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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的第一天，因为雾霾太重、飞机无法降落，本该中午就到北京的韩生学直到晚上9点多才抵达。
在他到来之前，来自全国各地的700多名失独者已经陆续赶到了北京。
韩生学是湖南省怀化市卫计委副调研员。但直到抵达北京后，他才听说从怀化也来了4个人。这4位怀化的失独人士想跟他见上一面，递话过来，“放心，我们不是来提怀化的意见的。”
韩生学也直率回答：“我也不是专门来劝你们回去的。”
这一次，他是受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之邀，来参加在12月3日举行的“人口与未来”研讨会。他将和各界专家、学者一起，讨论《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修订和下一步人口政策的方向。
之所以受邀，不仅因为他是来自基层的计生干部，更因为在不久前，他发表的一篇报告文学：《中国“失独”家庭调查》。
“这下我玩大了！都是国内最顶尖的专家，就我一个农民、草根。”这话韩生学从怀化一路念叨到了北京。
“你目前最大的困难是什么？”研讨会开幕的前一天晚上，韩生学还在宾馆房间里接待来访的失独者，为继续撰写的失独调查积累素材。
这是他的习惯：每次出差到一个新的地方，都要利用业余时间去采访几个当地的失独家庭或是与之相关的专家、志愿者。
自从2015年11月他在《啄木鸟》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失独”家庭调查》，来自全国各地许多素昧平生的失独者都找上门来。这天晚上的访客里，有一位来自陕西的“青儿”（网名）。
“我们现在根本不能想养老的事，想的都是怎么把这个孩子养大。”青儿今年62岁。1995年，她唯一的女儿因病去世。4年后，她历经千辛万苦，又以46岁的高龄生下了小女儿。这让她的生活重新燃起了希望，也多了几分说不出的苦涩——3年前丈夫去世，如今的她要一个人靠着退休金抚养还未成年的孩子。
2013年，国家卫计委曾联合5部委发布通知，为失独家庭划出了特别扶助金的标准，但现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和收养子女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必要的帮助。”青儿再生育，不在帮助对象范围内。
“我们也面临着老无所依，老无所医啊。”她对韩生学说。
“你说的有一定道理。”韩生学捧着厚厚的本子，一边听一边埋着头不停地记，很快就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好几页纸，“我会尽我的能力把你们的想法传达到会上去，不一定有效果，但总要有人做，做总比不做好。”
同样是失去了独生子女的父母，年龄、地域、是否再生育和收养都是划分的界线。各地有各地的规定，地方政府应当给予的“必要的帮助”也是个模糊的概念。做了23年的计生干部，韩生学见过各种各样的失独父母，他坦言，那些场面上的安慰话“都会说”。但如今更多的时候，他都会选择以“报告文学作家”的身份面对他们。
韩生学今年53岁，1985年从师范毕业后，他先是在县里的学校当老师，1992年又从教育局调进了计生系统。当时他很满意，毕竟从教师变成了公务员， “在社会上还是有一些地位的。”
那正是计划生育抓得最严的年代。哪里超生严重，哪里的干部就要被“一票否决”——不能评优，不能提干，甚至还要降职、免职。为此，对于基层干部，计生工作变成了“暴风骤雨”般的总动员：上环、结扎、引产、罚款……发动一切力量杜绝超生。
在计生委，韩生学算是坐办公室的人，写写公文，或者陪领导到基层检查验收。几年下来，虽然没直接参与过这些轰轰烈烈的执法行动，身上的压力却一点儿都不小。他深知这背后的政策有多硬、形势有多严峻，也更明白这个工作在老百姓的眼里意味着什么。
但他从没怀疑过这工作的合理性。还在学校当老师时，他就读过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看到村里老一辈人每家动辄五六个孩子，日子过得很苦，他觉得这“控制人口”的主张很有道理。更何况，“计划生育”是国家反复研究后做出的决定，总不可能有问题。
韩生学有一个独生女儿，他很知足，觉得“把自己这日子过好就挺好”，所谓的“传宗接代”并不是多么不得了的事。他忠实地执行国家“只生一个好”的政策，也打心眼儿里不能理解老百姓要生那么多孩子做什么。
那时候的他还想不到，多年后的自己竟然理解了那些人。
12月2日，韩生学（左）在北京的一家宾馆里采访来自保定的失独家庭。每次出差到一个地方，他都要利用业余时间在当地进行采访。
二十多年前，韩生学还是个浪漫的文艺青年。他在学校办文学社，写诗歌、小说和散文;他崇拜沈从文，曾经一个人跑到沈从文的墓前祭奠，并默默地献上一束花。
有一年，怀化某县有位老太太女儿被人杀害，案件迟迟无法侦破。老人四处告状无果，历尽坎坷却始终锲而不舍。听说了这件事，韩生学觉得是个好故事，马上挎着小卡片机，骑上自行车到村里挨家挨户地打听。找到老人后，他将她的经历如实地写了下来，寄给了省里的《今日女报》。没想到《今日女报》在周末特刊头版的位置刊登了这篇文章，一下就引发了舆论热潮。也是那个时候，老人等到了北京传来的批示，当地重新成立了专案组，很快就抓获了凶手。这让韩生学很受触动：原来媒体的力量这么大，纪实的东西“能帮弱势群体做一些事”。
从此，韩生学走上了报告文学的创作之路。除了定期给《知音》等杂志投稿，他也利用自己在计生系统掌握的一手材料，开始撰写一些与人口、生育题材相关的作品。2004年，他在为自己的第一部长篇作品——以国内出生性别比悬殊为主题，反映女孩生存状态的《女孩，你别哭》做调研时，他第一次意识到，“男多女少”的问题以外，“失独”可能也是计划生育的这一代人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那时候，已经有一些失去独生子女的父母开始到计生委上访。起初只有零星的几个人，由于当时并没有政策的支持，韩生学也只能简单地劝解一下。慢慢地，来计生委的失独父母越来越多，每听到他们的哭诉，他的心里都特别不是滋味。
“如果当初允许他们生两个孩子，现在可能就不是这个情况了？”他忽然觉得，自己应该收集这些素材，把这群人的遭遇和处境写下来。
到了2014年，这最初的创作冲动已经累积成了“必须写出来”的决心，韩生学向湖南省作协申报了这个选题，还被选为2015年度“重点扶持作品”。
但作为一个还在任的计生干部，这样的选题多少有些敏感。刚开始做调研时，他瞒着单位的领导同事，更瞒着自己的采访对象——他只说自己是个作家。
他先从身边和本地的失独家庭问起，再一个介绍一个地找过去;他还加入了全国各地几十个由失独者组成的QQ群，从中寻找典型的采访对象。访谈做得多了，身份自然瞒不住，他索性就照实说，没想到每次解释完自己的意图，对方都挺理解。
韩生学甚至和不少失独父母成了朋友。有一次怀化的一些失独家庭聚在公园里搞活动，一个电话打来他就过去，跟大家一起烧烤，还抢着买单。大家觉得他“人挺好，不高高在上”，也都愿意跟他讲讲自己的故事。
从开始酝酿至今，他直接采访过的失独者已有100多人。
“他们是有过惊讶的。在他们眼里，搞计划生育的人就会让人结扎上环，但这个人怎么还帮我们说话？”提到这些，韩生学总会露出几分得意的神情。
不过，他想做的并不只是“帮失独者们说话”。他还想写史——写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包括政策背后，这一代贡献者与牺牲者的故事。
作为一个计生干部，以报告文学作家的身份将这段特殊的历史留存下来，这是他采访过的一个失独父亲给他的建议。而对于这个话题，他有太多的话想说了。所以当《啄木鸟》杂志的编辑找到他，希望他先撰写一个适合杂志长度、稍短一些的版本时，他一口气就写了9万字。
直到现在，每回面对着这些失去孩子的父母，韩生学的心情还是很复杂。“我没有直接去伤害过他们任何一个人，心理上我没有任何愧疚。”但他总忘不掉那样的眼神，“他们的每一个眼神都是一个悲惨的世界，每一滴泪水都是一片苦海。”
“以前，知道他们苦，想到他们需要经济和医疗上的帮助。”韩生学觉得自己对失独群体多少有些了解，但真正走近这些失独父母的生活，他才发现，他们面对的困难比自己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而自己曾经的那些“了解”实在是微不足道。
今年7月，他曾到长沙的一个失独家庭探访。那对夫妇告诉他，自儿子去世后，他们抱来了一只小狗毛毛，把它认作是自己的儿子，“一家三口”相依为命。
晚餐时间，他和夫妇二人一起到楼下的小餐馆吃饭，毛毛也跟在后面。一进门，韩生学就招呼服务员拿三副碗筷。“妈妈”听到后没说话，却马上从旁边又挪来一把椅子和一副碗筷，毛毛一下就跳了上来。
“哎呀，我的心里一下子啊，我犯错误了！”韩生学这才意识到，明明早就介绍过是“三口之家”，自己偏把他们最重要的“儿子”给漏掉了。
之后每上一个菜，“妈妈”总会先夹一些在水杯里涮涮，洗掉辣椒，试试温度，然后喂给“儿子”。等它吃得差不多了，自己才吃上一点。
吃完饭回到家，“妈妈”又打来一盆水，就像给小孩子擦洗那样，仔仔细细地为“儿子”洗脸、洗脚。看着她的神情是那么自然，和“儿子”的配合那么默契，韩生学觉得震撼又心酸。
他也采访过自己的一位老同学贺德。贺德是怀化某镇的计生办主任，做了大半辈子计划生育工作，经他落实的节育手术至少有 1000多例。由于工作成绩突出，他曾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受到省里和市里的表彰。然而，当独生女在一次意外中丧生后，他也想加入到北京向国家计生委“陈情”的队伍里。
“唯一的孩子没有了，放在谁身上都是灭顶之灾。没有亲身经历过那种苦，是永远没办法真正体会的。”韩生学见证也记录了一个又一个像这样在绝望中苦苦挣扎的失独者。很多时候，他一边写他们的故事，一边流泪。上了年纪，他开始对这些父母的失去有了更真切的代入感，也越来越理解了孩子对他们的意义。再遇到来反映问题的失独父母，他既不干涉也不劝阻。对方讲起话来难免偏激，有时候说到情绪激动处，他也只是听着，要么轻轻地说一句：“我知道咱们都是最守法的人，当年那些个不守法的，偷偷生了不也就生了。”
不仅如此，无论是出去开会、讲课，还是到基层检查工作，一有机会他就给大家讲关于失独灰暗痛楚的真实故事，希望能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他把这归结于责任感。在他看来，虽然“计划生育”的政策是国家定的，自己只是无数的执行者之一，但现在这些失独家庭遇到了困难，“计生部门就是他们的娘家。我们是一起的，利益是共同的。作为一个计划生育工作者，我有这个责任为他们鼓与呼。”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据推算，截至2012年，我国约有100万个失独家庭，且这个数字在以每年7.6万的速度持续增加。但事实上，这只是一个非常粗糙的估计，截至目前，国家卫计委等官方机构尚未对此进行过确切的统计。
尽管前一天晚上11点才送走最后一批来访者，第二天一早韩生学4点钟就起来了，为了多一点时间准备会议上的发言。
从严重失调的性别比例，到失独父母的艰难处境;从被瞒报的超生数字，到基层计生干部面临的种种难题……在会上，韩生学用朴实又坦诚的讲述吸引了所有听众，本来每个人10分钟的发言时间，但他足足讲了22分钟。
“今天是要研讨问题，北京大学这么神圣的殿堂，我不能讲一些虚假的东西。我相信他们（专家）也想听我们的真话。”这一刻，韩生学又回到了一个基层计生干部的角色。
2015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十八届五中全会宣布了全面实施普遍二胎政策的决定。可以预见的是，韩生学们的工作内容也将逐渐发生变化。
他也时常会回想过去。每次访问失独父母，说起当年的种种无奈， 他总会一脸认真地解释：“当时在基层，有些做法确确实实是过了一点。”但与此同时，他对计生干部的困难感同身受。对于那些村干部来说，各种各样的指标、各种各样的考核，每一级都在加码，执行不到位的就要降薪降职，“他们也委屈”。
这些天，因为韩生学的失独调查被相关媒体报道和转载，韩生学也成了一个小小的名人。有网友留言说：“计划生育工作者来关注失独家庭，这真是一个大笑话。”韩生学把所有跟帖都看了一遍，认认真真地逐一回复：“这不是笑话，这是现实存在的。真真实实就是有个人在关注他们。”
韩生学说，目前他的失独调查已经完成了15万字，已经发表出来的部分只是节选。而他还要继续写下去，计划在明年成书。原来，他总担心这个题材写出来没人会看，还琢磨着就算是自费也要出版。而现在这些超乎想象的关注又让他有了新的压力，尤其是失独家庭对他的认可，他担心万一自己写不出他们心声，会辜负大家的期望。
“我这个作品不仅仅是要揭示社会的痛，呈现失独者的伤，更多的是要给他们引路，告诉他们要怎样靠自己从痛苦中走出来。第二个目的是要给社会指路，告诉大家怎么去关爱这一群体。另外，我还收集了各地的举措和案例，希望能为政府人口政策的顶层设计提供一些参考。”韩生学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他到来之前，来自全国各地的700多名失独者已经陆续赶到了北京。
韩生学是湖南省怀化市卫计委副调研员。但直到抵达北京后，他才听说从怀化也来了4个人。这4位怀化的失独人士想跟他见上一面，递话过来，“放心，我们不是来提怀化的意见的。”
韩生学也直率回答：“我也不是专门来劝你们回去的。”
这一次，他是受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之邀，来参加在12月3日举行的“人口与未来”研讨会。他将和各界专家、学者一起，讨论《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修订和下一步人口政策的方向。
之所以受邀，不仅因为他是来自基层的计生干部，更因为在不久前，他发表的一篇报告文学：《中国“失独”家庭调查》。
“这下我玩大了！都是国内最顶尖的专家，就我一个农民、草根。”这话韩生学从怀化一路念叨到了北京。
在计划生育最严的时候当上了计生干部
“你目前最大的困难是什么？”研讨会开幕的前一天晚上，韩生学还在宾馆房间里接待来访的失独者，为继续撰写的失独调查积累素材。
这是他的习惯：每次出差到一个新的地方，都要利用业余时间去采访几个当地的失独家庭或是与之相关的专家、志愿者。
自从2015年11月他在《啄木鸟》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失独”家庭调查》，来自全国各地许多素昧平生的失独者都找上门来。这天晚上的访客里，有一位来自陕西的“青儿”（网名）。
“我们现在根本不能想养老的事，想的都是怎么把这个孩子养大。”青儿今年62岁。1995年，她唯一的女儿因病去世。4年后，她历经千辛万苦，又以46岁的高龄生下了小女儿。这让她的生活重新燃起了希望，也多了几分说不出的苦涩——3年前丈夫去世，如今的她要一个人靠着退休金抚养还未成年的孩子。
2013年，国家卫计委曾联合5部委发布通知，为失独家庭划出了特别扶助金的标准，但现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和收养子女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必要的帮助。”青儿再生育，不在帮助对象范围内。
“我们也面临着老无所依，老无所医啊。”她对韩生学说。
“你说的有一定道理。”韩生学捧着厚厚的本子，一边听一边埋着头不停地记，很快就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好几页纸，“我会尽我的能力把你们的想法传达到会上去，不一定有效果，但总要有人做，做总比不做好。”
同样是失去了独生子女的父母，年龄、地域、是否再生育和收养都是划分的界线。各地有各地的规定，地方政府应当给予的“必要的帮助”也是个模糊的概念。做了23年的计生干部，韩生学见过各种各样的失独父母，他坦言，那些场面上的安慰话“都会说”。但如今更多的时候，他都会选择以“报告文学作家”的身份面对他们。
韩生学今年53岁，1985年从师范毕业后，他先是在县里的学校当老师，1992年又从教育局调进了计生系统。当时他很满意，毕竟从教师变成了公务员， “在社会上还是有一些地位的。”
那正是计划生育抓得最严的年代。哪里超生严重，哪里的干部就要被“一票否决”——不能评优，不能提干，甚至还要降职、免职。为此，对于基层干部，计生工作变成了“暴风骤雨”般的总动员：上环、结扎、引产、罚款……发动一切力量杜绝超生。
在计生委，韩生学算是坐办公室的人，写写公文，或者陪领导到基层检查验收。几年下来，虽然没直接参与过这些轰轰烈烈的执法行动，身上的压力却一点儿都不小。他深知这背后的政策有多硬、形势有多严峻，也更明白这个工作在老百姓的眼里意味着什么。
但他从没怀疑过这工作的合理性。还在学校当老师时，他就读过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看到村里老一辈人每家动辄五六个孩子，日子过得很苦，他觉得这“控制人口”的主张很有道理。更何况，“计划生育”是国家反复研究后做出的决定，总不可能有问题。
韩生学有一个独生女儿，他很知足，觉得“把自己这日子过好就挺好”，所谓的“传宗接代”并不是多么不得了的事。他忠实地执行国家“只生一个好”的政策，也打心眼儿里不能理解老百姓要生那么多孩子做什么。
那时候的他还想不到，多年后的自己竟然理解了那些人。
想为计划生育的一代人写史
二十多年前，韩生学还是个浪漫的文艺青年。他在学校办文学社，写诗歌、小说和散文;他崇拜沈从文，曾经一个人跑到沈从文的墓前祭奠，并默默地献上一束花。
有一年，怀化某县有位老太太女儿被人杀害，案件迟迟无法侦破。老人四处告状无果，历尽坎坷却始终锲而不舍。听说了这件事，韩生学觉得是个好故事，马上挎着小卡片机，骑上自行车到村里挨家挨户地打听。找到老人后，他将她的经历如实地写了下来，寄给了省里的《今日女报》。没想到《今日女报》在周末特刊头版的位置刊登了这篇文章，一下就引发了舆论热潮。也是那个时候，老人等到了北京传来的批示，当地重新成立了专案组，很快就抓获了凶手。这让韩生学很受触动：原来媒体的力量这么大，纪实的东西“能帮弱势群体做一些事”。
从此，韩生学走上了报告文学的创作之路。除了定期给《知音》等杂志投稿，他也利用自己在计生系统掌握的一手材料，开始撰写一些与人口、生育题材相关的作品。2004年，他在为自己的第一部长篇作品——以国内出生性别比悬殊为主题，反映女孩生存状态的《女孩，你别哭》做调研时，他第一次意识到，“男多女少”的问题以外，“失独”可能也是计划生育的这一代人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那时候，已经有一些失去独生子女的父母开始到计生委上访。起初只有零星的几个人，由于当时并没有政策的支持，韩生学也只能简单地劝解一下。慢慢地，来计生委的失独父母越来越多，每听到他们的哭诉，他的心里都特别不是滋味。
“如果当初允许他们生两个孩子，现在可能就不是这个情况了？”他忽然觉得，自己应该收集这些素材，把这群人的遭遇和处境写下来。
到了2014年，这最初的创作冲动已经累积成了“必须写出来”的决心，韩生学向湖南省作协申报了这个选题，还被选为2015年度“重点扶持作品”。
但作为一个还在任的计生干部，这样的选题多少有些敏感。刚开始做调研时，他瞒着单位的领导同事，更瞒着自己的采访对象——他只说自己是个作家。
他先从身边和本地的失独家庭问起，再一个介绍一个地找过去;他还加入了全国各地几十个由失独者组成的QQ群，从中寻找典型的采访对象。访谈做得多了，身份自然瞒不住，他索性就照实说，没想到每次解释完自己的意图，对方都挺理解。
韩生学甚至和不少失独父母成了朋友。有一次怀化的一些失独家庭聚在公园里搞活动，一个电话打来他就过去，跟大家一起烧烤，还抢着买单。大家觉得他“人挺好，不高高在上”，也都愿意跟他讲讲自己的故事。
从开始酝酿至今，他直接采访过的失独者已有100多人。
“他们是有过惊讶的。在他们眼里，搞计划生育的人就会让人结扎上环，但这个人怎么还帮我们说话？”提到这些，韩生学总会露出几分得意的神情。
不过，他想做的并不只是“帮失独者们说话”。他还想写史——写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包括政策背后，这一代贡献者与牺牲者的故事。
作为一个计生干部，以报告文学作家的身份将这段特殊的历史留存下来，这是他采访过的一个失独父亲给他的建议。而对于这个话题，他有太多的话想说了。所以当《啄木鸟》杂志的编辑找到他，希望他先撰写一个适合杂志长度、稍短一些的版本时，他一口气就写了9万字。
为失独者振臂高呼
直到现在，每回面对着这些失去孩子的父母，韩生学的心情还是很复杂。“我没有直接去伤害过他们任何一个人，心理上我没有任何愧疚。”但他总忘不掉那样的眼神，“他们的每一个眼神都是一个悲惨的世界，每一滴泪水都是一片苦海。”
“以前，知道他们苦，想到他们需要经济和医疗上的帮助。”韩生学觉得自己对失独群体多少有些了解，但真正走近这些失独父母的生活，他才发现，他们面对的困难比自己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而自己曾经的那些“了解”实在是微不足道。
今年7月，他曾到长沙的一个失独家庭探访。那对夫妇告诉他，自儿子去世后，他们抱来了一只小狗毛毛，把它认作是自己的儿子，“一家三口”相依为命。
晚餐时间，他和夫妇二人一起到楼下的小餐馆吃饭，毛毛也跟在后面。一进门，韩生学就招呼服务员拿三副碗筷。“妈妈”听到后没说话，却马上从旁边又挪来一把椅子和一副碗筷，毛毛一下就跳了上来。
“哎呀，我的心里一下子啊，我犯错误了！”韩生学这才意识到，明明早就介绍过是“三口之家”，自己偏把他们最重要的“儿子”给漏掉了。
之后每上一个菜，“妈妈”总会先夹一些在水杯里涮涮，洗掉辣椒，试试温度，然后喂给“儿子”。等它吃得差不多了，自己才吃上一点。
吃完饭回到家，“妈妈”又打来一盆水，就像给小孩子擦洗那样，仔仔细细地为“儿子”洗脸、洗脚。看着她的神情是那么自然，和“儿子”的配合那么默契，韩生学觉得震撼又心酸。
他也采访过自己的一位老同学贺德。贺德是怀化某镇的计生办主任，做了大半辈子计划生育工作，经他落实的节育手术至少有 1000多例。由于工作成绩突出，他曾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受到省里和市里的表彰。然而，当独生女在一次意外中丧生后，他也想加入到北京向国家计生委“陈情”的队伍里。
“唯一的孩子没有了，放在谁身上都是灭顶之灾。没有亲身经历过那种苦，是永远没办法真正体会的。”韩生学见证也记录了一个又一个像这样在绝望中苦苦挣扎的失独者。很多时候，他一边写他们的故事，一边流泪。上了年纪，他开始对这些父母的失去有了更真切的代入感，也越来越理解了孩子对他们的意义。再遇到来反映问题的失独父母，他既不干涉也不劝阻。对方讲起话来难免偏激，有时候说到情绪激动处，他也只是听着，要么轻轻地说一句：“我知道咱们都是最守法的人，当年那些个不守法的，偷偷生了不也就生了。”
不仅如此，无论是出去开会、讲课，还是到基层检查工作，一有机会他就给大家讲关于失独灰暗痛楚的真实故事，希望能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他把这归结于责任感。在他看来，虽然“计划生育”的政策是国家定的，自己只是无数的执行者之一，但现在这些失独家庭遇到了困难，“计生部门就是他们的娘家。我们是一起的，利益是共同的。作为一个计划生育工作者，我有这个责任为他们鼓与呼。”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据推算，截至2012年，我国约有100万个失独家庭，且这个数字在以每年7.6万的速度持续增加。但事实上，这只是一个非常粗糙的估计，截至目前，国家卫计委等官方机构尚未对此进行过确切的统计。
希望为政策设计者提供参考
尽管前一天晚上11点才送走最后一批来访者，第二天一早韩生学4点钟就起来了，为了多一点时间准备会议上的发言。
从严重失调的性别比例，到失独父母的艰难处境;从被瞒报的超生数字，到基层计生干部面临的种种难题……在会上，韩生学用朴实又坦诚的讲述吸引了所有听众，本来每个人10分钟的发言时间，但他足足讲了22分钟。
“今天是要研讨问题，北京大学这么神圣的殿堂，我不能讲一些虚假的东西。我相信他们（专家）也想听我们的真话。”这一刻，韩生学又回到了一个基层计生干部的角色。
2015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十八届五中全会宣布了全面实施普遍二胎政策的决定。可以预见的是，韩生学们的工作内容也将逐渐发生变化。
他也时常会回想过去。每次访问失独父母，说起当年的种种无奈， 他总会一脸认真地解释：“当时在基层，有些做法确确实实是过了一点。”但与此同时，他对计生干部的困难感同身受。对于那些村干部来说，各种各样的指标、各种各样的考核，每一级都在加码，执行不到位的就要降薪降职，“他们也委屈”。
这些天，因为韩生学的失独调查被相关媒体报道和转载，韩生学也成了一个小小的名人。有网友留言说：“计划生育工作者来关注失独家庭，这真是一个大笑话。”韩生学把所有跟帖都看了一遍，认认真真地逐一回复：“这不是笑话，这是现实存在的。真真实实就是有个人在关注他们。”
韩生学说，目前他的失独调查已经完成了15万字，已经发表出来的部分只是节选。而他还要继续写下去，计划在明年成书。原来，他总担心这个题材写出来没人会看，还琢磨着就算是自费也要出版。而现在这些超乎想象的关注又让他有了新的压力，尤其是失独家庭对他的认可，他担心万一自己写不出他们心声，会辜负大家的期望。
“我这个作品不仅仅是要揭示社会的痛，呈现失独者的伤，更多的是要给他们引路，告诉他们要怎样靠自己从痛苦中走出来。第二个目的是要给社会指路，告诉大家怎么去关爱这一群体。另外，我还收集了各地的举措和案例，希望能为政府人口政策的顶层设计提供一些参考。”韩生学对《中国新闻周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