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与陈寅恪都出身学问世家，同样留海外学，同样学识渊博、性情耿介，钱钟书在清华读书时，陈寅恪早已是“清华三巨头”之一。但对陈寅恪的某些学问，钱钟书并不认可。
　　1978年，钱钟书随中国学术代表团出国访问，谈到文學研究时，说精细的考据不是文学研究的最终目标，不能让它喧宾夺主，并以春秋笔法提及陈寅恪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前，一位大学者“曾凭自己的渊博知识和缜密的细心，考证唐代杨贵妃入宫时是不是处女问题，而‘这是一个比济慈喝什么稀饭’‘普希金抽不抽烟’等西方研究话柄更无谓的问题”。
　　同年，一位海外著名历史学家拜访钱钟书，说韩愈在台湾的后代正为白居易“退之服硫磺，一病讫不痊”两句诗打官司，认为白居易有“诽谤韩愈”的嫌疑，还引用陈寅恪的学术代表作之一《元白诗笺证稿》，觉得白居易所述之事是真的。钱钟书不以为然，认为这里的“退之”不是韩愈的字，而是另一个服食丹药而死的古人的字。那位历史学家恍然大悟，原来钱钟书对陈寅恪的学问是持保留态度的。
　　钱钟书的这种保留态度不是一天两天了。早在1950年，《元白诗笺证稿》线装本出版，陈寅恪对此书很满意，书一出印刷厂，他就提了一部分赠给自己的师友与学生，其中也包括钱钟书。因为陈寅恪赠书的同时寄信夸奖了钱钟书早年的一本代表作，钱钟书便回信谢了，除此之外没有多余的话。两人有师生之谊，他们的父亲也有些交情，但钱钟书这个“一向不敢高攀名流”的态度足以说明他对陈寅恪的这部杰作很不感冒。
　　1984年，钱钟书还对此书评价“刻舟求剑，故未卒读也”，“他年必有书呆子据此而如陈寅恪之考《会真记》者”。不过，据此认为“钱钟書看不起陈寅恪”就太偏颇了。对陈寅恪的诗词，钱钟书就出自内心地钦佩。
　　20世纪70年代末，陈寅恪的一位爱徒整理陈寅恪的一本诗稿，发现其中有缺字、漏字的情况，加上诗稿收集不齐、毁损严重，便请求钱钟书帮助校订，并将缺字、漏字补上。受托之后，钱钟书特别认真。陈诗缺漏的字并不多，但每补一字，钱钟书都要反复琢磨，既要顾及文字的贴切精美，还要考虑意思的相融相合，偶得一佳字即手舞足蹈，快活得像中了头奖一般。杨绛说，钱钟书晚年非常欣赏陈寅恪的诗，并说早知陈先生如此会作诗，在清华读书时一定会选修陈寅恪的课。
　　显然，钱钟书虽然不喜欢陈寅恪有点儿意气用事的考证，认为这掩盖了文学的思想艺术光芒，但他的批评只是指向陈寅恪的某些考证方式，并未从整体上否定陈寅恪在文史研究上的成就。他对陈寅恪诗词超乎寻常的喜爱也正说明他对陈寅恪的批评是一码归一码。
　　古人常说“文人相轻”，其实很多文人在学术批评中都渗透着深刻的理性精神。比如胡适与陈独秀，两人无论是政治还是文学观念都有诸多不同，但当陈独秀被捕后，胡适还是以老友的身份一次次营救。再比如鲁迅与林语堂，两人相得过，也相争过，可鲁迅逝世后，林语堂依然写怀念文章，高度肯定鲁迅文学创作的思想艺术成就。
　　真正的学问不需要刻意拔高或者夸大，真正的学问家做学术批评时就事论事、一码归一码，恰恰是对文艺规律的尊重，也是对学术良知的呵护。我们今天看重那个年代的学术大家，其实看重的也是他们的这种求实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