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确保家声不坠，先贤们留下了许多家训。而家训中对于诗教的看法则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颇值得玩味。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古人家训中多有对子弟潜心学诗的勉励。孔子曾经对儿子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这句话既指明了应该学习的内容，也是中国人庭训的滥觞。宋代张齐贤《豫章胡氏华林书堂》一诗说，胡氏家族“儿孙歌舞诗书内，乡党优游礼让中”。正因为要求子弟以诗书为乐，所以华林书院培养了大批人才，仅胡氏一门就有五十五人考中进士，官至尚书、宰相者不乏其人。北宋文人苏颂对子弟也有“论《诗》识温柔，讲《易》知谦巽”的训示。需要指出的是，先贤所谓的“诗”，广义上是指所有的诗歌，狭义上则是指《诗经》。“诗者，持也，持人情性”，“持之为训，有符焉尔”。而作为儒家经典之一的《诗经》，“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所以历代贤哲多取以教育子弟。
　　另外，不少家训还要求子弟能够从事诗歌创作。杜甫在《宗武生日》一诗中说：“诗是吾家事。”杜甫的祖父杜审言以诗闻名于世，杜甫曾称“吾祖诗冠古”，难怪他认为诗歌创作乃自家传统。杜甫在诗歌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固然与其自身的生活经历以及转益多师有关，但也不能排除与其家风有内在的关联。北宋诗人王禹偁曾道：“家风袭雅章。”又有文人说：“犹把新诗诵奇句，盐絮家风人所许。”作者含蓄地用了谢道韫以柳絮喻雪的典故以自况。《世说新语》中记载：“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撤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因为谢朗和谢道韫的回答分别含有“盐”“絮”二字，后人便以“盐絮”指代美好的诗句或诗才。此文人不但认为吟诗是自己的家风，还指出这种家风受到了世人的肯定，言语之间颇有几分得意和自豪。清代文人华宜曾撰词说：“吟咏是家风。笑煞而翁。爨烟不起句矜工。痴绝又看痴种继，蠹产书中。格律那沉雄。应恕儿童。乌丝须界写笺红。寄与长安潦倒客，一展眉峰。”华宜指出，吟诗是自己的家风，儿子的诗歌格律虽欠沉雄，但其造诣差堪慰藉。在华宜笔下，吟诗还成为儿子的精神食粮，即使爨烟不起，饔飱不继，也淡然处之，颇有“孔颜乐处”的意味。曾国藩则在家训中晓谕儿子曾纪泽：“凡作诗，最宜讲究音调。”“尔欲作五古、七古，须熟读五古、七古各数十篇。先之以高声朗诵，以昌其气；继之以密咏恬吟，以玩其味。二者并进，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我之喉舌相习，则下笔为诗时，必有句调凑赴腕下。诗成自读之，亦自觉琅琅可诵，引出一种兴会来。”曾国藩对儿子的晓谕，既道出了自己的作诗心得，也凸显了自己的诗学主张。
　　先贤在家训中要求子弟学诗，理由不一而足。孔子从实用的角度要求儿子学诗，他曾对孔鲤说：“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在孔子看来，《周南》《召南》中蕴含着修身的礼仪规范，所以要求儿子潜心学习，否则便如面墙而立，寸步难行。颜之推则从人生艺术化、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角度，要求子弟致力于学诗。他极其鄙视贵族子弟“三九公宴，则假手赋诗”，在《颜氏家训》中，他告诫子弟，不会赋诗的话，“公私宴集，谈古赋诗，塞默低頭，欠伸而已”。有道是“嘉会寄诗以亲”，疏于诗艺在宴集赋诗的场合难免失皮露质的尴尬。所以颜之推指出，与其这样丢人现眼，“何惜数年勤学，长受一生愧辱哉！”陆游则在《家风》一诗中指出：“便费闲吟亦未可，吾徒岂独坐诗穷。”陆游认为子弟不吟诗是不行的，而贫穷绝不是吟诗所导致的结果。在陆游之前的欧阳修曾说：“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王令也曾说道：“自是古贤因发愤，非关诗道可穷人。”陆游除了和欧阳修、王令的看法一致外，还告诫子弟，纵然贫穷，也不应该废却吟诗。
　　相对于学诗、能作诗的家训共通性，也有一些先贤在训示中要求子弟远离诗文。苏轼在《洗儿》一诗中说：“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在黄州期间，侍妾朝云生下了一个男孩儿，《洗儿》诗即为此孩儿所作。苏轼是不世出的大才子，其才情在诗文上有充分的体现；但诗文又是苏轼遭贬官的祸阶，所以他才有这样的激愤之词。1936年，鲁迅在病重之际，于散文《死》的篇末写下了遗嘱，其中第五点是对儿子周海婴的训示：“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这充分显示了鲁迅对儿子脚踏实地的期许，对空洞文章的摒弃。后来周海婴没有从文，而是成为了无线电方面的专家，也意味着他没有靠父亲的名声，而是靠自己的努力成了才。需要指出的是，要求子弟远离诗文的观点，是有其特定原因的，它根源于先贤的人生经历和价值观念。对此，我们要辩证地看待，万不可囫囵吞枣，全盘接受。
　　总体而言，家训中的诗教，有助于养成良好的家风，有助于子弟成才，有助于家声不坠。对此进行考察，可以使我们明白很多，学到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