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党我军的高级干部和高级将领中，涉外婚姻极为少见。原华北局书记李立三，1933年在莫斯科共产国际主办的远东出版社任中文部主任时，与俄罗斯女人基什基纳·叶利扎维达·帕尔洛夫娜（中国名字叫李莎）相恋相爱结成异国伴侣，共同革命，共谱心曲，白头偕老。只可惜李立三在“文革”中受尽迫害，被逼自尽。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首任空军司令刘亚楼的夫人塔玛拉（中国名字翟云英）也是一个华夏民族与俄罗斯民族的混血儿，他们的结合，演绎出了一个动人而又传奇的异国情缘故事。
　　
　　从苏军回到自己的部队
　　
　　1939年初秋的一天，初升的太阳刚刚照射在延安的宝塔山上，延安机场上簇拥着好几百人，一架苏联道格拉斯飞机已轰轰隆隆地发动起来，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与周恩来握手道别，祝他早日痊愈归来。原来，周恩来此行是去苏联医治臂伤，一同乘机前往的还有共产国际顾问李德和毛泽民、刘亚楼。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时，刘亚楼是红一军团十一师政委、师长，时任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长和教育长，这次受中共中央军委选派，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
　　刘亚楼是福建省武平县人，1910年3月出生在该县湘店乡湘洋村一个农民家庭。他家世世代代靠租种土地、砍柴卖柴为生，过着“辛苦挣钱辛苦花，一个铜板分两家，一两猪油擦半月，半盆糙米掺菜瓜”的穷苦日子。刘亚楼的母亲叫曹秀孜，生下他3天后，就因患产褥热离开了人世。父亲刘克芳给这个苦命的孩子取名“兴昌”，由于盼子成长心切，没过几天，又把孩子改名为“马长”。但因家境太穷，刘克芳只得把孩子送给同族好友、日子还能过得下去的铁匠刘德香抚养。刘德香夫妇把小马长接到家里后，给他改名叫“刘振东”。振东6岁那年进了私塾，长大成人后，在武北地下党员刘克模等人的影响下，参加了家乡的共产党小组活动，并担任联络员。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表示“工作更上一层楼”的决心，此时的刘振东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亚楼”。他后来参加了红军，20多岁便成长为一名身经百战的红军高级将领，成为一个立志为民族独立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革命者。毛泽东称赞地说：“你是一个敢打硬仗的指挥员。”
　　刘亚楼到了莫斯科，在伏龙芝军事学院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现代军事科学技术知识，熟练地掌握了俄罗斯语言和现代军事科学理论与军事技术。在这期间，他还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的军事实践，他杰出的指挥才能受到了苏军指挥员的赞赏。
　　苏联反法西斯侵略战争胜利后，1945年8月，苏军集结中俄边境，对日宣战。这时，刘亚楼化名“王松”，以苏军少校军官的身份随苏联对日作战部队回到阔别7年的祖国，踏上了东北的土地。由于他特殊的身份，被委任为驻大连苏军司令部与中共大连市委的联络员。
　　1946年2月的一天，刘亚楼来到大连，看望在医院养病的罗荣桓。罗荣桓时任东北民主联军政委，是刘亚楼在红军时期的老领导。
　　谈话之中，刘亚楼诚恳地说：“罗政委，我在国外已有7年了，很想回国与自己的战友们共同战斗，为建立一个新中国尽自己的力量，希望你能帮助我！”
　　罗荣桓心想，开辟东北的工作量很大，正需要各方面的人才，立刻满口答应：“好呵！亚楼同志，你既有国内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又经过出国深造，参加过苏德战争，回自己军队工作是非常合适的。”
　　刘亚楼一听，非常高兴，辞别罗荣桓后，他日夜盼望回到自己的部队。
　　东北局根据罗荣桓的推荐并报请中共中央，很快批准了刘亚楼归队的请求，并任命他为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
　　
　　韩光热心做“月老”
　　
　　1945年冬季的一天，中共大连市委组织主办了一个以“医治战争创伤，建设美好家园”为主题的先进事迹报告会。在报告会上，18岁的小学教师塔玛拉的报告很使人感动，她结合自己的身世和生活经历，控诉了侵略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和建设美好家园的决心，她讲得声情并茂、感情真切，台下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
　　在近千名听众中，刘亚楼是应市委书记韩光邀请前来参加报告会的。听着塔玛拉动人的报告，刘亚楼深受感动，不时发出“言之有理，言之有情，言之有力”的慨叹，并报之以阵阵掌声。坐在他身旁的韩光瞧见他对塔玛拉的神态和表情，知道他对她很有好感，心中有数了。
　　其实，韩光邀请刘亚楼来听报告是有意的。因为不久前，刘亚楼对韩光说：“我要在大连市解决婚姻问题了。”在接触中，韩光了解到刘亚楼仍是单身一人，历经婚姻变故之后，他迫切需要一个温暖的家。这个热心人便有意为他做“月老”，牵线搭桥。当时韩光心想：西平县有一个小学教员，不但人长得漂亮，而且条件也很好。如果刘亚楼能和她结婚，那就是美女配少校，天赐良缘呀，但不知道他是不是中意？
　　有了相当好的第一印象，韩光便一本正经地当起“月老”来了。一天下午，韩光陪着刘亚楼来到市委会客厅。客厅里坐着一位年轻漂亮、稳重大方的姑娘。韩光笑着介绍道：“王少校，这是翟云英同志，我们大连的妇女代表、先进工作者，她现在在市香炉礁水小学担任教师。其实，你已见过面了。”
　　刘亚楼一见翟云英，又惊又喜：“她不就是那天作报告的塔玛拉吗？”
　　韩光点点头说：“是的，这姑娘是半个苏联人，苏联名字叫塔玛拉，中国名字叫翟云英。”接着他又指着刘亚楼对塔玛拉说：“云英同志，这就是我给你介绍过的王松少校。”
　　塔玛拉知道刘亚楼在苏联7年，而且是一位英勇善战的将领。
　　近距离的接触，刘亚楼被这位流着俄罗斯民族血液的俏丽姑娘所吸引，姑娘也为认识这位战功赫赫的指挥官而高兴。韩光市长把刘亚楼拉到一旁，悄悄问道：“如果你认为这姑娘可以的话，我就正式同她说说。”
　　刘亚楼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顺口问道：“姑娘多大了？”
　　“18岁。”
　　“18岁，那不行。我都快36岁了，要大她一倍呢。”刘亚楼连连摇头。
　　“这年龄倒不是你们结合的障碍，关键是看你们的缘分，能不能谈得来。”韩光忙说。
　　刘亚楼说：“那好吧，双方先接触一下，谈不成就多交个朋友吧。”
　　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刘亚楼与塔玛拉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彼此的了解加深，同样的坎坷生活经历激起了彼此的心灵共鸣，他们相恋了。
　　刘亚楼了解到，塔玛拉的人生更加充满了坎坷和传奇。30多年以前，她的父亲原本是我国华北塘沽地区一个贫苦的农民，名叫翟凤歧，因为缺吃少穿，在家乡生活不下去，年仅15岁便告别相依为命的母亲和姐妹，孤身一人闯关东去了。在那军阀割据的年代，天下乌鸦一般黑，关东也同样是穷人的地狱，那里没有亲情，没有温暖。苦难生活的磨炼使翟凤歧变得坚强起来，为了寻求新的生活，1911年他和几个闯关东的年轻人踏着乌苏里江的冰凌走出了国界，来到了沙皇俄国卖苦力。这时，沙皇统治下的俄罗斯帝国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变革时期，一场震惊世界的“红色风暴”正在悄然兴起，为生存而踏入俄罗斯的翟凤歧等中国苦力在不自不觉之中卷入了这场“红色风暴”，参加了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成为一名英勇的“中国红军团”战士。在一次战斗中，他的腰部负伤，治好后被分配到伊凡诺沃纺织厂工作。在稳定、和平的生活环境中，翟凤歧与同厂年轻漂亮的俄罗斯姑娘安娜·卡兹米洛夫娜结婚了。不久，生下儿子安德烈和女儿塔玛拉（翟云英）。这时搁置了十数年的思乡念头又在翟凤歧的心里萌生，而且日益强烈。美丽、善良的安娜觉察到丈夫的思乡情结，理解并答应他再三考虑后提出的请求，随同丈夫带着一双儿女于1931年夏天回到了中国大连探亲，塔玛拉就这样来到了她父亲生长的国度，她的第二故乡——中国。翟凤歧找到了18年未见面的老母亲，为了孝敬母亲，翟凤歧留下来了，在大连当了一名码头装卸工。他经常在工人中间宣传列宁的伟大和苏联的幸福生活，同时教育小云英好好念书。一次翟凤歧在工友间宣传：“小日本快完蛋了！”被日本特务唐州听见了，报告给驻大连日军指挥官。第二天，七八个日本鬼子冲进翟家，诬蔑翟凤歧是苏联特务，把翟凤歧五花大绑捆起来带走，关押在旅顺监狱。为了解救丈夫早日出狱，安娜卖掉金戒指和耳环，托人请客送礼，日军才答应让翟凤歧与子女见面。于是塔玛拉带着侄儿来到旅顺监狱，与被折磨得骨瘦如柴的父亲相见，父女俩抱头痛哭，2个月后，翟凤歧在狱中被日本鬼子活活地打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