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社会经济是个新词。但如果简单地从它的某些基本特征来看——人人参与，民主管理，以满足人的需求而非盈利为首要目的，盈余在扣除发展基金后，其余全部用于分配——这种经济模式在中国倒不新鲜了。
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积极推行合作化运动，克服了农民个体经济分散、脆弱的特性，树立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理想，极大地调动起了农民的积极性，不仅推动农业在短时期内的快速发展，满足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发展对农产品的需求，避免了农村两极分化的危险，同时还创造性地就诸如退休养老、合作医疗及免费托幼等福利制度的建立进行了有力的探索。在城市，随着全民所有制的不断完善，形成了以企事业为核心的单位制度。尤其在企业，由于落实“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模式，鼓励并保障了劳动者参与管理与决策的权力，劳动者劳动、参与管理的热情空前高涨，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单位提供的低廉甚至免费的住房、医疗、教育、托幼、养老等福利，更是免去了劳动者的后顾之忧。
可以说，今天在中国出现的社会经济运动，并非发生于“空白”的背景之下。事实上，不少被视为社会经济的实践乃直接沿袭自社会主义时期农村集体经济的理念与制度。当然，今天社会经济动员的广度和深度还远不及当年的社会主义运动，但是面对今天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猛烈攻势，这些点点滴滴的对抗与努力显得异常宝贵。
作为“另类的”探索性的经济活动，今天中国的社会经济实践丰富多彩，有的立足于沿海发达地区，有的扎根发展缓慢的内陆。有的在农村，有的在城市。有的内生于社区的文化传统，有的依赖外来的支持力量。从大的类型来看，中国的社会经济首先是集体所有制经济。比如，位于河北的周家庄以及广东的崖口村，其集体经济实践从未中断。有的集体村庄则是“先分后合”，比如，河南的南街村，其当初响应改革开放政策，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6年之后又恢复集体耕种。其次是近年在国家政策鼓励下大量涌现的合作社。尽管很多因被大户操纵从而沦为“公司加农户”形制，但仍有不少人在努力践行真正意义上的“合作”，比如，山西永济市蒲州果品协会组织的红娘工艺品合作社，云南平寨的生态种植专业合作社等。无论中国社会经济的生存与发展的动力为何，这些“另类的”经济生产方式已经向我们展示，面对不断加剧的市场化、私有化、全球化带来的经济活动与在地社会日益严重脱节之后而出现的危机，我们依然有可能冲破资本主义的藩篱，撕裂全球化经济体系的小小缺口，将经济活动重新嵌入在地社会，推动社会健康发展。
本文将对今天中国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多视角的描述，探讨社会经济究竟可以帮助我们回应当下哪些社会问题。
一、发展生计，消除贫困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各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逐渐显现，贫富差距拉大，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贫困人口都在增加。因此，能否为社区成员创造就业机会，为贫困家庭增加收入，往往成为国内社会经济实践组织者和参与者考虑的首要问题。
2001年，广东绿耕城乡互助社启动了在云南平寨的项目。最初的几年，绿耕一直采取“文化与发展”的视角，希望通过口述史、成人教育、文化活动，推动村民重新认识自己民族和社区的传统文化，重塑对自己民族身份的认同与自信。然而，这种文化赋权的努力最终在2006年被证明无法回应这个少数民族村庄所遭遇的问题。由于土地贫瘠，经济发展单纯依靠农业已难以维持生计，而受城市消费文化的影响，村民对货币的需求却不断增大。于是青壮年纷纷离开村子到工厂矿山打工，甚至妇女也加入男人的打工潮，将老人和孩子留在村里无人看护，由此带来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正是在遭遇发展瓶颈的情况下，绿耕开始尝试另类的社会经济实践，他们在平寨的村民中组织起了种植小组、养殖小组、手工艺小组，并在2009年注册成立生态种植专业合作社，将经济赋权纳入了社区发展工作的中心。
事实上，不少NGO的工作都是从文化视角切入，然后从提供服务转向发展生计。比如，云南连心社区照顾服务中心最初只打算在昆明的流动人口聚居社区唱唱歌，跳跳舞，丰富社群文化生活。但很快他们就发现，如果缺乏对社区成员最关心的生计问题的回应，他们的工作根本无法继续进行，于是开始尝试组织社区少数民族妇女开设二手互助店和绿色手工坊，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她们的生活。根据第三世界的经验，在推广与实践“社区”这个概念的过程中，经济也往往是第一位的。不过，香港中文大学黄洪教授却认为，社会经济可以改善生计，但不能消除贫困。基于香港的社区经济实践，这个结论不难理解。由于经济转型、城市规划及市区重建，市民原有工作、生活空间消失，社区发展所依赖的社会资本遭到严重削弱。内地的经验似乎也证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其前提条件是社会关系网络保持完整，社区成员依然共享由各种资源、财富、资讯或机会构成的社会资本。这方面，有着中国特色的集体所有制经济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典范。
今天，仍然坚持真正的集体所有制经济的村庄基本上都成了明星村。多业并举的经济发展策略，加上多年的公共积累，这些集体村庄大都建立起了较为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周家庄，村民可以享受包括免费教育、养老津贴、孤寡贫困救助、免费用水等在内的“十大福利”。产业多元化经营，不仅实现了劳动力充分就业，还解决了外部经济条件不好时劳动力回流的难题。而位于珠三角的崖口村，依靠多年积累下来的集体资产，采取高额补贴农业的办法，为参加集体生产的老人、留守妇女以及打工失败不得不返乡的村民提供了一份体面的收入。这种表面上只针对部分村社成员的救助体系能够实现并持续多年，除了雄厚的集体资产，更得益于村集体多年来所秉持的“只帮穷人，不帮富人”的政治理念。正是这种明确将人的发展置于经济发展之上的社会经济模式，从根本上消灭了贫困滋生的土壤。
二、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再生
社会经济须立足社区，而一个社区的良性发展又离不开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愈多，能动员的资源就愈多，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愈强。作为社会资本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资源，尤其是传统文化，常常为社区发展提供充足的养料。在农村社区尤其如此。遗憾的是，当代政治和经济的“现代化”进程造成城乡长期二元对立，农村变成城市的对立面，成为落后、愚昧的代表，如今，在发展经济成为唯一的目的与方向的大背景下，农村人对本土文化的自觉与自信也荡然无存。 2012年夏天，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的师生第一次走进崖口村。他们准备在村里开展一项名为“珠三角农村社区设计与社会经济建设”的研究，期望通过可持续性设计，以重新组织社区成员，重新设计乡村景观以及农业产品，推动经济和社会之间的平衡发展。研究的第一步，是要找到村里的老师傅并且与他们合作，整理传统手工艺技术。然而几经周折，仍然无法让老师傅们明白自己所掌握的手艺与社区发展之间的重要联系。老人家们常常问：“这有什么用？”如何让社区成员理解传统文化从而参与社会经济实践成了一个难题。
绿耕在平寨组织的妇女刺绣小组，同样试图走“设计带动发展”的路线，通过开发传统文化和手工艺产品，一方面改善妇女生计，同时保护和再生当地传统文化。不过，绿耕在此前已经做足了功课。平寨的项目从2001年就启动了，经过几年的口述史整理，不仅加深了社区工作者对刺绣这种传统手工艺背后的文化意义的理解，更重要的是，故事的分享成为社区成员教育、寻根的过程，听老人家讲有关刺绣故事，年轻妇女明白了手工艺背后传统文化的意义与价值，重新获取对本族文化的信心并开始自觉担负传承文化的使命。所以，几年后成立的妇女刺绣小组，不仅是对生计问题的回应，也是妇女们积极保护并发扬传统文化的努力。
而在另外一些更具自发性的社会经济实践中，文化也常常成为非常重要的议题。山西永济的红娘手工艺合作社从一开始就将继承发扬传统文化与解决农民生计作为自己的宗旨。合作社利用本社区生产的手工有机棉布制作床单、被罩、布包等，而设计上的灵感则来自传统晋绣和剪纸手工艺。对于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衰落，合作社的妇女们有着高度的清醒和自觉，她们做的就是要“用我们的单薄之躯去寻回祖祖辈辈的生存之道”。
三、社会经济实践中的性别赋权
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城市，妇女都占贫苦劳动者中的大多数，然而她们也往往是社会经济最热心的参与者。与男性相比，妇女似乎具有更强烈的合作愿望，社会经济项目在设计上也常常将妇女能力建设和两性关系的改善作为目标。
广东从化仙娘溪村的乡村旅社在广州小有名气。乡村生态游除了向城里人提供农家菜和特色民宿之外，因生态游而搭建起来的城乡互动平台还让城里人有机会学习农耕知识以及当地的风土人情。然而很难想象的是，打理旅社的8位妇女曾经是村里最弱势的人群。她们穷，没出过远门见过世面，见到生人只远远地站着不敢主动交流。如今，她们知道了如何与城里人聊天，在互动过程中加深了对本土文化的理解与认同。她们还学会了基本的管理技能，比如成本核算。现在，那种在为游客准备了一顿土鸡宴后却发现收支不平衡的事再也不会发生了。收入的增加，能力的提升，使这些乡村妇女变得自信、开朗、有主见。
妇女并非缺乏才能，她们缺乏的是展示才能的平台，北京的同心希望家园对此深有体会。同心在北京石景山区开设的爱心超市就是一个充分体现性别赋权的社会经济项目。这个主要面向农民工的二手生活用品超市的工作人员，全部是小区里面自发组织起来的流动妇女。超市的运转，从募捐、分类、整理、标价，到消毒、出售和财务管理，她们全程参与负责。如今，爱心超市已经成功运转了近10年，不仅为因照顾家庭无法参与正规就业的流动妇女提供了一份收入，同时让所有人看到，妇女并非无能，只是没有获得施展才能的机会罢了。
而在那些实行集体所有制经济的村庄里，妇女多年来参加社会生产，获得了独立的经济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性别的赋权。以广东省崖口村为例，在崖口村，参加集体劳动的妇女都有自己的银行账户，劳动所得由她们自己管理。她们参与家庭重大经济决策，也可以随心所欲地购买自己喜欢的东西。经济自主让这些乡村妇女呈现出积极、乐观、自信的精神面貌，事实上，很多丈夫将经济大权交由妇女掌管。妇女在家庭乃至社区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按以前妇女主任的说法，崖口妇女顶起的不是半边天，而是大半个天。
四、建设生态家园
生态公益是倡导社会经济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将经济与人重新连接，不仅是为了人人可以有尊严地参与经济活动，也是为了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人与自然共存的观念如今被越来越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所接受，并在不同的领域践行环境友善理念。
在推动生态种植方面，绿耕是非常积极的倡导者。从云南平寨的种植小组，到广东从化仙娘溪的乡村旅社，他们一直坚持推行有机种植，不使用农药化肥，恢复使用传统谷种。当然，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以平寨为例，村民的不理解构成了第一个障碍。在村民看来，不施肥不打药完全背离了“科学”的轨道，是要“饿肚子”的不理智行为。因此，即使做了大量的动员工作，春耕前也只有三位大胆村民愿意用自家的地参与试验。其次，生态种植涉及的技术也是难题。由于不施农药，试验田稻飞虱爆发。面对这一严峻态势，组织者除了向农药替代研究领域的专家请教，还鼓励村民从传统种植知识中寻求问题解决的方案。如此，生态保护、文化延续与发展生计在社会经济实践中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山西省永济市蒲州果品协会下属的有机联合社从2010年开始推广有机种植，而促成这一转向的原因除了有机农产品带来的巨大商机，更重要的是社区内不断增加的癌症病人让协会意识到，必须发展绿色农业，减少化肥农药对农民身体的伤害。如今，在协会的大力推动下，社区内有机种植的面积不断扩大，生态环境的恢复指日可待。
保护农村社区生态环境，除了体现在对可持续的农业发展模式选择之外，还体现在对污染型工业的拒绝。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崖口村就已经凭借其毗邻港澳的地理优势，依靠来料加工开办了手袋厂、针织厂和机械厂。然而，工业对生态环境的潜在危害很快显现出来。于是，崖口村迅速改变发展方向，逐步放慢工业化的步伐，并最终决定完全放弃工业。就连被世人视为“绿色”的旅游业，也被拒之门外，按崖口老支书满叔的说法，旅游业发展，游客必然带来“白色污染”。正是出于对生态家园的执着守护，2006年，崖口村被评为“广东省最美丽乡村”。 五、经济民主与社会联结
社会经济是合作经济，要求社区成员之间互助合作，民主参与。在农村社区，30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强化了农民的私利意识，邻里之间互惠性换工、帮工、互助的传统荡然无存。然而，一个社区乃至整个社会成员是否幸福，除了考量其拥有的财富、自由程度和主观幸福感，社会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指标。经济至上主义导致的社会关系碎片化和原子化，已成为中国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可是，什么叫合作？这在很多社区，无论对其成员还是外来组织者而言都是一个新的课题。
人人参与只是合作经济的第一步，在多大程度上以什么形式合作才是决定一个社会经济项目能否持续并不断壮大的关键。平寨的种植小组经过几年的发展，成员数量不断增加，生产规模也持续扩大。2009年7月，种植小组正式注册成为生态种植专业合作社。不过，合作还只限于“初级形式”，除了计划生产、共同销售之外，社员各自耕种自家田地，劳动过程鲜有交集。面对质疑之声，合作社的推动者和参与者不断探索如何扩大“合作”的成分。经过几年的经验和资金的积累，合作社决定购买一台碾米机，解决以往不得不将大米费时劳力送往外村加工的问题。而且，在所有成员参与多番讨论之后，合作社还做出了共同管理碾米机的决定。这一步非常宝贵，它不仅扩大了合作的范围，还会促成集体财产的出现，而这才是合作经济最坚实的基础。
经济民主在社会经济实践中处于核心地位，经济赋权不仅体现在公平合理的分配，民主决策与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面向。通过共同决策、共同管理，社区成员才有可能跳出“私”的逻辑，重建“公”的意义。在黔东南雷山县控拜村开展的一项文化传承项目，尽管村里只有很少的银匠获得公平贸易的订单，社区发展基金也只有几百元，项目推动者依然坚持与银匠们开会讨论如何管理使用这笔公共的钱。在他们看来，只有将农民从经济的角度组织起来，参与社区事务，才能重新建立起公共的生活。最终，这笔钱在三八节用来为村里的妇女举办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联欢会。
社会经济不仅仅是生产者的联合，事实上也必然促成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联结。在全球化趋势中，生产者由于处于链条低端缺乏信息和议价能力，往往成为中间商盘剥的对象，而社会经济倡导的公平贸易运动让生产者与消费者对接，缩短贸易链条，推动了经济公义。比如，绿耕在农村推动有机种植的同时，在城市同时设立公平贸易店及推动城市可持续生活的项目，通过直接销售、共同购买及在城市社区开展生产者也参加的小市集等方式，将产品从生产者手里转到了消费者手里。如此，生产者获得了有尊严的经济回报，而城市人在享受健康农产品的同时，还有机会了解产品背后的生产者的故事，消费从简单的商业行为升华为具有人文关怀的社会运动。
此外，社会经济也促进了城市居民与流动人口之间的融合。比如，同心希望家园的爱心超市不仅是服务外来务工人员的场所，也逐渐发展成为所在小区居民的一个聚集点，他们在此聊家常，交换信息。有的居民在了解了超市的公益性质之后，也加入了做公益的行列，在超市里帮忙，或者免费为在此买衣服的顾客修改尺寸。社会经济所倡导的基于互助关怀的社会关系，以及不同的社群网络之间的合作，在爱心超市获得了完美的体现。
今天出现在中国各地的社会经济探索作为对主流的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纠偏，可以说是“另类的”。尽管市场化、私有化、全球化浪潮势不可当且无孔不入，但如果联系到中国长达30多年的集体经济活动所积累下来的丰富多元的合作经验与集体经济制度的鲜活遗产，在经历过革命的中国启动社会经济的实践，或许比其他国家和地区更具制度与社会文化基础，就此而言，社会经济在今天中国虽然“另类”但并非“不靠谱”。社会经济项目在各地有声有色地推进，可谓星星之火，虽还未燎原，却也蔚为壮观。
作者单位：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
（责任编辑 刘昕亭）
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积极推行合作化运动，克服了农民个体经济分散、脆弱的特性，树立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理想，极大地调动起了农民的积极性，不仅推动农业在短时期内的快速发展，满足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发展对农产品的需求，避免了农村两极分化的危险，同时还创造性地就诸如退休养老、合作医疗及免费托幼等福利制度的建立进行了有力的探索。在城市，随着全民所有制的不断完善，形成了以企事业为核心的单位制度。尤其在企业，由于落实“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模式，鼓励并保障了劳动者参与管理与决策的权力，劳动者劳动、参与管理的热情空前高涨，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单位提供的低廉甚至免费的住房、医疗、教育、托幼、养老等福利，更是免去了劳动者的后顾之忧。
可以说，今天在中国出现的社会经济运动，并非发生于“空白”的背景之下。事实上，不少被视为社会经济的实践乃直接沿袭自社会主义时期农村集体经济的理念与制度。当然，今天社会经济动员的广度和深度还远不及当年的社会主义运动，但是面对今天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猛烈攻势，这些点点滴滴的对抗与努力显得异常宝贵。
作为“另类的”探索性的经济活动，今天中国的社会经济实践丰富多彩，有的立足于沿海发达地区，有的扎根发展缓慢的内陆。有的在农村，有的在城市。有的内生于社区的文化传统，有的依赖外来的支持力量。从大的类型来看，中国的社会经济首先是集体所有制经济。比如，位于河北的周家庄以及广东的崖口村，其集体经济实践从未中断。有的集体村庄则是“先分后合”，比如，河南的南街村，其当初响应改革开放政策，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6年之后又恢复集体耕种。其次是近年在国家政策鼓励下大量涌现的合作社。尽管很多因被大户操纵从而沦为“公司加农户”形制，但仍有不少人在努力践行真正意义上的“合作”，比如，山西永济市蒲州果品协会组织的红娘工艺品合作社，云南平寨的生态种植专业合作社等。无论中国社会经济的生存与发展的动力为何，这些“另类的”经济生产方式已经向我们展示，面对不断加剧的市场化、私有化、全球化带来的经济活动与在地社会日益严重脱节之后而出现的危机，我们依然有可能冲破资本主义的藩篱，撕裂全球化经济体系的小小缺口，将经济活动重新嵌入在地社会，推动社会健康发展。
本文将对今天中国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多视角的描述，探讨社会经济究竟可以帮助我们回应当下哪些社会问题。
一、发展生计，消除贫困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各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逐渐显现，贫富差距拉大，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贫困人口都在增加。因此，能否为社区成员创造就业机会，为贫困家庭增加收入，往往成为国内社会经济实践组织者和参与者考虑的首要问题。
2001年，广东绿耕城乡互助社启动了在云南平寨的项目。最初的几年，绿耕一直采取“文化与发展”的视角，希望通过口述史、成人教育、文化活动，推动村民重新认识自己民族和社区的传统文化，重塑对自己民族身份的认同与自信。然而，这种文化赋权的努力最终在2006年被证明无法回应这个少数民族村庄所遭遇的问题。由于土地贫瘠，经济发展单纯依靠农业已难以维持生计，而受城市消费文化的影响，村民对货币的需求却不断增大。于是青壮年纷纷离开村子到工厂矿山打工，甚至妇女也加入男人的打工潮，将老人和孩子留在村里无人看护，由此带来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正是在遭遇发展瓶颈的情况下，绿耕开始尝试另类的社会经济实践，他们在平寨的村民中组织起了种植小组、养殖小组、手工艺小组，并在2009年注册成立生态种植专业合作社，将经济赋权纳入了社区发展工作的中心。
事实上，不少NGO的工作都是从文化视角切入，然后从提供服务转向发展生计。比如，云南连心社区照顾服务中心最初只打算在昆明的流动人口聚居社区唱唱歌，跳跳舞，丰富社群文化生活。但很快他们就发现，如果缺乏对社区成员最关心的生计问题的回应，他们的工作根本无法继续进行，于是开始尝试组织社区少数民族妇女开设二手互助店和绿色手工坊，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她们的生活。根据第三世界的经验，在推广与实践“社区”这个概念的过程中，经济也往往是第一位的。不过，香港中文大学黄洪教授却认为，社会经济可以改善生计，但不能消除贫困。基于香港的社区经济实践，这个结论不难理解。由于经济转型、城市规划及市区重建，市民原有工作、生活空间消失，社区发展所依赖的社会资本遭到严重削弱。内地的经验似乎也证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其前提条件是社会关系网络保持完整，社区成员依然共享由各种资源、财富、资讯或机会构成的社会资本。这方面，有着中国特色的集体所有制经济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典范。
今天，仍然坚持真正的集体所有制经济的村庄基本上都成了明星村。多业并举的经济发展策略，加上多年的公共积累，这些集体村庄大都建立起了较为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周家庄，村民可以享受包括免费教育、养老津贴、孤寡贫困救助、免费用水等在内的“十大福利”。产业多元化经营，不仅实现了劳动力充分就业，还解决了外部经济条件不好时劳动力回流的难题。而位于珠三角的崖口村，依靠多年积累下来的集体资产，采取高额补贴农业的办法，为参加集体生产的老人、留守妇女以及打工失败不得不返乡的村民提供了一份体面的收入。这种表面上只针对部分村社成员的救助体系能够实现并持续多年，除了雄厚的集体资产，更得益于村集体多年来所秉持的“只帮穷人，不帮富人”的政治理念。正是这种明确将人的发展置于经济发展之上的社会经济模式，从根本上消灭了贫困滋生的土壤。
二、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再生
社会经济须立足社区，而一个社区的良性发展又离不开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愈多，能动员的资源就愈多，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愈强。作为社会资本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资源，尤其是传统文化，常常为社区发展提供充足的养料。在农村社区尤其如此。遗憾的是，当代政治和经济的“现代化”进程造成城乡长期二元对立，农村变成城市的对立面，成为落后、愚昧的代表，如今，在发展经济成为唯一的目的与方向的大背景下，农村人对本土文化的自觉与自信也荡然无存。 2012年夏天，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的师生第一次走进崖口村。他们准备在村里开展一项名为“珠三角农村社区设计与社会经济建设”的研究，期望通过可持续性设计，以重新组织社区成员，重新设计乡村景观以及农业产品，推动经济和社会之间的平衡发展。研究的第一步，是要找到村里的老师傅并且与他们合作，整理传统手工艺技术。然而几经周折，仍然无法让老师傅们明白自己所掌握的手艺与社区发展之间的重要联系。老人家们常常问：“这有什么用？”如何让社区成员理解传统文化从而参与社会经济实践成了一个难题。
绿耕在平寨组织的妇女刺绣小组，同样试图走“设计带动发展”的路线，通过开发传统文化和手工艺产品，一方面改善妇女生计，同时保护和再生当地传统文化。不过，绿耕在此前已经做足了功课。平寨的项目从2001年就启动了，经过几年的口述史整理，不仅加深了社区工作者对刺绣这种传统手工艺背后的文化意义的理解，更重要的是，故事的分享成为社区成员教育、寻根的过程，听老人家讲有关刺绣故事，年轻妇女明白了手工艺背后传统文化的意义与价值，重新获取对本族文化的信心并开始自觉担负传承文化的使命。所以，几年后成立的妇女刺绣小组，不仅是对生计问题的回应，也是妇女们积极保护并发扬传统文化的努力。
而在另外一些更具自发性的社会经济实践中，文化也常常成为非常重要的议题。山西永济的红娘手工艺合作社从一开始就将继承发扬传统文化与解决农民生计作为自己的宗旨。合作社利用本社区生产的手工有机棉布制作床单、被罩、布包等，而设计上的灵感则来自传统晋绣和剪纸手工艺。对于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衰落，合作社的妇女们有着高度的清醒和自觉，她们做的就是要“用我们的单薄之躯去寻回祖祖辈辈的生存之道”。
三、社会经济实践中的性别赋权
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城市，妇女都占贫苦劳动者中的大多数，然而她们也往往是社会经济最热心的参与者。与男性相比，妇女似乎具有更强烈的合作愿望，社会经济项目在设计上也常常将妇女能力建设和两性关系的改善作为目标。
广东从化仙娘溪村的乡村旅社在广州小有名气。乡村生态游除了向城里人提供农家菜和特色民宿之外，因生态游而搭建起来的城乡互动平台还让城里人有机会学习农耕知识以及当地的风土人情。然而很难想象的是，打理旅社的8位妇女曾经是村里最弱势的人群。她们穷，没出过远门见过世面，见到生人只远远地站着不敢主动交流。如今，她们知道了如何与城里人聊天，在互动过程中加深了对本土文化的理解与认同。她们还学会了基本的管理技能，比如成本核算。现在，那种在为游客准备了一顿土鸡宴后却发现收支不平衡的事再也不会发生了。收入的增加，能力的提升，使这些乡村妇女变得自信、开朗、有主见。
妇女并非缺乏才能，她们缺乏的是展示才能的平台，北京的同心希望家园对此深有体会。同心在北京石景山区开设的爱心超市就是一个充分体现性别赋权的社会经济项目。这个主要面向农民工的二手生活用品超市的工作人员，全部是小区里面自发组织起来的流动妇女。超市的运转，从募捐、分类、整理、标价，到消毒、出售和财务管理，她们全程参与负责。如今，爱心超市已经成功运转了近10年，不仅为因照顾家庭无法参与正规就业的流动妇女提供了一份收入，同时让所有人看到，妇女并非无能，只是没有获得施展才能的机会罢了。
而在那些实行集体所有制经济的村庄里，妇女多年来参加社会生产，获得了独立的经济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性别的赋权。以广东省崖口村为例，在崖口村，参加集体劳动的妇女都有自己的银行账户，劳动所得由她们自己管理。她们参与家庭重大经济决策，也可以随心所欲地购买自己喜欢的东西。经济自主让这些乡村妇女呈现出积极、乐观、自信的精神面貌，事实上，很多丈夫将经济大权交由妇女掌管。妇女在家庭乃至社区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按以前妇女主任的说法，崖口妇女顶起的不是半边天，而是大半个天。
四、建设生态家园
生态公益是倡导社会经济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将经济与人重新连接，不仅是为了人人可以有尊严地参与经济活动，也是为了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人与自然共存的观念如今被越来越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所接受，并在不同的领域践行环境友善理念。
在推动生态种植方面，绿耕是非常积极的倡导者。从云南平寨的种植小组，到广东从化仙娘溪的乡村旅社，他们一直坚持推行有机种植，不使用农药化肥，恢复使用传统谷种。当然，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以平寨为例，村民的不理解构成了第一个障碍。在村民看来，不施肥不打药完全背离了“科学”的轨道，是要“饿肚子”的不理智行为。因此，即使做了大量的动员工作，春耕前也只有三位大胆村民愿意用自家的地参与试验。其次，生态种植涉及的技术也是难题。由于不施农药，试验田稻飞虱爆发。面对这一严峻态势，组织者除了向农药替代研究领域的专家请教，还鼓励村民从传统种植知识中寻求问题解决的方案。如此，生态保护、文化延续与发展生计在社会经济实践中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山西省永济市蒲州果品协会下属的有机联合社从2010年开始推广有机种植，而促成这一转向的原因除了有机农产品带来的巨大商机，更重要的是社区内不断增加的癌症病人让协会意识到，必须发展绿色农业，减少化肥农药对农民身体的伤害。如今，在协会的大力推动下，社区内有机种植的面积不断扩大，生态环境的恢复指日可待。
保护农村社区生态环境，除了体现在对可持续的农业发展模式选择之外，还体现在对污染型工业的拒绝。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崖口村就已经凭借其毗邻港澳的地理优势，依靠来料加工开办了手袋厂、针织厂和机械厂。然而，工业对生态环境的潜在危害很快显现出来。于是，崖口村迅速改变发展方向，逐步放慢工业化的步伐，并最终决定完全放弃工业。就连被世人视为“绿色”的旅游业，也被拒之门外，按崖口老支书满叔的说法，旅游业发展，游客必然带来“白色污染”。正是出于对生态家园的执着守护，2006年，崖口村被评为“广东省最美丽乡村”。 五、经济民主与社会联结
社会经济是合作经济，要求社区成员之间互助合作，民主参与。在农村社区，30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强化了农民的私利意识，邻里之间互惠性换工、帮工、互助的传统荡然无存。然而，一个社区乃至整个社会成员是否幸福，除了考量其拥有的财富、自由程度和主观幸福感，社会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指标。经济至上主义导致的社会关系碎片化和原子化，已成为中国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可是，什么叫合作？这在很多社区，无论对其成员还是外来组织者而言都是一个新的课题。
人人参与只是合作经济的第一步，在多大程度上以什么形式合作才是决定一个社会经济项目能否持续并不断壮大的关键。平寨的种植小组经过几年的发展，成员数量不断增加，生产规模也持续扩大。2009年7月，种植小组正式注册成为生态种植专业合作社。不过，合作还只限于“初级形式”，除了计划生产、共同销售之外，社员各自耕种自家田地，劳动过程鲜有交集。面对质疑之声，合作社的推动者和参与者不断探索如何扩大“合作”的成分。经过几年的经验和资金的积累，合作社决定购买一台碾米机，解决以往不得不将大米费时劳力送往外村加工的问题。而且，在所有成员参与多番讨论之后，合作社还做出了共同管理碾米机的决定。这一步非常宝贵，它不仅扩大了合作的范围，还会促成集体财产的出现，而这才是合作经济最坚实的基础。
经济民主在社会经济实践中处于核心地位，经济赋权不仅体现在公平合理的分配，民主决策与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面向。通过共同决策、共同管理，社区成员才有可能跳出“私”的逻辑，重建“公”的意义。在黔东南雷山县控拜村开展的一项文化传承项目，尽管村里只有很少的银匠获得公平贸易的订单，社区发展基金也只有几百元，项目推动者依然坚持与银匠们开会讨论如何管理使用这笔公共的钱。在他们看来，只有将农民从经济的角度组织起来，参与社区事务，才能重新建立起公共的生活。最终，这笔钱在三八节用来为村里的妇女举办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联欢会。
社会经济不仅仅是生产者的联合，事实上也必然促成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联结。在全球化趋势中，生产者由于处于链条低端缺乏信息和议价能力，往往成为中间商盘剥的对象，而社会经济倡导的公平贸易运动让生产者与消费者对接，缩短贸易链条，推动了经济公义。比如，绿耕在农村推动有机种植的同时，在城市同时设立公平贸易店及推动城市可持续生活的项目，通过直接销售、共同购买及在城市社区开展生产者也参加的小市集等方式，将产品从生产者手里转到了消费者手里。如此，生产者获得了有尊严的经济回报，而城市人在享受健康农产品的同时，还有机会了解产品背后的生产者的故事，消费从简单的商业行为升华为具有人文关怀的社会运动。
此外，社会经济也促进了城市居民与流动人口之间的融合。比如，同心希望家园的爱心超市不仅是服务外来务工人员的场所，也逐渐发展成为所在小区居民的一个聚集点，他们在此聊家常，交换信息。有的居民在了解了超市的公益性质之后，也加入了做公益的行列，在超市里帮忙，或者免费为在此买衣服的顾客修改尺寸。社会经济所倡导的基于互助关怀的社会关系，以及不同的社群网络之间的合作，在爱心超市获得了完美的体现。
今天出现在中国各地的社会经济探索作为对主流的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纠偏，可以说是“另类的”。尽管市场化、私有化、全球化浪潮势不可当且无孔不入，但如果联系到中国长达30多年的集体经济活动所积累下来的丰富多元的合作经验与集体经济制度的鲜活遗产，在经历过革命的中国启动社会经济的实践，或许比其他国家和地区更具制度与社会文化基础，就此而言，社会经济在今天中国虽然“另类”但并非“不靠谱”。社会经济项目在各地有声有色地推进，可谓星星之火，虽还未燎原，却也蔚为壮观。
作者单位：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
（责任编辑 刘昕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