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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汪振世，1929年出生在厦门市郊区的后溪乡，1953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教育系。我的母亲李桂英，生于1934年。她与父亲同乡不同村，两村相距4华里。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母亲才开始上小学，1955年于厦门集美初中毕业。1949年，一个偶然的机会，父亲与母亲相识，1955年在北京结婚。几十年来，父亲母亲相濡以沫，感情融洽，无需愁“身无彩凤双飞翼”，但只觉“心有灵犀一点通”。
1953年9月，父亲从厦门大学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来北京国家劳动部，从事技工教育工作。当时国家劳动部是在现在的西城区厂桥，我家就住在厂桥的延年胡同。1956年6月22日，我在延年胡同附近的一家妇产医院出生的。1957年12月，我的妹妹汪玉华也出生了。我们兄妹两人由我母亲在家亲自养育。
慈父严母，一张一弛
随着国家劳动部由厂桥迁到东城区和平里，我们家也跟着搬到和平里五区一栋劳动部的机关干部家属楼居住。它西距地坛公园约30米，北距劳动部机关所在地约100米，我小时候就在这个小范围内活动着。到我3岁的那一年，父母亲就把我送到劳动部幼儿园全托，目的是让我去过集体生活，学会互助精神，增长知识，同时也可以减轻母亲养育两个孩子的负担。
星期天我们在家时，母亲忙于洗衣做饭，我就和我妹妹跑到地坛公园玩。当时公园内供小孩玩的设备很少，只有一个秋千和两个木制的圆滚筒，要玩这些还得有大人帮扶着，我们自己玩只能用手推着转而已。在地坛公园的北面，是一大片庄稼地，每到秋天，农民把地里的白薯收获完后，就有许多人去地里捡白薯。我和妹妹对此也很感兴趣，想试试看能不能捡到白薯，于是我们从家里拿着生炉子用的小铁铲去了，在地里两人轮流着挖，有时候也能挖出一两个小白薯，这时可把我们乐坏了。记得有一次我们又去挖白薯，因用劲过猛，把小铁铲弄断成两截，傍晚回家时挨了我母亲一顿骂。因为没有挖的工具了，捡白薯只有待来年再去。
自从我妹妹也进幼儿园、母亲去上班后，我们母子只有在星期六下班后和星期天见面。所以每到星期日，母亲总是做点好吃的给我们吃，同时她时刻也都不放松对我们的教育。她认为，教育孩子应从幼小时抓紧、抓好，不能漫不经心，更不能放任自流，因为小孩子的可塑性很大，学坏很容易，一旦坏的习惯形成了，长大时就很难纠正。为了教育好我们，她是顿费心思的。她说：“父母两人，必须让小孩怕其中的一人。”所谓怕，就是要听从教育，就是要听话，这样才能规范我们的行为，才能按照她的希望引导。如果对两个人都不怕，那就谈不上什么教育孩子了。我和妹妹最怕的是母亲，她平时很关心我们，很疼我们，但对我们的要求也很严格，如她对我们提出什么要求，而我们又能做到的，就必须按她的要求去做，否则她就翻脸斥责我们。她还认为，教育孩子父母的意见必须一致，否则孩子则无所适从。父亲因工作经常外出不在家，实际教育我们的责任是落在母亲身上。有时父亲在家时，她在教育我们时，父亲如有不同的意见，从不在孩子面前说，待事后再和母亲商量改进的办法。在我们上小学以前，父母亲就是采取上述办法教育我们的，实践证明，效果还是不错的。
有一个温馨和谐的家，有钟爱自己的父母，有虽不富足但衣食无忧的物质生活，童年便是幸福的。父亲从大学的教育学系毕业，对子女的教育便显得“专业”。自然给予了我们空气和土壤，教育则是绿化，是为了使这片土壤蔚然成林。父亲对我们的教育不是采用“最有效的”，也不是被认为“最好的”，而是对子女最合适的教育方法。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父亲拿捏得恰到好处。心灵于沃土中萌发，健康茁壮；性格在慈爱中养成，平和达观。父母对我们的教育，既不会使我感到压抑，也使我不敢放肆，这使我的性格宁静而开朗，细腻而不乏果断。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既不过分激烈，也不会遇到挫折便十分颓唐。而这样的一种性格直接影响到了我的诗歌创作、待人处事甚至是人生态度。
家教，就是培养习惯
不记得小时候挨过父亲的揍，却记得挨过几次母亲的揍。之所以记得，一来是因为母亲打孩子的数量有限，二来是因为母亲打孩子的“质量”很高。每次挨母亲揍的时候，只要父亲在，一般都在一旁默不作声，“我站在城楼观山景”。我至今不知父母之间是否有分工，母亲的表情由松弛而紧张，由和蔼而肃然，开始向我走过来的时候，便顿感“月落乌啼霜满天”，今天怕是要“江枫渔火对愁眠”了。
大约是在我六七岁的时候，我挨过母亲的一次揍。起因是看到同楼的孩子玩滋水枪，很好玩，也很神气，于是我也想拥有一把，因为那时很少有孩子拥有这么“高档”的玩具，我知道即便我提出来，也肯定被父母视为无理要求而加以拒绝。那时家里的钱都放在抽屉里，于是悄悄拿了10元钱去买了一把滋水枪、一架小飞机和糖果什么的。我心里盘算着，抽屉里少了10块钱，父母一定知道，不过或许母亲会以为父亲拿去买烟抽了，父亲会以为母亲拿去买家用了，他们不会想到我头上的。玩具买回来后，免不了要在小伙伴面前“臭显”。有一天趁父母不在家，禁不住诱惑，拿出藏起来的玩具在家里玩了起来，不想却被回来的母亲撞上，母亲问我玩具是从哪儿来的，望着母亲一脸的严肃，不由心惊胆战，只好如实招供。招过之后，免不了被母亲“修理”了一番，那顿揍虽不致皮开肉绽，但已是哭爹喊娘，至今记忆犹新。当然，母亲如此“关照”我的机会并不多。
后来我才知道，母亲之所以打孩子的数量有限，并不是因为怜悯她那宝贝儿子，而是怕把孩子打“皮”了，孩子一旦被打皮了，不再怕打，就不好管教了。不承想母亲打孩子竟然还有“理论”。
小时候所受的皮肉之苦，后来换来我写的哲思短语《家教》篇中不过二三百字的短语。在《家教》中写道：“习惯的力量是强大的，家教就是培养习惯。仅此而言，家教也是太重要了。”“父母教孩子似应有分工，一个担当严厉的角色，一个担当慈祥的角色。严厉使孩子有所忌，不致打小就任性胡为：仁慈使孩子心智茁壮成长，不致使性格压抑、扭曲。双方互为补充，相得益彰。”“至少在表面上，教育子女时父母意见应是一致的。否则，不要指望孩子会更听其中一个的话。弄不好，两人的话孩子都不听。一旦如此，教育也就难以进行了。”“当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不难判断出其中的优劣。从表面上看这是孩子与孩子的比较，实际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父母与父母的比较，或者说是家教与家教的比较。”
千般母爱，一种情怀
一千位母亲，便会有一千种爱；一千种爱，却都是一种情怀。一位母亲，她无法确切预知，她能否得到回报，能得到多少回报，她能确切知道的是：从她成为母亲那一天起，便将终生付出。
我庆幸我的童年是幸福的，我能够充分体验到父慈母爱这种温馨的亲情。这种亲情和关爱，表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
从前，家里有一台红星牌收音机，那是在1959年我3岁的时候买的。我童年的许多欢乐、许多回忆、许多梦幻，都和这台收音机有关。
在我3岁那年，我们宿舍楼有一两个人家买了收音机。那时候收音机还是人们心目中的奢侈品。当别的人家在放收音机的时候，我忍不住好奇心去听，听了就不想回家，每次被父母叫回家时都恋恋不舍。那时只有我父亲一人工作，每月50多元的工资，勉强够维持家庭生活，根本没有富余的钱去买收音机。可是为了我，母亲咬了咬牙，把自己的一个金手镯和一只金戒指都拿去卖了。那时卖金子很不值，一两金子才90多元钱，总共卖了一两多，凑够了123元钱才买回了这台收音机。这台收音机一直用到1982年家里有了彩电才停止使用。我知道，在母亲的意识中，这只金手镯和金戒指是家里准备应急用的，但为了给我的童年能增添一点欢乐，母亲还是下狠心把它卖了。当我逐渐长大以后，我从母亲处理家中无数大大小小的事情上，都能感受到母亲的无私和对子女的慈爱。
我们的爱无法同母亲的爱相比，即使我们有远足的双脚、高飞的翅膀，也走不出母亲那无边无沿心灵的广场。
当我从2002年起，着手为唐诗、宋词谱曲之后，在我已完成的第一批20首唐诗歌曲中，就有唐代诗人孟郊的那首能唤起普天下儿女对母亲情感的《游子吟》。
（责编 子衿）
1953年9月，父亲从厦门大学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来北京国家劳动部，从事技工教育工作。当时国家劳动部是在现在的西城区厂桥，我家就住在厂桥的延年胡同。1956年6月22日，我在延年胡同附近的一家妇产医院出生的。1957年12月，我的妹妹汪玉华也出生了。我们兄妹两人由我母亲在家亲自养育。
慈父严母，一张一弛
随着国家劳动部由厂桥迁到东城区和平里，我们家也跟着搬到和平里五区一栋劳动部的机关干部家属楼居住。它西距地坛公园约30米，北距劳动部机关所在地约100米，我小时候就在这个小范围内活动着。到我3岁的那一年，父母亲就把我送到劳动部幼儿园全托，目的是让我去过集体生活，学会互助精神，增长知识，同时也可以减轻母亲养育两个孩子的负担。
星期天我们在家时，母亲忙于洗衣做饭，我就和我妹妹跑到地坛公园玩。当时公园内供小孩玩的设备很少，只有一个秋千和两个木制的圆滚筒，要玩这些还得有大人帮扶着，我们自己玩只能用手推着转而已。在地坛公园的北面，是一大片庄稼地，每到秋天，农民把地里的白薯收获完后，就有许多人去地里捡白薯。我和妹妹对此也很感兴趣，想试试看能不能捡到白薯，于是我们从家里拿着生炉子用的小铁铲去了，在地里两人轮流着挖，有时候也能挖出一两个小白薯，这时可把我们乐坏了。记得有一次我们又去挖白薯，因用劲过猛，把小铁铲弄断成两截，傍晚回家时挨了我母亲一顿骂。因为没有挖的工具了，捡白薯只有待来年再去。
自从我妹妹也进幼儿园、母亲去上班后，我们母子只有在星期六下班后和星期天见面。所以每到星期日，母亲总是做点好吃的给我们吃，同时她时刻也都不放松对我们的教育。她认为，教育孩子应从幼小时抓紧、抓好，不能漫不经心，更不能放任自流，因为小孩子的可塑性很大，学坏很容易，一旦坏的习惯形成了，长大时就很难纠正。为了教育好我们，她是顿费心思的。她说：“父母两人，必须让小孩怕其中的一人。”所谓怕，就是要听从教育，就是要听话，这样才能规范我们的行为，才能按照她的希望引导。如果对两个人都不怕，那就谈不上什么教育孩子了。我和妹妹最怕的是母亲，她平时很关心我们，很疼我们，但对我们的要求也很严格，如她对我们提出什么要求，而我们又能做到的，就必须按她的要求去做，否则她就翻脸斥责我们。她还认为，教育孩子父母的意见必须一致，否则孩子则无所适从。父亲因工作经常外出不在家，实际教育我们的责任是落在母亲身上。有时父亲在家时，她在教育我们时，父亲如有不同的意见，从不在孩子面前说，待事后再和母亲商量改进的办法。在我们上小学以前，父母亲就是采取上述办法教育我们的，实践证明，效果还是不错的。
有一个温馨和谐的家，有钟爱自己的父母，有虽不富足但衣食无忧的物质生活，童年便是幸福的。父亲从大学的教育学系毕业，对子女的教育便显得“专业”。自然给予了我们空气和土壤，教育则是绿化，是为了使这片土壤蔚然成林。父亲对我们的教育不是采用“最有效的”，也不是被认为“最好的”，而是对子女最合适的教育方法。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父亲拿捏得恰到好处。心灵于沃土中萌发，健康茁壮；性格在慈爱中养成，平和达观。父母对我们的教育，既不会使我感到压抑，也使我不敢放肆，这使我的性格宁静而开朗，细腻而不乏果断。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既不过分激烈，也不会遇到挫折便十分颓唐。而这样的一种性格直接影响到了我的诗歌创作、待人处事甚至是人生态度。
家教，就是培养习惯
不记得小时候挨过父亲的揍，却记得挨过几次母亲的揍。之所以记得，一来是因为母亲打孩子的数量有限，二来是因为母亲打孩子的“质量”很高。每次挨母亲揍的时候，只要父亲在，一般都在一旁默不作声，“我站在城楼观山景”。我至今不知父母之间是否有分工，母亲的表情由松弛而紧张，由和蔼而肃然，开始向我走过来的时候，便顿感“月落乌啼霜满天”，今天怕是要“江枫渔火对愁眠”了。
大约是在我六七岁的时候，我挨过母亲的一次揍。起因是看到同楼的孩子玩滋水枪，很好玩，也很神气，于是我也想拥有一把，因为那时很少有孩子拥有这么“高档”的玩具，我知道即便我提出来，也肯定被父母视为无理要求而加以拒绝。那时家里的钱都放在抽屉里，于是悄悄拿了10元钱去买了一把滋水枪、一架小飞机和糖果什么的。我心里盘算着，抽屉里少了10块钱，父母一定知道，不过或许母亲会以为父亲拿去买烟抽了，父亲会以为母亲拿去买家用了，他们不会想到我头上的。玩具买回来后，免不了要在小伙伴面前“臭显”。有一天趁父母不在家，禁不住诱惑，拿出藏起来的玩具在家里玩了起来，不想却被回来的母亲撞上，母亲问我玩具是从哪儿来的，望着母亲一脸的严肃，不由心惊胆战，只好如实招供。招过之后，免不了被母亲“修理”了一番，那顿揍虽不致皮开肉绽，但已是哭爹喊娘，至今记忆犹新。当然，母亲如此“关照”我的机会并不多。
后来我才知道，母亲之所以打孩子的数量有限，并不是因为怜悯她那宝贝儿子，而是怕把孩子打“皮”了，孩子一旦被打皮了，不再怕打，就不好管教了。不承想母亲打孩子竟然还有“理论”。
小时候所受的皮肉之苦，后来换来我写的哲思短语《家教》篇中不过二三百字的短语。在《家教》中写道：“习惯的力量是强大的，家教就是培养习惯。仅此而言，家教也是太重要了。”“父母教孩子似应有分工，一个担当严厉的角色，一个担当慈祥的角色。严厉使孩子有所忌，不致打小就任性胡为：仁慈使孩子心智茁壮成长，不致使性格压抑、扭曲。双方互为补充，相得益彰。”“至少在表面上，教育子女时父母意见应是一致的。否则，不要指望孩子会更听其中一个的话。弄不好，两人的话孩子都不听。一旦如此，教育也就难以进行了。”“当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不难判断出其中的优劣。从表面上看这是孩子与孩子的比较，实际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父母与父母的比较，或者说是家教与家教的比较。”
千般母爱，一种情怀
一千位母亲，便会有一千种爱；一千种爱，却都是一种情怀。一位母亲，她无法确切预知，她能否得到回报，能得到多少回报，她能确切知道的是：从她成为母亲那一天起，便将终生付出。
我庆幸我的童年是幸福的，我能够充分体验到父慈母爱这种温馨的亲情。这种亲情和关爱，表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
从前，家里有一台红星牌收音机，那是在1959年我3岁的时候买的。我童年的许多欢乐、许多回忆、许多梦幻，都和这台收音机有关。
在我3岁那年，我们宿舍楼有一两个人家买了收音机。那时候收音机还是人们心目中的奢侈品。当别的人家在放收音机的时候，我忍不住好奇心去听，听了就不想回家，每次被父母叫回家时都恋恋不舍。那时只有我父亲一人工作，每月50多元的工资，勉强够维持家庭生活，根本没有富余的钱去买收音机。可是为了我，母亲咬了咬牙，把自己的一个金手镯和一只金戒指都拿去卖了。那时卖金子很不值，一两金子才90多元钱，总共卖了一两多，凑够了123元钱才买回了这台收音机。这台收音机一直用到1982年家里有了彩电才停止使用。我知道，在母亲的意识中，这只金手镯和金戒指是家里准备应急用的，但为了给我的童年能增添一点欢乐，母亲还是下狠心把它卖了。当我逐渐长大以后，我从母亲处理家中无数大大小小的事情上，都能感受到母亲的无私和对子女的慈爱。
我们的爱无法同母亲的爱相比，即使我们有远足的双脚、高飞的翅膀，也走不出母亲那无边无沿心灵的广场。
当我从2002年起，着手为唐诗、宋词谱曲之后，在我已完成的第一批20首唐诗歌曲中，就有唐代诗人孟郊的那首能唤起普天下儿女对母亲情感的《游子吟》。
（责编 子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