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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24日中午2时许，阳光火辣。一只黄色的猫，叼着一只已经断气的老鼠，施施然从窝棚门口走过。
坐在小矮凳上的覃利花马上站起来，拿过一把小手电，打着了，塞在嘴里，操起一根竹竿，迅速走向窝棚内最幽暗的角落。
此时，猫儿已经从窝棚后的破洞进来，躲进床底。覃利花蹲下来，左手扒着床沿，右手拿着竹竿，嘴里的手电搜索了一会，照到一双发亮的眼睛。
覃利花拿竹竿驱赶：“给我出来！”
不是她家的猫，把她的床底当成了家，抓到老鼠，就躲到这个安全的角落里去吃。未吃完的尸骨，在床下腐烂发臭。
某种程度上，人也一样，没有去处，在异乡搭起一个窝棚，在别人的土地里寻找食物，然后因为征地，被一次次地驱赶。
这些人名叫“代耕农”。
曾经，珠江三角洲这片“先富地区”弃农从工，缺少能够确保土地不被丢荒的农民，于是欢迎他们的到来。工业的侵略性扩张，将人口、房屋、产业快速地铺陈，他们的代耕之地，在十几年、几十年之后，被围困成一个个农业孤岛，并最终成为楼房、厂房，他们一次次地丧失立锥之地。
青春流逝之后，异乡仍是异乡，而故乡已经破败，留不下，也回不去，沦为时代的难民。
流浪
覃利花1976年出生，广西来宾人，2003年，和丈夫杨大转一起来到广东，租赁土地，种植通心菜，至今已11年。她所在的东莞市石排镇田头村，一共有8户代耕农，都来自广西。
在东莞市租种土地的，大部分是广西人。罗大哥与黄大姐夫妇，是广西柳州市人，林大哥一家，广西隆安县人，他们都租种于东莞市桥头镇大洲村。
造成他们逃离家乡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因为贫穷。覃利花说，在家乡的时候，是种甘蔗，辛苦且不说，还要饿肚子，吃上一顿肉，是一年中很难得的盛事。
而逼迫他们离开的直接原因，则是上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初乡村里的暴力计生行为。
有3个以上的孩子，是这些广西籍代耕农的共同特点。覃利花夫妇、林大哥的妹妹都有4个，罗大哥夫妇有3个。覃利花第一胎生的是儿子，但还想再要一个，于是接连生了3个女儿；林大哥的妹妹前面3个都是女儿，最后才生下小儿子。
第二个孩子出生以后，计生工作人员就盯上他们，要抓孩子的母亲去结扎。第三个孩子怀上以后，则是真正的灾难降临。
林大哥说，那时抓得厉害呀，早上五六点钟，有时候天还没有亮，就来了。女人必须到亲戚朋友家躲起来，抓不到女人，就要罚款，交不起罚款的，没收家里的东西。
牛、猪、鸡、鸭，都被抓走了，连几个鸡蛋，工作人员都要揣衣兜里带走。林大哥的妹妹家里还有五六升米，没要，但也不留给你，被倒进了粪坑。“男人如果反抗，打晕过去的都有。”
家里的房子，被拆掉屋顶，无法居住。
万般无奈之下，广西乡村的超生者，开始向东边的广东省迁移，成为代耕农。最早一批迁移者，经过艰苦的挣扎之后立住脚跟，在田间搭起了窝棚居住，有了一个“家”，他们就成为了后来者的投靠对象。
一批又一批大着肚子的孕妇，和丈夫一起来到了广东乡村。20多年过去，这种梯次迁移已经形成一个谱系，每户代耕农都可以掰着指头数出来，自己是阿甲介绍来的，阿甲又是阿乙介绍来的……
所谓“介绍”，就是因为“走计划生育”前来投靠，不敢回家，先来的亲朋帮忙寻找可以租赁的土地。那时候，珠三角的机器已经轰鸣起来，农田乏人耕种，被集中到集体或者个人手里，统一租出去。孕妇来到新兴的城市，无法进入工厂打工，同时因为对计生人员已经形成的恐惧心理，她们甚至不敢在街上行走，正好，这些等着承租的遗世孤岛般的农田，成为落难者的活路和避风港。
即便已经对新环境十分熟悉，代耕农们仍然很少走出农田的边界，这里有他们需要的安全感。
珠海市香洲区南洋埔村，居住着30余户130多名从广东阳春市迁来的代耕农。
代耕，是代为耕种，有帮忙的意味。从这个意义上说，南洋埔村这些阳春人才是真正的代耕农。与东莞的广西人类似佃户的租赁耕种不一样，南洋埔村的代耕农是免费耕种，而且早在1982年已经来到此地。
冼业光是这里的村民代表，他是阳春市春湾镇山中间管理区大坳村人。“大坳”，在广东话里的意思，是一个大山谷，从名称上就可以一窥当地人的生存环境是高山耸立、平地稀少，何况这个大坳还在“山中间”。
冼业光回忆，当时每个农民只分到两三分土地，基本没有一户人家可以保证家里人不饿肚子。正因为穷山恶水，人们必须四处谋生，这里走出了相当大数量的北美、东南亚华侨。
上世纪80年代初，先行一步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已经基本完成，然而受资源限制，春湾镇的农民们仍然无法填饱肚子。
有的地太少，有的地太多。在珠海市香洲区南溪村，每个农民都有十余亩土地，也在深深地发愁。包产到户之后，土地多，工作强度大，非常劳累，而“责任制”不允许丢荒。每亩土地每年都要上交400多斤的公粮，当时亩产稻谷约有七八百斤，这意味着负担很重，而收获不大。
于是，阳春的农民来到了珠海。
生活
1982年，还没有南洋埔村，方良承带着儿女、亲戚，首批来到南溪生产队，成为当地的代耕农。
南溪生产队的村民们纷纷抛出手中的土地，与这些外来者订立代耕契约。一亩400余斤稻谷的农业税，就是代耕的价格。
与东莞代耕农的租金年年上抬不同，南溪生产队的代耕农不必支付任何租金，能够帮当地农民卸掉沉重的农业税负担，他们已经欢欣鼓舞。冼业光介绍，仅一个南溪生产队，当年就招来了1000多名代耕农，在整个珠海，人数更为庞大。
冼业光还保存着1984年1月13日前辈方良承与生产队签订的承包合同书，承包期限为10年，合同最后用手写方式注明一条附款：“中途不耕田，按法律处理”。加上这句具有威慑力的话，是因为当地生产队和农民都担心这些外来者不能坚持，重负又再回到自己身上。 除了合同，用于羁縻这些外来者的办法还包括要求他们建房居住。农民最懂农民，有了土地，有了房屋，就不会轻易挪窝，种上粮食的同时，也把自己种在这片土地上。
于是，上世纪80年代初，在一片沙砾荒地上，阳春人建起了一个村子，就是现在的南洋埔村。墙是砖墙，瓦面则仍然是搭棚，即便如此，建房所需的费用，也是由华侨乡亲从加拿大汇来。
艰苦的异地耕种岁月开启，冼业光的妻子方贵花说，那些辛酸故事，三天三夜说不完，总而言之一句，就是“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
覃利花倒是对现在的生活感到满意，因为十几年来一直在变好，尽管变化来得太缓慢，一两年里甚至看不到任何动静。
原来在来宾家乡种甘蔗，一年到头吃不上几顿肉。2003年到惠州石湾镇，过年没钱买肉，一个养猪场死了一头小猪，猪场老板说不是病死而是打架死的，这头小猪就成了他们的年货。后来搬到东莞茶山镇南社村，还是没钱过年，向老乡借200元，老乡说只有100元，杨大转还去剪了个头发，一家人几十元过了个年。
而现在，肉能吃得起，年能过得起了，仅此而已，但已知足。
“好不好，至少能跟孩子们在一起不是吗？”覃利花说。他们住的还是窝棚，但窝棚有其灵活性，不够住就搭得大一点，总可以容纳孩子。
窝棚里有4张床，3张都是从建筑工地捡来的木头钉成的，另一张则是钢铁焊制的双架床，这张双架床是花了60元从搬家的老乡处买来的，为此覃利花连续去了两天。头一天去，老乡要80元，覃利花费尽了口舌，也没有把价钱压下来；第二天又去，老乡急着搬家，终于让利20元，让她搬走。搬回家之后，两个小女儿十分喜欢，高兴得手舞足蹈。自从这张双架床来到这个家，她的4个孩子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一张床。
小女儿的床头，放着一个红色的布娃娃。
覃利花和丈夫杨大转主要依靠种植通心菜为生，菜不太好卖，一般都是四五角钱一斤，9月份学校开学，升到了六七角钱，而在8月份放假的时候，2角钱一斤都卖不出去，每年快过年的时候，菜都疯长，产量很高，但外地人都走了，只能看着菜烂在地里。
家里在2014年用上了煤气，用来煮饭、炒菜，为了节约煤气，一般不煲汤。至于洗澡的水，仍然是用柴火烧大锅。
他们对下一代没有奢望，唯一的希望就是他们平安地长大，自己的健康足以支撑到他们读完该读的书。
大儿子一直很想要一台电脑，覃利花说，我哪里有钱给他买呢。大儿子成绩不太好，说读完初三不读了，后来又说，还是想继续读，因为学校里有电脑。
小女儿读小学五年级，长得挺漂亮，看着也机灵，但到现在一个字都不认得。从1数到100，数不过来，常常数着数着就哭了。“后来我们也不叫她数了，所以不知道现在她懂不懂。”
杨大转、覃利花夫妇的经历和生活状态，在东莞的广西代耕农群体中具有普遍的典型意义。
归乡
这些代耕农刚走出来，望着眼前珠三角平原的一大片良田的时候，是踏实的，但他们不会意识到，一个名叫“城市”的大怪物，正在以土地为猎物，饥渴地饕餮着。
覃利花2003年在博罗，2008年到茶山，2011年到石排；林大哥2004年到常平土塘，半年后迁到常平司马，8个月后又搬到石排，2011年搬到桥头大洲村——每一户东莞代耕农，都重复着这样的过程。
这已经让“农民”这一身份超脱了传统意义，成为自身的牧民，在别人的土地上放牧着自己。
这种游击式的农业生活，都是因为征地：建工厂、修路、盖楼盘。这让他们原以为踏实的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来自于城市边界的不确定性。
来宾的覃利花一家，柳州的罗大哥一家，隆安的林大哥一家，都因为城市的不断扩张而一次次流离失所。逐渐被城市围裹的农业孤岛，大多变成了一片低洼地，所以“天灾”越来越多，每逢大雨，农田就被浸没，瓜菜都烂掉，天放晴了补种，心头又忐忑着下一次大雨的来期。
林大哥说，种地，渐渐成为了一种折磨。
应对内涝是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命题，但他们居住的地方都在市政建设的考虑范围之外——市政建设唯一考虑到的关于他们的内容，就是以一个什么样的合法性理由（市容整顿、环境治理）拆掉他们居住的窝棚。
劳作本身的苦累不会成为忧虑，只有无地可耕的前景，会成为他们心中不为外人道的隐痛。
林大哥，以及他的几个姊妹，都已经决定重回老家。不久后，他们耕种的大洲村这片土地的租约就要到期，土地已经被征收，不能再续约。想找新的土地租种，又已十分艰难，回乡是最终的选择。
租一辆大货车，装载着窝棚里那些不值钱的家具，回家……这样一幅图景，就是他们出走家乡十几年后的结局。
林大哥的妹妹床底下原本藏着一辆锈迹斑斑的摩托车，买来不久遭遇“禁摩”，怕被没收匿于床底，最后朽坏，当废铁卖掉。
林大哥说，回到自己的家乡，生活好坏且不论，至少能够安心地骑着摩托车。
“流 民”
珠海南洋埔村的代耕农们已经回不了家。
乡下那个家早已破败、倒塌，冼业光的大坳村，如今只剩下一户人家，剩下来，是因为主人有智力障碍，无法外出求生。
上世纪80年代建起了简陋的南洋埔村，2008年北京奥运前夕，又因为“不好看”，在官方要求下，花钱拆掉旧房子，重新盖成楼房，变成一个与其他地方大同小异的城中村。
最早来到这里的老一辈，老去、死去，在这里出生的新一代，也已长大成人。冼业光和妻子方贵花，外兄方贵超、方贵和，都还一口阳春口音，而他的儿女们，已经操着正宗的珠海白话，孙子、孙女则更是只知道自己的家乡叫珠海。
然而他们依然不是珠海人。一直希望自己的“珠海人”身份被体制接纳而不可得，是这个村子里隐藏着的最大的伤口。缺少以户口为基础的身份认可，背后涉及的是生活、工作、学习的便利以及群体文化自尊等系统性的失落。
所以说到户口，就像将一把盐精准地撒在这个伤口上，让代耕农们的流离感一下子汹涌澎湃。
耕地已几乎没有了。当年到来的时候，这里山青水绿，人烟稀少，珠海市区拱北，对于连自行车都没有的农民而言，就像隔着千里之遥。而现在城市早已席卷而至，高大美观的楼盘，就在村子旁边他们原来耕作的土地上耸立，高铁从村子边上穿过，曾经开垦出来种菜的荒地，现在被铁皮围裹，成为下一个开发对象。
原来，为了让他们安心耕作不要离开，向冼业光转让土地的当地农户，甚至还送给他一辆自行车，这在上世纪80年代初比现在一辆小汽车还要令人羡慕。而现在，当土地的价值因为城市的北向扩张而从负数到可观的时候，原来暖意融融的融洽氛围，已经彻底破裂。
那一代把他们招请过来的领导和农民，已经老去，或者丧失了话语权，他们依然对这些外来的朋友充满感情，但已无可奈何。而现在当地的官方和百姓，都希望他们离开。
当这种心理活动变成一种语言符号的时候，就叫作“清理代耕农”。
那个花费两代人的艰辛建起来的城中村，在开发的呼声中也已摇摇欲坠，不时有征地者拿着一份协议来让他们签名，而他们甚至没有产权证来证明自己应该获得补偿。
南洋埔村出现、发展的30年，是中国急剧变化的30年。在这种剧变的时代，只有极少数人能把握时代的演变轨迹，绝大部分的人都是见一步走一步，选择一条当时认为对自己更有利的道路。如果个人选择和发展大势交织缠绵最后分道扬镳，就会偶然酿成一个巨大的时代错误，而这种错误，往往是找不到具体的责任人的。
于是，他们沦为另类的“流民”。
坐在小矮凳上的覃利花马上站起来，拿过一把小手电，打着了，塞在嘴里，操起一根竹竿，迅速走向窝棚内最幽暗的角落。
此时，猫儿已经从窝棚后的破洞进来，躲进床底。覃利花蹲下来，左手扒着床沿，右手拿着竹竿，嘴里的手电搜索了一会，照到一双发亮的眼睛。
覃利花拿竹竿驱赶：“给我出来！”
不是她家的猫，把她的床底当成了家，抓到老鼠，就躲到这个安全的角落里去吃。未吃完的尸骨，在床下腐烂发臭。
某种程度上，人也一样，没有去处，在异乡搭起一个窝棚，在别人的土地里寻找食物，然后因为征地，被一次次地驱赶。
这些人名叫“代耕农”。
曾经，珠江三角洲这片“先富地区”弃农从工，缺少能够确保土地不被丢荒的农民，于是欢迎他们的到来。工业的侵略性扩张，将人口、房屋、产业快速地铺陈，他们的代耕之地，在十几年、几十年之后，被围困成一个个农业孤岛，并最终成为楼房、厂房，他们一次次地丧失立锥之地。
青春流逝之后，异乡仍是异乡，而故乡已经破败，留不下，也回不去，沦为时代的难民。
流浪
覃利花1976年出生，广西来宾人，2003年，和丈夫杨大转一起来到广东，租赁土地，种植通心菜，至今已11年。她所在的东莞市石排镇田头村，一共有8户代耕农，都来自广西。
在东莞市租种土地的，大部分是广西人。罗大哥与黄大姐夫妇，是广西柳州市人，林大哥一家，广西隆安县人，他们都租种于东莞市桥头镇大洲村。
造成他们逃离家乡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因为贫穷。覃利花说，在家乡的时候，是种甘蔗，辛苦且不说，还要饿肚子，吃上一顿肉，是一年中很难得的盛事。
而逼迫他们离开的直接原因，则是上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初乡村里的暴力计生行为。
有3个以上的孩子，是这些广西籍代耕农的共同特点。覃利花夫妇、林大哥的妹妹都有4个，罗大哥夫妇有3个。覃利花第一胎生的是儿子，但还想再要一个，于是接连生了3个女儿；林大哥的妹妹前面3个都是女儿，最后才生下小儿子。
第二个孩子出生以后，计生工作人员就盯上他们，要抓孩子的母亲去结扎。第三个孩子怀上以后，则是真正的灾难降临。
林大哥说，那时抓得厉害呀，早上五六点钟，有时候天还没有亮，就来了。女人必须到亲戚朋友家躲起来，抓不到女人，就要罚款，交不起罚款的，没收家里的东西。
牛、猪、鸡、鸭，都被抓走了，连几个鸡蛋，工作人员都要揣衣兜里带走。林大哥的妹妹家里还有五六升米，没要，但也不留给你，被倒进了粪坑。“男人如果反抗，打晕过去的都有。”
家里的房子，被拆掉屋顶，无法居住。
万般无奈之下，广西乡村的超生者，开始向东边的广东省迁移，成为代耕农。最早一批迁移者，经过艰苦的挣扎之后立住脚跟，在田间搭起了窝棚居住，有了一个“家”，他们就成为了后来者的投靠对象。
一批又一批大着肚子的孕妇，和丈夫一起来到了广东乡村。20多年过去，这种梯次迁移已经形成一个谱系，每户代耕农都可以掰着指头数出来，自己是阿甲介绍来的，阿甲又是阿乙介绍来的……
所谓“介绍”，就是因为“走计划生育”前来投靠，不敢回家，先来的亲朋帮忙寻找可以租赁的土地。那时候，珠三角的机器已经轰鸣起来，农田乏人耕种，被集中到集体或者个人手里，统一租出去。孕妇来到新兴的城市，无法进入工厂打工，同时因为对计生人员已经形成的恐惧心理，她们甚至不敢在街上行走，正好，这些等着承租的遗世孤岛般的农田，成为落难者的活路和避风港。
即便已经对新环境十分熟悉，代耕农们仍然很少走出农田的边界，这里有他们需要的安全感。
珠海市香洲区南洋埔村，居住着30余户130多名从广东阳春市迁来的代耕农。
代耕，是代为耕种，有帮忙的意味。从这个意义上说，南洋埔村这些阳春人才是真正的代耕农。与东莞的广西人类似佃户的租赁耕种不一样，南洋埔村的代耕农是免费耕种，而且早在1982年已经来到此地。
冼业光是这里的村民代表，他是阳春市春湾镇山中间管理区大坳村人。“大坳”，在广东话里的意思，是一个大山谷，从名称上就可以一窥当地人的生存环境是高山耸立、平地稀少，何况这个大坳还在“山中间”。
冼业光回忆，当时每个农民只分到两三分土地，基本没有一户人家可以保证家里人不饿肚子。正因为穷山恶水，人们必须四处谋生，这里走出了相当大数量的北美、东南亚华侨。
上世纪80年代初，先行一步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已经基本完成，然而受资源限制，春湾镇的农民们仍然无法填饱肚子。
有的地太少，有的地太多。在珠海市香洲区南溪村，每个农民都有十余亩土地，也在深深地发愁。包产到户之后，土地多，工作强度大，非常劳累，而“责任制”不允许丢荒。每亩土地每年都要上交400多斤的公粮，当时亩产稻谷约有七八百斤，这意味着负担很重，而收获不大。
于是，阳春的农民来到了珠海。
生活
1982年，还没有南洋埔村，方良承带着儿女、亲戚，首批来到南溪生产队，成为当地的代耕农。
南溪生产队的村民们纷纷抛出手中的土地，与这些外来者订立代耕契约。一亩400余斤稻谷的农业税，就是代耕的价格。
与东莞代耕农的租金年年上抬不同，南溪生产队的代耕农不必支付任何租金，能够帮当地农民卸掉沉重的农业税负担，他们已经欢欣鼓舞。冼业光介绍，仅一个南溪生产队，当年就招来了1000多名代耕农，在整个珠海，人数更为庞大。
冼业光还保存着1984年1月13日前辈方良承与生产队签订的承包合同书，承包期限为10年，合同最后用手写方式注明一条附款：“中途不耕田，按法律处理”。加上这句具有威慑力的话，是因为当地生产队和农民都担心这些外来者不能坚持，重负又再回到自己身上。 除了合同，用于羁縻这些外来者的办法还包括要求他们建房居住。农民最懂农民，有了土地，有了房屋，就不会轻易挪窝，种上粮食的同时，也把自己种在这片土地上。
于是，上世纪80年代初，在一片沙砾荒地上，阳春人建起了一个村子，就是现在的南洋埔村。墙是砖墙，瓦面则仍然是搭棚，即便如此，建房所需的费用，也是由华侨乡亲从加拿大汇来。
艰苦的异地耕种岁月开启，冼业光的妻子方贵花说，那些辛酸故事，三天三夜说不完，总而言之一句，就是“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
覃利花倒是对现在的生活感到满意，因为十几年来一直在变好，尽管变化来得太缓慢，一两年里甚至看不到任何动静。
原来在来宾家乡种甘蔗，一年到头吃不上几顿肉。2003年到惠州石湾镇，过年没钱买肉，一个养猪场死了一头小猪，猪场老板说不是病死而是打架死的，这头小猪就成了他们的年货。后来搬到东莞茶山镇南社村，还是没钱过年，向老乡借200元，老乡说只有100元，杨大转还去剪了个头发，一家人几十元过了个年。
而现在，肉能吃得起，年能过得起了，仅此而已，但已知足。
“好不好，至少能跟孩子们在一起不是吗？”覃利花说。他们住的还是窝棚，但窝棚有其灵活性，不够住就搭得大一点，总可以容纳孩子。
窝棚里有4张床，3张都是从建筑工地捡来的木头钉成的，另一张则是钢铁焊制的双架床，这张双架床是花了60元从搬家的老乡处买来的，为此覃利花连续去了两天。头一天去，老乡要80元，覃利花费尽了口舌，也没有把价钱压下来；第二天又去，老乡急着搬家，终于让利20元，让她搬走。搬回家之后，两个小女儿十分喜欢，高兴得手舞足蹈。自从这张双架床来到这个家，她的4个孩子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一张床。
小女儿的床头，放着一个红色的布娃娃。
覃利花和丈夫杨大转主要依靠种植通心菜为生，菜不太好卖，一般都是四五角钱一斤，9月份学校开学，升到了六七角钱，而在8月份放假的时候，2角钱一斤都卖不出去，每年快过年的时候，菜都疯长，产量很高，但外地人都走了，只能看着菜烂在地里。
家里在2014年用上了煤气，用来煮饭、炒菜，为了节约煤气，一般不煲汤。至于洗澡的水，仍然是用柴火烧大锅。
他们对下一代没有奢望，唯一的希望就是他们平安地长大，自己的健康足以支撑到他们读完该读的书。
大儿子一直很想要一台电脑，覃利花说，我哪里有钱给他买呢。大儿子成绩不太好，说读完初三不读了，后来又说，还是想继续读，因为学校里有电脑。
小女儿读小学五年级，长得挺漂亮，看着也机灵，但到现在一个字都不认得。从1数到100，数不过来，常常数着数着就哭了。“后来我们也不叫她数了，所以不知道现在她懂不懂。”
杨大转、覃利花夫妇的经历和生活状态，在东莞的广西代耕农群体中具有普遍的典型意义。
归乡
这些代耕农刚走出来，望着眼前珠三角平原的一大片良田的时候，是踏实的，但他们不会意识到，一个名叫“城市”的大怪物，正在以土地为猎物，饥渴地饕餮着。
覃利花2003年在博罗，2008年到茶山，2011年到石排；林大哥2004年到常平土塘，半年后迁到常平司马，8个月后又搬到石排，2011年搬到桥头大洲村——每一户东莞代耕农，都重复着这样的过程。
这已经让“农民”这一身份超脱了传统意义，成为自身的牧民，在别人的土地上放牧着自己。
这种游击式的农业生活，都是因为征地：建工厂、修路、盖楼盘。这让他们原以为踏实的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来自于城市边界的不确定性。
来宾的覃利花一家，柳州的罗大哥一家，隆安的林大哥一家，都因为城市的不断扩张而一次次流离失所。逐渐被城市围裹的农业孤岛，大多变成了一片低洼地，所以“天灾”越来越多，每逢大雨，农田就被浸没，瓜菜都烂掉，天放晴了补种，心头又忐忑着下一次大雨的来期。
林大哥说，种地，渐渐成为了一种折磨。
应对内涝是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命题，但他们居住的地方都在市政建设的考虑范围之外——市政建设唯一考虑到的关于他们的内容，就是以一个什么样的合法性理由（市容整顿、环境治理）拆掉他们居住的窝棚。
劳作本身的苦累不会成为忧虑，只有无地可耕的前景，会成为他们心中不为外人道的隐痛。
林大哥，以及他的几个姊妹，都已经决定重回老家。不久后，他们耕种的大洲村这片土地的租约就要到期，土地已经被征收，不能再续约。想找新的土地租种，又已十分艰难，回乡是最终的选择。
租一辆大货车，装载着窝棚里那些不值钱的家具，回家……这样一幅图景，就是他们出走家乡十几年后的结局。
林大哥的妹妹床底下原本藏着一辆锈迹斑斑的摩托车，买来不久遭遇“禁摩”，怕被没收匿于床底，最后朽坏，当废铁卖掉。
林大哥说，回到自己的家乡，生活好坏且不论，至少能够安心地骑着摩托车。
“流 民”
珠海南洋埔村的代耕农们已经回不了家。
乡下那个家早已破败、倒塌，冼业光的大坳村，如今只剩下一户人家，剩下来，是因为主人有智力障碍，无法外出求生。
上世纪80年代建起了简陋的南洋埔村，2008年北京奥运前夕，又因为“不好看”，在官方要求下，花钱拆掉旧房子，重新盖成楼房，变成一个与其他地方大同小异的城中村。
最早来到这里的老一辈，老去、死去，在这里出生的新一代，也已长大成人。冼业光和妻子方贵花，外兄方贵超、方贵和，都还一口阳春口音，而他的儿女们，已经操着正宗的珠海白话，孙子、孙女则更是只知道自己的家乡叫珠海。
然而他们依然不是珠海人。一直希望自己的“珠海人”身份被体制接纳而不可得，是这个村子里隐藏着的最大的伤口。缺少以户口为基础的身份认可，背后涉及的是生活、工作、学习的便利以及群体文化自尊等系统性的失落。
所以说到户口，就像将一把盐精准地撒在这个伤口上，让代耕农们的流离感一下子汹涌澎湃。
耕地已几乎没有了。当年到来的时候，这里山青水绿，人烟稀少，珠海市区拱北，对于连自行车都没有的农民而言，就像隔着千里之遥。而现在城市早已席卷而至，高大美观的楼盘，就在村子旁边他们原来耕作的土地上耸立，高铁从村子边上穿过，曾经开垦出来种菜的荒地，现在被铁皮围裹，成为下一个开发对象。
原来，为了让他们安心耕作不要离开，向冼业光转让土地的当地农户，甚至还送给他一辆自行车，这在上世纪80年代初比现在一辆小汽车还要令人羡慕。而现在，当土地的价值因为城市的北向扩张而从负数到可观的时候，原来暖意融融的融洽氛围，已经彻底破裂。
那一代把他们招请过来的领导和农民，已经老去，或者丧失了话语权，他们依然对这些外来的朋友充满感情，但已无可奈何。而现在当地的官方和百姓，都希望他们离开。
当这种心理活动变成一种语言符号的时候，就叫作“清理代耕农”。
那个花费两代人的艰辛建起来的城中村，在开发的呼声中也已摇摇欲坠，不时有征地者拿着一份协议来让他们签名，而他们甚至没有产权证来证明自己应该获得补偿。
南洋埔村出现、发展的30年，是中国急剧变化的30年。在这种剧变的时代，只有极少数人能把握时代的演变轨迹，绝大部分的人都是见一步走一步，选择一条当时认为对自己更有利的道路。如果个人选择和发展大势交织缠绵最后分道扬镳，就会偶然酿成一个巨大的时代错误，而这种错误，往往是找不到具体的责任人的。
于是，他们沦为另类的“流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