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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文学编辑，常与作者谈稿，面对面隔桌而坐，桌上摆着稿件或者电脑屏幕上显示着稿件。我对作者说稿件有点毛病。作者说什么毛病请老师明示。我随手扯过一张白纸，龙飞凤舞地写一二三四五条。作者诚恳地接过纸单，频频点头说我按这个去改后再请老师指正。这诚恳是表面上的，不知内心里怎么想，因为多数写作者是骄傲的。
这一幕似曾相识，没错，医院里穿白大褂的医生与病人就是这副做派：说病，开龙飞凤舞的处方，拿药吃。有时候我也产生幻觉，莫非文学编辑是没穿白大褂的医生，看的是文学的病。
文学编辑做久了，染上了对作品指手画脚的毛病，从未发表的稿件说到已面世的作品以及名家作品，一路真刀实枪地批评下来，我便有了所谓的“野路子批评家”和“新锐批评家”的称呼。我很喜欢这两个称呼，一个“野”一个“新”字，正好透露了咱们与正路子的伪学术批评和旧派老派的八股批评拉开了距离，“野”乃野性有力量，“新”乃锐气敢亮剑。
但是，这里边又有了新的矛盾和失望。对一部未曾刊发的作品，提出批评和修改意见后会有回应，促成作品修改，批评似乎是有效的，但对一部已出版的作品或名家新作，“剜烂苹果”的批评文字写出后，难以得到回应，作家不会因为批评得在理，而去反思自己的写作，去修改作品。终究作品是作品，批评是批评，是两张不相干的皮——如果说作家有回应，要么是对批评家冷嘲热讽，要么是以热情的笑脸回应那些吹捧、表扬自己的评论，无论吹捧得多么肉麻和离谱都照单全收。“剜烂苹果”的批评除了对同时代的文学作出好坏判断、价值判断和表达某种文学态度之外，能在多大程度上对作家的写作和读者的阅读选择产生影响，我并不乐观。
鲁迅先生认为文艺批评有“剪除恶草”和“浇灌佳花”的功效，他说的文艺批评就是指他“发明”的那种“剜烂苹果”式的批评而非其他，但就我们今天的批评境况来看，批评的功效大打折扣，是恶草难除、佳花难灌啊。因为今天的批评家面临无法逃脱的双重困境，照美国批评家乔治·斯坦纳的说法，一是道德困境。批评边缘化、圈子化、利益化，难以抵制经济、社会、政治的诱惑，不再纯正和得到信任，信任感的丧失是批评最大的道德困境，读者不信任，作者不信任，批评变成可有可无的煞有其事和一本正经。当批评成为文学和作家的附庸，招之即来，挥之即去，那批评真正沦落为边缘的工具，因此，对纯文学的批评也成为相当边缘的追求。二是知识困境。与那些恒久流传的作品相比，有什么批评会永远有效和流传千古，如果批评家够诚实，他的答案是没有，而且他会明白，批评一部命运未卜的新作，批评多数是无效的，也没有一个批评家敢说，某部作品成名并流传是自己的批评的功劳，这样的批评家要么是无知，要么是自大狂。真正的批评家永远是时间，时间的风浪淘洗无数作品，能有几部笑傲到最后？由此来说，批评能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一个时代的精神构建，如提供知识、触摸真理、塑造心灵等仍值得怀疑。
当然，尽管困境包围着批评家，并不意味着批评家坐以待毙，突出重围，堡垒从内部攻破——用批评拯救批评，我们选择了鲁迅先生倡导的“剜烂苹果”式的批评来拯救我们失去道德优势和知识优势的批评。批评仍然有着谦卑但重要的作用，尽管与星辰一样耀眼的作家相比，能名垂千古的批评家凤毛麟角，或许批评家的重要价值并非留名青史，而在其当下价值——对同时代文学的判断。每一个时代的文学都有自己面临的问题：哪部书值得读，哪部书值得重读？在美学和艺术上是否有了新的动向和成果？多大程度上准确地描述和探讨了当下人的生存境遇和精神困难？它在文学长河中的位置在哪里等等。从本源上来说，批评的目的是建立并维护一种健康的文学秩序，无论批评是面对喜欢与不喜欢、好与坏，亦或艺术价值高低，都是在为一种健康的文学秩序而努力。有时候批评是另一种人生哲学，它是批评者的生活感悟、生命体验与作家作品敏感地碰撞之后，所生发出来的不仅仅是一种关于文学作品的判断，更是一种关于人关于世界的认识的表达。
没有批评，写作也会陷入沉默。
无论批评困境是否如山一样压在批评家身上，让人喘不过气来，但一些大胆率真不失真知灼见、甚至具有艺术攻击性的“剜烂苹果”式的批评文字，还是不合时宜地出现在了今天的文坛上，这得力于有开放意识和担当意识的批评平台：《文学报·新批评》、《文学自由谈》、《文艺报》等。“剜烂苹果”式的批评，是对文学批评生态的一种平衡。文学需要热情洋溢的赞扬，也需要言之在理的批评，有一段时间，赞扬大于批评，批评生态不是太好，强调批评，是对文学批评生态的一种修复。倡导“剜烂苹果”式的批评，是对真诚锐利批评之风的一种倡导，营造文学批评讲真话、讲道理的氛围，提升文学批评的针对性、战斗性和原则性。
当这种战斗性的“剜烂苹果”批评潮水似的在文学沙滩上涌动时，它遭致了有些作家和评论家的不满和攻击。称这种批评“越过文学批评的底线，纯意识形态的思维，‘文革’式的刻薄语言”，是“泼粪式词语”，并说“那就是预设立场，其立意不是文学评论，就是想要把著名作家拉下马”，“批评对象全是一线作家如莫言、贾平凹、迟子建等”，“这些批评是破坏性的”。
我是那场争论的被参与者之一，我写过批评迟子建、贾平凹的文章，被点名批评。我当时也写过一文来回复争论，在今天看来，我当时的想法无形中成了对“剜烂苹果”批评的某种捍卫。大致观点是：一、我的批评文章只针对作品，不针对作家，只做文本分析，在分析的基础上作出判断。因为我知道，在批评中涉及作品之外的作家的生活、轶事、习惯等内容，便会招来是非，甚至会惹来“人生攻击”的猜忌，为了避免这些，我只谈小说，不言其他。我忠实于自己在阅读一部小说时的感觉，并真诚地把它们表达出来。我自信于自己的阅读感觉。二、那些批评文章不是报纸策划、组织的，更谈不上什么“预设立场”，什么“就是想要把著名作家拉下马”。事实很简单：我读了这些小说，觉得写得不怎么样，我就写下了我的真实感觉，刚好报纸有这样一块难能可贵的允许批评的阵地，我就发过去，编辑觉得不错，便发了出来。三、这类批评文字不是为了吸引眼球而作，真要吸引眼球也不靠这个。文坛上早已有靠裸奔、乞讨、求包养等行为来吸引眼球的“大事”了，谁还靠辛辛苦苦写点批评文章来吸引眼球？现在有一股怪调，一见到批评，一见到批评所谓的名家，就说批评者是想出名，就说批评者是“博眼球的谩骂家”。我的理解是，出名这事儿，不是想要就能想得到的，是天意，是有注定的，想不来要不来的;至于是不是“谩骂家”，批评文章是证据，明眼人一看便知。我不理解的是，有些人只能聽表扬、听吹捧，半句批评都听不得，一听便跳起来，为什么会这样？这一切是怎么造成的？四、如果“剜烂苹果”有批评观的话，我想用“五要五不要”来表达：要批评质疑不要表扬吹捧;要明白晓畅不要晦涩空洞;要文采飞扬不要寡淡无味;要与作品交朋友不要与作家勾肩搭背;要刺激影响创作不要批评创作“两张皮”。我非常同意作家周晓枫对批评的看法，她说：“针对作品，不看脸色和眼色，我觉得专业批评就是一叶障目、六亲不认。好的评论家，应该与写作者同道，或者背道而驰……真正称得上敌人或导师，可以同样赢得保持距离的尊重。他们拥有凛冽的独立性。” 多年过去，“剜烂苹果”批评争论的火药味散尽之后，依然留给我们一个意味深长的伤痕，批评在新时代的命运似乎有了新的转机，批评成为常态，讲真话，讲道理，好的文风，批评正试图从道德和知识的困境中走出来。
有一天，我读到了法国著名画家爱德华·马奈的故事，有一件事深深触动了我。马奈的伟大天才没有被充分认识前，马奈的画作受到评论家的嘲讽、攻击。他的名作《草地上的午餐》在“落选者沙龙”上展出时，当时的评论家把一些极具嘲讽的攻击性的评论抛给了马奈和他的作品——比尔格说：“我不想猜测为什么一个聪敏、杰出的画家会选择如此荒谬的构图。”佩罗盖说：“马奈先生的作品，具有被全世界一直拒绝的品质。他所使用的严峻色调，像铜锯一样映入眼帘。”面对嘲讽和批评，马奈备受折磨，陷入沮丧和痛苦之中，画作也因此减少。可是，若干年后，人们开始认识到马奈的伟大，他成为印象派的先驱，画家中的画家，而当时那些具有嘲讽和攻击性的评论话语，反讽似的成为了马奈画作的伟大之处，批评家自己打了自己一个响亮的耳光。
马奈批评者遭遇的逆转命运和那记响亮耳光，以及他们那些攻击性十足的批评话语，让我甚为警醒：剜烂苹果时，我的那些直白、具有一定攻击性的艺术判断，是否也如比尔格和佩罗盖等人一样，深深地伤害了作家，误解了一部出色的作品。所以我需时时提醒自己，无论“野路子批评”还是“新锐批评”，在忠实于内心、忠实于艺术之美时，除了洞见之外，批评还应是善意、宽容、饱含爱意和诗意的。我对自己说，作為一个有修养的批评家，或许我该谨慎地使用嘲讽和攻击性的话语。
有这样几位批评家是我心中理想的批评家的样子：率性与才华集一身的金圣叹，他的批评打上了强烈的个人烙印;学识广博和视野开阔的钱钟书，他的批评既是嬉笑怒骂又是百科全书式的批评;真正有思想和见识的乔治·斯坦纳，他的批评既宏观又细腻是用诗的语言在写批评的批评家……我想成为他们，但难以企及，所以心向往之，这就是所谓的理想，永远难以实现的那种东西。
鲁迅先生说：“我又希望刻苦的批评家来做剜烂苹果的工作，这正如‘拾荒’一样，是很辛苦的，但也必要，而且大家有益的。”无论怎样，如果从三国时期曹丕的《典论·论文》算起，文学批评这门古老的事业已经存在将近一千八百年了，它还会继续下去。我们的批评也将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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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幕似曾相识，没错，医院里穿白大褂的医生与病人就是这副做派：说病，开龙飞凤舞的处方，拿药吃。有时候我也产生幻觉，莫非文学编辑是没穿白大褂的医生，看的是文学的病。
文学编辑做久了，染上了对作品指手画脚的毛病，从未发表的稿件说到已面世的作品以及名家作品，一路真刀实枪地批评下来，我便有了所谓的“野路子批评家”和“新锐批评家”的称呼。我很喜欢这两个称呼，一个“野”一个“新”字，正好透露了咱们与正路子的伪学术批评和旧派老派的八股批评拉开了距离，“野”乃野性有力量，“新”乃锐气敢亮剑。
但是，这里边又有了新的矛盾和失望。对一部未曾刊发的作品，提出批评和修改意见后会有回应，促成作品修改，批评似乎是有效的，但对一部已出版的作品或名家新作，“剜烂苹果”的批评文字写出后，难以得到回应，作家不会因为批评得在理，而去反思自己的写作，去修改作品。终究作品是作品，批评是批评，是两张不相干的皮——如果说作家有回应，要么是对批评家冷嘲热讽，要么是以热情的笑脸回应那些吹捧、表扬自己的评论，无论吹捧得多么肉麻和离谱都照单全收。“剜烂苹果”的批评除了对同时代的文学作出好坏判断、价值判断和表达某种文学态度之外，能在多大程度上对作家的写作和读者的阅读选择产生影响，我并不乐观。
鲁迅先生认为文艺批评有“剪除恶草”和“浇灌佳花”的功效，他说的文艺批评就是指他“发明”的那种“剜烂苹果”式的批评而非其他，但就我们今天的批评境况来看，批评的功效大打折扣，是恶草难除、佳花难灌啊。因为今天的批评家面临无法逃脱的双重困境，照美国批评家乔治·斯坦纳的说法，一是道德困境。批评边缘化、圈子化、利益化，难以抵制经济、社会、政治的诱惑，不再纯正和得到信任，信任感的丧失是批评最大的道德困境，读者不信任，作者不信任，批评变成可有可无的煞有其事和一本正经。当批评成为文学和作家的附庸，招之即来，挥之即去，那批评真正沦落为边缘的工具，因此，对纯文学的批评也成为相当边缘的追求。二是知识困境。与那些恒久流传的作品相比，有什么批评会永远有效和流传千古，如果批评家够诚实，他的答案是没有，而且他会明白，批评一部命运未卜的新作，批评多数是无效的，也没有一个批评家敢说，某部作品成名并流传是自己的批评的功劳，这样的批评家要么是无知，要么是自大狂。真正的批评家永远是时间，时间的风浪淘洗无数作品，能有几部笑傲到最后？由此来说，批评能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一个时代的精神构建，如提供知识、触摸真理、塑造心灵等仍值得怀疑。
当然，尽管困境包围着批评家，并不意味着批评家坐以待毙，突出重围，堡垒从内部攻破——用批评拯救批评，我们选择了鲁迅先生倡导的“剜烂苹果”式的批评来拯救我们失去道德优势和知识优势的批评。批评仍然有着谦卑但重要的作用，尽管与星辰一样耀眼的作家相比，能名垂千古的批评家凤毛麟角，或许批评家的重要价值并非留名青史，而在其当下价值——对同时代文学的判断。每一个时代的文学都有自己面临的问题：哪部书值得读，哪部书值得重读？在美学和艺术上是否有了新的动向和成果？多大程度上准确地描述和探讨了当下人的生存境遇和精神困难？它在文学长河中的位置在哪里等等。从本源上来说，批评的目的是建立并维护一种健康的文学秩序，无论批评是面对喜欢与不喜欢、好与坏，亦或艺术价值高低，都是在为一种健康的文学秩序而努力。有时候批评是另一种人生哲学，它是批评者的生活感悟、生命体验与作家作品敏感地碰撞之后，所生发出来的不仅仅是一种关于文学作品的判断，更是一种关于人关于世界的认识的表达。
没有批评，写作也会陷入沉默。
无论批评困境是否如山一样压在批评家身上，让人喘不过气来，但一些大胆率真不失真知灼见、甚至具有艺术攻击性的“剜烂苹果”式的批评文字，还是不合时宜地出现在了今天的文坛上，这得力于有开放意识和担当意识的批评平台：《文学报·新批评》、《文学自由谈》、《文艺报》等。“剜烂苹果”式的批评，是对文学批评生态的一种平衡。文学需要热情洋溢的赞扬，也需要言之在理的批评，有一段时间，赞扬大于批评，批评生态不是太好，强调批评，是对文学批评生态的一种修复。倡导“剜烂苹果”式的批评，是对真诚锐利批评之风的一种倡导，营造文学批评讲真话、讲道理的氛围，提升文学批评的针对性、战斗性和原则性。
当这种战斗性的“剜烂苹果”批评潮水似的在文学沙滩上涌动时，它遭致了有些作家和评论家的不满和攻击。称这种批评“越过文学批评的底线，纯意识形态的思维，‘文革’式的刻薄语言”，是“泼粪式词语”，并说“那就是预设立场，其立意不是文学评论，就是想要把著名作家拉下马”，“批评对象全是一线作家如莫言、贾平凹、迟子建等”，“这些批评是破坏性的”。
我是那场争论的被参与者之一，我写过批评迟子建、贾平凹的文章，被点名批评。我当时也写过一文来回复争论，在今天看来，我当时的想法无形中成了对“剜烂苹果”批评的某种捍卫。大致观点是：一、我的批评文章只针对作品，不针对作家，只做文本分析，在分析的基础上作出判断。因为我知道，在批评中涉及作品之外的作家的生活、轶事、习惯等内容，便会招来是非，甚至会惹来“人生攻击”的猜忌，为了避免这些，我只谈小说，不言其他。我忠实于自己在阅读一部小说时的感觉，并真诚地把它们表达出来。我自信于自己的阅读感觉。二、那些批评文章不是报纸策划、组织的，更谈不上什么“预设立场”，什么“就是想要把著名作家拉下马”。事实很简单：我读了这些小说，觉得写得不怎么样，我就写下了我的真实感觉，刚好报纸有这样一块难能可贵的允许批评的阵地，我就发过去，编辑觉得不错，便发了出来。三、这类批评文字不是为了吸引眼球而作，真要吸引眼球也不靠这个。文坛上早已有靠裸奔、乞讨、求包养等行为来吸引眼球的“大事”了，谁还靠辛辛苦苦写点批评文章来吸引眼球？现在有一股怪调，一见到批评，一见到批评所谓的名家，就说批评者是想出名，就说批评者是“博眼球的谩骂家”。我的理解是，出名这事儿，不是想要就能想得到的，是天意，是有注定的，想不来要不来的;至于是不是“谩骂家”，批评文章是证据，明眼人一看便知。我不理解的是，有些人只能聽表扬、听吹捧，半句批评都听不得，一听便跳起来，为什么会这样？这一切是怎么造成的？四、如果“剜烂苹果”有批评观的话，我想用“五要五不要”来表达：要批评质疑不要表扬吹捧;要明白晓畅不要晦涩空洞;要文采飞扬不要寡淡无味;要与作品交朋友不要与作家勾肩搭背;要刺激影响创作不要批评创作“两张皮”。我非常同意作家周晓枫对批评的看法，她说：“针对作品，不看脸色和眼色，我觉得专业批评就是一叶障目、六亲不认。好的评论家，应该与写作者同道，或者背道而驰……真正称得上敌人或导师，可以同样赢得保持距离的尊重。他们拥有凛冽的独立性。” 多年过去，“剜烂苹果”批评争论的火药味散尽之后，依然留给我们一个意味深长的伤痕，批评在新时代的命运似乎有了新的转机，批评成为常态，讲真话，讲道理，好的文风，批评正试图从道德和知识的困境中走出来。
有一天，我读到了法国著名画家爱德华·马奈的故事，有一件事深深触动了我。马奈的伟大天才没有被充分认识前，马奈的画作受到评论家的嘲讽、攻击。他的名作《草地上的午餐》在“落选者沙龙”上展出时，当时的评论家把一些极具嘲讽的攻击性的评论抛给了马奈和他的作品——比尔格说：“我不想猜测为什么一个聪敏、杰出的画家会选择如此荒谬的构图。”佩罗盖说：“马奈先生的作品，具有被全世界一直拒绝的品质。他所使用的严峻色调，像铜锯一样映入眼帘。”面对嘲讽和批评，马奈备受折磨，陷入沮丧和痛苦之中，画作也因此减少。可是，若干年后，人们开始认识到马奈的伟大，他成为印象派的先驱，画家中的画家，而当时那些具有嘲讽和攻击性的评论话语，反讽似的成为了马奈画作的伟大之处，批评家自己打了自己一个响亮的耳光。
马奈批评者遭遇的逆转命运和那记响亮耳光，以及他们那些攻击性十足的批评话语，让我甚为警醒：剜烂苹果时，我的那些直白、具有一定攻击性的艺术判断，是否也如比尔格和佩罗盖等人一样，深深地伤害了作家，误解了一部出色的作品。所以我需时时提醒自己，无论“野路子批评”还是“新锐批评”，在忠实于内心、忠实于艺术之美时，除了洞见之外，批评还应是善意、宽容、饱含爱意和诗意的。我对自己说，作為一个有修养的批评家，或许我该谨慎地使用嘲讽和攻击性的话语。
有这样几位批评家是我心中理想的批评家的样子：率性与才华集一身的金圣叹，他的批评打上了强烈的个人烙印;学识广博和视野开阔的钱钟书，他的批评既是嬉笑怒骂又是百科全书式的批评;真正有思想和见识的乔治·斯坦纳，他的批评既宏观又细腻是用诗的语言在写批评的批评家……我想成为他们，但难以企及，所以心向往之，这就是所谓的理想，永远难以实现的那种东西。
鲁迅先生说：“我又希望刻苦的批评家来做剜烂苹果的工作，这正如‘拾荒’一样，是很辛苦的，但也必要，而且大家有益的。”无论怎样，如果从三国时期曹丕的《典论·论文》算起，文学批评这门古老的事业已经存在将近一千八百年了，它还会继续下去。我们的批评也将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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