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徐朗西先生，原名应庚，字朗西，号峪云。1884年生于陕西三原东里堡，家境优越，但是青年时代起就忧国忧民，投身于革命。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他赴日本留学，入东京预备日语学校，并在东京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孙中山当时的策略是联络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当时孙中山就派我祖父联络帮会，并加入帮会组织。辛亥革命最主要的革命力量是新军和帮会，既然是现成的军事力量为什么不利用？
　　我祖父在日本呆了半年，就和陕西籍留学生马凌甫、郗朝俊等人回国。
　　借助日本人头山满（头山满的儿子在抗战胜利后还来上海看过我祖父）和官崎寅藏的帮助，我祖父在上海很快就被尊为洪帮山堂“峪云山”的山主，青帮也尊他为“大字辈”，有理字辈授予的证书，比黄金荣、杜月笙的辈分都高。在帮会的名册上，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著名的才子）常常和我祖父列在一起。我祖父和袁克文也是拜把子的兄弟，有拜把帖子为证。此时，他还和陈其美、蒋介石结拜为兄弟，我祖父排行第二。在上海光复一役中，我祖父率领帮会兄弟，对光复上海，也是功不可没。以前对帮会一笔抹杀，现在不是了，还是要实事求是，帮会在辛亥革命时期还是积极的进步力量。其实，连袁克文也曾说过：“辛亥年上海举义时，我们青、洪两帮都有贡献，青帮是李征五，洪帮是徐朗西。”
　　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觉得旧式帮会的封建旧制已经不符合新时代的需求，所以他曾召集洪门的9位大龙头开“全国九龙会议”，建议废除旧制，改用军队编制。虽然当时9位大龙头全都同意，但是因为时局变迁，达成的共识在兵荒马乱之时也就成了戏言。只有我祖父主掌的“峪云山”不再举行传统仪式及封赠职位。
　　孙中山卸任临时大总统后，一度热心于实业，担任“全国铁路督办”，以我祖父为秘书。结果铁路宏愿未了，二次革命波澜又起。
　　1918年，段祺瑞不仅拒绝恢复《临时约法》，而且解散了國会，立即激起了护法人士的强烈愤慨，陕、甘、宁、青、川、滇、黔七省联合起来讨伐段祺瑞。陕西方面，有于右任的靖国军在，再加上陕西督军陈树藩的力量相对弱小，我的祖父出任七省靖国联军援陕联军总指挥，杀回老家，与于右任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以图霸业。
　　临行前，孙中山先生写下“天下为公”四字条幅以赠，上款“朗西兄属”，下署“孙文”。这幅字在我祖父去世前，一直挂在我们家大客厅里，用大镜匾镶着。据说中山先生给人题写“天下为公”四字，都是横写，唯独给我祖父，是竖写，而且字特别大。当时孙中山先生嘱咐我祖父：“此次作战，靠你的军事特长，且本是陕人，此番先打回老家，先得人和，定能取得胜利，倘若中途发生变化，可将此字传给后辈，作为参加革命事业的纪念。”
　　我祖父率领这支队伍，从广东、广西辗转进入云南境内，得到联军总司令唐继尧的支持。当时姚以价为援陕军总司令，徐永昌为参谋长，我祖父则亲率两旅士兵继续担任先锋，血战半年，抵达陕南紫阳，本来可以一鼓作气打下西安。没想到就在节骨眼的时候，唐继尧来电：“段方拟以和平解决国事，希驻军待命，以免影响和谈。”我祖父非常生气，本来大功即将告成，现在没想到一纸电文，就要将胜利果实拱手相让，并与段祺瑞妥协。
　　我祖父确实想不通，也对革命形势感到悲观和失望，遂于此后退出政坛，返回上海，与刘海粟、汪亚尘等组建上海图画美术院（后改名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在学校任教的，真是明星荟萃，先后有刘海粟、黄宾虹、谢公展、陆抑飞、来楚生、潘玉良、庞薰琹和傅雷、王云阶等人。1926年，他又和汪亚尘等人一起创办了新华艺术专科学校，设中国画、西洋画、音乐、艺术教育4个系，颜文樑、王个簃、贺天健、应野平、郁达夫、吴湖帆、唐云等名家均前往授课。
　　我祖父是青帮大字辈，但是他和一般的青帮分子却很不同。比如黄金荣嗜好烟土，可是我祖父平生最恨的就是鸦片。因而贩毒的黄金荣、杜月笙，虽然都是青帮同仁，但是他心底里看不起他们。祖母逝世时，我祖父就想在中华艺术专科学校办一所图书馆作为纪念，杜月笙知道了这消息后，托人送来五百银元，名义上是购书款，其实就是人情。我祖父没有接受。
　　杜月笙不太高兴，后来有一次碰到我祖父，问他：“我的钱虽然来路不正，但送给你办对社会有益的事，何必拒不接受？”
　　我祖父回答说：“谢谢你的好意，我也知道用这笔钱买书供大家看，是对社会有益的事，但是万一读者们看书时，闻到书页上的鸦片烟味，叫我怎么做人！”
　　也许是帮会鱼龙混杂的关系，三教九流，我祖父都有些交情。蔡孟坚回忆文章《我抓捕顾顺章的经过》中说顾顺章和徐朗西也是莫逆之交，而抓捕顾顺章的杨庆山也属洪帮，与徐朗西关系也不一般。
　　刘衍文在《徐朗西家事琐话》一文中曾经详细介绍了他交往的形形色色的异人，有算命的江湖术士、有练气功的，有医生，什么样的人都有。他还是京剧名家，言菊朋就是他的第一个学生。所以言慧珠虽然年龄和我叔父徐幼庚差不多，但是还要管他叫“三叔”。还有赵桐珊、苗胜春、荣梅莘等著名京剧名家和票友，也都出于我祖父的门下。
　　解放前夕，于右任曾经到我家，劝我祖父举家迁往台湾，我祖父回答说：“你从前是反蒋的，蒋给了你个院长，你就‘委员长万岁’了!”
　　事实上，在解放前，我祖父家就是不少共产党要人的庇护所。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都曾在他家里居住。抗战时，有一位中共高层署名“张国威”的（我估计为化名）曾给我祖父写过一封密函，我保存至今。信中的内容是请我祖父出山，领导抗日：“先生公义为怀，站在劳苦大众方面，过去对于我们工作屡力帮助，我们是十二万分的感谢，欢迎先生和我们站在抗日的一条战线上，共救民族的危亡。”解放前夕，他的儿子徐晓耕也奉父命奔走于各特务机关之间。其间有的同志被保释了出来，也正因此，“文革”结束后，我给邓颖超大姐写了一封信，讲述了我们家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希望能落实政策。
　　1949年5月上旬的一天，我祖父化了装，儿子徐晓耕亲自驾车，登上了从龙华机场起飞赴香港的最后一班飞机。后从香港转道天津到达北京，并且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解放后，我祖父担任了第一届全国政协的特约代表以及上海市的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
　　我祖父的棺材还是政府给买的。300多元。我祖父本来身体很好，但是1959年，我父亲被无缘无故抓进监牢后，我祖父的身体一下子就垮了。两年后，我祖父在上海病逝，终年77岁，我当时读初一。本来我们家住在华山路358号，三层楼洋房，原来是一位姓高的工程师的，解放时他跑了，房子留给我们。可是“文革”之前，就叫我们搬出去，借用一下，不算抄家，“文革”后落实不了政策，结果就不了了之了。
　　“文革”时，他一个儿子在监牢里，还有三个女儿，两个自杀，他儿媳——即我母亲——于1970年自杀，家中所藏的大量文物被砸烧一空，我小小年纪就要担负起家庭重任，说没有体悟到社会和生活的残酷是假的。现在，我老了，已是垂暮之年，回首往事，不为说明什么，只为了这历史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