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一些同行不同，77岁的樊树志一直提倡历史知识的通俗化普及，并将之看作历史学者应尽的义务。他曾公开支持易中天和《百家讲坛》，自己也身体力行，写一些通俗的历史文章。
　　在他看来，“放宽视野，思考消逝了的人和事，对于理解过去与现在或许不无裨益。”
　　日前，樊树志根据自己多年积累的读书笔记整理而成《明代文人的命运》一书，集中描绘了明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启蒙新气象”和命运悲剧。
　　他笔下的明代知识分子，有开国元勋、“国家栋梁”，也不乏受弃于世的落拓名人，乃至挑战名教的异端分子。他们各怀社会理想，但往往以悲剧收场。
　　“这些悲剧的根源就是延续千年的专制政治。”樊树志对《瞭望东方周刊》说，“皇帝一旦翻脸，你就什么都不是。皇帝的好恶决定一切。”
　　“直如弦，死道边”
　　有人说，明朝是一个知识分子风气最坏的朝代，无自尊，无廉耻，无气节，都堪称空前绝后，表现出传统道德上的危机。
　　对这种说法，樊树志不以为然。“说这种话的人是不懂历史。”
　　樊树志认为，“直如弦，死道边”的士大夫在明代不乏其人，他们把气节看得高于一切，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不肯屈服于朱棣而被“诛十族”的方孝孺，与阉党抗争而牺牲的杨涟等人都是其中代表。
　　即使是屡次变节，被后人多所诟病的晚明文坛盟主钱谦益，在樊树志看来也有其无奈和身不由己。
　　“他是文人从政的悲剧典型。他经历了7次挫折，做官的时间全部加起来不到两年，但始终忘不掉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清军南下时，他丧失了气节。柳如是曾劝他自杀，他不肯。这是他的性格弱点。”
　　晚明时期，中国已经卷入全球化贸易中，并始终处于顺差地位。高度发展的商品经济使人的自主性和自觉性都有所提高，社会变得多元化，思想也越发多元。
　　在王阳明“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的思想指导下，出现了大批“布衣文人”。“他们不迷信经典，敢于挑战教条。这样的思想解放是晚明很值得称道的地方。”樊树志说。
　　但最令樊树志扼腕的也正是晚明的文人，身处启蒙时代的大变局中的他们，最终却陷入国破家亡的境地。
　　启蒙的时代
　　《瞭望东方周刊》：有人评价明代的知识分子自信而开放，思想自由而又极富创造力，你认同吗？
　　樊树志：明中叶以后，文人中出现了新气象，有人称之为“启蒙”。我认为这种“启蒙”有两个途径。
　　一种是对传统的儒家思想进行反思，挑战一成不变的教条，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浪潮。
　　这种反思从陈宪章开始。他主张怀疑，“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怀疑什么？怀疑经典，怀疑圣贤。
　　然后是王阳明，更进一步，提倡“学贵得之心”，如果不是自己的心得，即使是孔子说的话也不认为是对的。这就是怀疑精神。他还说，“学”是天下的公学，不是孔子或朱子一个人可以得而思也，是非大家可以评判。他开创了一个新的风气，为僵化的思想界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
　　后来，王阳明的徒子徒孙们继续为思想解放推波助澜，从王畿、王艮、王襞到颜钧、何心隐，最后到李贽都是反潮流的。李贽说，千百年来无是非，就是指千百年来没有是非的标准，原因是“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
　　东林书院的顾宪成评价他们用了著名的八个字——“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清朝初年的大学者黄宗羲评价他们“掀翻天地”，“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他们在正统的儒家看来是离经叛道的，但经典的生命力正在于与时俱进。
　　启蒙的另一个途径是，从万历开始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当时叫做耶稣会士，以利玛窦为代表，他们在中国传播天主教的同时，也带来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科学文化等新的东西。
　　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方以智等跟着他们学习，放眼看世界。在利玛窦带来的世界地图上，他们看到地球是圆的，中国只占其中很小的位置。这彻底动摇了“中国是天下中央”的世界观。
　　当时有个陕西人王徵，受耶稣会士的影响，翻译了欧洲的物理、机械、力学著作，并能自己动手制造机械。在以前，像这种既有文化又能动手制作的知识分子是很少的。
　　所以，到了晚明时期，一个启蒙的时代来临了。
　　谁最早喊出“打倒孔家店”
　　《瞭望东方周刊》：成就这种启蒙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樊树志：因为时代完全不一样了。
　　我们现在讲全球化，常有一个误解，认为这是20世纪以后的事情。实际上西方学者早就指出，全球化是古已有之的现象，可以追溯到地理大发现时代，又叫大航海时代。
　　新大陆和新航路的发现实现了全球化贸易。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的商人先后来到中国，然后传教士也来了，这个时代就变了。他们（当时的知识分子）和外部有了更多接触。
　　李贽为什么会有那么激进的思想？因为他和利玛窦是很好的朋友。而王阳明的一些学生，大都看过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世界观随之发生了变化。
　　这种相互的促进和影响在其他朝代是没有的。元朝虽然也有外国人进来，但是没有形成思想共鸣。正是在这种共鸣的作用下，徐光启这样的传统文人才能成为科学家。
　　《瞭望东方周刊》：这样的启蒙对后来的知识分子群体有什么样的影响？
　　樊树志：影响非常大。
　　王阳明的徒子徒孙中最厉害的是泰州学派。著名史学家侯外庐在《宋明理学史》中谈到泰州学派，认为他们最可贵的是叛逆精神，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思想解放。侯外庐说，这种叛逆精神对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都有很大的影响。我认为他这个评价是对的。
　　在正统的儒家学者如黄宗羲、顾宪成等人看来，泰州学派是离经叛道的，但是我认为离经叛道好得很啊，不敢离经叛道，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叫原教旨主义，原教旨主义都是行不通的。泰州学派他们就是要对儒家教条进行挑战，所以才会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有所启发。 　　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吴虞就曾写过一篇《明李卓吾别传》，高度赞扬李贽。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观点是想通的。
　　我甚至觉得，最早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可以认为就是李贽，因为李贽曾从多方面来破除人们的迷信，让人们不要拜倒在孔子的脚下。
　　《瞭望东方周刊》：李贽等人这种“离经叛道”的思想导致了他们自身怎样的命运？
　　樊树志：李贽、颜山农、何心隐他们可以说都是悲剧的下场。李贽后来被皇帝冠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著作全部销毁，本人也惨死狱中。
　　明末清初的张岱曾评价李贽“发言似箭，下笔如刀”，“不死于人，死于口；不死于法，死于笔”。这个评论很到位。李贽这种离经叛道的思想不容于明朝当局，因此沦为了专制政治的牺牲品。
　　游走于学术与政治之间
　　《瞭望东方周刊》：明代文人结社之风大盛，这是什么原因？
　　樊树志：有学者曾经考证过，宋元时期开始有诗社，真正的文社则是从万历时期开始的。
　　明代的文人结社，最突出的特点是都在江南，比如应社在常熟，几社在松江，复社在太仓。因为这里经济繁荣，相应的文化也比较发达，读书人多，做官的也多。
　　晚明文人结社公开的口号是“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但我认为他们真正想争取的是结社和言论的自由。
　　表面上看，这种结社最初与科举考试有关的，相当于成立了一个考试辅导班，但实际上往往超越了这个目的。因为当文人们考上科举之后，社还在发展，并开始逐渐涉及当朝政治。
　　文社的成员与一般官员批评朝政的角度不一样，他们往往重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比如万历时期朋党之争日盛，他们就写了很多文章，从历史的角度来讲朋党的危害，意图很明显，就是希望不要让党争再发展下去，影响安定。
　　在明朝岌岌可危的时候，几社的成员曾编了一部500多卷的《皇明经世文编》，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目的是让统治者看过后吸取经验，力挽狂澜。
　　复社更厉害，虽然它发起于太仓，但开过几次全国性的大会，成员有几千人，遍布全国各地，影响很大。他们所造成的舆论声势一度引起朝廷中保守派的警觉，在皇帝面前诋毁他们，但崇祯皇帝下了旨，给这些文人言论自由，不让他们因言获罪。
　　崇祯十一年，大批复社成员在南京参加科举考试。考完后，他们一起写了一篇楔文——“留都防乱公揭”，揭发阮大铖的老底，吓得阮再不敢出来。当时带头的就有顾宪成的孙子、黄宗羲的儿子以及著名的“明末四公子”。
　　所以，可以说明代文人的这种结社是游走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