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不只发生在前线，也存在于后方；战争不只是喧嚣、流血及刀光炮火，还有阴暗、拥挤、漠视、以及在世人看不见的地方施行的虐待。
　　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下称ICRC）拘留工作代表眼中，监狱就是战争的B面。它不为世人所知，但在战争中积蓄的情绪，却因最终被禁锢在一个有限的空间，更易变得极端、疯狂。
　　根据《日内瓦公约》签署各国达成的协议：“战俘的住宿、饮食及卫生医疗等应得到保障；对战俘可以拘禁，但除适用的刑事和纪律制裁外不得监禁；纪律性处罚绝不得非人道、残暴或危害战俘健康；不得命令战俘从事危险性和屈辱性的劳动；对战俘不得施以肉体或精神上的酷刑或以任何其他胁迫方式来获得任何情报。”《日内瓦公约》和国际社会同时赋予了ICRC探视战俘和武装冲突中被拘禁平民的职责。
　　“人们往往认为，当战场从前线转移到监狱，便是胜负已定，然而事实上，如何对待被打败的对手，恰恰更是人性的反映。”ICRC拘留工作代表任浩说。

“照片上的人除了我全被杀了”

　　任浩走进监狱大门，一股扑面而来的恶臭差点让他晕过去，牢房里黑压压人挤人，发出嗡嗡的声响。有人看见他的中国面孔，立刻用不熟练的中文喊起来：你好——你好——
　　这是1997年卢旺达的一家监狱，也是任浩加入ICRC后的第一个监狱探视任务。
　　三年前，卢旺达爆发了一场耗时三个多月的种族清洗活动。由于怀疑占少数人口的图西族人制造了胡图族掌控的政府总统的专机坠毁事件，占总人口84%的胡图族人，依靠枪支、弯刀和削尖的木棒等武器，屠杀了至少80万至100万人。绝大部分受害者是图西族人，也包括一些同情图西族的胡图族人。卢旺达全国1/8的人口就此消失。
　　1994年年底，联合国安理会决定设立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大审判。大量胡图族人被关进监狱或拘留所，监狱不堪负重。
　　任浩和另外四名工作人员组成了一个工作小组。任浩负责1个大监狱和12个拘留所的探视工作。
　　由于此次屠杀涉及的人数众多，许多监狱关押的人远远超过其设计容量。拥挤、潮湿，犯人们常年只能站立，有时人死了都无法倒下，也很少出去放风。许多人腿脚浮肿溃烂，汗品、尿味夹杂着腐败肉体的味道，在监狱里弥漫。
　　这样的场景让人绝望。任浩甚至一度也有过打退堂鼓的想法，不过，作为首位来自中国内地的ICRC代表，他觉得不能给中国人丢了面子。他每天早上8点出门，下午5点归来，没有午饭，只喝一瓶水。他说自己无法在犯人们面前独享食物。
　　作为ICRC代表，他们在征得监狱管理方认可的情况下，逐间监狱探视，与监狱管理者以及被关押者谈话，探访监狱的牢房、厨房并评价卫生设施及条件，防止酷刑、虐待、强迫失踪、法外处决等情况出现，尽一切努力与监狱主管部门共同改善拘留条件和机构运营的措施。
　　然而，这些原则说起来容易，真正施行时，却远没有那么容易。
　　虽然屠杀已经结束，罪行已被定性，但任浩吃惊地发现，许多施暴者并不为此感到惭愧或忏悔，有些甚至争先恐后地炫耀自己杀了多少人，仿佛那是一件极其荣耀的事。
　　在一个小镇上的拘留所，任浩探视后发现有犯人受虐待的情况。他于是找到镇长，希望改善状况。
　　这位镇长四五十岁，听过任浩阐述来意后，他从抽屉里拿出了一张照片——笑意盈盈的30多人，八九个孩子开心地坐在大人前面，看起来，这是一个幸福大家族的全家福。
　　“这张照片上的人，除了我，全被他们杀了，”镇长几乎是在严肃地拷问任浩，“你说我还怎么对他们好？” 暴行前后的反差更加令人震撼。镇长告诉任浩，施暴者和受害者从前是邻居，相处非常友好，甚至通婚，但是在政府和新闻媒体煽动下，人们已完全丧失了理智。
　　“但即便如此，我仍然必须告诉他们，《日内瓦公约》要求被拘留者按照国际规范和标准，得到有尊严的人道待遇，无论他们为什么被逮捕和关押。”任浩说。

交换战俘行动

　　ICRC东亚地区代表处主任高兰博（Pierre Ryter）第一次执行“探视被拘留者”任务，是在两伊战争中的伊拉克安巴尔省的省会拉马迪。
　　这是一个关押着6000余名伊朗战俘的战俘营。数千人整齐划一地下垂着眼睑、不敢直视外人的怯懦，以及他们排队走路，排队吃饭的纪律性，给高兰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的生存条件通常很差，而且还是会受到拷打。”
　　不过，高兰博更愿意讲述那些正面的故事。
　　1985年的冬季，高兰博在一个专门关押儿童的战俘营见到了一个伊朗小战俘。那时，他刚刚16岁，却已被关押在战俘营长达四年。“他虽然瘦小，但是非常聪明，而且善于学习。”提及这个小战俘时，高兰博脸上流露出一种父亲式的慈祥表情，“在战俘营期间，他自学了英语、法语，并且非常流利。”
　　于是，这个16岁的小战俘就变成了高兰博的翻译，帮助高兰博与其他战俘沟通。同时，ICRC利用中立角色的优势，帮助战俘与家人取得联系。在一年多的探视与相处中，高兰博和这些失去自由的人之间建立了信任，产生了情感。1990年，当听到萨达姆决定释放战俘的消息时，这个身高1米8的男人流下了眼泪，“是的，是激动的眼泪”。
　　萨达姆宣布，将每天释放2000人。伊朗也宣布，以同样的行动回报。ICRC于是承担起安排双方交换战俘的具体事宜。
　　当时正值8月，伊拉克最热的时节，白天最高温度达到50摄氏度。为了保证交换顺利进行，交换工作从夜间就开始了。每天午夜后，高兰博带领汽车进入战俘营，组织当天被释放的2000人登车，一直持续到早上7点钟，之后，数十辆大巴车带着这些已经离乡背井多年的人们开往边境，边境那边，是对他们的死活一无所知的家人们。 　　“这些战俘通常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觉得是在做梦，有些人还会用手指掐自己一下，确定眼前的事实。”高兰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站在那里，看着这些曾经交战的人们，跨过边境，重返家乡，心情也非常激动。”
　　最让高兰博吃惊的是，那位曾帮助过他的小战俘返回伊朗后，开始学习国际人道法。2010年，高兰博前往伊朗时，当年的小战俘已经是40岁的中年人，并成了伊朗政府部门的一名顾问。

“我们已不能再承受战争”

　　在不同国家，ICRC探视不同类型的被拘留者，工作重点也会有所不同。
　　任浩在阿富汗多探视政治犯，他还见过阿富汗南部地区塔利班首领，他们向他谈论信仰、政治权利等等；在刚果（金），他重点关注监狱中的儿童，因为那里是世界上儿童兵问题最严重的国家；而在卢旺达，他们探视的被拘留者99%为实施种族屠杀的胡图族人，这些人原来也是平民，他们的诉求很简单，仅是改善一下伙食和牢房条件，或能与家人保持联系。还有人向任浩要钱。但他印象最深的却是有一个人对他说：“带我走吧，带我离开这个国家。”
　　帮助被拘留者与家人取得联系或许寻找亲人下落，是ICRC在战争地区工作的一项重大挑战。“这项工作不仅是被拘留者具体人身权利的重要方面，也能够通过亲情的温暖，帮助他们迅速走出战争带来的身心伤害。”
　　卢旺达没有邮局，ICRC凭借强大的工作网络充当起邮局角色，帮助犯人把家信送到偏远地区亲人手里。不过有时，当他们到达目的地时，却发现那里遭受了袭击，早已没了人烟。
　　最近的一则成功故事发生在哥伦比亚。一名被拘禁者在监狱中向ICRC代表讲述了他的故事，他在年轻时加入武装团体参战，后来被抓进了监狱，从此与家人失联。他希望ICRC能够帮助他寻找家人。
　　这时，他已离家15年，寻找起来绝非易事，但ICRC始终没有放弃，终于在哥伦比亚北部地区找到了他的家人。母亲根本不肯相信这个为了参战而离家的儿子还活着。“一定是别人假扮的。”她说。直到揭开儿子衣衫，看到儿子胸前那颗从出生就存在的痣，她喜极而泣：“我的儿子还活着！”母子紧紧拥抱在一起。
　　ICRC的这些举动，为他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回报。
　　高兰博还记得，1989年，苏联部队开始从喀布尔撤退时，大部分中立组织都撤退了，包括联合国。但ICRC认为他们应该留下，所以高兰博和同事们留在了最后，他去了监狱、去了医院，看看还有什么事情是可以继续做的。
　　当时有一天，他开着带有红十字会标志的车在市内缓慢穿行，突然间，一个老年女士在大庭广众之下扑向汽车，不断地亲吻红十字的标志。“十字标志在伊斯兰国家并不受欢迎，这位女士的举动却很自然地发生了。”高兰博回忆着，“就像是在说，感谢你们和我们在一起。”
　　对于高兰博来说，过去的经历尽管充满危险和危机，但整体仍然简单而纯粹，他认为在今天的战争或者冲突中开展人道工作，更加困难。
　　今天的武装组织逐渐恐怖化，有时为了制造恐慌，直接攻击平民。虽然各国政府和中立机构都表示强烈谴责，但在这样一种环境里，“没有一个人觉得自己是安全的，每个人都是潜在的被袭击目标”。即便是ICRC这样公认的国际人道救援组织，其工作的环境安全系数也在降低。
　　更复杂的是，“现在，我们很难清楚地知道谁是敌人，谁是幕后的操纵者，谁是潜在的受攻击目标。我已经不可能只跟萨达姆聊一聊就能去探视战俘营了。”高兰博充满焦虑，“现在的世界已经是另一个世界，有太多的人，太多的挑战，太多的经济和环境问题，关键是我们已经不能再承受发生战争。”
　　“三十年来，一部分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有一部分却始终没变，他们始终生活在战争中，一场接着一场。”这个已见证了30年战争的56岁瑞士人深深地陷进沙发靠背里。
　　（实习生李冰玉、符遥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