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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赋文体作为我国文学史上特有而古老的文学样式之一，它的萌芽、繁荣、衍变都在文学史上留下了绚烂轨迹。同时不难发现赋文体的兴盛与其同时代存在的文人集团的集体创作活动密切相关。文章试从特定历史时空下文人集团的文学活动促使了赋文体的兴盛进行论述。
关键词：赋体文学；文人集团；兴盛
作者简介：陈志丹（1986-），女，河南省安阳县人，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9-0-02
一、赋体文学溯源
赋体文学作为我国所特有而古老的一种文学样式，萌芽于战国，鼎盛于汉代，且在漫长的中国文学史中不断涌现经典之作，呈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在以诗、词、歌、赋并称的中国传统文学体裁中，赋体文学占据着不可小觑的地位，且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文坛霸主姿态示人。
（汉）许慎《说文解字》“赋，敛也，从贝武声，方过切。”由此可知“赋”本义是贡赋，古代的时候人们将赋税上交国家陈于庭上。且上古时敷、布、铺同声、同韵，因此赋有时也具有铺陈之意。赋，引申入文学，诵诗述志或引诗言志皆称为赋，《左传》中多有如是记载。“不歌而诵谓之赋”、“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朦诵，百工谏”“赋”即赋诗，赋诗皆不和乐。而现存最早以赋名篇的文学作品是战国末期荀子的《赋篇》，《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也曾记载：“先王之赋颂，钟鼎之铭”，故而可知战国末期赋体文学已茁壮萌芽破土出世。
关于赋体文学起源学术界历来莫衷一是、众说纷纭，主要有古诗之流说、纵横家说、隐语说、战国诸子说等，台湾学者陈韵竹在《论赋之起源》中如是论述：
在文学发展的长河中，任何一种新文类的发生与形成，其渊源都不会是单一的，“赋”亦是如此。新的文类必须在一种适宜的文化环境土壤中孕育，并汲取此前许多文学体裁的艺术技巧和语言样式为养分，经过相当时间的成长，遂渐发展成自己的面貌与姿态，其中既是时代各种思想观念的交融发酵，又是审美情趣的沉淀积累，最后表现为某种特定的语言组构形态，而这种作为某一文体外在语言组构形态的特征，便是区别于其他文体的形态标志。任何一种新文体的产生，它作为一种结果，必然是此前已经存在的诸多与之相关的要素共同作用的产物，也就是说，这种演进轨迹不是呈现为单一的直线型，它应当是多源头的错综交织汇流。
陈先生论述甚是妥帖，任何一种文体的诞生，要具备适宜它生长的众多因素才可以，然其最为重要的一个因素——市场需求，即赋体文学的最初功用——逞辞炫才、粉饰太平、歌功颂德。同时确认了其创作主体、创作场景的特殊性。
二、齐稷下文人集团与赋之初现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中记载：“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烜赫一时的稷下学宫中有一位对赋体文出现有卓越贡献的学者——荀子，“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且很受重视，在齐襄王时，“最为老师”“三为祭酒”。且《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也有相似的记载：“自邹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予、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
不论齐国国君出于政需还是受到当时招贤纳士礼贤之风的影响，他把众多不同学派的学士召集起来，为他们各抒己论，提供了自由辩论的场所平台，让其充分发挥自身的才能“各著书言治乱之事”。荀子《赋篇》作为我国第一篇以赋命名的文学作品，在这个学术开放自由，切磋技艺的创作氛围中，不可不受其影响。加之齐楚之地特殊的文化和时代背景，一种新的文学样式赋体文学诞生，并将长期称霸我国文坛，这不无稷下文人集团的集体创作活动之功。
三、楚宫廷文人集团与赋之成熟
楚宫廷文人集团以宋玉、景差、唐勒等人为代表对赋体文学的大力创作是赋之成熟的关键。
楚襄王既登阳云之台，令诸大夫景差、唐勒、宋玉等并造《大言赋》，赋毕而宋玉受赏。王曰：“……然则上坐者未足明赏，贤人有能为《小言赋》者，赐之云梦之田。”景差曰……唐勒曰……宋玉曰……王曰：“善，赐以云梦之田。
（《小言赋》）
楚襄王与唐勒、景差、宋玉游于阳云之台。王曰：“能为寡人大言者上座。”王因唏曰……至唐勒，曰……至景差，曰……至宋玉，曰……（《大言赋》）
唐勒与宋玉言御襄王前，唐勒先称曰……宋玉曰……
《讽赋》言：“楚襄王时，宋玉休归，唐勒谗之于王。”王谓玉曰……玉曰……
综上史料可知：国君的爱好、参与及出面组织竞才类的文学创作活动促进了赋体的成熟，也体现出赋体文学之初的功用——逞才炫学，大小言赋中所呈现的文人集体文学创作活动“同赋一物”更是呈现出激烈的竞赛因子，在获胜物质上的奖励外更使文人得到心理精神上的满足。
四、梁园宾客集团与赋之盛行
赋体文学的真正盛行是从汉武帝时始，武帝之前中央朝廷汉景帝不喜好辞赋，所以具有赋学才能的文学之士不受重视，纷纷离去而被诸侯王所接纳。在这些诸侯藩王中以吴王、淮南王、梁孝王三人尤为著名。
“汉兴，诸侯王皆自治民聘贤，吴王招致四方游士，阳与吴严忌、枚乘等俱仕吴，皆以文辩著名。”
“淮南王安，为人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推循百姓，流名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
“（梁孝王）招延四方豪杰，自山以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之属。”
在这些诸侯国的宾客中，不少人具备很高的文学才能。《汉书·艺文志》中曾记载有“淮南王赋八十二篇”和“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赋作颇为繁盛，蔚为大观，可惜大多散佚。吴王和梁孝王两个藩国相继出现鼎盛时期，使得一些文人經历先游吴、后入梁的生命体验。例如景帝时期的邹阳、枚乘、严忌，“知吴不可说，皆去之梁，从孝王游”及“复游梁，梁客皆善属辞赋，（枚）乘尤高”，据《汉书·艺文志》中记载，枚乘赋九篇，庄夫子（严忌）赋二十四篇，但鉴于史料有限已不可考证具体作品作于何地，现存世的枚乘作品仅《七发》一篇，然其在赋史的地位不容小觑，被视为汉大赋的滥觞之作，奠定了散体大赋的基础。与其并行游吴的还有“朱买臣赋三篇”“严助赋三十五篇”，今皆已散佚殆尽。《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汉景帝不喜好辞赋，恰逢此时梁孝王来朝见汉景帝，跟随在梁孝王身边的有学之士有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等人“（司马）相如见而悦之。因病免，客游梁”。据《汉书·艺文志》中记载“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现可考存世者有七篇。司马相如在赋史上的地位是不可被超越的，其赋作奠定了聘辞大赋的基本模式，并使赋文体长期称霸我国文坛，鲜有能与之相匹敌者。
汉初的各诸侯国中文人集团宾客继承了春秋战国时期游士们的铮铮傲骨和相对自由的人身，如邹阳、枚乘、严忌在吴国不受重视谏言无果，毅然决绝“皆去之梁，从孝王游”。当然各诸侯王的礼贤招揽与延纳也是一方面原因，但这些文士更为看重是，居此既不能实现自我价值“去之”游他处。此时赋家更为追求精神上的同气相求与切磋赋艺的愿景，才积极主动地参与文人集团，共同参与当时流行的赋体文学创作。如烜赫一时并为后世文人时时怀念的梁孝王文人集团，其宾客“皆善属辞赋”。其中最负盛名的有枚乘、司马相如等人，且对赋体文学的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史料记载，枚乘一生所好钟于辞赋，随心而行，追求赋趣相投的“英俊并游”。司马相如亦是穷则独善其身个时选择了，与自己赋趣相投的梁园宾客。而相如却也不负这个人才济济、以竟才炫学为能事的文人集团，创作出了汉大赋的典范之作亦自己的成名作——《子虚赋》。《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梁孝王让司马相如与诸生同舍，“相如得与诸生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也正是由于这篇诸侯游猎赋偶然间被汉武帝发现赏识，才得以为汉赋的鼎盛伏下契机。
“（汉）武帝春秋二十九年乃得皇子，群臣喜，故皋与东方朔作《皇太子生赋》及《立皇子禖祝》，受诏所为，皆不从故事，重皇子也”，由此可知作赋在当时的盛行，为同题作赋，其结果“皋为赋善于朔也”。这种文人集团集体创作活动对赋文体的发展、衍变具有不可抹煞的功绩。
综上论及，齐稷下文人集团对赋之初现，楚宫廷文人集团对赋之成熟，梁孝王文人集团、汉武帝言语侍从对赋之盛行，无不起到不可小觑之功。
参考文献：
[1]（汉）司马迁撰.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9月第1版.
[2]（东汉）班固撰.汉书[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
[3]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人集团与文学风貌[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
[4]郭建勋.先唐辞赋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
[5]曹虹.中国辞赋源流综述[M].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9月第1版.
关键词：赋体文学；文人集团；兴盛
作者简介：陈志丹（1986-），女，河南省安阳县人，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9-0-02
一、赋体文学溯源
赋体文学作为我国所特有而古老的一种文学样式，萌芽于战国，鼎盛于汉代，且在漫长的中国文学史中不断涌现经典之作，呈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在以诗、词、歌、赋并称的中国传统文学体裁中，赋体文学占据着不可小觑的地位，且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文坛霸主姿态示人。
（汉）许慎《说文解字》“赋，敛也，从贝武声，方过切。”由此可知“赋”本义是贡赋，古代的时候人们将赋税上交国家陈于庭上。且上古时敷、布、铺同声、同韵，因此赋有时也具有铺陈之意。赋，引申入文学，诵诗述志或引诗言志皆称为赋，《左传》中多有如是记载。“不歌而诵谓之赋”、“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朦诵，百工谏”“赋”即赋诗，赋诗皆不和乐。而现存最早以赋名篇的文学作品是战国末期荀子的《赋篇》，《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也曾记载：“先王之赋颂，钟鼎之铭”，故而可知战国末期赋体文学已茁壮萌芽破土出世。
关于赋体文学起源学术界历来莫衷一是、众说纷纭，主要有古诗之流说、纵横家说、隐语说、战国诸子说等，台湾学者陈韵竹在《论赋之起源》中如是论述：
在文学发展的长河中，任何一种新文类的发生与形成，其渊源都不会是单一的，“赋”亦是如此。新的文类必须在一种适宜的文化环境土壤中孕育，并汲取此前许多文学体裁的艺术技巧和语言样式为养分，经过相当时间的成长，遂渐发展成自己的面貌与姿态，其中既是时代各种思想观念的交融发酵，又是审美情趣的沉淀积累，最后表现为某种特定的语言组构形态，而这种作为某一文体外在语言组构形态的特征，便是区别于其他文体的形态标志。任何一种新文体的产生，它作为一种结果，必然是此前已经存在的诸多与之相关的要素共同作用的产物，也就是说，这种演进轨迹不是呈现为单一的直线型，它应当是多源头的错综交织汇流。
陈先生论述甚是妥帖，任何一种文体的诞生，要具备适宜它生长的众多因素才可以，然其最为重要的一个因素——市场需求，即赋体文学的最初功用——逞辞炫才、粉饰太平、歌功颂德。同时确认了其创作主体、创作场景的特殊性。
二、齐稷下文人集团与赋之初现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中记载：“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烜赫一时的稷下学宫中有一位对赋体文出现有卓越贡献的学者——荀子，“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且很受重视，在齐襄王时，“最为老师”“三为祭酒”。且《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也有相似的记载：“自邹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予、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
不论齐国国君出于政需还是受到当时招贤纳士礼贤之风的影响，他把众多不同学派的学士召集起来，为他们各抒己论，提供了自由辩论的场所平台，让其充分发挥自身的才能“各著书言治乱之事”。荀子《赋篇》作为我国第一篇以赋命名的文学作品，在这个学术开放自由，切磋技艺的创作氛围中，不可不受其影响。加之齐楚之地特殊的文化和时代背景，一种新的文学样式赋体文学诞生，并将长期称霸我国文坛，这不无稷下文人集团的集体创作活动之功。
三、楚宫廷文人集团与赋之成熟
楚宫廷文人集团以宋玉、景差、唐勒等人为代表对赋体文学的大力创作是赋之成熟的关键。
楚襄王既登阳云之台，令诸大夫景差、唐勒、宋玉等并造《大言赋》，赋毕而宋玉受赏。王曰：“……然则上坐者未足明赏，贤人有能为《小言赋》者，赐之云梦之田。”景差曰……唐勒曰……宋玉曰……王曰：“善，赐以云梦之田。
（《小言赋》）
楚襄王与唐勒、景差、宋玉游于阳云之台。王曰：“能为寡人大言者上座。”王因唏曰……至唐勒，曰……至景差，曰……至宋玉，曰……（《大言赋》）
唐勒与宋玉言御襄王前，唐勒先称曰……宋玉曰……
《讽赋》言：“楚襄王时，宋玉休归，唐勒谗之于王。”王谓玉曰……玉曰……
综上史料可知：国君的爱好、参与及出面组织竞才类的文学创作活动促进了赋体的成熟，也体现出赋体文学之初的功用——逞才炫学，大小言赋中所呈现的文人集体文学创作活动“同赋一物”更是呈现出激烈的竞赛因子，在获胜物质上的奖励外更使文人得到心理精神上的满足。
四、梁园宾客集团与赋之盛行
赋体文学的真正盛行是从汉武帝时始，武帝之前中央朝廷汉景帝不喜好辞赋，所以具有赋学才能的文学之士不受重视，纷纷离去而被诸侯王所接纳。在这些诸侯藩王中以吴王、淮南王、梁孝王三人尤为著名。
“汉兴，诸侯王皆自治民聘贤，吴王招致四方游士，阳与吴严忌、枚乘等俱仕吴，皆以文辩著名。”
“淮南王安，为人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推循百姓，流名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
“（梁孝王）招延四方豪杰，自山以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之属。”
在这些诸侯国的宾客中，不少人具备很高的文学才能。《汉书·艺文志》中曾记载有“淮南王赋八十二篇”和“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赋作颇为繁盛，蔚为大观，可惜大多散佚。吴王和梁孝王两个藩国相继出现鼎盛时期，使得一些文人經历先游吴、后入梁的生命体验。例如景帝时期的邹阳、枚乘、严忌，“知吴不可说，皆去之梁，从孝王游”及“复游梁，梁客皆善属辞赋，（枚）乘尤高”，据《汉书·艺文志》中记载，枚乘赋九篇，庄夫子（严忌）赋二十四篇，但鉴于史料有限已不可考证具体作品作于何地，现存世的枚乘作品仅《七发》一篇，然其在赋史的地位不容小觑，被视为汉大赋的滥觞之作，奠定了散体大赋的基础。与其并行游吴的还有“朱买臣赋三篇”“严助赋三十五篇”，今皆已散佚殆尽。《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汉景帝不喜好辞赋，恰逢此时梁孝王来朝见汉景帝，跟随在梁孝王身边的有学之士有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等人“（司马）相如见而悦之。因病免，客游梁”。据《汉书·艺文志》中记载“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现可考存世者有七篇。司马相如在赋史上的地位是不可被超越的，其赋作奠定了聘辞大赋的基本模式，并使赋文体长期称霸我国文坛，鲜有能与之相匹敌者。
汉初的各诸侯国中文人集团宾客继承了春秋战国时期游士们的铮铮傲骨和相对自由的人身，如邹阳、枚乘、严忌在吴国不受重视谏言无果，毅然决绝“皆去之梁，从孝王游”。当然各诸侯王的礼贤招揽与延纳也是一方面原因，但这些文士更为看重是，居此既不能实现自我价值“去之”游他处。此时赋家更为追求精神上的同气相求与切磋赋艺的愿景，才积极主动地参与文人集团，共同参与当时流行的赋体文学创作。如烜赫一时并为后世文人时时怀念的梁孝王文人集团，其宾客“皆善属辞赋”。其中最负盛名的有枚乘、司马相如等人，且对赋体文学的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史料记载，枚乘一生所好钟于辞赋，随心而行，追求赋趣相投的“英俊并游”。司马相如亦是穷则独善其身个时选择了，与自己赋趣相投的梁园宾客。而相如却也不负这个人才济济、以竟才炫学为能事的文人集团，创作出了汉大赋的典范之作亦自己的成名作——《子虚赋》。《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梁孝王让司马相如与诸生同舍，“相如得与诸生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也正是由于这篇诸侯游猎赋偶然间被汉武帝发现赏识，才得以为汉赋的鼎盛伏下契机。
“（汉）武帝春秋二十九年乃得皇子，群臣喜，故皋与东方朔作《皇太子生赋》及《立皇子禖祝》，受诏所为，皆不从故事，重皇子也”，由此可知作赋在当时的盛行，为同题作赋，其结果“皋为赋善于朔也”。这种文人集团集体创作活动对赋文体的发展、衍变具有不可抹煞的功绩。
综上论及，齐稷下文人集团对赋之初现，楚宫廷文人集团对赋之成熟，梁孝王文人集团、汉武帝言语侍从对赋之盛行，无不起到不可小觑之功。
参考文献：
[1]（汉）司马迁撰.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9月第1版.
[2]（东汉）班固撰.汉书[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
[3]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人集团与文学风貌[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
[4]郭建勋.先唐辞赋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
[5]曹虹.中国辞赋源流综述[M].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9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