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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认为，那些对中国经济前景的误判，产生于错误的观察方法和偏颇的理论依据。一旦将这些错误方法论予以澄清，必将拨开悲观论调的重重迷雾，重新看到中国经济前景一片光明
如何实现L型中高速增长
《新经济导刊》：现在最重要的经济问题就是增长速度下行，其他许多问题都是由此衍生出来的。所以首先请您分析，经济减速是如何形成的？
蔡昉：对此国际和国内都有很多讨论，国际国内各种声音都有，有些人认为中国面临的是周期性的减速，还是一些人从长期趋势角度分析。我们预测了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变化。2010年之前潜在增长率大体是10%，从那时开始就迅速降到了“十二五”时期的7.6%，从“十三五”时期开始进入6.2%的阶段。潜在增长率是供给侧因素形成的，周期性需求侧因素只能导致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的偏离。如果把实际增长率减去潜在增长率，可以得出增长率缺口。如果这个缺口是负数，说明没有把生产能力充分发挥出来。只有在负的经济增长缺口的时候，需求侧的宽松政策才能刺激经济增长。
如果认为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仍然是10%，而现在的增长速度是6%到7%，则会得出负的增长率缺口，就会使人们认为减速是由于周期性、需求侧的因素，就会不断提出经济下行何时触底的问题，就要期待政策刺激和一个V字形的反转。事实上，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已经降下来了，不是10%了，所以也没有明显的负增长缺口。经济减速是因为潜在增长率下降，而不是因为需求不足。
《新经济导刊》：从供给侧认识经济增长，就意味着放弃国民经济恒等式（或所谓“三驾马车”需求因素分析法），而转向从生产函数的角度，观察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因素。
蔡昉：是的。我们由此可以发现以下四个现象。
第一是劳动力的持续短缺从而导致工资上涨。与任何商品一样，数量出现短缺，价格就上涨。在一定时间内，工资的上涨可以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去弥补，但是如果劳动力短缺过于严重，工资上涨得过快，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跟不上，就会导致单位劳动成本的提高。单位劳动成本与工资成正比，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其过快提高，意味着与发达制造业国家相比，我们在制造业上的比较优势趋于下降。
第二是新成长劳动力和人力资本逐渐减少。新成长劳动力包括各级各类学校每年毕业未升学和辍学的年轻人，即每年真正进入劳动力市场就业的人。这部分人也代表着人力资本的增量。新成长劳动力增长速度下降，也就意味着人力资本改善速度下降。计算表明，从2014年到2020年，每年新成长人力资本（新成长劳动力乘以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增长率是负1.3%。
第三是资本大规模替代劳动，导致资本劳动比的过快上升，进而，如果人力资本不能同步得到改善的话，资本回报率则不可避免下降。根据白重恩等人计算，2008-2013年期间，资本回报率下降了45%。这也是投资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
第四是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空间缩小，传统模式下的城镇化也即将减速。过去经济增长既靠生产要素的积累，也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在中国，接近一半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来自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转移到生产率高的部门，即资源重新配置效率。这种趋势很可能也会越来越弱，甚至会逆转。真正的农民工增量来自16岁到19岁的农村人口，这部分人口在2014年达到峰值，此后开始绝对减少，相应地，农民工增长率也减慢。这意味着疾风暴雨式的劳动力转移及其实现的资源重新配置也即将结束，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也会大幅度地减慢。
《新经济导刊》：经济体制一些领域的改革进度尚不尽如人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遇到“因为包袱重而等待、困难多而不作为、有风险而躲避、有阵痛而不前”的推进困难。这有哪些方面的原因？
蔡昉：第一，并不是每个人都相信改革能带来红利。改革红利看不见、摸不着，至少不敢说哪一项改革对应着哪部分红利。相反，实行需求侧的刺激政策，可以识别出财政性投资增加多少或者银行发放多少货币对应着GDP增速的百分点。所以有些地方和部门改革决心不大，反而倾向于使用刺激性政策手段，延误改革时机。第二，改革要靠全社会努力（激励相容）。改革成本可以确定是由谁来承担的，但改革红利并不是由支出了成本的主体排他性获得的，而是具有外部性。由于改革成本的分担和红利的分享还没有界定清楚，因此产生了改革的激励不相容问题，造成改革难以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着眼于提高劳动参与率、生育率、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等方面，以达到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效果。“三去一降一补”也是为了改进资源配置效率，提高潜在增长率。我们的测算表明，在相关领域推进改革，可以带来真金白银的改革红利。同时，以不同的力度和方式推进改革，会带来不尽相同的改革效果。
固然，根据权威人士的说法，就算不刺激，经济也跌不到哪儿去，到2050年中國经济增速才会降到世界平均值，在这之前还是高于世界平均值的；但是，实质性推进改革就能取得更好的结果。我们的模拟表明，改革越彻底、力度越大，未来的潜在增长率就越呈现出L型。
如何释放城镇化新红利
《新经济导刊》：当前，世界各国形势都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特别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其很可能会对经济全球化产生向后拉的动力。这个动力到底能不能把全球化往后拉？
蔡昉：这个很难说，但至少我们可以一方面尽己所能地推进全球化，另一方面做好我们的事情。这对于经济来说有两点，一是实现经济拉动力向内需转变；二是要进一步挖掘供给侧的经济增长因素，清除旧的障碍，所以我把新经济增长因素看作新的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新经济导刊》：就中国经济而言，已经到了这个发展阶段，我们的经济增长就不会在原来那个量级上了。
蔡昉：在2010年之前我们测算的经济潜在增长率应该在10%左右，总体上实际增长速度有波动，但长期趋势也是在10%左右。201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中国人口红利已经在消失，因此在“十二五”时期我们测算的潜在增长率是7.6%，事后也证明我们的实际增长速度是7.8%。按照我们现在的测算，如果没有别的因素，改革红利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的情况下，“十三五”期间大概是6.2%的潜在增长率，尽管这样，我们的实际增长率也仍然在我们的潜在增长率之上，因此我们现在没有通胀，也没有周期性失业的发生。但我们还是要探讨用什么方式能够让我们保持中高速，能够比静态测算出来的潜在增长率更好一些，这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认为城镇化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领域。 《新经济导刊》：有很多人认为经济增长还会回到原来的水平上，或者说我们现在遭遇的还是短期的周期性因素。他们会问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历史上其他经济体在我们这样的人均收入水平上都没有减速，还会保持很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为什么我们在人均收入水平这么低的情况下（相当于美国的20%）速度就要降下来呢？
蔡昉：我想主要是判断经济发展阶段时不能仅仅依据人均GDP水平，还有一个重要指标是人口结构，要看人口结构究竟有利于经济增长、能够创造人口红利，还是可能会产生人口负债，成为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
我们用人口扶养比和东南亚几个先行国家做比较，即15岁到59岁生产力强的人口能够支撑的依赖性人口（15岁之前以及60岁之后）情况。扶养比下降比较低的时期很自然就是人口红利比较充足的时期，反过来就意味着人口红利在消失，人口结构变成了食之者众、生之者寡。2010年进行人口普查时，总体来说扶养比正好下降到了最低点，在这之前是不断下降的人口红利冲突，到了最低点之后就迅速上升了。历史上日本大概在1970年开始降到了谷底，但它没有立刻上升，直到20年之后才上升，因此维持了高达20年的较低的人口扶养比。新加坡、韩国人均收入目前比我们高很多，但他们的人口扶养比的变化趋势跟我们几乎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在较低的收入水平上达到了比较高的老龄化程度，比较早地丧失了人口红利。
过去我们获取人口红利的主要手段其实是借助了城镇化，特别是农民工从农村、农业这些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向生产率高的城市和非农产业，这是一个重要贡献，未来如果还能继续保持下去，我们还可以得到经济增长的动能。
《新经济导刊》：新型城镇化可能还有一些新的经济增长源泉。改革时期传统城镇化如何为经济增长做贡献，今后其贡献方式将如何发生变化？
蔡昉：第一，城镇化主要是劳动力从农村转向城市，给我们带来了充分的劳动力供给，劳动力供给也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不会构成经济增长的瓶颈。农民工一直在城镇就业，但他们过去并没有被统计在城市的就业人群里，现在这部分人占的比重逐年增大，已经是稳定地在城镇就业的人口了。
为什么过去不统计农民工，现在统计农民工呢？因为城镇对劳动力需求越来越强烈，劳动力短缺现象越来越严重，农民工在城镇就业也就越来越稳定、越来越持续、时间越来越长。无论在住户调查还是企业调查中，都越来越把农民工当作城市就业者。很显然，农民工和向城市转移的农业劳动力成为劳动力供给的重要因素。
第二，我们知道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是资本积累，因为资本回报率比较高、储蓄率比较高，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才有这么大的贡献。农民工或城镇化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在供给侧，如果人口扶养比下降比较低，食之者寡、生之者众，能够把更多东西储蓄起来形成投资，与此同时劳动力无限供给、资本报酬递减现象不会过早发生，因此资本回报率也较高。目前的非户籍人口，也就是城镇化的新移民，他们具有更年轻、更具生产力的人口年龄构成，由于有了他们，我们整体城市的年龄构成更加合理，因此变得更有利于资本积累和资本回报率。
第三，城镇化对人力资本的贡献表现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中来，不仅从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都对劳动力群体作出了贡献，也就是说他们贡献了人力资本。总体来算，农民工比城市本地户籍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还是要低一些的，但由于进城的农民工大部分集中在相对年轻的群体中，而这些相对年轻的农民工和城市中年龄偏大的那部分劳动者来比较，受教育程度就高了，因此当他们进城替代了逐年退休的那部分年老的城市职工，城市的人力资本也得到了改善，因此我们说城镇化对人力资本的贡献也是非常明显的。
第四，经济结构的变化和城市化，说穿了其实是一个“库兹涅兹过程”。库兹涅兹是美国的一位经济学家，他认为整个资源流动的过程就是逐渐向更有效率的部门和地区配置的过程，因此整体生产率就会随之提高。在过去几十年里，农业劳动力比重和数量都在迅速下降，但是如果看统计年鉴会发现我们还有29%的人口在务农。实际上，如果你到村庄里，至少到县城里看中国经济，你就知道农村哪怕一个在40岁以下的劳动力，都很难找到。
因此重新估算后我们发现目前只有19%的人口在务农（比较保守的统计），其他人都在非农产业，因为我们的估算和官方统计有一个差额，但不知道我们算的比官方统计多出来的这部分人应该放在第二产业还是第三产业，所以我把他们单独列出来，正常的年份这部分人是在第二、三产业中，如果城市遇到不好的宏观经济形势，需要他们退回去，他们就会又回到农业生产力的蓄水池里。但農业越来越机械化了，因此这部分人越来越回不到农业中去了，他们已经稳定地从事非农产业了，这个过程就意味着这部分劳动力的重新配置，就是我们生产力提高的重要源泉，所以我们说它是“库兹涅兹过程”。
《新经济导刊》：现在我们能否把中国目前城镇化推进的方式、具体渠道做一个分解，来预测未来城镇化的趋势？
蔡昉：2010年的数据可以表明当前的情况，因为它最丰富。我们会看到城镇化的源泉，也就是城镇人口的增长只有16%来自城市自身，我们把它叫作“自然增长”，其他的84%都是“机械增长”，即从非城市地区迁入的，这里面26%的人是农民工。还有5%的人口，从农村转到城市的同时也得到了城市户口。农民工是没有得到城市户口的。贡献最大的53%的部分，这部分人口不是库兹涅兹的过程，我们把它叫作“就地转移”，工作性质没变、居住地没变，但因为行政区划的变化——比如过去一个地方叫“乡”现在叫“镇”，人的身份可能就随之而变，这部分人口对城镇化有很大的贡献，但是这部分人口的贡献有一定的虚拟性，并没有真正的“库兹涅兹进步”，只是人身份的改变而已。
因此真正有意义的是农民工这部分，农民工26%的贡献率如果继续持续，我们城镇化就具有可持续性。据此我们预测一下未来的城镇化。目前城镇化率是56%，到了2020年大约是60%，但到了2030年的时候就减速了，按照现在的预测只有67%，即使这样减速了的城镇化也需要依靠每年几百万到上千万的农民工继续从农村转向城市，我们把这部分人口叫作“农业转移人口”。 《新经济导刊》：这部分人口的趋势如何？
蔡昉：2014年时这部分人口已经到达了峰值，从去年开始它已经是负增长，农民工的增长速度也就会下降，城镇化也会有减速的趋势，因此我们需要推动城镇化，需要进行改革，改革可以得到及时的改革红利，也就证明，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加快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就可以提高城镇化的潜在增长能力。
我们前几年做了一个模拟，在2011到2020年期间，如果每年非农产业劳动参与率（劳动率供给）能增加1个百分点，对应这个时期的潜在增长率会增加0.88个百分点，几乎是1：1。同样地，如果全要素生产率的速度提高1个百分点，对应的潜在增长率几乎也会增加1个百分点，因此这两项改革是可以带来真金白银、实实在在、显而易见的改革红利。
《新经济导刊》：现在要推进相关改革，在您看来，主要应该做哪几件事情？
蔡昉：一是真正认识到改革是有改革红利的，改革和增长不是此消彼长、有此无彼，而是改革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至少户籍制度改革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增加劳动力供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二是即使认识到改革能够带来红利，但这个红利能够得到吗？户籍制度改革的成本已经确定了，目前来看，城市政府一定要承担这项成本，但它带来的改革红利对潜在增长率的提高是不是能够完全排他性地被当地城市政府获得呢？不一定，因此改革成本和改革收益变成了不对称的东西，这时候必须做出恰当的制度安排，让大家分担改革成本、分享改革红利，预期明确才可能推进改革。
最后我们应该看到，户籍制度的改革也是一样，要把目标定在机制体制的变化上，而不要用指标来考察它，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必须着眼于让真正意义上的资源重新配置，推动城镇化获得改革红利。如何打破“不可能三角”
《新经济导刊》：您的最新著作《读懂中国经济》主题是“大国拐点与转型路径”，近期已由中信出版社正式出版。能否向读者们介蔡昉新作《读懂中国经济》绍一下这本书的出版过程？
蔡昉：早在三年前，中信出版社的几位编辑就与我沟通，希望我把一些关于中国经济的理论思考写成一本易读易懂的书。所以从那时起，我就开始酝酿这本以“大国拐点与转型路径”为主题的书。为使书中的内容更加翔实，在过去几年里，我围绕该主题进行准备，对已有成果进行整理归纳，同时继续发表一些相关文章，做了一些讲座，并着手撰写本书，经过多次调整，最后定稿。
这本书的目标读者，既包括学习经济学的高校学生、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专业人士，也包括希望深刻了解中国经济走向的投资者和企业家，以及关心中国经济发展的一般读者。虽然书中或许有不尽完善之处，但这本书的确是我严肃研究之后，尝试较少依靠专业词汇进行表达的一个成果，希望能够对读者有所启发。
我要感谢中信出版集团经管出版社策划编辑袁开春、责任编辑王金强等对书稿的精心处理和认真编校。也要感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经济导刊》执行总编辑（新经济研究室主任）朱敏的热心协助，他为本书的策划、编审和出版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当然，这本书中可能尚存的任何错误，都应该由我本人承担。
《新经济导刊》：宏观经济学本来是由周期理论和增长理论两部分构成的，但是，专注于周期问题研究的学者往往缺乏增长视角。主流经济学家习惯于把观察到的经济增长减速，作为需求不足导致的周期现象来进行分析，由此是否会表现过分悲观的情绪？
蔡昉：把这个方法论应用于观察中国经济增速的减缓，无疑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因为中国经济面临的不是周期现象，而是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表现，从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是经济发展规律作用的结果，是进入经济新常态的特征之一。
如果我们把世界各经济体按照人均GDP进行排列，可以看到，经济体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经济增速递减只不过是规律性的现象。处在更高收入水平上的中国，與之前自身处在较低收入水平时比较，增速有所降低无疑再正常不过。更应该关注的是，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组标准，中国无论是在2000年以前处于低收入水平阶段时，还是在2000年-2010年期间处于中等偏下收入水平阶段时，以及目前处于中等偏上收入水平阶段（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时，其经济增速都显著高于同样发展阶段里所有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无须从周期性、需求侧着眼追求短期的V字形反弹，从供给侧认识新常态，才会看到中国经济政策定力之所在。
也有国外经济学家如巴罗教授，从增长视角观察中国经济减速。他认为，中国长期的高速增长是一种赶超现象，是经济增长趋同的成功案例，从趋同效应递减假说出发，不可能长期保持高速赶超，中国增长终将减速。中国以往实现赶超型高速增长，原因在于改革开放消除了妨碍资源配置的体制性障碍，释放人口红利，现在虽然增长减速，但中国经济赶超的条件依然存在，仍能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底气。并且，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挖掘传统发展动能，培养新的发展动能，我们还可以收获看得见摸得着的改革红利，进一步提高潜在增长率。
《新经济导刊》：毋庸讳言，中国经济也存在着自身的问题。然而，问题不在于增长的速度而在于增长的内涵，即存在着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穆迪分析人员斯卡特表示，中国确立并寻求的改革、增长和金融稳定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终究要有所取舍，至少在一定时期内放弃其中一个。对此您怎么看？
蔡昉：之所以把三个目标割裂开，赋予其彼此独立且对立的性质，也是由于因循了流行的观察视角和方法，因而未能抓住中国经济面临问题的本质。一旦我们从供给侧观察现象、分析问题和寻找出路，就会发现，改革、增长和稳定三者之间并不存在非此即彼或者此消彼长的关系。恰恰相反，正如三角形是力学上最稳定的结构一样，从供给侧入手，正确选择结构性改革方向和优先领域、分寸恰当并精准地推进这些改革，既可直接达到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目标，又有助于防范金融风险，实现经济和金融稳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性质，可以从其目标即提高潜在增长率来理解。有利于提高生产要素供给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改革，即属于此类改革，应该放在改革日程的优先位置。例如，在劳动力总规模不再增长的情况下，提高劳动参与率是今后一个时期扩大劳动力供给的重要选择。我们的分析表明，劳动参与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为潜在增长率赢得0.88个百分点的改革红利；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则可以赢得0.99个百分点的改革红利。这方面的改革包括户籍制度改革、降低企业成本和交易费用的政策调整、从体制上拆除不利于竞争的进入和退出障碍，等等。由于这类改革着眼于供给侧，无须过度倚重需求侧的刺激政策，因而也降低了金融风险，因此可以打破所谓的改革、增长和稳定“不可能三角”。
如何实现L型中高速增长
《新经济导刊》：现在最重要的经济问题就是增长速度下行，其他许多问题都是由此衍生出来的。所以首先请您分析，经济减速是如何形成的？
蔡昉：对此国际和国内都有很多讨论，国际国内各种声音都有，有些人认为中国面临的是周期性的减速，还是一些人从长期趋势角度分析。我们预测了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变化。2010年之前潜在增长率大体是10%，从那时开始就迅速降到了“十二五”时期的7.6%，从“十三五”时期开始进入6.2%的阶段。潜在增长率是供给侧因素形成的，周期性需求侧因素只能导致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的偏离。如果把实际增长率减去潜在增长率，可以得出增长率缺口。如果这个缺口是负数，说明没有把生产能力充分发挥出来。只有在负的经济增长缺口的时候，需求侧的宽松政策才能刺激经济增长。
如果认为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仍然是10%，而现在的增长速度是6%到7%，则会得出负的增长率缺口，就会使人们认为减速是由于周期性、需求侧的因素，就会不断提出经济下行何时触底的问题，就要期待政策刺激和一个V字形的反转。事实上，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已经降下来了，不是10%了，所以也没有明显的负增长缺口。经济减速是因为潜在增长率下降，而不是因为需求不足。
《新经济导刊》：从供给侧认识经济增长，就意味着放弃国民经济恒等式（或所谓“三驾马车”需求因素分析法），而转向从生产函数的角度，观察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因素。
蔡昉：是的。我们由此可以发现以下四个现象。
第一是劳动力的持续短缺从而导致工资上涨。与任何商品一样，数量出现短缺，价格就上涨。在一定时间内，工资的上涨可以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去弥补，但是如果劳动力短缺过于严重，工资上涨得过快，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跟不上，就会导致单位劳动成本的提高。单位劳动成本与工资成正比，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其过快提高，意味着与发达制造业国家相比，我们在制造业上的比较优势趋于下降。
第二是新成长劳动力和人力资本逐渐减少。新成长劳动力包括各级各类学校每年毕业未升学和辍学的年轻人，即每年真正进入劳动力市场就业的人。这部分人也代表着人力资本的增量。新成长劳动力增长速度下降，也就意味着人力资本改善速度下降。计算表明，从2014年到2020年，每年新成长人力资本（新成长劳动力乘以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增长率是负1.3%。
第三是资本大规模替代劳动，导致资本劳动比的过快上升，进而，如果人力资本不能同步得到改善的话，资本回报率则不可避免下降。根据白重恩等人计算，2008-2013年期间，资本回报率下降了45%。这也是投资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
第四是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空间缩小，传统模式下的城镇化也即将减速。过去经济增长既靠生产要素的积累，也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在中国，接近一半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来自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转移到生产率高的部门，即资源重新配置效率。这种趋势很可能也会越来越弱，甚至会逆转。真正的农民工增量来自16岁到19岁的农村人口，这部分人口在2014年达到峰值，此后开始绝对减少，相应地，农民工增长率也减慢。这意味着疾风暴雨式的劳动力转移及其实现的资源重新配置也即将结束，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也会大幅度地减慢。
《新经济导刊》：经济体制一些领域的改革进度尚不尽如人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遇到“因为包袱重而等待、困难多而不作为、有风险而躲避、有阵痛而不前”的推进困难。这有哪些方面的原因？
蔡昉：第一，并不是每个人都相信改革能带来红利。改革红利看不见、摸不着，至少不敢说哪一项改革对应着哪部分红利。相反，实行需求侧的刺激政策，可以识别出财政性投资增加多少或者银行发放多少货币对应着GDP增速的百分点。所以有些地方和部门改革决心不大，反而倾向于使用刺激性政策手段，延误改革时机。第二，改革要靠全社会努力（激励相容）。改革成本可以确定是由谁来承担的，但改革红利并不是由支出了成本的主体排他性获得的，而是具有外部性。由于改革成本的分担和红利的分享还没有界定清楚，因此产生了改革的激励不相容问题，造成改革难以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着眼于提高劳动参与率、生育率、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等方面，以达到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效果。“三去一降一补”也是为了改进资源配置效率，提高潜在增长率。我们的测算表明，在相关领域推进改革，可以带来真金白银的改革红利。同时，以不同的力度和方式推进改革，会带来不尽相同的改革效果。
固然，根据权威人士的说法，就算不刺激，经济也跌不到哪儿去，到2050年中國经济增速才会降到世界平均值，在这之前还是高于世界平均值的；但是，实质性推进改革就能取得更好的结果。我们的模拟表明，改革越彻底、力度越大，未来的潜在增长率就越呈现出L型。
如何释放城镇化新红利
《新经济导刊》：当前，世界各国形势都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特别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其很可能会对经济全球化产生向后拉的动力。这个动力到底能不能把全球化往后拉？
蔡昉：这个很难说，但至少我们可以一方面尽己所能地推进全球化，另一方面做好我们的事情。这对于经济来说有两点，一是实现经济拉动力向内需转变；二是要进一步挖掘供给侧的经济增长因素，清除旧的障碍，所以我把新经济增长因素看作新的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新经济导刊》：就中国经济而言，已经到了这个发展阶段，我们的经济增长就不会在原来那个量级上了。
蔡昉：在2010年之前我们测算的经济潜在增长率应该在10%左右，总体上实际增长速度有波动，但长期趋势也是在10%左右。201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中国人口红利已经在消失，因此在“十二五”时期我们测算的潜在增长率是7.6%，事后也证明我们的实际增长速度是7.8%。按照我们现在的测算，如果没有别的因素，改革红利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的情况下，“十三五”期间大概是6.2%的潜在增长率，尽管这样，我们的实际增长率也仍然在我们的潜在增长率之上，因此我们现在没有通胀，也没有周期性失业的发生。但我们还是要探讨用什么方式能够让我们保持中高速，能够比静态测算出来的潜在增长率更好一些，这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认为城镇化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领域。 《新经济导刊》：有很多人认为经济增长还会回到原来的水平上，或者说我们现在遭遇的还是短期的周期性因素。他们会问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历史上其他经济体在我们这样的人均收入水平上都没有减速，还会保持很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为什么我们在人均收入水平这么低的情况下（相当于美国的20%）速度就要降下来呢？
蔡昉：我想主要是判断经济发展阶段时不能仅仅依据人均GDP水平，还有一个重要指标是人口结构，要看人口结构究竟有利于经济增长、能够创造人口红利，还是可能会产生人口负债，成为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
我们用人口扶养比和东南亚几个先行国家做比较，即15岁到59岁生产力强的人口能够支撑的依赖性人口（15岁之前以及60岁之后）情况。扶养比下降比较低的时期很自然就是人口红利比较充足的时期，反过来就意味着人口红利在消失，人口结构变成了食之者众、生之者寡。2010年进行人口普查时，总体来说扶养比正好下降到了最低点，在这之前是不断下降的人口红利冲突，到了最低点之后就迅速上升了。历史上日本大概在1970年开始降到了谷底，但它没有立刻上升，直到20年之后才上升，因此维持了高达20年的较低的人口扶养比。新加坡、韩国人均收入目前比我们高很多，但他们的人口扶养比的变化趋势跟我们几乎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在较低的收入水平上达到了比较高的老龄化程度，比较早地丧失了人口红利。
过去我们获取人口红利的主要手段其实是借助了城镇化，特别是农民工从农村、农业这些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向生产率高的城市和非农产业，这是一个重要贡献，未来如果还能继续保持下去，我们还可以得到经济增长的动能。
《新经济导刊》：新型城镇化可能还有一些新的经济增长源泉。改革时期传统城镇化如何为经济增长做贡献，今后其贡献方式将如何发生变化？
蔡昉：第一，城镇化主要是劳动力从农村转向城市，给我们带来了充分的劳动力供给，劳动力供给也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不会构成经济增长的瓶颈。农民工一直在城镇就业，但他们过去并没有被统计在城市的就业人群里，现在这部分人占的比重逐年增大，已经是稳定地在城镇就业的人口了。
为什么过去不统计农民工，现在统计农民工呢？因为城镇对劳动力需求越来越强烈，劳动力短缺现象越来越严重，农民工在城镇就业也就越来越稳定、越来越持续、时间越来越长。无论在住户调查还是企业调查中，都越来越把农民工当作城市就业者。很显然，农民工和向城市转移的农业劳动力成为劳动力供给的重要因素。
第二，我们知道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是资本积累，因为资本回报率比较高、储蓄率比较高，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才有这么大的贡献。农民工或城镇化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在供给侧，如果人口扶养比下降比较低，食之者寡、生之者众，能够把更多东西储蓄起来形成投资，与此同时劳动力无限供给、资本报酬递减现象不会过早发生，因此资本回报率也较高。目前的非户籍人口，也就是城镇化的新移民，他们具有更年轻、更具生产力的人口年龄构成，由于有了他们，我们整体城市的年龄构成更加合理，因此变得更有利于资本积累和资本回报率。
第三，城镇化对人力资本的贡献表现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中来，不仅从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都对劳动力群体作出了贡献，也就是说他们贡献了人力资本。总体来算，农民工比城市本地户籍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还是要低一些的，但由于进城的农民工大部分集中在相对年轻的群体中，而这些相对年轻的农民工和城市中年龄偏大的那部分劳动者来比较，受教育程度就高了，因此当他们进城替代了逐年退休的那部分年老的城市职工，城市的人力资本也得到了改善，因此我们说城镇化对人力资本的贡献也是非常明显的。
第四，经济结构的变化和城市化，说穿了其实是一个“库兹涅兹过程”。库兹涅兹是美国的一位经济学家，他认为整个资源流动的过程就是逐渐向更有效率的部门和地区配置的过程，因此整体生产率就会随之提高。在过去几十年里，农业劳动力比重和数量都在迅速下降，但是如果看统计年鉴会发现我们还有29%的人口在务农。实际上，如果你到村庄里，至少到县城里看中国经济，你就知道农村哪怕一个在40岁以下的劳动力，都很难找到。
因此重新估算后我们发现目前只有19%的人口在务农（比较保守的统计），其他人都在非农产业，因为我们的估算和官方统计有一个差额，但不知道我们算的比官方统计多出来的这部分人应该放在第二产业还是第三产业，所以我把他们单独列出来，正常的年份这部分人是在第二、三产业中，如果城市遇到不好的宏观经济形势，需要他们退回去，他们就会又回到农业生产力的蓄水池里。但農业越来越机械化了，因此这部分人越来越回不到农业中去了，他们已经稳定地从事非农产业了，这个过程就意味着这部分劳动力的重新配置，就是我们生产力提高的重要源泉，所以我们说它是“库兹涅兹过程”。
《新经济导刊》：现在我们能否把中国目前城镇化推进的方式、具体渠道做一个分解，来预测未来城镇化的趋势？
蔡昉：2010年的数据可以表明当前的情况，因为它最丰富。我们会看到城镇化的源泉，也就是城镇人口的增长只有16%来自城市自身，我们把它叫作“自然增长”，其他的84%都是“机械增长”，即从非城市地区迁入的，这里面26%的人是农民工。还有5%的人口，从农村转到城市的同时也得到了城市户口。农民工是没有得到城市户口的。贡献最大的53%的部分，这部分人口不是库兹涅兹的过程，我们把它叫作“就地转移”，工作性质没变、居住地没变，但因为行政区划的变化——比如过去一个地方叫“乡”现在叫“镇”，人的身份可能就随之而变，这部分人口对城镇化有很大的贡献，但是这部分人口的贡献有一定的虚拟性，并没有真正的“库兹涅兹进步”，只是人身份的改变而已。
因此真正有意义的是农民工这部分，农民工26%的贡献率如果继续持续，我们城镇化就具有可持续性。据此我们预测一下未来的城镇化。目前城镇化率是56%，到了2020年大约是60%，但到了2030年的时候就减速了，按照现在的预测只有67%，即使这样减速了的城镇化也需要依靠每年几百万到上千万的农民工继续从农村转向城市，我们把这部分人口叫作“农业转移人口”。 《新经济导刊》：这部分人口的趋势如何？
蔡昉：2014年时这部分人口已经到达了峰值，从去年开始它已经是负增长，农民工的增长速度也就会下降，城镇化也会有减速的趋势，因此我们需要推动城镇化，需要进行改革，改革可以得到及时的改革红利，也就证明，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加快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就可以提高城镇化的潜在增长能力。
我们前几年做了一个模拟，在2011到2020年期间，如果每年非农产业劳动参与率（劳动率供给）能增加1个百分点，对应这个时期的潜在增长率会增加0.88个百分点，几乎是1：1。同样地，如果全要素生产率的速度提高1个百分点，对应的潜在增长率几乎也会增加1个百分点，因此这两项改革是可以带来真金白银、实实在在、显而易见的改革红利。
《新经济导刊》：现在要推进相关改革，在您看来，主要应该做哪几件事情？
蔡昉：一是真正认识到改革是有改革红利的，改革和增长不是此消彼长、有此无彼，而是改革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至少户籍制度改革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增加劳动力供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二是即使认识到改革能够带来红利，但这个红利能够得到吗？户籍制度改革的成本已经确定了，目前来看，城市政府一定要承担这项成本，但它带来的改革红利对潜在增长率的提高是不是能够完全排他性地被当地城市政府获得呢？不一定，因此改革成本和改革收益变成了不对称的东西，这时候必须做出恰当的制度安排，让大家分担改革成本、分享改革红利，预期明确才可能推进改革。
最后我们应该看到，户籍制度的改革也是一样，要把目标定在机制体制的变化上，而不要用指标来考察它，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必须着眼于让真正意义上的资源重新配置，推动城镇化获得改革红利。如何打破“不可能三角”
《新经济导刊》：您的最新著作《读懂中国经济》主题是“大国拐点与转型路径”，近期已由中信出版社正式出版。能否向读者们介蔡昉新作《读懂中国经济》绍一下这本书的出版过程？
蔡昉：早在三年前，中信出版社的几位编辑就与我沟通，希望我把一些关于中国经济的理论思考写成一本易读易懂的书。所以从那时起，我就开始酝酿这本以“大国拐点与转型路径”为主题的书。为使书中的内容更加翔实，在过去几年里，我围绕该主题进行准备，对已有成果进行整理归纳，同时继续发表一些相关文章，做了一些讲座，并着手撰写本书，经过多次调整，最后定稿。
这本书的目标读者，既包括学习经济学的高校学生、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专业人士，也包括希望深刻了解中国经济走向的投资者和企业家，以及关心中国经济发展的一般读者。虽然书中或许有不尽完善之处，但这本书的确是我严肃研究之后，尝试较少依靠专业词汇进行表达的一个成果，希望能够对读者有所启发。
我要感谢中信出版集团经管出版社策划编辑袁开春、责任编辑王金强等对书稿的精心处理和认真编校。也要感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经济导刊》执行总编辑（新经济研究室主任）朱敏的热心协助，他为本书的策划、编审和出版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当然，这本书中可能尚存的任何错误，都应该由我本人承担。
《新经济导刊》：宏观经济学本来是由周期理论和增长理论两部分构成的，但是，专注于周期问题研究的学者往往缺乏增长视角。主流经济学家习惯于把观察到的经济增长减速，作为需求不足导致的周期现象来进行分析，由此是否会表现过分悲观的情绪？
蔡昉：把这个方法论应用于观察中国经济增速的减缓，无疑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因为中国经济面临的不是周期现象，而是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表现，从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是经济发展规律作用的结果，是进入经济新常态的特征之一。
如果我们把世界各经济体按照人均GDP进行排列，可以看到，经济体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经济增速递减只不过是规律性的现象。处在更高收入水平上的中国，與之前自身处在较低收入水平时比较，增速有所降低无疑再正常不过。更应该关注的是，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组标准，中国无论是在2000年以前处于低收入水平阶段时，还是在2000年-2010年期间处于中等偏下收入水平阶段时，以及目前处于中等偏上收入水平阶段（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时，其经济增速都显著高于同样发展阶段里所有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无须从周期性、需求侧着眼追求短期的V字形反弹，从供给侧认识新常态，才会看到中国经济政策定力之所在。
也有国外经济学家如巴罗教授，从增长视角观察中国经济减速。他认为，中国长期的高速增长是一种赶超现象，是经济增长趋同的成功案例，从趋同效应递减假说出发，不可能长期保持高速赶超，中国增长终将减速。中国以往实现赶超型高速增长，原因在于改革开放消除了妨碍资源配置的体制性障碍，释放人口红利，现在虽然增长减速，但中国经济赶超的条件依然存在，仍能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底气。并且，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挖掘传统发展动能，培养新的发展动能，我们还可以收获看得见摸得着的改革红利，进一步提高潜在增长率。
《新经济导刊》：毋庸讳言，中国经济也存在着自身的问题。然而，问题不在于增长的速度而在于增长的内涵，即存在着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穆迪分析人员斯卡特表示，中国确立并寻求的改革、增长和金融稳定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终究要有所取舍，至少在一定时期内放弃其中一个。对此您怎么看？
蔡昉：之所以把三个目标割裂开，赋予其彼此独立且对立的性质，也是由于因循了流行的观察视角和方法，因而未能抓住中国经济面临问题的本质。一旦我们从供给侧观察现象、分析问题和寻找出路，就会发现，改革、增长和稳定三者之间并不存在非此即彼或者此消彼长的关系。恰恰相反，正如三角形是力学上最稳定的结构一样，从供给侧入手，正确选择结构性改革方向和优先领域、分寸恰当并精准地推进这些改革，既可直接达到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目标，又有助于防范金融风险，实现经济和金融稳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性质，可以从其目标即提高潜在增长率来理解。有利于提高生产要素供给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改革，即属于此类改革，应该放在改革日程的优先位置。例如，在劳动力总规模不再增长的情况下，提高劳动参与率是今后一个时期扩大劳动力供给的重要选择。我们的分析表明，劳动参与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为潜在增长率赢得0.88个百分点的改革红利；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则可以赢得0.99个百分点的改革红利。这方面的改革包括户籍制度改革、降低企业成本和交易费用的政策调整、从体制上拆除不利于竞争的进入和退出障碍，等等。由于这类改革着眼于供给侧，无须过度倚重需求侧的刺激政策，因而也降低了金融风险，因此可以打破所谓的改革、增长和稳定“不可能三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