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这封只有十个字的辞职信所引发的共鸣和调侃，又一次将人们对理想生活的向往和迫于现实的无奈展露无遗。
　　为理想一搏，还是留下来上班挣钱供房子，这种困惑和选择，如同规矩的人内心里偶有的促狭，总会借着机会冒芽。它最大的意义，是在自由隐逸的话题周期性沉寂后，借着热点的名义，把无数浑浑噩噩的人又狠狠地刺激和撩拨了一番。
　　去年在微信朋友圈传疯的一篇名为《借山而居》的文章，讲述了一个画家花4000元租下终南山小院准备过20年山居生活的过程。还有一篇《三五知己，一处小院，择邻而居》的文章，推崇一种美式田园生活，也把好多人惹得心痒难耐。再往前，是美国作家比尔·波特的《空谷幽兰》引发的隐士热。“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便是对这两篇文章和这一本书的高度浓缩。
　　但是，不管辞职信、文章和书多么撩拨，除了少数的出走者，更多的人，都选择继续沿着既定的现实生活轨道向前走。
　　每个人内心都住着一个隐士，即使只是偶然闪现，生命，也足够有寄托。
　　往历史的深处追溯，陶渊明所践行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和《归去来兮辞》所描述的意境，该是隐逸理想的最好范式。
　　陶渊明之前，严子陵是公认的隐士标榜。作为汉光武帝的同窗好友，他屡次拒召，终老林泉，被时人及后世颂为不慕权贵追求自适的榜样。浙江桐庐县的富春山麓，现在还有严子陵钓台。
　　而隐居箕山的许由和隐士巢父，大约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声名最显著的隐士了，他们以“巢许”并称，开启了中国经久不衰的隐逸传统。
　　但是，中国历史上的隐士，也并非都单纯如上述陶、严、许、巢。钱钟书先生说，一些隐士“待贾俟时，非枯槁于岩穴者，苟相荐引，不耻小官。”不过是以营名为手段、以退为进、有迹无实的假隐者，这就是中国文学与历史上有名的“终南捷径”。
　　还有一部分隐士，是因于“为政者亦识隐士妆点山林，其作用每胜于趋跄廊庙”，是有益于政教的。陈眉公先生的诗“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正说的此类隐士。
　　鲁迅先生说：“真的隐士，是声闻不彰，息隐山林的人物，但这种人物，世间是不会知道的。”按此推论，陶潜也好，严子陵也罢，都不能算真的隐士。至于《借山而居》中的画家，不过是一个懂得利用网络手段来为自己营名的假隐者，和真的隐士无关。
　　真隐也好，假隐也罢，中国几千年传承有序的隐逸传统，其实已经深深刻进了国人的精神基因，且每因时局、环境和风尚的变化而推陈出新。现实世界越迫急、生存环境越严酷，隐逸的理想就会越强烈。冲撞、反击、安顿，如此因循反复，从未两两相安。
　　只是忙碌的世界，见不得一个闲人。这个“见不得”，不是“容不下”，而是“受不了”。所以，做一个隐者，在大多数国人的实践里，不外是一种攀比心理。由是我们看到，旧的隐逸传统已经消亡，新的隐逸传统正在崛起，这是“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这句话的认识维度。它应成为当下破传统的隐逸宣言，并开启一种新的隐逸模式：随时保有的“出走心”和是处可隐的“静持心”。
　　关于“出走心”，《借山而居》的画家应是此类；而“静持心”，在成都有这样的例子。
　　赖高翔这个人，很多成都人已然不知道了。赖先生国学造诣异常深闳，对于先秦儒道以及诸子之学，造诣尤为精湛，在中国思想史方面，也多有创获。1950年，赖先生辞去成都蜀华中学校长职务，便归田务农于成都东郊董家山，不久移居沙河桥东，躬耕自养长达三十五年。期间虽累有征召，先生皆不为所动，被誉为当代隐士。他总结这段隐士生活为“不失掉自己”。这正是“是处可隐”的“静持心”。
　　归结而言，做当代隐士，“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这样的“出走”和“不失掉自己”的“静持”，当是不另有三的方便法门。看看自己，二选其一，其实也不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