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的英国之所以没有爆发社会危机，一个原因是英国的海外殖民地为其解决了原料来源和商品市场，在更大的范围内掌握配置资源的主动权；另一个原因则是英国在国内实行了一系列的政治和社会改革，给人民更多的发言机会与向英国人提供更多更好的社会服务与保障，同时呼吁并动员慈善事业的发展。19世纪初，英国社会中已经出现了食利阶级和劳动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尖锐对立。成批的穷人奋起反抗，又被判处极刑，但是反抗之声仍然不绝于耳。
　　从1832年开始，感到危机的英国政府开始委派“皇家济贫委员”，调查英国贫困的问题。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开始讨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否定极端的自由放任理论。在社会上，出现了费边社的活动；在理论上，出现了马克思主义、欧文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以及查尔斯·布斯的“贫困线”概念。英国政府在扩大民主的同时，转变政府职能，开始向劳动者提供必要的保护，稳定了社会。
　　到了19世纪30、40年代，经济危机和各种思潮的出现为快速发展中的英国提出了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例如人与新的工业社会的关系，社会组织和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的前途。在海峡对岸的欧洲大陆不断地发生着革命与战争的这段历史时期，英国在相对安静地进行着社会改良：它通过三次政治改革，扩大了民主体制，削弱了贵族的势力，同时开始了社会政策的改良。
　　整个19世纪，英国社会各阶级围绕着议会选举改革实现普选权而持续斗争，但始终以一种平和的，非暴力的方式出现，体现了英国民族特性在政治领域内的凝结，适时而变，和平渐进。
　　欧洲各国革命所带来的权力调整仅仅是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社会并未根本触动，改变不大。而英国议会改革却使英国宪政得以不断向民主化迈进，为社会各阶层的变革提供了合法的样板、渠道。
　　议会民主和政治妥协既是英国悠久的传统，又因工业革命的胜利得到巩固完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继承和发扬了“光荣革命”的遗产。过快或过急的变革难以巩固，真正的变革可以在保留旧有的形式下实行。对统治阶级而言，形势需要变革，又不会带给他们巨大的伤害，他们总可能让步、妥协。对被统治阶级而言，积极的态度要求变革是必要的，但应看到未来的改革前景，不一定非要采取极端的形式，只要妥协能达到目的，也不一定要与旧势力拼个你死我活。因此双方都放弃诸诉暴力的想法，社会就避免了剧烈的动荡，得以自然平和的发展。
　　英国这种渐进妥协的模式力求找到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协调点，达到整个社会的利益平衡，避免激进革命带给社会的损害，值得我们借鉴。当然必须要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不能一味妥协。（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