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而言,一项政策的制定,一个决策的出台,本应慎之又慎,不说完全符合实际,至少也得有八成以上的可行性。但在现实中,由部门利益和长官意志操控的一些政策规定的出台,往往体现出很大的随意性和主观性,有些甚至赤裸裸地沦为本部门或某些利益集团利益合法化的工具,因而也就必然遭到社会的广泛质疑和批评,从而在强大的民意和舆论面前显露尴尬,进退失据。
　　网络时代的好处,就在于让某些人或某些部门不顾民意推行某种利己政策的企图能够昭然于天下,不管它以何种面目出现,都有可能被打回原形,想用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蒙混过关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前一段所谓中国油价比美国便宜的论调,已经被公众批得体无完肤,而一些所谓的专家对于楼市价格泡沫的力挺,也被越来越买不起楼房的人们骂得狗血淋头。在这样一种情势之下,政府部门在制定和出台政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自然也就越来越受到各个方面的广泛关注。发改委为油价上涨辩解带来的负面影响,导致公众对其部门立场的严重质疑,说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部门也面临利益多元化的抉择和困扰,而无法置身事外。而这种利益驱使下的行政冲动,随时都有可能以某种政策措施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引发社会对政府角色和权力行使正当性的质疑。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苗头。当一个部门被某种利益或某个利益集团所挟持的时候,它就很难做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很难站在公正的立场上依法行政。这种现象的漫延,将对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带来极为不良的后果。试想,如果我们的政府部门都从本部门利益,或者从与自己密切相关的利益集团的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制定政策,怎么能够体现执政为民的理念,怎么会得到广泛的民意支持?
　　眼下许多问题不能很好地得到解决,许多政策措施不能得到完全的贯彻落实,很大程度上都是受制于某种利益。拿教育来说,应试教育已经孕育了一个庞大的利益群体,各类形形色色的教育现象,无不打上利益的烙印。各种考试、补习、培训,甚至作弊,都已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左右着整个教育的走向。被人严厉指斥的“奥数”甚嚣尘上,愈演愈烈,除了升学的因素外,利益是其中最重要的根源。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些部门出台的政策与现实存在的问题总是十分隔膜,不但缺乏明确的针对性,于事无补,有时甚至会出现相反的指向。
　　最近又有两个与教育有关的热点问题引来广泛热议:一是教育部公布《通用规范汉字表》,拟对44个汉字形体进行调整;二是教育部颁布《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定》,其中规定“班主任在日常教育教学管理中,有采取适当方式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的权利”。对44个汉字的“整形”,几乎获得了压倒多数的一致批评和反对,而对专门给班主任授予“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的权利”,让许多人感到莫名其妙,难解其中之意。
　　对于这两个热点本身,各种媒体已经有了足够多的分析和评论,可以说对它的利害得失已经论述得很具体、很透彻了。这里只想说的是,上述遭到批评和质疑的问题,其实都没有超出一般常识的范畴,不然也不会引来公众如此广泛的参与,并且提出如此之多的意见和建议。而就是这样一个具备一般常识的人都可以做出正确判断的事,为什么我们的政府职能部门和专家学者们事先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呢?常识告诉我们,文字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文字的发展变化也是有自身规律的,任何以权力干预的方式进行的改变都将承担很大的风险,付出很高的成本,况且这些被列在“整形”范围之内的汉字,并没有对汉字的正常使用产生任何不利的影响,这也就难怪有人要对“整形”背后的真正动机产生怀疑了。而班主任“有采取适当方式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的权利”似乎又超出了我们的“常识”,因为人们从来就没有怀疑过老师有批评教育学生的权利,就像学生有学习的权利、农民有种地的权利一样,否则,教师就不成其为教师了。这种权利难道还需要有关部门专门授予?既然专门给班主任授权了,按法理和常识,是不是意味着其他教师还不能享有这样的权利?以前教师批评学生的行为是不是涉嫌违法?这种明显的自相矛盾和逻辑漏洞出现在政府部门颁布的规定里,怎么能不让人对有关部门的行政能力、政策水平以及自身动机产生怀疑?又怎么能不引发广泛的批评和质疑?
　　不由得想起毛主席他老人家说过的话: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这些话现在听起来仍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仍然发人深省。诚然,舆论的监督和民意的参与,可能修正某些政策的失误和偏颇,也在某种意义上体现着民主的觉醒和社会的进步,但从政府部门的角度来看,却不能经常出现这些不该出现的问题,如果其中还闪现着利益的身影,隐含着另类的目的,那就更加令人担忧了。因为一旦我们的政府部门失去了执政为民的政治操守,失去了应有的社会责任,就会使它在公众中的形象和公信力大打折扣,就会失去民意的广泛支持,其所制定的各项政策规定的贯彻实施也必然会面临现实的困境。这正是此类问题带来的实质危害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