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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必须给自己的生命标价，你会出多少钱？也许你会觉得这个问题是愚蠢的，生命是无价的，怎么可以像商品一样标价呢？
不过，这也许是你出于道德角度的考虑，在现实生活中，无论在非法领域还是合法领域，给生命定价已经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现在就让我们看看生命该如何定价，又有哪些因素影响着我们生命的价格。
非法的生命买卖市场
如果要说哪里將生命当成商品一样买卖，大多数人肯定会想到臭名昭著的器官买卖。确实，像商品一样，在黑市，每一个器官都被明码标价。比如在美国，一块头皮能卖到607美元，心脏价值为11.9万美元，脾脏和胃都为508美元，肾脏更贵，能卖到26.2万美元。
这样的标价让人触目惊心，而在一些其他贩卖人口活动中，虽然交易不至于这么血腥，但同样也有自己的商品价格，价格高低也同样受着供需市场的调节作用。根据美国罗切斯特大学研究人员的研究，现在在非洲农村购买一个儿童，大概要花200美元，买主可能随后以更高的价格出售，这一转手价取决于儿童被转卖的次数、贩卖人口过程中的难度，以及当时被贩卖人口的数量。
除了买卖，还有绑架赎金，也是一种生命标价。买卖风险、运输、劳动力成本以及市场环境同样影响着赎金。如果犯罪分子只是在委内瑞拉的街道上随便找了一个人绑架，投入的成本很少，他们只可能获得几百美元的赎金。但如果针对一个非常富有的个人进行更加复杂的绑架策划时，可能得到数十万美元赎金。
在这些赤裸裸的生命交易中，生命已经几乎等同于商品，你很难找到一个人应该有的尊严与价值。那么，我们这些普通人的生命又值多少钱呢？这就要涉及到合法的“标价活动”。
各国人的生命价值
说到合法的对生命的“标价”，牵涉到许多方面，很是复杂。一般来说，一个人生命的价值就是他生存在社会上所创造的财富总和，包含人的寿命、技能和教育水平，以及健康状况和对创造财富的影响。这就是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生命“标价”。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如何计算呢？
最简单的算法就是拿国家人均GDP乘以预期寿命。如根据2015年的统计，美国的人均GDP大约是5.5万美元，美国人口的预期寿命为80岁，两者相乘，得到440万美元。中国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预期寿命为75岁，两者相乘，得到60万美元，不足美国的1/7。而人均GDP最高的卢森堡，一个人一生创造的价值居然达到了800万美元；靠卖石油的卡塔尔为600万美元。相反，对于印度来说，GDP低不说，人均预期寿命也仅有65岁，所以他们的一生仅能创造10万美元的价值，相当于中国的1/6，美国的1/44，卢森堡的1/80。
这样一来，各国人的生命价值就体现出来了。残酷地说，6个印度人的生命价值才能比得上一个中国人，而60个印度人的生命价值没有1个卖石油的卡塔尔人高。
当然这并不是一套严谨的算法，但从经济学的角度上，如果为了挽救一个生命而投入的钱，超过了他可能创造的价值，那这笔买卖就是亏损的。
你可能认为为了自己和亲人的生命可以付出一切。但是很遗憾，平均值就在那里，大多数人所能付出的也仅仅是平均值的上下。60万美元，约相当于人民币400万，这是大部分人穷尽一生所能创造的所有财富。换句话说，如果挽救一个人的生命，需要投入超过400万元，大部分中国人不得不坐下来好好想一想。而卡塔尔人可能不用去想，而印度人则早已提前放弃。
变动着的生命价值
即便在同一个国家里，考虑到某些跟国民生命财产有关的问题时，人的生命价值的算法也是有差异的。
根据有关资料显示，美国交通部公布的每个生命的价值是600万美元，这是基于交通部门为了投入多少钱，才能避免交通事故造成死亡换算而来的。而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公布的每个生命的价值是790万美元，最高的是美国环境总署的测算，他们给出的每个生命的价值是910万美元，这些都比美国人的平均生命价值440万美元高。这是因为这些涉及到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健康问题。
假设有一段高速公路，每年要在这里发生十几起翻车事故，死亡2至3人，预计这条高速公路还能使用10年，政府提出一个改造项目，那么这个项目要投入多少钱呢？简单算法是600万×2.5×10﹦15000万，就是说，美国政府的改造计划投入就在1.5亿元以内，超过1.5亿元，美国政府就不会改造这段路了。当然这只是简单的说法而已，真正的算法比这复杂得多。
还有一种算法，是生命的价值等于为了减少死亡，人们愿意花费的成本上限值，这个值就相当于一个人的生命价格，其计算公式为：生命价值=支付意愿/风险降低水平。
举个简单例子，假如沙门氏菌爆发，每100万人中就有1人会死于感染。而人们为了避免这1/1000000的几率，每个人都愿意付出7美元，这样，为了完全杜绝沙门氏菌感染致死的几率，就需要700万美元。这700万美元将会是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愿意花费防止沙门氏菌爆发的成本，政府不会制定大于这个成本的政策。
再比如，假定煤炭工人比一般蓝领每年多挣700美元，但煤炭工人的死亡率为千分之一，普通蓝领工死亡率为零。也就是说，人们宁愿放弃这700美元的额外薪水，也不愿意当煤炭工。也可以这样认为，人们愿意每年付出700美元的代价，来避免这个危险的工种。这样，每1000个人每年放弃的薪水为70万美元，这一数目便是一个煤炭工人每年大概的生命价值。然后再把工作年限考虑进去，再折算成现值，结果就是生命的价值。
受到政治因素影响的生命价格
当一个人意外致死时，会涉及到对死者和家属的赔偿问题，这个时候，死者的生命价值也往往是最容易被“商品化”的。如果这个人的工作本身是高危工作，往往已经有一些确定了的赔偿标准。比如，在美国，对于警察和消防员，赔偿标准会包括养老金、工人赔偿、人寿保险、工会福利与国家和联邦基金。 但如果不是公职类，普通人意外死亡后获得的赔偿，变动的范围很大。比如，在美国新泽西州，2013年，一个6岁的孩子被另外一个孩子枪击致死，只赔了57万美元。但2014年在俄亥俄州，一个12岁孩子拿著玩具枪，被警察当做“可疑犯罪分子”击毙，获赔了600万美元。为什么差别如此大呢？
这是因为受到当地法律的影响，新泽西州的意外致死诉讼法规定，在计算赔偿金额时，不允许法官将受害家庭的精神影响考虑进来。而俄亥俄州的法官不仅将受害者家属的精神痛苦考虑了进来，也考虑了社会舆论，因为这个孩子的死亡加剧了黑人和美国警察的对立，这已经不是一起简单的枪击案件，而是一起政治事件。
同样地，政治作用往往会使得一些死者获得的赔偿比另外一些人的多。我们不妨比较一下在美国“9·11”事件中的遇难者和1993年世贸中心爆炸案受害者获得的赔偿金。
“9·11”后，美国政府为受害者和近3000个死者的家庭建立了一个基金。一部分赔偿金会受到受害者生前工资的影响，比如，一个CEO的亲属会比门卫的亲属收到的赔偿金多，但也有一部分人得到的赔偿金都相同，比如每位受害者都会获得25万美元赔偿金，幸存的配偶和家属每人将获得10万美元的抚恤金。总的来看，每位遇难者获得的赔偿总额在25万美元到710万美元之间。
那么，为什么在“9·11”之前，比如1993年，美国世贸中心发生了爆炸，这次爆炸也是一次恐怖袭击，造成5人死亡，700多人受伤，但受害者根本就没有从政府那里获得任何补偿呢？这同样是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之所以“9·11”后，政府拿出了这么多赔偿金，是因为美国国会想向世界展示美国政府的同情心和对受害者的支持，也可以团结当时受到重创的美国公民的人心。
年轻人的生命优先权
如果只有一剂解药，但有两个人需要它，你会给哪个人？心理学家最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做了一项研究。当测试者被迫在不同年龄的人之间做出选择时，研究结果表明人们倾向于救更年轻的人。测试者同时给出了自己的理由，每个人有公平地享有生命的权力，50岁的人已经活了50年，而那些10岁的孩子才活了10年，所以应该救这个10岁的孩子。同时，比起年轻人，50岁的人剩下的生命更短，所以，应该救这些能活得更久的年轻人。
然而也有人认为，我们应当考虑，当随着一个人的年龄增长，社会在教育、健康医疗保障等方面对他的投入更大时，就会发现对整个社会来说，最有价值的人并不是刚出生的婴儿。比如一个50岁的人，可能受到的教育高，经验丰富，正是创造社会财富的好年华。而一个10岁的孩子，还要受教育、受培训，工作中还要积累经验等等，需要社会投入很多，所以应该救这些正在创造财富的人。
总之，在生活中，生命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没法用价格衡量。相反，受到政治因素、经济环境，甚至是国别的影响，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动，往往在这个时候，生命是否真是平等的这个问题就需要我们深思了。
不过，这也许是你出于道德角度的考虑，在现实生活中，无论在非法领域还是合法领域，给生命定价已经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现在就让我们看看生命该如何定价，又有哪些因素影响着我们生命的价格。
非法的生命买卖市场
如果要说哪里將生命当成商品一样买卖，大多数人肯定会想到臭名昭著的器官买卖。确实，像商品一样，在黑市，每一个器官都被明码标价。比如在美国，一块头皮能卖到607美元，心脏价值为11.9万美元，脾脏和胃都为508美元，肾脏更贵，能卖到26.2万美元。
这样的标价让人触目惊心，而在一些其他贩卖人口活动中，虽然交易不至于这么血腥，但同样也有自己的商品价格，价格高低也同样受着供需市场的调节作用。根据美国罗切斯特大学研究人员的研究，现在在非洲农村购买一个儿童，大概要花200美元，买主可能随后以更高的价格出售，这一转手价取决于儿童被转卖的次数、贩卖人口过程中的难度，以及当时被贩卖人口的数量。
除了买卖，还有绑架赎金，也是一种生命标价。买卖风险、运输、劳动力成本以及市场环境同样影响着赎金。如果犯罪分子只是在委内瑞拉的街道上随便找了一个人绑架，投入的成本很少，他们只可能获得几百美元的赎金。但如果针对一个非常富有的个人进行更加复杂的绑架策划时，可能得到数十万美元赎金。
在这些赤裸裸的生命交易中，生命已经几乎等同于商品，你很难找到一个人应该有的尊严与价值。那么，我们这些普通人的生命又值多少钱呢？这就要涉及到合法的“标价活动”。
各国人的生命价值
说到合法的对生命的“标价”，牵涉到许多方面，很是复杂。一般来说，一个人生命的价值就是他生存在社会上所创造的财富总和，包含人的寿命、技能和教育水平，以及健康状况和对创造财富的影响。这就是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生命“标价”。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如何计算呢？
最简单的算法就是拿国家人均GDP乘以预期寿命。如根据2015年的统计，美国的人均GDP大约是5.5万美元，美国人口的预期寿命为80岁，两者相乘，得到440万美元。中国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预期寿命为75岁，两者相乘，得到60万美元，不足美国的1/7。而人均GDP最高的卢森堡，一个人一生创造的价值居然达到了800万美元；靠卖石油的卡塔尔为600万美元。相反，对于印度来说，GDP低不说，人均预期寿命也仅有65岁，所以他们的一生仅能创造10万美元的价值，相当于中国的1/6，美国的1/44，卢森堡的1/80。
这样一来，各国人的生命价值就体现出来了。残酷地说，6个印度人的生命价值才能比得上一个中国人，而60个印度人的生命价值没有1个卖石油的卡塔尔人高。
当然这并不是一套严谨的算法，但从经济学的角度上，如果为了挽救一个生命而投入的钱，超过了他可能创造的价值，那这笔买卖就是亏损的。
你可能认为为了自己和亲人的生命可以付出一切。但是很遗憾，平均值就在那里，大多数人所能付出的也仅仅是平均值的上下。60万美元，约相当于人民币400万，这是大部分人穷尽一生所能创造的所有财富。换句话说，如果挽救一个人的生命，需要投入超过400万元，大部分中国人不得不坐下来好好想一想。而卡塔尔人可能不用去想，而印度人则早已提前放弃。
变动着的生命价值
即便在同一个国家里，考虑到某些跟国民生命财产有关的问题时，人的生命价值的算法也是有差异的。
根据有关资料显示，美国交通部公布的每个生命的价值是600万美元，这是基于交通部门为了投入多少钱，才能避免交通事故造成死亡换算而来的。而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公布的每个生命的价值是790万美元，最高的是美国环境总署的测算，他们给出的每个生命的价值是910万美元，这些都比美国人的平均生命价值440万美元高。这是因为这些涉及到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健康问题。
假设有一段高速公路，每年要在这里发生十几起翻车事故，死亡2至3人，预计这条高速公路还能使用10年，政府提出一个改造项目，那么这个项目要投入多少钱呢？简单算法是600万×2.5×10﹦15000万，就是说，美国政府的改造计划投入就在1.5亿元以内，超过1.5亿元，美国政府就不会改造这段路了。当然这只是简单的说法而已，真正的算法比这复杂得多。
还有一种算法，是生命的价值等于为了减少死亡，人们愿意花费的成本上限值，这个值就相当于一个人的生命价格，其计算公式为：生命价值=支付意愿/风险降低水平。
举个简单例子，假如沙门氏菌爆发，每100万人中就有1人会死于感染。而人们为了避免这1/1000000的几率，每个人都愿意付出7美元，这样，为了完全杜绝沙门氏菌感染致死的几率，就需要700万美元。这700万美元将会是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愿意花费防止沙门氏菌爆发的成本，政府不会制定大于这个成本的政策。
再比如，假定煤炭工人比一般蓝领每年多挣700美元，但煤炭工人的死亡率为千分之一，普通蓝领工死亡率为零。也就是说，人们宁愿放弃这700美元的额外薪水，也不愿意当煤炭工。也可以这样认为，人们愿意每年付出700美元的代价，来避免这个危险的工种。这样，每1000个人每年放弃的薪水为70万美元，这一数目便是一个煤炭工人每年大概的生命价值。然后再把工作年限考虑进去，再折算成现值，结果就是生命的价值。
受到政治因素影响的生命价格
当一个人意外致死时，会涉及到对死者和家属的赔偿问题，这个时候，死者的生命价值也往往是最容易被“商品化”的。如果这个人的工作本身是高危工作，往往已经有一些确定了的赔偿标准。比如，在美国，对于警察和消防员，赔偿标准会包括养老金、工人赔偿、人寿保险、工会福利与国家和联邦基金。 但如果不是公职类，普通人意外死亡后获得的赔偿，变动的范围很大。比如，在美国新泽西州，2013年，一个6岁的孩子被另外一个孩子枪击致死，只赔了57万美元。但2014年在俄亥俄州，一个12岁孩子拿著玩具枪，被警察当做“可疑犯罪分子”击毙，获赔了600万美元。为什么差别如此大呢？
这是因为受到当地法律的影响，新泽西州的意外致死诉讼法规定，在计算赔偿金额时，不允许法官将受害家庭的精神影响考虑进来。而俄亥俄州的法官不仅将受害者家属的精神痛苦考虑了进来，也考虑了社会舆论，因为这个孩子的死亡加剧了黑人和美国警察的对立，这已经不是一起简单的枪击案件，而是一起政治事件。
同样地，政治作用往往会使得一些死者获得的赔偿比另外一些人的多。我们不妨比较一下在美国“9·11”事件中的遇难者和1993年世贸中心爆炸案受害者获得的赔偿金。
“9·11”后，美国政府为受害者和近3000个死者的家庭建立了一个基金。一部分赔偿金会受到受害者生前工资的影响，比如，一个CEO的亲属会比门卫的亲属收到的赔偿金多，但也有一部分人得到的赔偿金都相同，比如每位受害者都会获得25万美元赔偿金，幸存的配偶和家属每人将获得10万美元的抚恤金。总的来看，每位遇难者获得的赔偿总额在25万美元到710万美元之间。
那么，为什么在“9·11”之前，比如1993年，美国世贸中心发生了爆炸，这次爆炸也是一次恐怖袭击，造成5人死亡，700多人受伤，但受害者根本就没有从政府那里获得任何补偿呢？这同样是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之所以“9·11”后，政府拿出了这么多赔偿金，是因为美国国会想向世界展示美国政府的同情心和对受害者的支持，也可以团结当时受到重创的美国公民的人心。
年轻人的生命优先权
如果只有一剂解药，但有两个人需要它，你会给哪个人？心理学家最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做了一项研究。当测试者被迫在不同年龄的人之间做出选择时，研究结果表明人们倾向于救更年轻的人。测试者同时给出了自己的理由，每个人有公平地享有生命的权力，50岁的人已经活了50年，而那些10岁的孩子才活了10年，所以应该救这个10岁的孩子。同时，比起年轻人，50岁的人剩下的生命更短，所以，应该救这些能活得更久的年轻人。
然而也有人认为，我们应当考虑，当随着一个人的年龄增长，社会在教育、健康医疗保障等方面对他的投入更大时，就会发现对整个社会来说，最有价值的人并不是刚出生的婴儿。比如一个50岁的人，可能受到的教育高，经验丰富，正是创造社会财富的好年华。而一个10岁的孩子，还要受教育、受培训，工作中还要积累经验等等，需要社会投入很多，所以应该救这些正在创造财富的人。
总之，在生活中，生命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没法用价格衡量。相反，受到政治因素、经济环境，甚至是国别的影响，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动，往往在这个时候，生命是否真是平等的这个问题就需要我们深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