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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度是我国古代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自隋之清共存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对历朝历代的政治等皆有重要的影响。其中，唐朝的科举制度又是处在科举制度发展的关键时期，研究唐朝的科举制度对了解唐朝社会和后世科举的演变具有重要的作用。《唐代科举制度研究》对唐代的科举制度进行了全面系统地研究，是研究唐代科举制度具有代表性的学术专著，该书从科举制的产生、各项基本制度、进士科考试科目和录取标准的变化、科举与唐代社会的关系和科举发展的趋势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和全面总结。阅读此书可以看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本书布局合理，条理清晰。本书共分为十五章，按照内容可分为三大部分。其中，第一部分为第一章，论述了科举制度的产生，它是从两汉至南北朝时期的察举制度发展而来的。它的产生有一个发展过程，大抵萌于南北朝，始于隋而成于唐。第二部分是自第二章一直到第十四章，就唐代科举制度中一些主要问题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论述，主要包括科举在唐代选官制度中的地位，常科，制举，科目选，学校与科举，进士科考试科目和录取标准的变化，科举在选举中地位的变化，座主门生关系的形成，请托行卷的盛行，科举中的权贵子弟问题，门荫的衰落和进士家族，唐后期应举及第范围的扩大，科举与社会等级再编制等问题。其中作者对常科，制举，科目选，进士科考试科目和录取标准的变化，科举在选举中地位的变化进行了重点的论述，其它诸如学校与科举，座主门生关系的形成等与科举相关的部分也进行了相关论述。在这一部分，论述的问题有主有次，详略得宜。第三部分为本书的最后一章，作者论述了科举发展的总趋势：诸科逐步衰落，逐步集中到进士科；录取标准逐步集中到经义；分等录取，起家越来越高；分层录取，扩大录取名额。可以看出其内容涉及面广，但主次分明，条理清晰。
2.对过去一些薄弱环节进行了探讨。尤其是本书第五章对于科目选的研究论述。张国刚认为这是对过往唐代科举薄弱方面的研究。过去一直把科目选视为科举制的一部分，作者也说了“唐朝除了科举，还有科目选，如不仔细考辨，很容易将二者混为一谈”。作者通过对《通典》卷十五《选举三·历代制下》、文宗大和元年十月、中书门下奏疏、《册府元龟》卷六三九《贡举部·总序》和《通典》卷十五中的相关记载论证了科目选和吏部科目虽然有着相通之处，但也有着严格的区别。举凡吏部主持的科目，诸如宏词、拔萃、平判入等以及后來设立的三礼、三传、三史等，皆可称之为吏部科目。而平判入等是从选人所试判中评出佳者登于科第。选人是通过正常的铨选程序参加试判的，因此不能称之为科目选。只有不到应选年限，提前申请试文、试判的宏词、拔萃，以及唐朝后期设立的有官有出身人按科目选例到吏部赴选的三礼、三传、三史、五经、九经、开元礼等科目，才可以称之为科目选。科目选和科举的主要区别在于，科目选是由吏部主持的，是选官制度的一部分，而科举则是由礼部主持的，是出身资格的考试。三礼、三传等科则既是吏部的科目选，同时也是礼部的贡举科目。只有有出身、有官者才能赴科目选，白身人只能参加科举。科目选的设立则让那些格限未至者可以通过试判或试文而得以不拘选限而授职。这样，朝廷用循资格以待平常之士，以科目选来吸引和选拔才能之士，从而满足国家对不同层次人才的需要。其后论述了唐朝后期科目选的情况以及科目选在唐后期官吏升迁中的作用，作为科目选的主要科目博学宏词科和拔萃科，以及作为吏部科目之一的平判入等，在唐朝后期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更有着特殊的意义。
同时，第四章的第四节荐举和自举中关于自举的研究，王承文认为其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唐代制举中存在荐举和自举两途。但“自举”问题长期为人所忽视。玄宗时，自举才不断被提了出来，希望从民间选拔出一些卓越的政治人才，但在整个唐代，制科举中自举始终是处于一种陪衬的地位。
3.注重研究唐代科举制的变化及其背后的意义。比如，进士科考试科目和录取标准的变化。唐前期衡量进士策文好坏的标准，主要不是看文章的内容，而是看文章的词华。而唐后期衡量文章的好坏的标准，则和唐朝前期相反，主要是看内容，而不是看词华。这种变化反映了唐朝国势由盛转衰的转变并反映到当时对人才选拔标准的变化上。科举在选举中地位的变化，科举在唐初，只是士大夫获得出身资格即做官资格的几种途径之一，到乾符二年进士科稳定地成为高级官吏的主要来源，地主士大夫入仕的唯一正途。这种变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是一个科举出身的官吏不断取代门荫入仕的功臣贵戚子弟的过程，也是官僚队伍学识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而伴随着这个过程的则是唐初功臣贵戚集团的衰落和建立在租佃制基础上的一般地主经济的发展。
4.本书史料辨析方面的能力以及丰富的史料。史料是进行历史研究的前提，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史料会有在流传过程中造成的错误，又或者是不同史料对同一问题不同的记载。本书作者在论述一下问题时展现了其史料辨析方面的能力。如：作者认为按韦陟为礼部侍郎在天宝元年，开元二十六年至天宝元年不可能有“三十年来”，概“十”为衍字，应为“三年无及第者”。在分析史料“自今已后，诸色人中习三礼者，前资及出身人依科目例，吏部考试。白身人依贡举例，吏礼部考试。每经问大义三十条，试策三道”。结合《唐会要》和《册府元龟》认为“吏”为衍字。
同时，作者引用的史料十分丰富，不但有史书、政书、诏令、法律文书，而且也有诗文、杂记和传奇等，反映了作者治史的深厚功力。如在第三章第一节科目中引用的文献就有《通典》《唐六典》《新唐书》《玉海》《文献通考》《唐律》《旧唐书》《封氏闻见记》《册府元龟》《唐大诏令集》《唐会要》《登科记考》《唐国史补》《全唐文》《唐摭言》《权载之文集》《张说之文集》《王右丞集》《明皇杂录》19余本，比起单一的史料自然更具有说服力。
参考文献：
[1]张国刚，李红旗.简评《唐代科举制度研究》[J].历史教学，1995，（10）：56.
[2]王承文.唐代科举制度研究的重要成果──《唐代科举制度研究》评介[J].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04）：29-31.
作者资料：
赵晓梅，女，汉，黑龙江大學，硕士在读。
1.本书布局合理，条理清晰。本书共分为十五章，按照内容可分为三大部分。其中，第一部分为第一章，论述了科举制度的产生，它是从两汉至南北朝时期的察举制度发展而来的。它的产生有一个发展过程，大抵萌于南北朝，始于隋而成于唐。第二部分是自第二章一直到第十四章，就唐代科举制度中一些主要问题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论述，主要包括科举在唐代选官制度中的地位，常科，制举，科目选，学校与科举，进士科考试科目和录取标准的变化，科举在选举中地位的变化，座主门生关系的形成，请托行卷的盛行，科举中的权贵子弟问题，门荫的衰落和进士家族，唐后期应举及第范围的扩大，科举与社会等级再编制等问题。其中作者对常科，制举，科目选，进士科考试科目和录取标准的变化，科举在选举中地位的变化进行了重点的论述，其它诸如学校与科举，座主门生关系的形成等与科举相关的部分也进行了相关论述。在这一部分，论述的问题有主有次，详略得宜。第三部分为本书的最后一章，作者论述了科举发展的总趋势：诸科逐步衰落，逐步集中到进士科；录取标准逐步集中到经义；分等录取，起家越来越高；分层录取，扩大录取名额。可以看出其内容涉及面广，但主次分明，条理清晰。
2.对过去一些薄弱环节进行了探讨。尤其是本书第五章对于科目选的研究论述。张国刚认为这是对过往唐代科举薄弱方面的研究。过去一直把科目选视为科举制的一部分，作者也说了“唐朝除了科举，还有科目选，如不仔细考辨，很容易将二者混为一谈”。作者通过对《通典》卷十五《选举三·历代制下》、文宗大和元年十月、中书门下奏疏、《册府元龟》卷六三九《贡举部·总序》和《通典》卷十五中的相关记载论证了科目选和吏部科目虽然有着相通之处，但也有着严格的区别。举凡吏部主持的科目，诸如宏词、拔萃、平判入等以及后來设立的三礼、三传、三史等，皆可称之为吏部科目。而平判入等是从选人所试判中评出佳者登于科第。选人是通过正常的铨选程序参加试判的，因此不能称之为科目选。只有不到应选年限，提前申请试文、试判的宏词、拔萃，以及唐朝后期设立的有官有出身人按科目选例到吏部赴选的三礼、三传、三史、五经、九经、开元礼等科目，才可以称之为科目选。科目选和科举的主要区别在于，科目选是由吏部主持的，是选官制度的一部分，而科举则是由礼部主持的，是出身资格的考试。三礼、三传等科则既是吏部的科目选，同时也是礼部的贡举科目。只有有出身、有官者才能赴科目选，白身人只能参加科举。科目选的设立则让那些格限未至者可以通过试判或试文而得以不拘选限而授职。这样，朝廷用循资格以待平常之士，以科目选来吸引和选拔才能之士，从而满足国家对不同层次人才的需要。其后论述了唐朝后期科目选的情况以及科目选在唐后期官吏升迁中的作用，作为科目选的主要科目博学宏词科和拔萃科，以及作为吏部科目之一的平判入等，在唐朝后期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更有着特殊的意义。
同时，第四章的第四节荐举和自举中关于自举的研究，王承文认为其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唐代制举中存在荐举和自举两途。但“自举”问题长期为人所忽视。玄宗时，自举才不断被提了出来，希望从民间选拔出一些卓越的政治人才，但在整个唐代，制科举中自举始终是处于一种陪衬的地位。
3.注重研究唐代科举制的变化及其背后的意义。比如，进士科考试科目和录取标准的变化。唐前期衡量进士策文好坏的标准，主要不是看文章的内容，而是看文章的词华。而唐后期衡量文章的好坏的标准，则和唐朝前期相反，主要是看内容，而不是看词华。这种变化反映了唐朝国势由盛转衰的转变并反映到当时对人才选拔标准的变化上。科举在选举中地位的变化，科举在唐初，只是士大夫获得出身资格即做官资格的几种途径之一，到乾符二年进士科稳定地成为高级官吏的主要来源，地主士大夫入仕的唯一正途。这种变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是一个科举出身的官吏不断取代门荫入仕的功臣贵戚子弟的过程，也是官僚队伍学识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而伴随着这个过程的则是唐初功臣贵戚集团的衰落和建立在租佃制基础上的一般地主经济的发展。
4.本书史料辨析方面的能力以及丰富的史料。史料是进行历史研究的前提，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史料会有在流传过程中造成的错误，又或者是不同史料对同一问题不同的记载。本书作者在论述一下问题时展现了其史料辨析方面的能力。如：作者认为按韦陟为礼部侍郎在天宝元年，开元二十六年至天宝元年不可能有“三十年来”，概“十”为衍字，应为“三年无及第者”。在分析史料“自今已后，诸色人中习三礼者，前资及出身人依科目例，吏部考试。白身人依贡举例，吏礼部考试。每经问大义三十条，试策三道”。结合《唐会要》和《册府元龟》认为“吏”为衍字。
同时，作者引用的史料十分丰富，不但有史书、政书、诏令、法律文书，而且也有诗文、杂记和传奇等，反映了作者治史的深厚功力。如在第三章第一节科目中引用的文献就有《通典》《唐六典》《新唐书》《玉海》《文献通考》《唐律》《旧唐书》《封氏闻见记》《册府元龟》《唐大诏令集》《唐会要》《登科记考》《唐国史补》《全唐文》《唐摭言》《权载之文集》《张说之文集》《王右丞集》《明皇杂录》19余本，比起单一的史料自然更具有说服力。
参考文献：
[1]张国刚，李红旗.简评《唐代科举制度研究》[J].历史教学，1995，（10）：56.
[2]王承文.唐代科举制度研究的重要成果──《唐代科举制度研究》评介[J].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04）：29-31.
作者资料：
赵晓梅，女，汉，黑龙江大學，硕士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