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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梦花树》是一部用真实地名写杨扎营的长篇小说，其中的人物原型、空间方位、时间绵延等文字密码，只有杨扎营人才能解读。杨扎营是小说的“记忆地点”。相对于已经被反复歌咏、书写、研究的“空间”，“地点”是陌生的，“还保存着一个秘密。”
关键词：《梦花树》 记忆地点 80年代
一
长篇小说《梦花树》，2007年由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出版，作者署名“楚唐”。其实我早在10年前就注意到這本小说，只是因为我那时候太年轻了，没有想到写一篇文章。读这部小说之前，我还不知道“楚唐”究竟是谁，但可以确定是杨扎营人，而且是80年代的大学生。因为外人无法写出小说中的细节。反过来说，小说中的人物原型、空间方位、时间绵延等文字密码，只有杨扎营人才能解读。
这是一部用真实地名写杨扎营的长篇小说。可能作者潜意识认为杨扎营太小了，没有必要像把“建始一中”改为“建城一中”一样，来一番“贾雨村言”的文学隐喻。由于作者这种有意无意的“疏忽”，“杨扎营”才进入了长篇小说，我才能通过搜索引擎寻到这部小说。
杨扎营在什么地方？套用Bruce Chatwin的一句话，“这块土地上几乎找不到一块岩石和一条溪流被歌咏过。”这使我想到阿莱达·阿斯曼的“记忆地点”。相对于已经被反复歌咏、书写、研究的“空间”，“地点”是陌生的，“还保存着一个秘密。”[1]接下来我就将小说中所写的“杨扎营的那些事”说给你听。
先说小说的主人公向红兵，杨扎营的第一位大学生，大学毕业后不仅可以分配到“建城一中”，还可以感到怀才不遇：“就像一只被人射中的雄鹰，啪地一声掉到地上，来不及挣扎就奄奄一息。”因为“同宿舍的同学不是留在了武汉，就是去了广州、长沙这样的大城市”。向红兵一回到杨扎营，这种沮丧的心情很快烟消云散。“我一回去，杨扎营村就像过节一样。要知道，我是这惟一一个大学生，知名度在所有的影视明星、政坛新秀、风云人物中名列第一。”在我的记忆中，小说中所写的情形，一点也不夸张。在80年代的杨扎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在农民的心目中，大学生的含金量，至少相当于古代的举人。不过，这种自豪感已经成为怀旧的历史，并被一种新的失落感取代。“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故事，在中国的乡村上演了一千多年，现在终于落幕了。随着越来越多的成功人士衣锦还乡，大学生头上的光环黯然失色。我春节回老家时发现，在通往杨扎营的乡村公路上，大量悬挂着粤B、浙A、苏A、云A牌照的汽车排成长龙，造成奇特的堵车现象。
物质的繁荣和喧嚣之后也潜藏着危机：传统文化的断裂、乡村记忆的消失。小说描绘了杨扎营过年的场景，还写到土家族传统的哭嫁、跳丧仪式。在80年代包产到户之后，集体生活的那份热闹和快乐消失了，妇女重新过着千百年来那种孤寂单调的生活。逢年过节、红白喜事就成为女人和孩子们的狂欢节。我至今还记得小时候参加“陪十弟兄”、“十姊妹”的那种快乐。今天，在杨扎营，哭嫁的仪式完全消失，改为草台班子演唱流行音乐。更重要的是，婚嫁和丧礼都变成公司化运作，传统的村民互助形式彻底终结。青壮年都外出打工，仅在家中老人故去时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他们带回来的老婆或老公，也和他们开回来的车一样，带有鲜明的体质人类学印记。而在30年前，杨扎营的村民娶媳妇或女儿出嫁，半径不会超过20公里。每当孩子调皮的时候，父母会大声呵斥：小心我一脚把你踢到马水河去。在杨扎营人的空间观念中，5公里之外的马水河就是很远的地方。今天，每到过年的时候，偏僻的杨扎营已经成为一个后现代意味十足的拼贴空间。几百年来形成的血缘宗亲和熟人社会正在瓦解，人际关系逐渐疏离，80年代那种特有的温情渐行渐远。
不过，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杨扎营村民的精神根蒂和性格基因不会改变。他们虽然开着粤B、浙A牌照的汽车回到家乡，连抛荒长草的土地看也不看一眼，但是骨子里仍然流淌着祖先的血液。他们的基本精神，与300年前雍正年间来到杨扎营“开启山林”的祖先并无二致。杨扎营先民主要来自鄂、湘交界的公安、江陵一带，理性化程度较高，实用主义观念较强。因此，杨扎营的村民，不管是务农、读书、打工，都能吃苦受罪。当然，他们也缺乏本地土著人的罗曼蒂克和娱乐精神。我小时最喜欢“高山”来的客人（大约是真正的土著人），因为他们不像本村的客人，吃了饭就走，说“我要回去喂猪了”，而是玩上一两天。每到夜晚，听远方来的客人讲《封神演义》的故事，是我最快乐的时光。与土著人相比，杨扎营的外来移民多了一点实在，少了一点趣味。正如小说中所写，杨扎营村民对男人的评价标准有两条：一是勤快。赌博打牌、好吃懒做的人根本找不到媳妇，吹拉弹唱（现在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也被视为不务正业，受到社会舆论的排斥，批评他们搞的是“蛋叉叉”。二是“小易”（谦虚、热情、不摆架子）。戴眼镜、穿奇装异服、不主动打招呼的人都被称为“洋洋客”，在本村舆论领袖的评价体系中得分很低。
二
在《梦花树》的开头，向红兵乘坐80年代的灰狗汽车，穿越广袤的江汉平原，西陵峡口的巫山云雨，武陵山区的黑暗之心，光荣地回到他的母校：建城一中。
奇怪的是，向红兵从县城回到杨扎营，并没有走村民上城的小路，而是“登上了开往长乐的汽车……在下坝农场下车，又走了两个多小时的山路，终于在野鸡和猫头鹰毛骨悚然的叫声中，回到了离开才半年的家。”实际上，这条路虽然好走，但相当于等边三角形的另外两条边，还要两块钱车费，80年代的杨扎营村民是不会走的。
在卫星地图上，我们可以找到杨扎营村民上城的路：杨扎营——马渡河——羊茆头——东门坡——县城。通过精确测距，从杨扎营到县城的直线距离是8公里。在武广高铁上，只需要90秒。而对于杨扎营人来说，这是一条漫长、沉重的路，一条充满绝望和希望的路，一条浸透着汗水与泪水的路。
这是一条沉重的路，是几百年来维系杨扎营先民日常生活必需的生存之路。在这条路上，可以看到负重前行的父辈佝偻的身体，听到他们急促的呼吸。可以看到匆匆急行的学子，为了祖祖辈辈没有实现的光荣和梦想，他们青春的身体已经严重透支，敏感的神经极度焦虑，根本无心欣赏路边的风景。 这是一条希望的路。在路上，可以看到第一次上城的小孩子脸上纯真的笑容，这笑容背后，是对县城五分钱一根冰棍的渴望，是对新华书店一角钱一本的小人书的想象。在路上，可以看到从县城购买商品归来的一行路人，他们的背篓里装着这样一些商品：武汉生产的一角五一包的“大公鸡”牌香烟，沙市生产的“荆江”牌保温瓶……
在这条路上，先后走过我的爷爷、我的父亲，和我。爷爷从15岁开始踏上这条艰辛之路，他需要在负重100斤黄豆的情况下，翻越两座险峻的高山，淌过一条湍急的河流，才能到达县城。然后经过短暂歇息，前往更加遥远的地方——长江边的巫山，换回珍贵的食盐。
我和爷爷一样，15岁开始一个人上城。我的负重很轻，只有一个黄色的帆布书包，里面装着自卑和榨广椒。第一次到建城一中的食堂，发现打饭的学生排成两队。左边人数较少的一队，打的是白米饭。右边排成长龙的一队，打的是黄色的苞谷饭。我不知道自己属于“白队”还是“黄队”，就去问门口卖渣豆腐的老太太。她看了一眼我手中的罐头瓶，说，榨广椒配苞谷饭，绝配！
一个月之后，装榨广椒的罐头瓶见底了。我不得不在班主任查寝之后，翻越学校的围墙，飞奔回杨扎营。穿行在东门坡那片一公里长的坟地，我没有害怕的感觉。到了马渡河的岸边，发现河水暴涨。毛着胆子过河，浑浊的河水没过腰部。我不会水，只好返回岸边，叩开一户人家的大门，哀求再三，这家的男人同意送我过河。到了河中心，脚踩不到河底。激流冲击导致我的重心不稳，整个人飘在水面上，心想这下完了。他的水性真好，牢牢拽住我的手，硬是将我拖到对岸。
半夜鸡叫，我从家里出发，改走两溪河的大路。走到两溪河的山岭上，天亮了。我看到山上有大片的映山红，正在怒放。上了大学之后，我才明白，为什么我总是喜欢无意识地哼唱一首歌：
夜半三更哟盼天明
岭上开遍哟映山红
《梦花树》没有写从杨扎营到县城的小路，对我来说是一个遗憾。对于我来说，这条小路是如此熟悉，如此沉重，如此轻盈而美好，承载了少年的悲伤、梦想与记忆。正因为此，当我读到冯至的十四行诗《原野的小路》，有一种特别的情感共鸣：
你说，你最爱看这原野里
一条条充满生命的小路
是多少无名行人的步履
踏出来这些活泼的道路
……
我们纪念着他们的步履
不要荒芜了这几条小路[2]
春节回老家，试图重走过去的小路。可是那熟悉的林中小路，已经长满了半人高的杂草和荆棘。祖祖辈辈的足迹，都湮没在荒烟蔓草间。走的人少了，也就没路了。站在马渡河的高处，徜徉在过去与现在之间，一首熟悉的旋律浮上心头：
林中有两条小路都望不到头
我来到岔路口，伫立了好久
一个人没法同时踏上两条征途
我选择了这一条却说不出理由
……
将来从小路尽头默默地回望
想起曾有两个不同的方向
而我走的是人迹更少的那条路
正因为这样无名小路才不会被遗忘
三
读了《梦花树》之后，我更加相信弗洛伊德“文学是作者的白日梦”的说法。作者写出来的每一个故事，每一个细节，每一句话，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可以肯定地说，《梦花树》不是作者的自传。毋宁说，这是作者的一个梦，是时代的影子，是集体无意识的投射。
事实上，我与楚唐的老家相距不过500米，但彼此并不熟悉。一则因为他比我大几岁，不是同学，也不是发小。二则杨扎营是典型的南方散居村落，姓氏高度分化，几乎没有邻居，也没有串门的习惯。包产到户之后，更是“老死不相往来”。因为孤独，我经常主动提出去放牛，实际上是想和“牛友”下军棋，或者用子弹壳做火药枪。正是在放牛的时候，我见到了楚唐。他当时应该上了初中，正在大声朗读一本英语书。在如此偏僻的乡村，很多人汉字都不认识。楚唐居然能读英语，这使我对英语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后来我参加高考，英语考了93分（满分100分）。这是我记忆中对楚唐的最早印象。
高中毕业的暑假，我在两溪河的大路上碰到了楚唐。我记得当时太阳非常灼人，他打着一把阳伞，穿着洗白的牛仔裤，一看就是大城市回来的。他的身高明显超过杨扎营人的平均数，走起路来静悄悄的，仿佛战胜了地心引力。除了那个时代特别流行的“潇洒”一词，我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形容。后来上了中文系，读到《世说新语》中的“（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爽朗清举”，我才恍然大悟。
我一直在想，如果楚唐和小說中的向红兵一样，没有留在武汉这样的大城市，而是回到了建城一中，他会写这样一本小说吗？我的感觉是不会。同样，如果我没有离开家乡，也不会写这样的文章。四十岁之前的我，也不会写这样的文章。人只有到了四十岁，才知道什么是“不惑”，才会思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我之所以说这些陈年往事，无外乎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我的块垒，我的根，就是童年记忆中的故乡。
还有一个问题，小说中的向红兵是否有原型人物？严格地说，所有的小说人物都有原型，绝对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虚构是不存在的。向红兵是杨扎营人，也可能是来自齐岳山、巫山与武陵山之间广大农村的任意一位大学生。我第一次看贾樟柯的《三峡好人》时，就对其中的每一个“巴人”，每一个场景，每一句台词心领神会。当看到那个头缠绷带的船工脚踢韩三明还说“小心老子把你扔到河里去”，听到那个老人用平静的语气说出“莫看我老哒，在奉节县混了几十年，烂朋友还是有几个的”这句暗藏机锋的台词，我就感叹贾导一个北方人对细节的把控是多么精到。后来看《天注定》中小玉出刀的画面，感觉像是另一位导演拍的。
当然，仅用地域的概念，无法解释《梦花树》的小说主人公因过失致人死亡，被判三年有期徒刑的悲剧。如果回到那个时代，也许能对向红兵的悲剧持“了解之同情”。在人们的心目中，西方的80年代是一个清教主义回潮的年代，中国的80年代则是一个充满希望与想象的浪漫年代。精神大于物质的诗意氛围，塑造了80年代大学生的理想主义情结。即使向红兵留在大城市，如果缺乏足够的弹性和灵活性，也很难真正融入世俗，成为所谓的“成功人士”。当理想与现实发生严重冲突，就可能陷入潦倒虚无，甚至做出非理性的、违反自己意愿的冲动行为（用韦伯的话说，所谓“理性”就是基于现实利益的数学计算）。 另一方面，80年代相对落后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也限制了一些回到基层的大学生对未来的想象力。查建英在口述历史著作《80年代访谈录》中将中国的80年代与西方的60年代相提并论。[3]这种说法听上去不错，但忽视了两个时代中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差距。以楚唐大学毕业、我参加高考的1989年为例，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1989年中国人均GDP为141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602元，同年招收研究生2.9万人、本专科生59.7万人。对于出身农村的向红兵来说，这些枯燥的数据也许可以解释他骨子里的自卑和溢于言表的优越感。他对大城市的迷恋、被发配回建城一中之后的颓唐和自伤，那些向往耕读传家的乡村生活的新生代大学生是很难理解的。
当然，我对《梦花树》和向红兵的理解，也可能存在先入为主的“前见”。用德里达的话说，所有的理解都是误解。乡村与城市谁更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简·奥斯丁在《诺桑觉寺》中意味深长地写道：“一登上比琴崖（Beechen Cliff）的顶峰，凯瑟琳就成了一位很有希望的学者，她发自肺腑地拒绝了巴斯的整个城市，认为它不配作为风景的一部分。”[4]我不反对凯瑟琳的选择，但更欣赏雷蒙·威廉斯的命题：“劳作的乡村绝不是风景。”当我第一次来到大武汉，看到“一桥飞架南北”的壮丽风景，就和威廉斯从乡村到伦敦一样，不由自主地想到华兹华斯在威斯敏斯特大桥上写下的十四行诗：
大地再没有比这儿更美的风景
若有谁，对如此壮丽动人的景物
竟无动于衷，那才是灵魂麻木
瞧这座城市，像披上一件新袍……[5]
注 释
[1][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46页。
[2]冯至：《十四行集》，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86页。
[3]查建英：《80年代访谈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9页。
[4]Jane Austen，Northanger Abbey，Harper Press，2012，p.98.
[5][英]雷蒙·威廉斯：《鄉村与城市》，韩子满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5页。
（作者介绍：陈全黎，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2007年获华中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先后在湖南大学、三峡大学工作）
关键词：《梦花树》 记忆地点 80年代
一
长篇小说《梦花树》，2007年由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出版，作者署名“楚唐”。其实我早在10年前就注意到這本小说，只是因为我那时候太年轻了，没有想到写一篇文章。读这部小说之前，我还不知道“楚唐”究竟是谁，但可以确定是杨扎营人，而且是80年代的大学生。因为外人无法写出小说中的细节。反过来说，小说中的人物原型、空间方位、时间绵延等文字密码，只有杨扎营人才能解读。
这是一部用真实地名写杨扎营的长篇小说。可能作者潜意识认为杨扎营太小了，没有必要像把“建始一中”改为“建城一中”一样，来一番“贾雨村言”的文学隐喻。由于作者这种有意无意的“疏忽”，“杨扎营”才进入了长篇小说，我才能通过搜索引擎寻到这部小说。
杨扎营在什么地方？套用Bruce Chatwin的一句话，“这块土地上几乎找不到一块岩石和一条溪流被歌咏过。”这使我想到阿莱达·阿斯曼的“记忆地点”。相对于已经被反复歌咏、书写、研究的“空间”，“地点”是陌生的，“还保存着一个秘密。”[1]接下来我就将小说中所写的“杨扎营的那些事”说给你听。
先说小说的主人公向红兵，杨扎营的第一位大学生，大学毕业后不仅可以分配到“建城一中”，还可以感到怀才不遇：“就像一只被人射中的雄鹰，啪地一声掉到地上，来不及挣扎就奄奄一息。”因为“同宿舍的同学不是留在了武汉，就是去了广州、长沙这样的大城市”。向红兵一回到杨扎营，这种沮丧的心情很快烟消云散。“我一回去，杨扎营村就像过节一样。要知道，我是这惟一一个大学生，知名度在所有的影视明星、政坛新秀、风云人物中名列第一。”在我的记忆中，小说中所写的情形，一点也不夸张。在80年代的杨扎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在农民的心目中，大学生的含金量，至少相当于古代的举人。不过，这种自豪感已经成为怀旧的历史，并被一种新的失落感取代。“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故事，在中国的乡村上演了一千多年，现在终于落幕了。随着越来越多的成功人士衣锦还乡，大学生头上的光环黯然失色。我春节回老家时发现，在通往杨扎营的乡村公路上，大量悬挂着粤B、浙A、苏A、云A牌照的汽车排成长龙，造成奇特的堵车现象。
物质的繁荣和喧嚣之后也潜藏着危机：传统文化的断裂、乡村记忆的消失。小说描绘了杨扎营过年的场景，还写到土家族传统的哭嫁、跳丧仪式。在80年代包产到户之后，集体生活的那份热闹和快乐消失了，妇女重新过着千百年来那种孤寂单调的生活。逢年过节、红白喜事就成为女人和孩子们的狂欢节。我至今还记得小时候参加“陪十弟兄”、“十姊妹”的那种快乐。今天，在杨扎营，哭嫁的仪式完全消失，改为草台班子演唱流行音乐。更重要的是，婚嫁和丧礼都变成公司化运作，传统的村民互助形式彻底终结。青壮年都外出打工，仅在家中老人故去时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他们带回来的老婆或老公，也和他们开回来的车一样，带有鲜明的体质人类学印记。而在30年前，杨扎营的村民娶媳妇或女儿出嫁，半径不会超过20公里。每当孩子调皮的时候，父母会大声呵斥：小心我一脚把你踢到马水河去。在杨扎营人的空间观念中，5公里之外的马水河就是很远的地方。今天，每到过年的时候，偏僻的杨扎营已经成为一个后现代意味十足的拼贴空间。几百年来形成的血缘宗亲和熟人社会正在瓦解，人际关系逐渐疏离，80年代那种特有的温情渐行渐远。
不过，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杨扎营村民的精神根蒂和性格基因不会改变。他们虽然开着粤B、浙A牌照的汽车回到家乡，连抛荒长草的土地看也不看一眼，但是骨子里仍然流淌着祖先的血液。他们的基本精神，与300年前雍正年间来到杨扎营“开启山林”的祖先并无二致。杨扎营先民主要来自鄂、湘交界的公安、江陵一带，理性化程度较高，实用主义观念较强。因此，杨扎营的村民，不管是务农、读书、打工，都能吃苦受罪。当然，他们也缺乏本地土著人的罗曼蒂克和娱乐精神。我小时最喜欢“高山”来的客人（大约是真正的土著人），因为他们不像本村的客人，吃了饭就走，说“我要回去喂猪了”，而是玩上一两天。每到夜晚，听远方来的客人讲《封神演义》的故事，是我最快乐的时光。与土著人相比，杨扎营的外来移民多了一点实在，少了一点趣味。正如小说中所写，杨扎营村民对男人的评价标准有两条：一是勤快。赌博打牌、好吃懒做的人根本找不到媳妇，吹拉弹唱（现在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也被视为不务正业，受到社会舆论的排斥，批评他们搞的是“蛋叉叉”。二是“小易”（谦虚、热情、不摆架子）。戴眼镜、穿奇装异服、不主动打招呼的人都被称为“洋洋客”，在本村舆论领袖的评价体系中得分很低。
二
在《梦花树》的开头，向红兵乘坐80年代的灰狗汽车，穿越广袤的江汉平原，西陵峡口的巫山云雨，武陵山区的黑暗之心，光荣地回到他的母校：建城一中。
奇怪的是，向红兵从县城回到杨扎营，并没有走村民上城的小路，而是“登上了开往长乐的汽车……在下坝农场下车，又走了两个多小时的山路，终于在野鸡和猫头鹰毛骨悚然的叫声中，回到了离开才半年的家。”实际上，这条路虽然好走，但相当于等边三角形的另外两条边，还要两块钱车费，80年代的杨扎营村民是不会走的。
在卫星地图上，我们可以找到杨扎营村民上城的路：杨扎营——马渡河——羊茆头——东门坡——县城。通过精确测距，从杨扎营到县城的直线距离是8公里。在武广高铁上，只需要90秒。而对于杨扎营人来说，这是一条漫长、沉重的路，一条充满绝望和希望的路，一条浸透着汗水与泪水的路。
这是一条沉重的路，是几百年来维系杨扎营先民日常生活必需的生存之路。在这条路上，可以看到负重前行的父辈佝偻的身体，听到他们急促的呼吸。可以看到匆匆急行的学子，为了祖祖辈辈没有实现的光荣和梦想，他们青春的身体已经严重透支，敏感的神经极度焦虑，根本无心欣赏路边的风景。 这是一条希望的路。在路上，可以看到第一次上城的小孩子脸上纯真的笑容，这笑容背后，是对县城五分钱一根冰棍的渴望，是对新华书店一角钱一本的小人书的想象。在路上，可以看到从县城购买商品归来的一行路人，他们的背篓里装着这样一些商品：武汉生产的一角五一包的“大公鸡”牌香烟，沙市生产的“荆江”牌保温瓶……
在这条路上，先后走过我的爷爷、我的父亲，和我。爷爷从15岁开始踏上这条艰辛之路，他需要在负重100斤黄豆的情况下，翻越两座险峻的高山，淌过一条湍急的河流，才能到达县城。然后经过短暂歇息，前往更加遥远的地方——长江边的巫山，换回珍贵的食盐。
我和爷爷一样，15岁开始一个人上城。我的负重很轻，只有一个黄色的帆布书包，里面装着自卑和榨广椒。第一次到建城一中的食堂，发现打饭的学生排成两队。左边人数较少的一队，打的是白米饭。右边排成长龙的一队，打的是黄色的苞谷饭。我不知道自己属于“白队”还是“黄队”，就去问门口卖渣豆腐的老太太。她看了一眼我手中的罐头瓶，说，榨广椒配苞谷饭，绝配！
一个月之后，装榨广椒的罐头瓶见底了。我不得不在班主任查寝之后，翻越学校的围墙，飞奔回杨扎营。穿行在东门坡那片一公里长的坟地，我没有害怕的感觉。到了马渡河的岸边，发现河水暴涨。毛着胆子过河，浑浊的河水没过腰部。我不会水，只好返回岸边，叩开一户人家的大门，哀求再三，这家的男人同意送我过河。到了河中心，脚踩不到河底。激流冲击导致我的重心不稳，整个人飘在水面上，心想这下完了。他的水性真好，牢牢拽住我的手，硬是将我拖到对岸。
半夜鸡叫，我从家里出发，改走两溪河的大路。走到两溪河的山岭上，天亮了。我看到山上有大片的映山红，正在怒放。上了大学之后，我才明白，为什么我总是喜欢无意识地哼唱一首歌：
夜半三更哟盼天明
岭上开遍哟映山红
《梦花树》没有写从杨扎营到县城的小路，对我来说是一个遗憾。对于我来说，这条小路是如此熟悉，如此沉重，如此轻盈而美好，承载了少年的悲伤、梦想与记忆。正因为此，当我读到冯至的十四行诗《原野的小路》，有一种特别的情感共鸣：
你说，你最爱看这原野里
一条条充满生命的小路
是多少无名行人的步履
踏出来这些活泼的道路
……
我们纪念着他们的步履
不要荒芜了这几条小路[2]
春节回老家，试图重走过去的小路。可是那熟悉的林中小路，已经长满了半人高的杂草和荆棘。祖祖辈辈的足迹，都湮没在荒烟蔓草间。走的人少了，也就没路了。站在马渡河的高处，徜徉在过去与现在之间，一首熟悉的旋律浮上心头：
林中有两条小路都望不到头
我来到岔路口，伫立了好久
一个人没法同时踏上两条征途
我选择了这一条却说不出理由
……
将来从小路尽头默默地回望
想起曾有两个不同的方向
而我走的是人迹更少的那条路
正因为这样无名小路才不会被遗忘
三
读了《梦花树》之后，我更加相信弗洛伊德“文学是作者的白日梦”的说法。作者写出来的每一个故事，每一个细节，每一句话，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可以肯定地说，《梦花树》不是作者的自传。毋宁说，这是作者的一个梦，是时代的影子，是集体无意识的投射。
事实上，我与楚唐的老家相距不过500米，但彼此并不熟悉。一则因为他比我大几岁，不是同学，也不是发小。二则杨扎营是典型的南方散居村落，姓氏高度分化，几乎没有邻居，也没有串门的习惯。包产到户之后，更是“老死不相往来”。因为孤独，我经常主动提出去放牛，实际上是想和“牛友”下军棋，或者用子弹壳做火药枪。正是在放牛的时候，我见到了楚唐。他当时应该上了初中，正在大声朗读一本英语书。在如此偏僻的乡村，很多人汉字都不认识。楚唐居然能读英语，这使我对英语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后来我参加高考，英语考了93分（满分100分）。这是我记忆中对楚唐的最早印象。
高中毕业的暑假，我在两溪河的大路上碰到了楚唐。我记得当时太阳非常灼人，他打着一把阳伞，穿着洗白的牛仔裤，一看就是大城市回来的。他的身高明显超过杨扎营人的平均数，走起路来静悄悄的，仿佛战胜了地心引力。除了那个时代特别流行的“潇洒”一词，我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形容。后来上了中文系，读到《世说新语》中的“（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爽朗清举”，我才恍然大悟。
我一直在想，如果楚唐和小說中的向红兵一样，没有留在武汉这样的大城市，而是回到了建城一中，他会写这样一本小说吗？我的感觉是不会。同样，如果我没有离开家乡，也不会写这样的文章。四十岁之前的我，也不会写这样的文章。人只有到了四十岁，才知道什么是“不惑”，才会思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我之所以说这些陈年往事，无外乎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我的块垒，我的根，就是童年记忆中的故乡。
还有一个问题，小说中的向红兵是否有原型人物？严格地说，所有的小说人物都有原型，绝对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虚构是不存在的。向红兵是杨扎营人，也可能是来自齐岳山、巫山与武陵山之间广大农村的任意一位大学生。我第一次看贾樟柯的《三峡好人》时，就对其中的每一个“巴人”，每一个场景，每一句台词心领神会。当看到那个头缠绷带的船工脚踢韩三明还说“小心老子把你扔到河里去”，听到那个老人用平静的语气说出“莫看我老哒，在奉节县混了几十年，烂朋友还是有几个的”这句暗藏机锋的台词，我就感叹贾导一个北方人对细节的把控是多么精到。后来看《天注定》中小玉出刀的画面，感觉像是另一位导演拍的。
当然，仅用地域的概念，无法解释《梦花树》的小说主人公因过失致人死亡，被判三年有期徒刑的悲剧。如果回到那个时代，也许能对向红兵的悲剧持“了解之同情”。在人们的心目中，西方的80年代是一个清教主义回潮的年代，中国的80年代则是一个充满希望与想象的浪漫年代。精神大于物质的诗意氛围，塑造了80年代大学生的理想主义情结。即使向红兵留在大城市，如果缺乏足够的弹性和灵活性，也很难真正融入世俗，成为所谓的“成功人士”。当理想与现实发生严重冲突，就可能陷入潦倒虚无，甚至做出非理性的、违反自己意愿的冲动行为（用韦伯的话说，所谓“理性”就是基于现实利益的数学计算）。 另一方面，80年代相对落后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也限制了一些回到基层的大学生对未来的想象力。查建英在口述历史著作《80年代访谈录》中将中国的80年代与西方的60年代相提并论。[3]这种说法听上去不错，但忽视了两个时代中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差距。以楚唐大学毕业、我参加高考的1989年为例，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1989年中国人均GDP为141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602元，同年招收研究生2.9万人、本专科生59.7万人。对于出身农村的向红兵来说，这些枯燥的数据也许可以解释他骨子里的自卑和溢于言表的优越感。他对大城市的迷恋、被发配回建城一中之后的颓唐和自伤，那些向往耕读传家的乡村生活的新生代大学生是很难理解的。
当然，我对《梦花树》和向红兵的理解，也可能存在先入为主的“前见”。用德里达的话说，所有的理解都是误解。乡村与城市谁更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简·奥斯丁在《诺桑觉寺》中意味深长地写道：“一登上比琴崖（Beechen Cliff）的顶峰，凯瑟琳就成了一位很有希望的学者，她发自肺腑地拒绝了巴斯的整个城市，认为它不配作为风景的一部分。”[4]我不反对凯瑟琳的选择，但更欣赏雷蒙·威廉斯的命题：“劳作的乡村绝不是风景。”当我第一次来到大武汉，看到“一桥飞架南北”的壮丽风景，就和威廉斯从乡村到伦敦一样，不由自主地想到华兹华斯在威斯敏斯特大桥上写下的十四行诗：
大地再没有比这儿更美的风景
若有谁，对如此壮丽动人的景物
竟无动于衷，那才是灵魂麻木
瞧这座城市，像披上一件新袍……[5]
注 释
[1][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46页。
[2]冯至：《十四行集》，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86页。
[3]查建英：《80年代访谈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9页。
[4]Jane Austen，Northanger Abbey，Harper Press，2012，p.98.
[5][英]雷蒙·威廉斯：《鄉村与城市》，韩子满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5页。
（作者介绍：陈全黎，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2007年获华中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先后在湖南大学、三峡大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