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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先生，您的“兄弟”约瑟夫·拜登当选后，您心情如何？是发自内心的高兴，倍感放松，还是为前路艰辛而忧心忡忡？
都有！对于我们国家会在特朗普的带领下走向何方，我一直深感忧虑，这并非什么秘密。我相信在拜登和哈里斯的领导下，我们将重新拥有我在任时十分看重，同时也是让美国成为世界领导力量的那些价值观：尊重基本人权、民主和法治，重视我们和北约伙伴的联盟关系，相信我们有责任在世界范围内支持民主、人权和言论自由，不和独裁者同流合污。所以说，在很多方面，我都对美国的未来持乐观态度。但基于选举结果，我也必须承认：美国现在仍然四分五裂，我们无法消除这种分裂状态。这不仅是美国的问题，也出现在了欧洲和其他地方。有些人愿意拥抱多文化世界，乐于学习如何接受彼此、互相合作，有些人则惧怕改变，用民族主义应对，常常希望出现一个强大而独裁的领导人。我想双方的竞赛仍在进行中，我们需要为此找到更好的答案。
特朗普不承认自己败选，也不愿按规定进行权力交接。特朗普在政治生涯之初就曾攻击您，说您并非生于美国。现在，他的做法不是对民主的进一步攻击吗？
这是可以预见的。特朗普无数次以行动告诉人们，他不尊重以前被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同样重视的很多基本准则。我也曾在书中写过：2008年我继任时，和小布什的观点完全相左，但他非常友好，乐于为我提供帮助，确保权力交接顺利完成。特朗普不愿这样做，所以对拜登政府来说，要从上任第一天起就集中全力抗疫，对抗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肯定会更加艰难。但不管权力交接最终是友好还是不情愿地完成，1月20日都会有一位新的总统履职，带领这个国家继续向前。
拜登已不那么年轻，灵感渐少，也不擅于开启新旅程。他要如何做到呢？
我也不再年轻，长了很多白发。我想，约瑟夫和卡玛拉与我的共同点在于，我们都相信必须倾听年轻人的声音，鼓励他们参与民主。年轻人应该知道他们的重要性和力量，应该知道将他们对事物的看法融入政治有多弥足珍贵。比如环保：我想，当我们迎来气候变化最糟糕的后果时，约瑟夫已不在人世，他并不会因此受到指责。我也不会。气候变化影响的是我们的子子孙孙。
拜登必须面对一个现实，那就是选民不希望他妥协。美国人要如何学会重新达成妥协呢？
我们的政治有两大问题。一个问题在于我们的国家机器本身。我们的政治体系基于三权分立制度，参议院是立法机构国会的两院之一，但有50万人口的怀俄明州是出两位议员，有3900万人口的加州也是出两位议员，这样就很难实现多数人的意见，这是植根于政治体系的问题。雪上加霜的是，我们还有“冗长辩论”程序，这种人为延长的无限制演说常常会严重拖延法案通过。这一点必须改变，我们才能大步向前。另一个问题是文化种类。在我们国家，分割出了无数不同的世界，而分割标准并非只有肤色和信仰，还有城乡地域。但最让人担心的，可能还是目前每一方都有了自己的媒体，也因此有了他们自己认定的事实。如果各方不是从一个共同的现实出发，就很难达成妥协。
特朗普宣称选举过程存在欺诈，虽然没有人找出哪怕一条证据，虽然即使是共和党地方官员也说选举过程非常正常。但是现在，有数百万人相信确实存在选举舞弊，因为不只有特朗普发布了推特，福克斯新闻和电台节目主持人拉什·林堡也大肆宣传了同样的论调。所以说，如果存在这样的事实扭曲，就很難达成妥协。我想，约瑟夫会竭尽全力向共和党人伸出双手，我们应该有能达成妥协的领域。
您在担任总统的八年间应对了众多挑战：金融危机、大型经济危机、叙利亚战争……在您看来，您的最大成果和失败分别是？
我试图在我的新书《应许之地》中强调，我们那时离一场全球大萧条有多近。我们阻挡了世界滑入更加糟糕的经济状态，对此我至今仍感骄傲。当然，我们也为此付出了沉痛的政治代价，因为当时和罗斯福时代还不同。罗斯福成为总统之时，世界经济危机已持续三年，大家很清楚是谁的错，罗斯福可以有个全新的开始。而我上任时，经济刚刚开始走下坡路，人们还不能理解真实情况有多糟糕，尽管我们可以阻止经济快速下滑，但人们仍对没有出现快速增长感到失望。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我们做得很好。
《巴黎气候协定》虽然无法阻止全球气候变化，但创造了一个国际框架，清楚地告诉所有人，我们都有责任，都要为此承担自己的角色，都要参与解决问题。我们为达成该协定铺平了道路，我为此感到骄傲。
我的医疗改革和《平价医疗法案》为出台一项迟到了几十年的政策奠定了基础。其他工业国家早就明白，在一个像我们这样富裕的国家，每个人都要有医疗保障，我们却没有完全做到。
您对德国总理默克尔怎么看？
我经常说，我对安格拉·默克尔非常尊敬。迄今为止，她是一个杰出的政治领袖，不仅仅是对德国而言，对欧洲和全世界亦如是。我们的关系不断加深，曾在很多事情上合作。最初她对我有些怀疑，说她不会很快信任如此精于演说的人。在经济政策上，我们很早就意见不同。她总是重申部分植根于德国历史的德国立场，认为政府支出过多和国家财政赤字是坏事。我则认为，在经济危机和衰退中，必须逆周期地增高政府支出。所以说，我们会争辩，但她十分稳重、聪明、亲切，是个很好的人。
默克尔在欧洲的众多危机中证实了她的领导力，也使她成为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伙伴，我完全信任她。在我们合作的任何时刻，我都能感觉到她一直在努力做正确的事。她总是很真诚地说出她不能做什么，她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她反对让欧洲分裂了数百年的民族主义，在维护欧洲团结和欧洲理念上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她卸任后，人们会想念她的。
您如何看待您在历史中的地位？
這得让历史学家们来说，我不确定是否现在就可以对此进行评判了。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确定的是，在我的任期结束时，美国和世界都比我的任期开始时变得更好了，我为此感到自豪。我将总统任期视为接力赛，接过棒，跑完自己那段，然后将棒传递下去。我相信，我好好地完成了我的赛段。我也经常和米歇尔这样说：我们体面地完成了我们的赛跑，没有出现丑闻。我肯定一直在随我的经历发生改变，但从未感到这个十分特别的职位扭曲了我的本心。很幸运的是，这也表现在了我的孩子们身上。我的几个女儿都非常普通，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特殊，也没有受到溺爱。她们都很友好、体贴、热情。这主要是米歇尔和我岳母的功劳，但我也起到了一点作用。
年轻时理想主义的巴拉克·奥巴马会如何看待如今将近60岁的实干家奥巴马？
我很确定，他会批判看待我的一些妥协和决定，但我也很愿意想象，他会说，我是个很好的榜样，也许还会问我为何不去染个头发。
[编译自德国《明星》]
编辑：周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