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惜别》的价值，主要是立足于中日现代关系史和日本人的鲁迅观，这部作品在中日战争的特殊背景上将鲁迅和太宰治本人的复杂性展示出来，包含着文化观念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多重纠葛，与鲁迅的名篇《藤野先生》构成了奇特的关系，具有多角度的认识价值。太宰治希望中国知识分子阅读《惜别》之后能够产生“日本也有我们的理解者”之感怀，在六十年之后，中国读者由阅读《惜别》而生的“感怀”与太宰的希望无疑会有很大的差异。但是，无论怎样的感怀都可以作为理解日本的起点。
关键词：鲁迅；《惜别》；竹内好；太宰治；对比
作者简介：党哲林，陕西师范大学汉语国家教育硕士。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9-0-01
太宰治是日本现代著名作家，但在中国几乎鲜为人知。1909年太宰治出生在一个富足的大地主家庭，他在中学期间就显示出文学创作方面的天赋。1930年他考入东京大学法国文学科，参与非法的日本共产党左翼运动、反抗地主家庭、与艺妓恋爱等等“逆行”导致了“分家除籍”。1929年到1930年，刚过二十岁的他就两次自杀未遂，对于太宰治来说，自杀未遂并非胆怯，而是死亡的艰难。他的《斜阳》中的主人公认为：人为恋爱与革命而生。这也是作者的心声。1948年6月13日，太宰治抛弃妻子，在东京西郊与情人投河自尽。从1933年算起他的创作仅有十八年，但却留下了《斜阳》、《人间失格》等名作。其作品取材于历史记述、民间传说或个人生活经历，语言别致、构思独特，包含着深刻的生命体验。相比之下，战末受日本内阁情报局和日本文学报国会委托而创作的长篇小说《惜别》，内容可疑且艺术表现粗糙。为此，《惜别》在日本学界并未受到重视，甚至没有被收入到《太宰治全集》。
《惜别》从明治三十五年开始写起，讲述了周树人到达横滨及随后两年间在弘文学院的生活。不过，他对于同伴们并没多少好感，明治三十七年，他进入没有清朝留学生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在仙台的两年成为他一生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他拥有了难得的良师益友，特别是藤野先生，后来在他名篇《藤野先生》中可见一斑。但更为重要的是，在仙台，他逐渐地认识到日本的真正形态。时值日俄战争，即使身为外国人的他，在感受到仙臺人们的爱国热情时也曾数次兴奋，但与眼前日本的活泼姿态相比，想到祖国江河日下，他心情绝望但又不能失去希望。本来，清国青年来日本留学的真实想法是：应当去学习西洋文明，但日本已通过明治维新将西洋文明很好的内化掉，所以在日本，就能以最小代价吸收西洋文明，但是经过观察，他不得不肯定日本人的生活中存在着与西洋文明完全不同的品格，他又注意到日本人似乎拥有的洁净信仰。但他依然困惑，他的思考开始上溯到关于教育的敕语、赐予军人的敕谕。这样，他最终有了结论：中国危在旦夕，疾病并非来自于肉体，而是国民精神出了问题，如果要治病救国，文艺就是捷径。明治三十九年他退学又重回东京。作者着力描写周树人在仙台与日本人的美好交往，让各色日本男女以及幼童出场，并打算在他去东京的地方搁笔。作者对晚年鲁迅只字未提，仅仅描写了作为清国留学生的“周先生”。不卑视中国人，也不进行浅薄煽动，而是用独立的态度对青年周树人进行客观善意的描写，就是为让现代中国青年阅读时，使其产生这种感受：日本也有我们的理解者。
说到写鲁迅，必须提到日本学者竹内好。竹内好是日本研究鲁迅第一人，也是日本现代著名思想家。他的《鲁迅》成为日本鲁迅研究的经典之作，其阐释的鲁迅被称为“竹内鲁迅”。但竹内好曾对《惜别》有过严厉批评，认为太宰治对鲁迅的屈辱感认识不足。这种批评主导了战后日本学术界对《惜别》的认识。竹内的批评有合理性，但也有片面之处，遮蔽了《惜别》中的许多重要问题。事实上，鲁迅的复杂性需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释。《惜别》固然是在“想象”鲁迅，但小说对于鲁迅文化观的表述、对于弃医从文动机的解释都有启发性，《惜别》其实是在用另一种方式接近鲁迅的复杂性。
就对中国的了解而言，与竹内好相比，太宰治仅是个门外汉。不过，这种身份的差异并不意味着他的中国观、鲁迅观在价值层面上一定在竹内好之下。职业化的中国研究能够深化对中国的认识，但“习以为常”也有可能对某些问题“视而不见”。非专业的背景有可能使太宰治表现出日本人的另一种敏感与真实，置身门外使太宰治保持了更多日本人的纯粹性，而这种纯粹性是我们必须正视的。毕竟，在日本国民中，研究鲁迅是极少数，想象鲁迅则是大多数；研究中国是极少数，而想象中国则是大多数。
六十年前，太宰治在《惜别》中试图解决的问题依然还在，所幸鲁迅与藤野先生的友谊成为中日近代史上的一抹亮色。朝花夕拾，看《惜别》是否能给中国读者带来新鲜的感受。
参考文献：
[1]太宰治：《惜别》 新星出版社 2006-1.
[2]薛毅：《竹内好与鲁迅》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8.
[3]伊藤虎丸：《鲁迅与日本人》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12.
关键词：鲁迅；《惜别》；竹内好；太宰治；对比
作者简介：党哲林，陕西师范大学汉语国家教育硕士。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9-0-01
太宰治是日本现代著名作家，但在中国几乎鲜为人知。1909年太宰治出生在一个富足的大地主家庭，他在中学期间就显示出文学创作方面的天赋。1930年他考入东京大学法国文学科，参与非法的日本共产党左翼运动、反抗地主家庭、与艺妓恋爱等等“逆行”导致了“分家除籍”。1929年到1930年，刚过二十岁的他就两次自杀未遂，对于太宰治来说，自杀未遂并非胆怯，而是死亡的艰难。他的《斜阳》中的主人公认为：人为恋爱与革命而生。这也是作者的心声。1948年6月13日，太宰治抛弃妻子，在东京西郊与情人投河自尽。从1933年算起他的创作仅有十八年，但却留下了《斜阳》、《人间失格》等名作。其作品取材于历史记述、民间传说或个人生活经历，语言别致、构思独特，包含着深刻的生命体验。相比之下，战末受日本内阁情报局和日本文学报国会委托而创作的长篇小说《惜别》，内容可疑且艺术表现粗糙。为此，《惜别》在日本学界并未受到重视，甚至没有被收入到《太宰治全集》。
《惜别》从明治三十五年开始写起，讲述了周树人到达横滨及随后两年间在弘文学院的生活。不过，他对于同伴们并没多少好感，明治三十七年，他进入没有清朝留学生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在仙台的两年成为他一生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他拥有了难得的良师益友，特别是藤野先生，后来在他名篇《藤野先生》中可见一斑。但更为重要的是，在仙台，他逐渐地认识到日本的真正形态。时值日俄战争，即使身为外国人的他，在感受到仙臺人们的爱国热情时也曾数次兴奋，但与眼前日本的活泼姿态相比，想到祖国江河日下，他心情绝望但又不能失去希望。本来，清国青年来日本留学的真实想法是：应当去学习西洋文明，但日本已通过明治维新将西洋文明很好的内化掉，所以在日本，就能以最小代价吸收西洋文明，但是经过观察，他不得不肯定日本人的生活中存在着与西洋文明完全不同的品格，他又注意到日本人似乎拥有的洁净信仰。但他依然困惑，他的思考开始上溯到关于教育的敕语、赐予军人的敕谕。这样，他最终有了结论：中国危在旦夕，疾病并非来自于肉体，而是国民精神出了问题，如果要治病救国，文艺就是捷径。明治三十九年他退学又重回东京。作者着力描写周树人在仙台与日本人的美好交往，让各色日本男女以及幼童出场，并打算在他去东京的地方搁笔。作者对晚年鲁迅只字未提，仅仅描写了作为清国留学生的“周先生”。不卑视中国人，也不进行浅薄煽动，而是用独立的态度对青年周树人进行客观善意的描写，就是为让现代中国青年阅读时，使其产生这种感受：日本也有我们的理解者。
说到写鲁迅，必须提到日本学者竹内好。竹内好是日本研究鲁迅第一人，也是日本现代著名思想家。他的《鲁迅》成为日本鲁迅研究的经典之作，其阐释的鲁迅被称为“竹内鲁迅”。但竹内好曾对《惜别》有过严厉批评，认为太宰治对鲁迅的屈辱感认识不足。这种批评主导了战后日本学术界对《惜别》的认识。竹内的批评有合理性，但也有片面之处，遮蔽了《惜别》中的许多重要问题。事实上，鲁迅的复杂性需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释。《惜别》固然是在“想象”鲁迅，但小说对于鲁迅文化观的表述、对于弃医从文动机的解释都有启发性，《惜别》其实是在用另一种方式接近鲁迅的复杂性。
就对中国的了解而言，与竹内好相比，太宰治仅是个门外汉。不过，这种身份的差异并不意味着他的中国观、鲁迅观在价值层面上一定在竹内好之下。职业化的中国研究能够深化对中国的认识，但“习以为常”也有可能对某些问题“视而不见”。非专业的背景有可能使太宰治表现出日本人的另一种敏感与真实，置身门外使太宰治保持了更多日本人的纯粹性，而这种纯粹性是我们必须正视的。毕竟，在日本国民中，研究鲁迅是极少数，想象鲁迅则是大多数；研究中国是极少数，而想象中国则是大多数。
六十年前，太宰治在《惜别》中试图解决的问题依然还在，所幸鲁迅与藤野先生的友谊成为中日近代史上的一抹亮色。朝花夕拾，看《惜别》是否能给中国读者带来新鲜的感受。
参考文献：
[1]太宰治：《惜别》 新星出版社 2006-1.
[2]薛毅：《竹内好与鲁迅》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8.
[3]伊藤虎丸：《鲁迅与日本人》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