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接受了复审顾雏军案的诉讼请求，这一决定使曾经哄动一时的顾雏军案重新进入公众的视野。
　　顾雏军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回国创业。2000年他组建的格林柯尔科技控股公司在香港创业板上市，之后开始一系列购并活动：2001年收购控股广东科龙电器，2003年先后收购美菱电器和亚星客车20.03%和60.67%的股份，2004年收购襄轴股份29.84%的股份。通过这一系列的购并重组，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顾雏军的格林柯尔系掌控了6家上市公司，顾雏军也因此成为中国经济领域的风云人物。
　　顾雏军通过资本市场购并重组国有企业的行为，发生在2001年至2004年之间，在此期间，围绕国有企业改革以及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的争议，日渐成为公共舆论领域中的热点话题，与此同时，中国的资本市场也成为社会争议的焦点，著名的股市大辩论就发生在这一时期。2004年8月，尚不知名的香港经济研究者郎咸平发表演讲，“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指责顾雏军的购并重组活动造成了国有资本流失，顾雏军成为“强盗资本家”的典型。
　　这就是著名的“郎顾之争”。随着顾雏军案重新浮出水面，人们才记起，距离那场大争论已经十年了。从这场大争论两个主角的命运来看，顾雏军显然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格林柯尔系早已灰飞烟灭，顾雏军本人倾家荡产，饱受牢狱之灾，而郎咸平，则成为各种论坛和出版市场上的宠儿，他的那些带有强烈民族主义和民粹色彩的讲话，为他带来了丰厚的利润。
　　客观而言，顾雏军的命运并不是郎咸平决定的。郎咸平分析的正确或错误，完全可以通过充分的讨论来确定。但是，等待顾雏军和他的企业的，不再是会计分析，也不再是学者们的争辩，而是法律的惩罚：2005年7月，他被警方控制，2006年11月，开庭审理，2008年一审被判十年有期徒刑。期间，2006年4月，国务院在一位副秘书长的主持下，召开了有广东省省长等官员参加的会议，会议的结论是，顾雏军没有挪用科龙的资金，也就是说，顾雏军没有错或罪。
　　证据显示，一审判决存在诸多疑点。比如在控方提供的22个司法会计鉴定报告不被采作证据使用的情况下，也就是在顾案有罪证据链完整体系被彻底摧毁的情况下，依然依据这些无效证据对顾作了有罪判决。顾案涉及面很广，牵及五个上市公司，牵连广东、江苏、江西、安徽、河南、湖北、天津、香港八地，资产几十亿，职工数以万计。顾雏军提供的证人就有上百人，但无人被许出庭作证，进行质证。整个庭审没有一个辩方证人出庭，控方证人数百人，只有一人出庭，这些情况的存在，极大地强化了人们对判决是否公正的怀疑。
　　广东省高院重新复查顾雏军案，是消除人们怀疑的机会，也唤起了人们对司法作为社会正义守护者的信心。我们希望，在重审此案的过程中，能够真正做到公开透明，这自然是对司法的一般性要求。具体到顾雏军案，考虑到此案的种种疑点以及对国有企业改革乃至对改革进程曾经产生的影响，考虑到此案的标志性意义，重审过程中的公开、透明就显得更加必要。
　　顾雏军案因国有企业改革而起，也遏制了国有企业改革进程。在最近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当年一位熟悉国企改革政策制定的官员表示，2004年的“郎顾之争”对国有企业改革产生了巨大影响，改革在局部出现了倒退。争论发生后，国资委压力很大。当时，国资委派出了十个工作组到各地调研，出台了28号文件，叫停了MBO。而这一切距离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改革“50条决定”还不到一年。
　　国有企业改革在中国改革总体进程中是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种种迹象显示，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国企改革议题再次进入到各级决策部门的视野，一些地方，已经或正准备出台国企改革的措施。
　　发展混合所有制被视作是国企改革的重要途径，但顾雏军案留下的阴影，使不少人把“混合”当做陷阱，视之为畏途。
　　围绕国企改革，存在着观念上的分歧，这些分歧通过经济学的讨论是能够取得较为一致的看法的。比弥合观念分歧更困难的，是国企改革中的利益调整，正如马克思曾经说的，利益的冲突可以把各路战神都招到战场上来。在顾雏军一案中，表面上看是“郎顾之争”，但究其实质，还是利益争夺的问题。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有些人利用了“郎顾之争”，以正义之名，利用手中的权力，瓜分公民财产。这是否也是“盛宴中的狂欢”呢？建议郎咸平也能够利用自己的会计知识，分析一下，或许也能写一篇新的“盛宴中的狂欢”？笔者相信材料已经足够多了，不说别的，仅仅中石油窝案，就足够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