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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创新 国家 支持
●放眼世界，不论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几乎所有重大技术创新背后都有政府之手的强力推动与支撑。
●中国应该认真梳理产业，在重点扶持行业的同时还需筛选重点扶持企业，重在取舍。“撒芝麻盐式”的普遍扶持实际是无足轻重的，调动广大企业的普遍积极性只是一厢情愿。有限资金再不能无限分散。
●创新型政企关系的第一关键是政府要界定清晰“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领域与范畴，另一关键是政府扶持企业创新时应当“如何为”。
若想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根本出路，打造创新型企业是根本基础。两个根本之根本是，创新型国家与创新型企业的创新型政企关系。国家创新体系与企业创新体系必须形成新型的良性互动，它既不同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大包大揽，也不同于前些年转轨时期的不管不顾大撒把。
政府是企业的“镇山之宝”
前不久，我再次考察了韩国三星集团，感触更深。三星经验一直是我思考的课题：中国的市场比韩国广阔，中国的工业配套体系比韩国发达，中国的人力资源也比韩国丰富，但迄今为止，为什么没有一家中国企业（不包括资源性或垄断型）能够达到三星集团的高度？
1969年，韩国三星以为日本三洋贴牌加工小黑白电视机起步，1972年开始生产三星品牌的黑白电视机。20年后的1993年，三星董事长李健熙提出把三星电子打造成世界一流IT企业的宏伟蓝图，如今三星电子在八个领域居全球第一，三星集团2004年纯利润达103亿美元。
三星的战略远见是令人钦佩的。但三星的成功之路给我的最大启示是，政府以超级手段扶持了三星的超级能力，使三星超速成长成为超大企业而获取超额利润。
韩国政府当年几乎倾其所有，以整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来扶持三星、现代等本国重点企业。政府出面担保，金融机构给企业巨额贷款，其数目曾高达被扶持企业净资产的很多倍，同时，政府出面把海外的韩国精英请回来致力于国内技术研发。此外，韩国政府的大量采购订单也为韩国企业的起飞助一臂之力。尽管韩国于1997年爆发金融危机，金融系统和政府财政险些崩溃，由此全球经济界人士对韩国模式颇有微词。但风雨过后，三星等企业真正成为世界巨头，它们一方面还本付息，另一方面巨额纳税，其回报促进了韩国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
我了解得知，韩国政府并非不知道当年之举风险甚大，但不铤而走险将永无出路，在权衡利弊之后，韩国政府以破釜沉舟的魄力，将巨额资金扶持当作风险投资，杀出血路而一举成功。韩国政府大赌大赢，韩国企业大举大得。
放眼世界，不论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几乎所有重大技术创新背后都有政府之手的强力推动与支撑。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屹立于全球市场的企业，无一不得到本国政府的垂青恩惠乃至鼎力相助。即使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政府也是企业的“镇山之宝”。
三分天下“扶”其一
聚焦中国，华为公司的成功已为世人瞩目。华为人在“贸工技”道路上整整奋斗了16年，终于在通讯领域的高端环节拥有了自主核心技术，并且在全球市场获得了较高附加值。殊不知，华为近几年的研发投入每年都高达数十亿元，占其销售额的10%乃至更高比例，几乎为华为自身利润不能承受之重，在其背后，是政府巨手的推动与支持。
中国为何没有多出几个华为？一个关键因素是，中国企业重大创新能力的形成与增强既有赖于国家创新体系的培养扶持，也必须得益于企业与国家两套体系的互动式相辅相成。同样值得指出的是，普遍扶持的策略已被证明是不成功的。中国应该认真梳理产业，在重点扶持行业的同时还需筛选重点扶持企业，重在取舍。“撒芝麻盐式”的普遍扶持实际是无足轻重的，调动广大企业的普遍积极性只是一厢情愿。有限资金再不能无限分散。
我对应由政府重点扶持的行业与企业有一个“三分法”——
第一类是在全球的新兴领域，中国企业与国外企业基本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对于诸如互联网之类的新兴行业的新兴企业，政府扶持重心应在软环境而非硬投入。这些行业和企业因想象空间巨大，并且因其不确定性而风险巨大，因此最适合利用国内民间风险投资与国外风险投资，尤其是利用国际资本市场。
第二类是对于发达国家大量转移且中国不具有优势的夕阳产业，政府应以“适者生存”原则彻底放手，任其在市场搏杀而获取顽强生命力。
第三类是全球市场前景广阔且具一定竞争优势的成熟行业，国家必须以非常方式大力扶持其超常规发展。因为在成熟行业按部就班发展不可能实现赶超，只能是亦步亦趋的跟随者，永远无法实现跨越式发展而成为行业领导者。
中国目前的优秀企业大都在这些成熟行业，但处于行业的中下端位置，不仅无暴利可言，甚至利润稀薄。这些成熟行业技术发展趋势清晰，一般不会因出现技术方向突变而行业格局大变，因此有助于中国企业在国家扶持下拾级而上地爬升到产业链高端环节。同时，这些行业需要巨大市场作为载体，而中国强大的内需足以把中国企业养成全球的重量级强手，而这些重量级企业一旦具有了国际竞争力，因其体量强大将成为中国经济的强有力支柱。
并且，中国产业将围绕这些超级航母而形成配套的产业集群，形成一种强大实力，避免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分工面临中低端化与边缘化危险，使得中国经济进入全球经济主流。
我们必须承认的普遍现实是，为了获取超额利润必须巨额投入研发，当利润稀薄则又无力加大研发投入。以方正为例，方正具有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对于某些领域的技术方向与趋势也具有较强把握能力，甚至清楚能够带来超额利润的主攻目标，但这些重大研发所需投入少则几亿多则几十亿。所以，方正在几个具有看得见广阔前景的重大研发项目上，都只能凭着自身的利润慢慢滚动投入，下得了狠心却下不了狠手。
中国特色自主创新
改革开放28年来，中国政企关系的变革一直以“政企分开”为主旋律，这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独特历史背景所造成。
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通过计划对企业的经济行为进行严格管理和调控，企业不过是行业主管部门的生产车间。从1978年开始，政府逐渐给企业放权松绑。而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双轨运行时期，政府部门的“越位”、“缺位”及“错位”这三位于一体之中，但总体趋势是政府对企业放权让利的同时，直接扶持力度也锐减。笔者认为，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政府转变职能的又一场“自我革命”开始，在强大的国际竞争压力下，政府如何扶持竞争力相对薄弱的中国企业，将成为突出而重大的主题。
2005年10月，中国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在2006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又强调“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笔者的理解是，在明确企业为创新主体后，政府不仅要迅速进行推动企业创新的制度创新，更需要建立国家扶持企业创新的支撑体系，政府创新与企业创新与时俱进。
创新型政企关系的第一关键是政府要界定清晰“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领域与范畴，另一关键是政府扶持企业创新时应当“如何为”。
在2006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一语中的：抓紧制定切实有效的激励政策，完善鼓励自主创新的金融财税政策，改善对高新技术企业的信贷服务和融资环境。
企业创新有风险，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政府与企业共担风险。一些创新风险可以通过企业的研发管理与风险控制加以规避，另一些风险却只能共同面对，这是创新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我相信，以中国人的创造精神与聪明才智，只要国家能够以大投入支持大创新，中国企业就能创出大奇迹。“神六”当数尖端科技，而中国人的研发投入只相当于美国人的1/9。因此，创新型政企关系是政府必须对重点企业的重大创新进行重磅扶持。
当今中国，许多重要领域的核心技术和关键产品仍需大量进口，科技创新的空间巨大。中国多数企业不是不想自主创新，不是不清楚创新所创造的超额价值，但是重大的科技创新需要雄厚的实力，当中国企业自身能力不足，国家应当作为坚实后盾。
（以上内容为作者在中国国际软件和信息服务交易论坛上的演讲。）
魏新履历
魏新，北京大学教授。毕业于北京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北大方正集团公司董事长。
魏新主持方正集团工作后，在集团经营领导班子的支持下，对集团业务及管理架构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整合。在组织架构、经营管理、分公司管理、人事管理方面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使方正集团运营体制更趋专业化、专门化，市场应变能力稳步增强，企业业绩持续提高，２００５年集团销售收入达２４５亿。
●放眼世界，不论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几乎所有重大技术创新背后都有政府之手的强力推动与支撑。
●中国应该认真梳理产业，在重点扶持行业的同时还需筛选重点扶持企业，重在取舍。“撒芝麻盐式”的普遍扶持实际是无足轻重的，调动广大企业的普遍积极性只是一厢情愿。有限资金再不能无限分散。
●创新型政企关系的第一关键是政府要界定清晰“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领域与范畴，另一关键是政府扶持企业创新时应当“如何为”。
若想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根本出路，打造创新型企业是根本基础。两个根本之根本是，创新型国家与创新型企业的创新型政企关系。国家创新体系与企业创新体系必须形成新型的良性互动，它既不同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大包大揽，也不同于前些年转轨时期的不管不顾大撒把。
政府是企业的“镇山之宝”
前不久，我再次考察了韩国三星集团，感触更深。三星经验一直是我思考的课题：中国的市场比韩国广阔，中国的工业配套体系比韩国发达，中国的人力资源也比韩国丰富，但迄今为止，为什么没有一家中国企业（不包括资源性或垄断型）能够达到三星集团的高度？
1969年，韩国三星以为日本三洋贴牌加工小黑白电视机起步，1972年开始生产三星品牌的黑白电视机。20年后的1993年，三星董事长李健熙提出把三星电子打造成世界一流IT企业的宏伟蓝图，如今三星电子在八个领域居全球第一，三星集团2004年纯利润达103亿美元。
三星的战略远见是令人钦佩的。但三星的成功之路给我的最大启示是，政府以超级手段扶持了三星的超级能力，使三星超速成长成为超大企业而获取超额利润。
韩国政府当年几乎倾其所有，以整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来扶持三星、现代等本国重点企业。政府出面担保，金融机构给企业巨额贷款，其数目曾高达被扶持企业净资产的很多倍，同时，政府出面把海外的韩国精英请回来致力于国内技术研发。此外，韩国政府的大量采购订单也为韩国企业的起飞助一臂之力。尽管韩国于1997年爆发金融危机，金融系统和政府财政险些崩溃，由此全球经济界人士对韩国模式颇有微词。但风雨过后，三星等企业真正成为世界巨头，它们一方面还本付息，另一方面巨额纳税，其回报促进了韩国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
我了解得知，韩国政府并非不知道当年之举风险甚大，但不铤而走险将永无出路，在权衡利弊之后，韩国政府以破釜沉舟的魄力，将巨额资金扶持当作风险投资，杀出血路而一举成功。韩国政府大赌大赢，韩国企业大举大得。
放眼世界，不论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几乎所有重大技术创新背后都有政府之手的强力推动与支撑。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屹立于全球市场的企业，无一不得到本国政府的垂青恩惠乃至鼎力相助。即使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政府也是企业的“镇山之宝”。
三分天下“扶”其一
聚焦中国，华为公司的成功已为世人瞩目。华为人在“贸工技”道路上整整奋斗了16年，终于在通讯领域的高端环节拥有了自主核心技术，并且在全球市场获得了较高附加值。殊不知，华为近几年的研发投入每年都高达数十亿元，占其销售额的10%乃至更高比例，几乎为华为自身利润不能承受之重，在其背后，是政府巨手的推动与支持。
中国为何没有多出几个华为？一个关键因素是，中国企业重大创新能力的形成与增强既有赖于国家创新体系的培养扶持，也必须得益于企业与国家两套体系的互动式相辅相成。同样值得指出的是，普遍扶持的策略已被证明是不成功的。中国应该认真梳理产业，在重点扶持行业的同时还需筛选重点扶持企业，重在取舍。“撒芝麻盐式”的普遍扶持实际是无足轻重的，调动广大企业的普遍积极性只是一厢情愿。有限资金再不能无限分散。
我对应由政府重点扶持的行业与企业有一个“三分法”——
第一类是在全球的新兴领域，中国企业与国外企业基本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对于诸如互联网之类的新兴行业的新兴企业，政府扶持重心应在软环境而非硬投入。这些行业和企业因想象空间巨大，并且因其不确定性而风险巨大，因此最适合利用国内民间风险投资与国外风险投资，尤其是利用国际资本市场。
第二类是对于发达国家大量转移且中国不具有优势的夕阳产业，政府应以“适者生存”原则彻底放手，任其在市场搏杀而获取顽强生命力。
第三类是全球市场前景广阔且具一定竞争优势的成熟行业，国家必须以非常方式大力扶持其超常规发展。因为在成熟行业按部就班发展不可能实现赶超，只能是亦步亦趋的跟随者，永远无法实现跨越式发展而成为行业领导者。
中国目前的优秀企业大都在这些成熟行业，但处于行业的中下端位置，不仅无暴利可言，甚至利润稀薄。这些成熟行业技术发展趋势清晰，一般不会因出现技术方向突变而行业格局大变，因此有助于中国企业在国家扶持下拾级而上地爬升到产业链高端环节。同时，这些行业需要巨大市场作为载体，而中国强大的内需足以把中国企业养成全球的重量级强手，而这些重量级企业一旦具有了国际竞争力，因其体量强大将成为中国经济的强有力支柱。
并且，中国产业将围绕这些超级航母而形成配套的产业集群，形成一种强大实力，避免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分工面临中低端化与边缘化危险，使得中国经济进入全球经济主流。
我们必须承认的普遍现实是，为了获取超额利润必须巨额投入研发，当利润稀薄则又无力加大研发投入。以方正为例，方正具有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对于某些领域的技术方向与趋势也具有较强把握能力，甚至清楚能够带来超额利润的主攻目标，但这些重大研发所需投入少则几亿多则几十亿。所以，方正在几个具有看得见广阔前景的重大研发项目上，都只能凭着自身的利润慢慢滚动投入，下得了狠心却下不了狠手。
中国特色自主创新
改革开放28年来，中国政企关系的变革一直以“政企分开”为主旋律，这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独特历史背景所造成。
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通过计划对企业的经济行为进行严格管理和调控，企业不过是行业主管部门的生产车间。从1978年开始，政府逐渐给企业放权松绑。而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双轨运行时期，政府部门的“越位”、“缺位”及“错位”这三位于一体之中，但总体趋势是政府对企业放权让利的同时，直接扶持力度也锐减。笔者认为，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政府转变职能的又一场“自我革命”开始，在强大的国际竞争压力下，政府如何扶持竞争力相对薄弱的中国企业，将成为突出而重大的主题。
2005年10月，中国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在2006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又强调“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笔者的理解是，在明确企业为创新主体后，政府不仅要迅速进行推动企业创新的制度创新，更需要建立国家扶持企业创新的支撑体系，政府创新与企业创新与时俱进。
创新型政企关系的第一关键是政府要界定清晰“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领域与范畴，另一关键是政府扶持企业创新时应当“如何为”。
在2006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一语中的：抓紧制定切实有效的激励政策，完善鼓励自主创新的金融财税政策，改善对高新技术企业的信贷服务和融资环境。
企业创新有风险，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政府与企业共担风险。一些创新风险可以通过企业的研发管理与风险控制加以规避，另一些风险却只能共同面对，这是创新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我相信，以中国人的创造精神与聪明才智，只要国家能够以大投入支持大创新，中国企业就能创出大奇迹。“神六”当数尖端科技，而中国人的研发投入只相当于美国人的1/9。因此，创新型政企关系是政府必须对重点企业的重大创新进行重磅扶持。
当今中国，许多重要领域的核心技术和关键产品仍需大量进口，科技创新的空间巨大。中国多数企业不是不想自主创新，不是不清楚创新所创造的超额价值，但是重大的科技创新需要雄厚的实力，当中国企业自身能力不足，国家应当作为坚实后盾。
（以上内容为作者在中国国际软件和信息服务交易论坛上的演讲。）
魏新履历
魏新，北京大学教授。毕业于北京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北大方正集团公司董事长。
魏新主持方正集团工作后，在集团经营领导班子的支持下，对集团业务及管理架构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整合。在组织架构、经营管理、分公司管理、人事管理方面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使方正集团运营体制更趋专业化、专门化，市场应变能力稳步增强，企业业绩持续提高，２００５年集团销售收入达２４５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