌迷，要么是网迷，要么变成享乐主义者，要么整天追逐时髦的大潮……在“迷”中“失去自我”，在“追”中浪费生命。而青少年时代的鲁迅没有，反而越是看似正常或恶劣的环境越能令他冷静清醒，而且越能激发他愤然向上的独立个性。在日本东京，那些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奇装异服，流行的发式发型，白天游山玩水，晚上歌舞享乐。鲁迅用讽刺愤慨的笔墨极力描绘他们庸俗无聊的生活和空虚糜烂的思想。这样的留学生，他们在日本能学到什么，除了醉生梦死，声色犬马，灯红酒绿之外，除了镀层“金皮”之外，里面依旧是糜烂霉变的颓废的灵魂。他们在日本学到的东西尽是些无益于整个国家，却洋害于民族的东西。他们旧的思想未去，却又装进新糜烂的糟粕，由落后陈腐的封建卫道士变成善于招摇过市、搔首弄姿的“婊子”（标致），鲁迅没有在这样的环境中沉迷，没有追逐清国留学生们的时髦，没有随波逐流，妄自菲薄，这种环境反而促使他更加冷静清醒地意识到我们这个民族虚弱衰败的根源。“东京也无非这样”，言外之意是无论是国内还是清国留学生都是生活在麻木不自觉、愚昧不自醒的可悲的黑暗中。國内的现实逼迫他出国寻找疗民救国的良药，东京的环境更令他悲愁愤懑，看不到民族新生的亮光。
　　第三方面，鲁迅深刻地意识到医学并不能起到改造国民精神的作用，这是从藤野先生那里看到和领会到的。
　　藤野先生博大的胸怀和正直善良的品质固然令鲁迅钦佩不已，尽管先生的严谨治学令人佩服，但是藤野先生精湛的医学并没有能改变日本爱国青年的思想，没有改变日本人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欺凌弱国败族的民族偏见，学术和思想是两张皮。而藤野先生对鲁迅学业的精心辅导，并没有涉及如何挽救中国人命运的思想，因此鲁迅在《藤野先生》中说：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能传到中国去。这“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和“希望新的医学能传到中国去”其实是一回事，全无大小之分，鲁迅之所以如此反复地说，意在说明从藤野先生这里能学到的仅仅是“新的医学”，藤野先生能传授的也仅仅如此而已，于整个中华民族而言，对当时的危局而言，是没有什么大的益处的，更何况“他们的翻译和研究新的医学并不比中国早”。鲁迅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虽然“他的性格......是伟大的。”鲁迅依然毅然离开了他，弃医从文，操起利刃，疗割民族精神的毒瘤和肿块。
　　日本留学给鲁迅最大的收获是使他认清了改造国民精神的迫切性，和医学对国民精神改造的乏力，这更加坚定了鲁迅改造国民精神的信念。
　　尽管“匿名信事件”和“看电影事件”是鲁迅弃医从文的直接因素，但假如鲁迅还是抱定医学可以“促进国人对维新的信仰”的话，他仍然不会弃医从文。鲁迅正是从藤野先生那里看到学术对于改造精神的乏力和藤野给予鲁迅的“热心的希望”的结局，看不到这种“新的医学”能给国人的精神带来什么改造，正如藤野先生所教的根本不能改变日本青年的爱国思想一样。藤野先生给鲁迅的“良心发现”和“增加勇气”就是用笔来改造国人的灵魂。
　　
　　张霞，张宏，教师，现居山东济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