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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业这么多年里，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男性，因为受暴而向警方求助，甚至连向家人求助的都没有。”心理咨询师王大为回忆道，“他们大多是在自己崩溃，或是被家人、朋友发现不对劲时才会说出遭遇，要不然他们会深深埋在心里最羞耻的地方。”
与将男性视为强者、支配者的性别刻板印象截然不同，作为家暴受害者的男性，像是无法被看到的月之暗面。他们的遭遇，甚至比大多数女性家暴受害者还要隐蔽。
“从没有看到一个男性因为受暴而向警方求助”
反性别暴力组织白丝带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90%的家庭暴力受害者是女性，男性受害者约占10%左右。
在心理咨询领域工作了19年的王大为，每年都要接待上百个涉及家庭暴力的案例，但主动来咨询的男性少之又少。他粗略估算了一下，大约只有5%。而这5%，也往往不会直截了当地说“我遭遇家暴了”。
“我从业这么多年里，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男性，因为受暴而向警方求助，甚至连向家人求助的都没有。”王大为回忆道，“有向特别亲密的好友吐露过的。但大都是在自己崩溃的情况下，或是被家人、朋友发现不对劲的状况下才会说出遭遇，要不然他会深深埋在心里最羞耻的地方。”
性教育工作者陈洁瑜曾在北京主导过一场关于男性亲密关系暴力受害者的调研，她发现，许多男性访谈者认为男性不可能成为受暴者，无人能举出男性受暴的例子。
对于这种情况，王大为打了一个比喻：人们所处的社会像是一个红色的池塘，身处其中，每一条鱼、每一株植物，都会被染色。“男性气质（坚强、勇敢、支配、管理、凌驾于女性之上的强者形象）”就像是这红色的水，“我们社会文化里，强调男性要有力量，财力、权力等，男性是强者，成为弱者会被耻笑，这会无意识污染人们的心。”王大为说，“比如小男孩哭，这本是一个自然的表现，但身边的教养者会说‘你一个小男孩哭什么哭，真窝囊’。从小就开始有意无意塑造这种男性要强有力、不能当弱者，成人之后，男性会觉得示弱是一件非常羞耻的事情，觉得自己不配当一个男人。”
如同女性受暴者那样，男性受暴者同样倾向于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特别是在做面对面干预的时候，会发现这些男性一个主要的共同特征是达到了抑郁的状态。”王大为说，“再深入交流，会发现他们隐藏着很多自我认知上的贬损。”
“用擅长的方式攻击对方”
同样隐形的，还有大多数男性遭受的暴力形式。
王大为接到过一名高知男性的求助，对方因为妻子长期的冷暴力而感到很痛苦、抑郁。这段婚姻源自长辈间的世交关系，虽然没有感情基础，但老人们强调“知根知底、门当户对”。几乎从婚后第一天开始，妻子经常自顾自地做自己的事情，自己吃饭、看电视，从不搭理丈夫的搭话，如同丈夫不存在——“就拿我当空气一样”。
“暴力里面有一个特点，即每个人都在用自己擅长的方式去攻击对方。”王大为说，“多數男性擅长肢体上的，女性更擅长言语上的。肢体上的，大家都能看到。相比之下，精神上的暴力比较隐秘，肉眼很难察觉。”
每当有男性受暴的新闻曝出，常见的评论有：“一个大男人被欺负得这么惨，有点儿好笑”“为什么不打回去”……王大为说，确实有打不过的情况，即女性较男性伴侣更有身体方面的优势。但总体来说，是否遭受暴力，与男性的外形没有必然联系。但相同的是心理状态：低自尊、低自我认知以及自我的贬损感。
中国公益律师、北京市东城区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创办人李莹记忆里，有一个从不穿短袖的男性求助者，哪怕在炎炎夏日——因为他的胳膊上，全是妻子留下的掐痕，青紫一片。“我也不是打不赢她，我只是不想这样。”面对询问，男子回答道。
“很多男性受暴者，是一个内心瘫痪的状态。”李莹说，“男性很多的时候并不是他在体力上和身高上不如她，而是他的内心是弱的。女性受暴者其实也类似，除体力、身高的弱势以外，其实很多时候还是内心不敢。”
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吕孝权律师介绍，学界有观点认为，无论身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或是精神控制，施暴人的根本目的是希望受暴者受控、依附于自己。暴力之下，受暴者处于恐惧、焦虑的状态，难以反抗。
“就像在和整个环境搏斗”
“向男性受暴者提供的社会服务比女性受暴者的社会服务要落后35年。”王大为时常有一种无力感，“往往在男性干预中，你会发现自己好像在和整个社会的环境和文化搏斗一样。虽然男性也逐渐意识到，自己是被父权文化所压迫、所捆绑、所限制，但回到现实生活，他身边的人也是被这种文化所束缚，他仍然不被理解、无人可诉说。”
王大为和其他心理咨询师、反家暴工作者首先要做的，唯有缓解男性受暴者的孤独，让他们不再抑郁，“能够觉得被支持、被温暖，不再那么绝望”。
但积极的变化也在慢慢发生。
2019年11月24日，浙江温州市人民法院签发了一份男性人身安全保护令。紧随其后，吉林长春市人民法院也为与妻子离婚后仍受到纠缠和死亡威胁的男子迟某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
“一个基本常识是，在家庭暴力中，受暴者本就不分性别，选择法律援助，也不应存在性别之差。从这个意义上说，温州发出的首份男性人身安全保护令，是现代社会关系中正常发生，也是值得肯定的‘首例’。”《人民日报》评论道，是否有标志性价值姑且不论，至少说明，有男性能够摒弃传统观念的束缚，勇于站出来用法律为自己维权。
（水云间荐自《看天下》）
与将男性视为强者、支配者的性别刻板印象截然不同，作为家暴受害者的男性，像是无法被看到的月之暗面。他们的遭遇，甚至比大多数女性家暴受害者还要隐蔽。
“从没有看到一个男性因为受暴而向警方求助”
反性别暴力组织白丝带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90%的家庭暴力受害者是女性，男性受害者约占10%左右。
在心理咨询领域工作了19年的王大为，每年都要接待上百个涉及家庭暴力的案例，但主动来咨询的男性少之又少。他粗略估算了一下，大约只有5%。而这5%，也往往不会直截了当地说“我遭遇家暴了”。
“我从业这么多年里，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男性，因为受暴而向警方求助，甚至连向家人求助的都没有。”王大为回忆道，“有向特别亲密的好友吐露过的。但大都是在自己崩溃的情况下，或是被家人、朋友发现不对劲的状况下才会说出遭遇，要不然他会深深埋在心里最羞耻的地方。”
性教育工作者陈洁瑜曾在北京主导过一场关于男性亲密关系暴力受害者的调研，她发现，许多男性访谈者认为男性不可能成为受暴者，无人能举出男性受暴的例子。
对于这种情况，王大为打了一个比喻：人们所处的社会像是一个红色的池塘，身处其中，每一条鱼、每一株植物，都会被染色。“男性气质（坚强、勇敢、支配、管理、凌驾于女性之上的强者形象）”就像是这红色的水，“我们社会文化里，强调男性要有力量，财力、权力等，男性是强者，成为弱者会被耻笑，这会无意识污染人们的心。”王大为说，“比如小男孩哭，这本是一个自然的表现，但身边的教养者会说‘你一个小男孩哭什么哭，真窝囊’。从小就开始有意无意塑造这种男性要强有力、不能当弱者，成人之后，男性会觉得示弱是一件非常羞耻的事情，觉得自己不配当一个男人。”
如同女性受暴者那样，男性受暴者同样倾向于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特别是在做面对面干预的时候，会发现这些男性一个主要的共同特征是达到了抑郁的状态。”王大为说，“再深入交流，会发现他们隐藏着很多自我认知上的贬损。”
“用擅长的方式攻击对方”
同样隐形的，还有大多数男性遭受的暴力形式。
王大为接到过一名高知男性的求助，对方因为妻子长期的冷暴力而感到很痛苦、抑郁。这段婚姻源自长辈间的世交关系，虽然没有感情基础，但老人们强调“知根知底、门当户对”。几乎从婚后第一天开始，妻子经常自顾自地做自己的事情，自己吃饭、看电视，从不搭理丈夫的搭话，如同丈夫不存在——“就拿我当空气一样”。
“暴力里面有一个特点，即每个人都在用自己擅长的方式去攻击对方。”王大为说，“多數男性擅长肢体上的，女性更擅长言语上的。肢体上的，大家都能看到。相比之下，精神上的暴力比较隐秘，肉眼很难察觉。”
每当有男性受暴的新闻曝出，常见的评论有：“一个大男人被欺负得这么惨，有点儿好笑”“为什么不打回去”……王大为说，确实有打不过的情况，即女性较男性伴侣更有身体方面的优势。但总体来说，是否遭受暴力，与男性的外形没有必然联系。但相同的是心理状态：低自尊、低自我认知以及自我的贬损感。
中国公益律师、北京市东城区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创办人李莹记忆里，有一个从不穿短袖的男性求助者，哪怕在炎炎夏日——因为他的胳膊上，全是妻子留下的掐痕，青紫一片。“我也不是打不赢她，我只是不想这样。”面对询问，男子回答道。
“很多男性受暴者，是一个内心瘫痪的状态。”李莹说，“男性很多的时候并不是他在体力上和身高上不如她，而是他的内心是弱的。女性受暴者其实也类似，除体力、身高的弱势以外，其实很多时候还是内心不敢。”
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吕孝权律师介绍，学界有观点认为，无论身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或是精神控制，施暴人的根本目的是希望受暴者受控、依附于自己。暴力之下，受暴者处于恐惧、焦虑的状态，难以反抗。
“就像在和整个环境搏斗”
“向男性受暴者提供的社会服务比女性受暴者的社会服务要落后35年。”王大为时常有一种无力感，“往往在男性干预中，你会发现自己好像在和整个社会的环境和文化搏斗一样。虽然男性也逐渐意识到，自己是被父权文化所压迫、所捆绑、所限制，但回到现实生活，他身边的人也是被这种文化所束缚，他仍然不被理解、无人可诉说。”
王大为和其他心理咨询师、反家暴工作者首先要做的，唯有缓解男性受暴者的孤独，让他们不再抑郁，“能够觉得被支持、被温暖，不再那么绝望”。
但积极的变化也在慢慢发生。
2019年11月24日，浙江温州市人民法院签发了一份男性人身安全保护令。紧随其后，吉林长春市人民法院也为与妻子离婚后仍受到纠缠和死亡威胁的男子迟某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
“一个基本常识是，在家庭暴力中，受暴者本就不分性别，选择法律援助，也不应存在性别之差。从这个意义上说，温州发出的首份男性人身安全保护令，是现代社会关系中正常发生，也是值得肯定的‘首例’。”《人民日报》评论道，是否有标志性价值姑且不论，至少说明，有男性能够摒弃传统观念的束缚，勇于站出来用法律为自己维权。
（水云间荐自《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