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世纪前的1000年，中国创造了先进和灿烂的文明，但却在之后的150年沦落为非常贫困的国家。如今，在1979年实行市场经济转型后，中国再次崛起，成为世界最有活力的经济体。是什么推动了这些重大的改变？
　　在我的近著《解密中国经济》(Demystifying the Chinese Economy)中，我指出，不论哪个国家、哪个时代，持续增长的基石都是技术创新。在工业革命前，工匠和农民是创新的主要源泉。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也拥有最多的工匠和农民。因此，在其历史上的多数时候，都是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领导者。
　　工业革命通过以由科学家和工程师在实验室进行的可控制实验取代了基于经验的技术革命，加速了西方国家发展的步伐。这一“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标志着现代经济增长的到来，也造成了全球经济的“大分化”(Great Divergence)。
　　中国没有出现类似的变迁，科举制度是主要原因。这个制度强调对儒家经典的记忆，精英阶层因此缺乏学习数学和科学知识的诱因。
　　大分化也带来了希望：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实现比工业革命先驱更快的经济增长。但中国一直没能利用这一后发优势，直到它认真开始改变其计划经济体制。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和其他政治领导人希望尽快扭转中国落后的局面，采取了大跃进的政策，试图建立先进的资本密集型工业。这一战略让中国能够在20世纪60年代试爆核弹，并在70年代发射卫星。
　　但中国仍然是个贫困的农业经济；在资本密集型工业上不占有比较优势。这些领域的企业没有在开放的竞争性市场中生存的能力。它们的生存需要靠政府提供保护、补贴和行政指导。这些措施帮助中国建立了现代和先进的工业，但资源却分配不当，激励也被扭曲。经济表现很差，正所谓欲速则不达。
　　当中国的市场转型于1979年开始时，邓小平采取了实用的双轨制政策，而不是“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Consensus)所提出的快速私有化和贸易自由化公式。一方面，政府继续对重点领域提供暂时性的保护；另一方面，政府也向私人企业和外国直接投资开放劳动密集型领域——这是中国具有比较优势但过去一直被抑制的领域。
　　这一政策让中国得以同时实现稳定和快速增长。事实上，后发优势是惊人的：在过去32年给中国带来了9.9%的年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和16.3%的年均贸易增长。这是了不起的成就，足以作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宝贵的学习经验。如今，中国已是世界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经济体，超过6亿人口脱离了贫穷。
　　但中国的成功并不是没有代价的。收入差距扩大了，部分原因是不少领域的扭曲性政策一直没有取消——包括四大国有银行的主导地位、接近于零的采矿权费用、主要产业(包括通讯、电力和金融服务)的垄断等。因为这些扭曲(双轨制遗留下来的问题)造成了收入不平等，它们最终抑制了国内消费和导致中国的贸易失衡。失衡会一直存在，直到中国完成其市场转型。
　　我有信心，尽管面对欧元区危机和世界需求萎缩的逆风，中国能够继续其强有力的增长。中国2008年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的21%(以购买力平价衡量)，与日本在1951年、韩国在1977年、及台湾在1975年的水平相当。日本1951-1971年的年均GDP增长是9.2%，韩国1977-1997年的年均GDP增长为7.6%，台湾1975-1995年的年均GDP增长则是8.3%。考虑到这些经济体的类似经验和中国1979年以来的发展战略，中国很有可能在未来20年里保持8%的增长速度。
　　一些人也许会认为，有13亿人口的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其表现是不可复制的。我不赞同这看法。只要能够善用后发优势，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并提升国内企业，任何发展中国家都可以有持续几十年的快速增长，同时大幅减少贫困的类似机会。简单地说，没有什么可以替代对比较优势的理解。
　　（原载于中国新闻周刊网，2012年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