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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杨昌济，字化生，1871年5月16日出生在湖南长沙，自幼熟读经书，尤喜程朱理学，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1903年留学日本，改名怀中，意即身在异地，心系中华。六年后又赴英国留学三年，之后又先后短期考察、游历了德国、瑞典等地，在西方哲学、伦理学等方面有深刻造诣，可谓真正做到了学贯古今中西，但他的思想仍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
教师对学生有巨大的喊召力。一师时期的毛泽东曾受到杨昌济、徐特立、李锦熙、袁吉六等良师熏陶其中，在青年毛泽东成长经历中影响最大的则是杨昌济，“没有哪位老师——三四十年代遥远的斯大林除外，能比这位在爱丁堡取得哲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对毛泽东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1］他是上承王船山、曾国藩、谭嗣同等湘学代表人物，下启毛泽东、蔡和森等一代新人的关键人物。曹典球在《杨昌济先生传》中说：“先生经戊戌政变之后，潜居影储山麓，少履城市，决意科举之业，惟常读《通鉴》及王船山《读通鉴论》诸书，以古证今，痛论时弊，储备经世之学，以诏来者。”［2］
关键词：杨昌济 ；毛泽东；影响
一、对湘学人物的推介
从目前公开刊行的《达化斋日记》与《杨昌济文集》来看，杨昌济的思想虽然古今中外涉猎极广，但他研读最多最深并持之以恒、相伴终生的是两个人的著作，即王船山和曾国藩，其次则是谭嗣同、魏源，以及孔、孟、周、张、程、朱、陆、王、与西方诸哲学的著作。可以说，杨昌济不仅对程朱理学和以王船山、曾国藩、谭嗣同为代表的湘学传统进行过深入的研究，而且在他的授课过程中也多次引证这些人物的思想，并向门下诸生极力宣传。
船山思想主要是通过杨昌济对青年毛泽东产生影响，这一点可以从《达化斋日记》和《讲堂录》中得到印证。杨昌济在日记中记有：“取王船山《读通鉴论》、《宋论》中凡高帝、光武、太宗、太组卷中，亦依次细解一过。”［3］又有：“余常教学生分类钞御批，又拟将《资治通鉴》之臣光曰录成一本，非独识仪胜人，即文辞亦可读也。至船山之《通读鉴论》、《宋论》，则又胜于御批与司马之评论，此以亦可以分类读之。”［4］船山学社成立之际，杨昌济不仅亲自前往听讲，还极力鼓励他的学生们去听。受到恩师杨昌济的影响，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开始就对王船山及其思想怀有深厚的感情和浓厚的研究兴趣。
在研究船山著作的同时，杨昌济也用心研究开一代风气的魏源，尤其是魏源编撰的《皇朝经世文编》。从现存的《达化斋日记》来看，杨昌济在1899年把此书立为日课，每天看数十页。书中载有顾炎武、潘耒、龚自珍、黄宗羲和包括魏源在内的许多湘籍人士的文章，杨昌济在日记中曾手录其中湘学者的生平，对他们的文章特别留意。顾、黄等人经世致用的学风和魏源“道存乎实用”的观点对杨昌济无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对于曾国藩，杨昌济尤为心折。一方面是由于曾氏声明远播，使湖湘人士如雷贯耳，引为楷模。另一方面，杨昌济在父辈们的启发下，攻读程朱理学的同时，也精心研读曾国藩的诗文、日记和家书。直到1914年和1915年，在杨昌济的日记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杨氏正全力以赴地阅读和摘抄曾氏著作：“仍抄曾文正公日记，欲在一月以内抄完，亦文正一书不完看他书之意也。”接着他在9月12日的日记中又记有：“昨日将曾文正公家书抄完，颇以为自喜，已做成一事矣；此后仍当节抄其家训与日记，拟合刻之，明曰曾氏嘉言。”曾国藩对杨昌济影响最大的方面表现在曾氏兼重义理与实学的思想。一方面，杨昌济把曾国藩看作是清代的理学传人：“阅《甲寅》杂志第一卷第二号放鹤之民德篇，论正人心端学术，而以讲学为急；谓程朱陆王颜李皆有可取；颇惬鄙意。其以明之东林、请清之曾罗证程朱陆王之争，在今已不成问题，此篇之作乃抹煞程朱陆王一派人，岂为平允之论？”。另一方面，杨昌济对曾氏提倡经世之学的务实态度也拳拳服膺：“曾文正谓经济之学，当以能树人能立法为主。余谓改良社会之物质生活，能为百年大计者，乃是真人才。”清代盛行考据学，诸儒倡导实事求是，薄宋儒为空疏，实际上把学者眼光引向书本，引向古籍，无视社会现实问题，曾国藩将此批判为“五十步笑一百步而已”，杨昌济深表赞同，认为“实证”不是求证于书本，而是求证于事物；不是求证于古，而要求证于今。曾氏倡导务实、力行，不尚空谈，杨昌济更是称道不已。在杨昌济的引导下，青年毛泽东也曾认真研读曾国藩的著述和有关曾氏生平的论著，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杨昌济与谭嗣同结识于戊戌风云之际。更直接地受到谭氏思想影响。1898年，杨昌济就读于岳麓书院，此时戊戌变法进入高潮，湖南新旧两派的斗争异常尖锐。一方面以谭嗣同、唐才常等人为代表创立报刊，举办学堂、学会，变法的呼声日益剧烈；另一方面，以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为代表，纠集叶德辉等人，极力反对维新运动。在新旧两派的激烈斗争中，杨昌济虽然尊敬老师王先谦，但王先谦学术路向及其思想对杨昌济产生的影响却远不及谭嗣同。在岳麓书院的恶劣环境下，杨昌济居然参加了谭嗣同等人主持的南山学会（成立于1898年1月的一个进步的爱国救亡团体，该会以讲学为主，每周演讲一次，谭嗣同为主要演讲人之一），成为该会的通讯会友，并受学于谭嗣同。《达化斋日记》中有一段追忆当年他与谭嗣同的问对，笔端带有深厚的感情：“余研究学理十有余年，殊难极其广大，及读谭浏阳仁学，乃有豁然贯通之象。……心力迈进，一向无前，我心随之，猝增力千万倍。”杨昌济在仔细研读了谭氏的《仁学》后，“乃知中国三纲之说，严责卑幼而薄责尊长，实酿暴虐残忍之风。”［5］并对吃人的封建礼教发生怀疑动摇，以致彻底决裂。就谭嗣同的“心力说”和冲决网罗的精神，更为杨昌济称道。对于谭氏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和为国捐躯的壮举，杨昌济在其文章、日记和授课中都有多处抒发其衷心的崇敬之情，认为“谭浏阳英灵充塞于宇宙之间，不复可以死灭”，充满了对谭嗣同的无限景仰。
二、对湘学内容的传递
综上所述，杨昌济的思想完全继承了以王船山、魏源、曾国藩和谭嗣同等人为代表的湘学传统的特征，并充分体现出湘学传统的特征；又因他曾执教于一师，自觉地承担起‘薪尽火传’之任务，尤其是他主讲哲学、伦理学，使得这种文化传承具有更为特殊的意义与作用。因为，杨昌济向学生们所讲授的主要的正是理学与实学相结合的湘学传统以及民族大义，亦即所谓的修已治人，内圣外王之学，他反复向学生阐述的也正是理学的立志、修身，同时倡导经世之实学，讲求理想人格的自我表现，亦即成为立德、立功、德业俱全的圣贤。
现存毛泽东早期文稿表明，青年毛泽东继承了这一湘学传统。一师时期的青年毛泽东从杨昌济宋明理学，好讲大本一原之道，并表示要将全副精力投入到对大本大源的探讨中去。此时青年毛泽东思想的倾向、使用的概念和范畴，基本上都是理学传统。从理学出发，青年毛泽东非常注重立志、修身，追求道德人格的完善，高扬伦理意志。杨昌济在讲修身课时要求学生“高尚其理想”，鼓励他们要“奋斗”，“有朝气”，能“立定脚跟”；办事要“精细”，“小不谨，大事败矣”；对于学问，他主张“贯通古今，融合中西”，自己要有分析、批判的精神。他总是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光明正大的人。毛泽东在杨昌济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改革观的影响下，于1915年开始了社会的组织活动，当年的“征友启事”可以看作这种活动最初的萌芽，1918年“新民学会”的成立，则是这种组织活动的初步结果。毛泽东在青年时期表达过对杨昌济的“佩服”之情，在谈及新民学会成立的缘起是毛泽东也明确地说，诸人都系怀中先生的学生，……养成一种奋斗的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的会章与成立后的活动，都多方面表现了杨昌济的思想和作风对学会及毛泽东本人的影响。如会章第二条，“本会会员须守下之各规律：1，不虚伪；2，不懒惰；3，不浪费；4，不赌博；5，不狎妓”。此外，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也说了杨昌济对自己的影响。他说：“给我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光明正大的人。”
另一方面，毛泽东也完全继承了湘学传统中的经世观念和务实精神。杨昌济在授课过程中大力宣传了船山的务实思想，“王船山重个人之独，能举起其说与？”“王船山论项羽、李存勖，能言之与？”他在传授伦理学课时亦常引曾国的语录，这可以从毛泽东《讲堂录》中得到经验证：“浠生”（“浠生”是曾藩的号——引注）日记，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看来，他很赞成扎实、厚道的人生风格。而毛泽东也强调：“古为学者，重在行事，故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并主张”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对于曾国藩倡导的力行、务实学风，毛泽东颇为推崇。至于理学的义利之分，由于青年毛泽东受到经世观念的影响，加以调和：“君子谋道不谋食，系对孳孳为利者而言，非谓凡士人均不贵夫谋食也。”“志不在温饱，对立志而言，诺言作用，则王道之极亦只衣帛食粟不饥不寒而
已。”［6］由于受到理学与经世实学的影响，青年毛泽东追求的理想人格是德业俱全的圣贤。他仔细辨别人们所向往的圣贤与豪杰两种人格，认为“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圣贤，德业俱全；豪杰谦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圣贤与豪杰的区别在于，圣贤是立德立功、内圣外王的统一，而豪杰只具有外在的事功，圣贤必然包含豪杰的外在事功，而豪杰却缺乏圣贤的内在品德。这种圣贤人格，正是以王船山、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学传统所追求的。杨昌济向学生们所倡导的也正是这种圣贤人格，并以曾国藩为楷模引导学生。
同时，湘学传统的“民族大义”也极为深刻地影响了青年毛泽东。如1914年长沙成立船山学社，标举“船山之大节”，青年毛泽东等人经常前往听讲。特别是谭嗣同的爱国壮举为杨昌济及其学生们由衷崇敬，称道不已。青年毛泽东在其思想和实践中也充分体现出了湘学传统的这种爱国主义思想。
杨昌济以渊博的知识，高尚的人格，严谨的学风和炽热的爱国之情，吸引了一大批青年学子，在这些学生中，青年毛泽东受杨昌济的影响最大，也最为杨昌济所器重。一九一五年四月五日，他在日记中记有：“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诺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可见，杨昌济一开始便把这个学生看作“异才”。另外，身为中国近代著名学者和教育家的杨昌济矢志教育救国，夙怀“欲栽大木柱长天”的宏愿。在逝世前夕，他曾满怀深情向好友章士钊推荐毛泽东与蔡和森，说：“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这“二子”就是杨昌济所栽培的“大木”，这也足以表明杨昌济对毛泽东的赏识和期望。
可见，杨昌济是竖立在青年毛泽东思想中的一块丰碑，他在毛泽东接受湘学传统熏陶的过程中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他的思想、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青年毛泽东。
参考文献：
［1］美R.特里尔.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35.
［2］王兴国. 杨昌济.达化斋日记.长沙：湖南出版社，1983：384.
［3］杨昌济.达化斋日记.长沙：湖南出版社，1986：9.
［4］ 杨昌济.达化斋日记.长沙：湖南出版社，1986：172
［5］王兴国. 杨昌济.达化斋日记.长沙：湖南出版社，1983：71-81
［6］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597.
教师对学生有巨大的喊召力。一师时期的毛泽东曾受到杨昌济、徐特立、李锦熙、袁吉六等良师熏陶其中，在青年毛泽东成长经历中影响最大的则是杨昌济，“没有哪位老师——三四十年代遥远的斯大林除外，能比这位在爱丁堡取得哲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对毛泽东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1］他是上承王船山、曾国藩、谭嗣同等湘学代表人物，下启毛泽东、蔡和森等一代新人的关键人物。曹典球在《杨昌济先生传》中说：“先生经戊戌政变之后，潜居影储山麓，少履城市，决意科举之业，惟常读《通鉴》及王船山《读通鉴论》诸书，以古证今，痛论时弊，储备经世之学，以诏来者。”［2］
关键词：杨昌济 ；毛泽东；影响
一、对湘学人物的推介
从目前公开刊行的《达化斋日记》与《杨昌济文集》来看，杨昌济的思想虽然古今中外涉猎极广，但他研读最多最深并持之以恒、相伴终生的是两个人的著作，即王船山和曾国藩，其次则是谭嗣同、魏源，以及孔、孟、周、张、程、朱、陆、王、与西方诸哲学的著作。可以说，杨昌济不仅对程朱理学和以王船山、曾国藩、谭嗣同为代表的湘学传统进行过深入的研究，而且在他的授课过程中也多次引证这些人物的思想，并向门下诸生极力宣传。
船山思想主要是通过杨昌济对青年毛泽东产生影响，这一点可以从《达化斋日记》和《讲堂录》中得到印证。杨昌济在日记中记有：“取王船山《读通鉴论》、《宋论》中凡高帝、光武、太宗、太组卷中，亦依次细解一过。”［3］又有：“余常教学生分类钞御批，又拟将《资治通鉴》之臣光曰录成一本，非独识仪胜人，即文辞亦可读也。至船山之《通读鉴论》、《宋论》，则又胜于御批与司马之评论，此以亦可以分类读之。”［4］船山学社成立之际，杨昌济不仅亲自前往听讲，还极力鼓励他的学生们去听。受到恩师杨昌济的影响，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开始就对王船山及其思想怀有深厚的感情和浓厚的研究兴趣。
在研究船山著作的同时，杨昌济也用心研究开一代风气的魏源，尤其是魏源编撰的《皇朝经世文编》。从现存的《达化斋日记》来看，杨昌济在1899年把此书立为日课，每天看数十页。书中载有顾炎武、潘耒、龚自珍、黄宗羲和包括魏源在内的许多湘籍人士的文章，杨昌济在日记中曾手录其中湘学者的生平，对他们的文章特别留意。顾、黄等人经世致用的学风和魏源“道存乎实用”的观点对杨昌济无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对于曾国藩，杨昌济尤为心折。一方面是由于曾氏声明远播，使湖湘人士如雷贯耳，引为楷模。另一方面，杨昌济在父辈们的启发下，攻读程朱理学的同时，也精心研读曾国藩的诗文、日记和家书。直到1914年和1915年，在杨昌济的日记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杨氏正全力以赴地阅读和摘抄曾氏著作：“仍抄曾文正公日记，欲在一月以内抄完，亦文正一书不完看他书之意也。”接着他在9月12日的日记中又记有：“昨日将曾文正公家书抄完，颇以为自喜，已做成一事矣；此后仍当节抄其家训与日记，拟合刻之，明曰曾氏嘉言。”曾国藩对杨昌济影响最大的方面表现在曾氏兼重义理与实学的思想。一方面，杨昌济把曾国藩看作是清代的理学传人：“阅《甲寅》杂志第一卷第二号放鹤之民德篇，论正人心端学术，而以讲学为急；谓程朱陆王颜李皆有可取；颇惬鄙意。其以明之东林、请清之曾罗证程朱陆王之争，在今已不成问题，此篇之作乃抹煞程朱陆王一派人，岂为平允之论？”。另一方面，杨昌济对曾氏提倡经世之学的务实态度也拳拳服膺：“曾文正谓经济之学，当以能树人能立法为主。余谓改良社会之物质生活，能为百年大计者，乃是真人才。”清代盛行考据学，诸儒倡导实事求是，薄宋儒为空疏，实际上把学者眼光引向书本，引向古籍，无视社会现实问题，曾国藩将此批判为“五十步笑一百步而已”，杨昌济深表赞同，认为“实证”不是求证于书本，而是求证于事物；不是求证于古，而要求证于今。曾氏倡导务实、力行，不尚空谈，杨昌济更是称道不已。在杨昌济的引导下，青年毛泽东也曾认真研读曾国藩的著述和有关曾氏生平的论著，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杨昌济与谭嗣同结识于戊戌风云之际。更直接地受到谭氏思想影响。1898年，杨昌济就读于岳麓书院，此时戊戌变法进入高潮，湖南新旧两派的斗争异常尖锐。一方面以谭嗣同、唐才常等人为代表创立报刊，举办学堂、学会，变法的呼声日益剧烈；另一方面，以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为代表，纠集叶德辉等人，极力反对维新运动。在新旧两派的激烈斗争中，杨昌济虽然尊敬老师王先谦，但王先谦学术路向及其思想对杨昌济产生的影响却远不及谭嗣同。在岳麓书院的恶劣环境下，杨昌济居然参加了谭嗣同等人主持的南山学会（成立于1898年1月的一个进步的爱国救亡团体，该会以讲学为主，每周演讲一次，谭嗣同为主要演讲人之一），成为该会的通讯会友，并受学于谭嗣同。《达化斋日记》中有一段追忆当年他与谭嗣同的问对，笔端带有深厚的感情：“余研究学理十有余年，殊难极其广大，及读谭浏阳仁学，乃有豁然贯通之象。……心力迈进，一向无前，我心随之，猝增力千万倍。”杨昌济在仔细研读了谭氏的《仁学》后，“乃知中国三纲之说，严责卑幼而薄责尊长，实酿暴虐残忍之风。”［5］并对吃人的封建礼教发生怀疑动摇，以致彻底决裂。就谭嗣同的“心力说”和冲决网罗的精神，更为杨昌济称道。对于谭氏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和为国捐躯的壮举，杨昌济在其文章、日记和授课中都有多处抒发其衷心的崇敬之情，认为“谭浏阳英灵充塞于宇宙之间，不复可以死灭”，充满了对谭嗣同的无限景仰。
二、对湘学内容的传递
综上所述，杨昌济的思想完全继承了以王船山、魏源、曾国藩和谭嗣同等人为代表的湘学传统的特征，并充分体现出湘学传统的特征；又因他曾执教于一师，自觉地承担起‘薪尽火传’之任务，尤其是他主讲哲学、伦理学，使得这种文化传承具有更为特殊的意义与作用。因为，杨昌济向学生们所讲授的主要的正是理学与实学相结合的湘学传统以及民族大义，亦即所谓的修已治人，内圣外王之学，他反复向学生阐述的也正是理学的立志、修身，同时倡导经世之实学，讲求理想人格的自我表现，亦即成为立德、立功、德业俱全的圣贤。
现存毛泽东早期文稿表明，青年毛泽东继承了这一湘学传统。一师时期的青年毛泽东从杨昌济宋明理学，好讲大本一原之道，并表示要将全副精力投入到对大本大源的探讨中去。此时青年毛泽东思想的倾向、使用的概念和范畴，基本上都是理学传统。从理学出发，青年毛泽东非常注重立志、修身，追求道德人格的完善，高扬伦理意志。杨昌济在讲修身课时要求学生“高尚其理想”，鼓励他们要“奋斗”，“有朝气”，能“立定脚跟”；办事要“精细”，“小不谨，大事败矣”；对于学问，他主张“贯通古今，融合中西”，自己要有分析、批判的精神。他总是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光明正大的人。毛泽东在杨昌济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改革观的影响下，于1915年开始了社会的组织活动，当年的“征友启事”可以看作这种活动最初的萌芽，1918年“新民学会”的成立，则是这种组织活动的初步结果。毛泽东在青年时期表达过对杨昌济的“佩服”之情，在谈及新民学会成立的缘起是毛泽东也明确地说，诸人都系怀中先生的学生，……养成一种奋斗的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的会章与成立后的活动，都多方面表现了杨昌济的思想和作风对学会及毛泽东本人的影响。如会章第二条，“本会会员须守下之各规律：1，不虚伪；2，不懒惰；3，不浪费；4，不赌博；5，不狎妓”。此外，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也说了杨昌济对自己的影响。他说：“给我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光明正大的人。”
另一方面，毛泽东也完全继承了湘学传统中的经世观念和务实精神。杨昌济在授课过程中大力宣传了船山的务实思想，“王船山重个人之独，能举起其说与？”“王船山论项羽、李存勖，能言之与？”他在传授伦理学课时亦常引曾国的语录，这可以从毛泽东《讲堂录》中得到经验证：“浠生”（“浠生”是曾藩的号——引注）日记，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看来，他很赞成扎实、厚道的人生风格。而毛泽东也强调：“古为学者，重在行事，故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并主张”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对于曾国藩倡导的力行、务实学风，毛泽东颇为推崇。至于理学的义利之分，由于青年毛泽东受到经世观念的影响，加以调和：“君子谋道不谋食，系对孳孳为利者而言，非谓凡士人均不贵夫谋食也。”“志不在温饱，对立志而言，诺言作用，则王道之极亦只衣帛食粟不饥不寒而
已。”［6］由于受到理学与经世实学的影响，青年毛泽东追求的理想人格是德业俱全的圣贤。他仔细辨别人们所向往的圣贤与豪杰两种人格，认为“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圣贤，德业俱全；豪杰谦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圣贤与豪杰的区别在于，圣贤是立德立功、内圣外王的统一，而豪杰只具有外在的事功，圣贤必然包含豪杰的外在事功，而豪杰却缺乏圣贤的内在品德。这种圣贤人格，正是以王船山、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学传统所追求的。杨昌济向学生们所倡导的也正是这种圣贤人格，并以曾国藩为楷模引导学生。
同时，湘学传统的“民族大义”也极为深刻地影响了青年毛泽东。如1914年长沙成立船山学社，标举“船山之大节”，青年毛泽东等人经常前往听讲。特别是谭嗣同的爱国壮举为杨昌济及其学生们由衷崇敬，称道不已。青年毛泽东在其思想和实践中也充分体现出了湘学传统的这种爱国主义思想。
杨昌济以渊博的知识，高尚的人格，严谨的学风和炽热的爱国之情，吸引了一大批青年学子，在这些学生中，青年毛泽东受杨昌济的影响最大，也最为杨昌济所器重。一九一五年四月五日，他在日记中记有：“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诺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可见，杨昌济一开始便把这个学生看作“异才”。另外，身为中国近代著名学者和教育家的杨昌济矢志教育救国，夙怀“欲栽大木柱长天”的宏愿。在逝世前夕，他曾满怀深情向好友章士钊推荐毛泽东与蔡和森，说：“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这“二子”就是杨昌济所栽培的“大木”，这也足以表明杨昌济对毛泽东的赏识和期望。
可见，杨昌济是竖立在青年毛泽东思想中的一块丰碑，他在毛泽东接受湘学传统熏陶的过程中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他的思想、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青年毛泽东。
参考文献：
［1］美R.特里尔.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35.
［2］王兴国. 杨昌济.达化斋日记.长沙：湖南出版社，1983：384.
［3］杨昌济.达化斋日记.长沙：湖南出版社，1986：9.
［4］ 杨昌济.达化斋日记.长沙：湖南出版社，1986：172
［5］王兴国. 杨昌济.达化斋日记.长沙：湖南出版社，1983：71-81
［6］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5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