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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镇江西津渡国际纪录片盛典在初选阶段已经收到700多部纪录片报名。而这之中，旨在扶持新锐导演的“新地平线”单元，就有多达500余部作品。
越来越多年轻人进入了纪录片的世界，90后的加盟也早已不稀奇——事实上，今年盛典上，短片单元的最高奖获得者，就是90后，西津渡最佳（定制）纪录片奖获得者，也是90后，她们都是学生，还都是女孩子。
上海女生解修远的徽州情结
解修远来自上海，正在上大广电编导系就读研究生。这并不是她第一次参加盛典——去年，她的《挑山女人》就在首届盛典上拿到了中片最高奖：金山奖。
1991年出生的她看起来就像个典型的90后上海女孩，长发飘飘，说话细声细气。初三那年，她第一次举起摄像机，拍下自己爷爷奶奶的一天生活，那时用的剪辑软件还是“绘声绘影”。爷爷奶奶是徽州人，在他们的影响下，解修远上了许多徽州地方论坛，了解到日渐消失的传统地方文化，“徽学、藏学和敦煌学，是中国三大地方显学，但现在，相比敦煌学研究的繁荣和藏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徽学显得有些冷清。”
2009年，她跟父亲去徽州山村，在那里拍了第一部作品《不嬉不行》。“那里的山上有一块光面的大石头，容易反射太阳光引起火灾。当地村民一直有‘敬火神’的祈福仪式，由祠堂组织大家一起‘嬉鱼灯’。但是这样的传统正在慢慢失传。”这部《不嬉不行》，让她获得了搜狐全球华人纪录片盛典的“最佳文化传承纪录片”。
这之后，解修远的徽州纪行，一发不可收。她的父亲就是她的最佳拍档，两人经常一呆就是半年——到后来走在乡间的路上，村民们都会熟稔地以网名相称。
外表柔弱的她，内里对纪录片的执著却很坚硬。每次拍摄之前，解修远都要进行长期的田野调查，用她的话说：“在山区乱住，对那里的人有了了解之后，就会感到自己的眼睛、耳朵全都打开了。”
徽州祠堂文化发达，绩溪北村还保留着一种习俗：男人到了40岁，要做包子分给全村16岁以上的男丁。“有个很有名的徽厨，平时已经在北京定居，到了40岁那年，还会举家回来，完成这个约定俗成的仪式，这也是他们对子孙的一种诚信教育。”解修远说，“村里对这件事非常重视，包子一个四两，做之前，家里的秤都会先拿去祠堂校验。母亲也会提前一年养一头黑毛猪，到这天，用三支香请出来，还要给猪穿上丝绸衣服，安上玻璃眼球，看起来炯炯有神，他们叫作‘猪倌’，抬到祠堂，先敬拜祖先，再分给帮忙做包子的村人。”
这段故事，被解修远拍成了纪录片《男人四十》。而她跟过时间最长的，还是《挑山女人》的主人公汪美红——“从大一寒假一直跟到研一。丈夫意外去世之后，她就带着三个孩子，靠挑山过活，每天挑着两个液化气罐，几百级台阶，上上下下好几次。有一次我也试着去挑挑看，扁担放到肩上，用尽全力，两个气罐根本就没有离开地面。”
最让解修远深有感触的是：“她对生活完全没有抱怨。我从来没有见过心态这么平和的人。”她拍了一部以此为题材的短片《妈妈是座山》，引起不少媒体关注，央视《新闻30分》报道之后，柴静的知名节目《看见》也对汪美红进行了专访。后来这个故事还被上海宝山沪剧团改编成了沪剧，在高校巡演，今年更获得了中宣部的“五个一工程奖”。
不过，解修远对此却高兴不起来，因为她看到，成为宣传事迹之后的汪美红本人，生活并没有因此产生多大改善，反而会被乡邻视为“名人”另眼相待，误以为她借机生财。
去年，《挑山女人》获得镇江纪录片盛典大奖后，又被组委会推荐给卡塔尔半岛国际纪录片节参赛。今年，她讲述抗战老兵重聚首的新作《最后一次集合》，又获得了西津渡最佳（定制）纪录片奖。这部作品同时也成为盛典《看见中国》的100部定制纪录片之一，解修远以签约导演的身份，获得了组委会给予的3万元拍摄资金。
“去年领奖的时候我说：感谢组委会我又有钱拍片了。大家哄堂大笑。”解修远说，“今年盛典的定制片统一格式、打包起来对外推广，对我们自由制作人来说，传播力量更大了。”
西藏女生旦增的异乡厨房
来自西藏的大学生旦增色珍，同样入围了本次盛典。在藏语里，她名字的意思是“永不消失的明亮灯光”。
色珍也是个90后女孩，正在英国普利茅斯大学就读，学习媒体艺术。留学期间，她在当地一家中餐厅打工，身边的三个同事，都是异乡人——强哥，香港人，20多岁被母亲劝说从香港来到英国;桑德拉，英国出生的香港二代移民;奥斯卡，库尔德来的偷渡客。
许多个夜晚，色珍和他们三人一同忙碌在异乡的厨房。一开始，她只是想通过拍摄厨房生活，记录一段自己的打工经历。但越拍，越发现，“每个人都和他们看起来不太一样”。
“强哥性格独立，不喜欢跟外界交流，一开始看到我的摄像机就躲。但后来我发现他其实很渴望能和他那些说英语的孩子们沟通。而桑德拉，她生在英国，生活一直很英化，却还是会不由自主地往自己的文化根里走。她让我觉得文化其实没有好与坏，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还有奥斯卡，看起来邋里邋遢玩世不恭，其实对库尔德的动荡很有自己的看法。他刚来英国的时候很长时间都是黑户，住在很小的房间里，没有一个朋友。现实很悲哀，他却很乐观，经常会说一些‘我以后要开个店，以后要回库尔德去当农民’之类的话，给自己希望。”色珍说，“他们对人生的态度、对本国文化的认同，都会影响到我。”
这些细碎的人生表里，都被色珍忠实记录在了纪录片《一夜厨房》里——它最终获得了盛典短片最高奖，数位国际评委都对它交口称赞。
细细观察这些大学生纪录片人，会发现他们拍摄纪录片的共性——从对一件事产生感情，到想记录自己的一段生活，再到继续挖掘出有价值的拍摄对象——这三部曲式的创作心路，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
盛典评委、中國传媒大学资深教授朱羽君说：“纪录片之所以对青年人有这么大的吸引力，正因为表达本身就是一种愉快，就像你有一副好嗓子，就会想唱歌。”
和从前相比，如今的纪录片拍摄更个性化：“我们以前做片子很慎重，十几个人才有一台机器，创作讲规划，有组织。现在呢？科技解放了影像，年轻人的纪录片随心所欲，想拍就拍。有喜欢猎奇的，爱往西藏青海跑，暑假旅游一趟，顺便就拍成了片子;也有沉稳一些的孩子，关注现实，关注弱势群体，专业精神比较强。尤其是女孩子，本就细腻、敏感、善于观察生活。这次入围的纪录片里就有许多是女大学生的作品。”
在她看来，过去是文字传播时代，盛产文学青年，一纸一笔就能写作;如今已经到了影像文化时代，盛产影像青年，而摄像机，就是他们的纸和笔。
越来越多年轻人进入了纪录片的世界，90后的加盟也早已不稀奇——事实上，今年盛典上，短片单元的最高奖获得者，就是90后，西津渡最佳（定制）纪录片奖获得者，也是90后，她们都是学生，还都是女孩子。
上海女生解修远的徽州情结
解修远来自上海，正在上大广电编导系就读研究生。这并不是她第一次参加盛典——去年，她的《挑山女人》就在首届盛典上拿到了中片最高奖：金山奖。
1991年出生的她看起来就像个典型的90后上海女孩，长发飘飘，说话细声细气。初三那年，她第一次举起摄像机，拍下自己爷爷奶奶的一天生活，那时用的剪辑软件还是“绘声绘影”。爷爷奶奶是徽州人，在他们的影响下，解修远上了许多徽州地方论坛，了解到日渐消失的传统地方文化，“徽学、藏学和敦煌学，是中国三大地方显学，但现在，相比敦煌学研究的繁荣和藏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徽学显得有些冷清。”
2009年，她跟父亲去徽州山村，在那里拍了第一部作品《不嬉不行》。“那里的山上有一块光面的大石头，容易反射太阳光引起火灾。当地村民一直有‘敬火神’的祈福仪式，由祠堂组织大家一起‘嬉鱼灯’。但是这样的传统正在慢慢失传。”这部《不嬉不行》，让她获得了搜狐全球华人纪录片盛典的“最佳文化传承纪录片”。
这之后，解修远的徽州纪行，一发不可收。她的父亲就是她的最佳拍档，两人经常一呆就是半年——到后来走在乡间的路上，村民们都会熟稔地以网名相称。
外表柔弱的她，内里对纪录片的执著却很坚硬。每次拍摄之前，解修远都要进行长期的田野调查，用她的话说：“在山区乱住，对那里的人有了了解之后，就会感到自己的眼睛、耳朵全都打开了。”
徽州祠堂文化发达，绩溪北村还保留着一种习俗：男人到了40岁，要做包子分给全村16岁以上的男丁。“有个很有名的徽厨，平时已经在北京定居，到了40岁那年，还会举家回来，完成这个约定俗成的仪式，这也是他们对子孙的一种诚信教育。”解修远说，“村里对这件事非常重视，包子一个四两，做之前，家里的秤都会先拿去祠堂校验。母亲也会提前一年养一头黑毛猪，到这天，用三支香请出来，还要给猪穿上丝绸衣服，安上玻璃眼球，看起来炯炯有神，他们叫作‘猪倌’，抬到祠堂，先敬拜祖先，再分给帮忙做包子的村人。”
这段故事，被解修远拍成了纪录片《男人四十》。而她跟过时间最长的，还是《挑山女人》的主人公汪美红——“从大一寒假一直跟到研一。丈夫意外去世之后，她就带着三个孩子，靠挑山过活，每天挑着两个液化气罐，几百级台阶，上上下下好几次。有一次我也试着去挑挑看，扁担放到肩上，用尽全力，两个气罐根本就没有离开地面。”
最让解修远深有感触的是：“她对生活完全没有抱怨。我从来没有见过心态这么平和的人。”她拍了一部以此为题材的短片《妈妈是座山》，引起不少媒体关注，央视《新闻30分》报道之后，柴静的知名节目《看见》也对汪美红进行了专访。后来这个故事还被上海宝山沪剧团改编成了沪剧，在高校巡演，今年更获得了中宣部的“五个一工程奖”。
不过，解修远对此却高兴不起来，因为她看到，成为宣传事迹之后的汪美红本人，生活并没有因此产生多大改善，反而会被乡邻视为“名人”另眼相待，误以为她借机生财。
去年，《挑山女人》获得镇江纪录片盛典大奖后，又被组委会推荐给卡塔尔半岛国际纪录片节参赛。今年，她讲述抗战老兵重聚首的新作《最后一次集合》，又获得了西津渡最佳（定制）纪录片奖。这部作品同时也成为盛典《看见中国》的100部定制纪录片之一，解修远以签约导演的身份，获得了组委会给予的3万元拍摄资金。
“去年领奖的时候我说：感谢组委会我又有钱拍片了。大家哄堂大笑。”解修远说，“今年盛典的定制片统一格式、打包起来对外推广，对我们自由制作人来说，传播力量更大了。”
西藏女生旦增的异乡厨房
来自西藏的大学生旦增色珍，同样入围了本次盛典。在藏语里，她名字的意思是“永不消失的明亮灯光”。
色珍也是个90后女孩，正在英国普利茅斯大学就读，学习媒体艺术。留学期间，她在当地一家中餐厅打工，身边的三个同事，都是异乡人——强哥，香港人，20多岁被母亲劝说从香港来到英国;桑德拉，英国出生的香港二代移民;奥斯卡，库尔德来的偷渡客。
许多个夜晚，色珍和他们三人一同忙碌在异乡的厨房。一开始，她只是想通过拍摄厨房生活，记录一段自己的打工经历。但越拍，越发现，“每个人都和他们看起来不太一样”。
“强哥性格独立，不喜欢跟外界交流，一开始看到我的摄像机就躲。但后来我发现他其实很渴望能和他那些说英语的孩子们沟通。而桑德拉，她生在英国，生活一直很英化，却还是会不由自主地往自己的文化根里走。她让我觉得文化其实没有好与坏，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还有奥斯卡，看起来邋里邋遢玩世不恭，其实对库尔德的动荡很有自己的看法。他刚来英国的时候很长时间都是黑户，住在很小的房间里，没有一个朋友。现实很悲哀，他却很乐观，经常会说一些‘我以后要开个店，以后要回库尔德去当农民’之类的话，给自己希望。”色珍说，“他们对人生的态度、对本国文化的认同，都会影响到我。”
这些细碎的人生表里，都被色珍忠实记录在了纪录片《一夜厨房》里——它最终获得了盛典短片最高奖，数位国际评委都对它交口称赞。
细细观察这些大学生纪录片人，会发现他们拍摄纪录片的共性——从对一件事产生感情，到想记录自己的一段生活，再到继续挖掘出有价值的拍摄对象——这三部曲式的创作心路，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
盛典评委、中國传媒大学资深教授朱羽君说：“纪录片之所以对青年人有这么大的吸引力，正因为表达本身就是一种愉快，就像你有一副好嗓子，就会想唱歌。”
和从前相比，如今的纪录片拍摄更个性化：“我们以前做片子很慎重，十几个人才有一台机器，创作讲规划，有组织。现在呢？科技解放了影像，年轻人的纪录片随心所欲，想拍就拍。有喜欢猎奇的，爱往西藏青海跑，暑假旅游一趟，顺便就拍成了片子;也有沉稳一些的孩子，关注现实，关注弱势群体，专业精神比较强。尤其是女孩子，本就细腻、敏感、善于观察生活。这次入围的纪录片里就有许多是女大学生的作品。”
在她看来，过去是文字传播时代，盛产文学青年，一纸一笔就能写作;如今已经到了影像文化时代，盛产影像青年，而摄像机，就是他们的纸和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