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开始的中国苏维埃革命，基点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是中共党史对其作出的经典解说。所谓农村包围城市，就是通过中共在农村的发展壮大，建立革命的战略基地，以此为基础，通过武装革命夺取全国政权。
　　中共将革命重心放到农村，并不是事先的精心设计，更多乃是因缘时会。1927年国共分裂后，中共最初发动的几次起义，立足点均在城市。南昌起义、广州起义都在城市发动，毛泽东等在湘赣边界领导发动的秋收起义，一开始的进攻方向也是城市。
　　秋收起义军事行动失利后，毛泽东率领部队循着山路，退向位于湘赣边界罗霄山脉的井冈山地区。当时起义军退向井冈山，旨在避开占有优势的国民党军的攻击，但这种趋利避害的本能，却帮助中国革命寻找到自己生存发展之路的锁钥。
　　井冈山处于湘赣两省交界地区，湘、赣两省又各由不同的地方实力派控制，对边界地区互存观望，基本是政权控制的三不管区域。
　　加之1927年南京政权建立后，国民党内部纠纷不断，对北京政府的“二次北伐”也亟待完成，所以对中共发展几乎无暇顾及，中共遂获得天时地利人和的天赐良机。虽然这里山高偏僻，地瘠民贫，很难支持大部队的发展，但最初的失利后，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剩余部队正是在此获得喘息之机，奠定日后进一步壮大的基础。
　　
　　发展玄机
　　井冈山的生存、发展路径，揭示出当年国共争斗的要害所在。中共作为弱小力量，必须在夹缝中求取生存，而当年的环境恰恰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
　　蒋介石通过北伐马上得天下，但在当年四分五裂的形势下，迅速崛起的国民党并没有武力一统天下的实力，所谓统一更多只是蒋介石登高振臂，各实力派凑趣妥协而达成。
　　获得对全国控制权后，各方即围绕着武力、地盘、资源大打出手，内战连连，经济与社会建设无从着手，地方管理更流于空谈。国民党本身的西方化特质也使其控制欲望和能力大打折扣。
　　此即国民党自己承认的：“各地内成空虚，每遭匪乘。地方团队既无组织，少数军警更为所劫，且时人多以寻常股匪目之，殊少注意，初不知星星之火将成燎原也。”在此背景下，中共从国共分裂之初的白手起家，到武装力量膨胀到数十万之众，仅用了三两年时间。这样的成就，恐怕不能不感谢对方的“帮忙”。
　　当然，国民党内部的争斗随着形势的变化时有起伏，其对中共的压力也时紧时松，这就要求中共临机应变：在国民党政权面临战争、无暇他顾时，积极动作，扩大占领区域，推进割据地区的迅速扩展；当国民党政权暂时安定、可以腾出手来对付红军时，则集中兵力，与其周旋，同时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努力巩固根据地。
　　正由于窥破了中共生存发展的玄机，毛泽东在根据地发展上得心应手且充满信心，当林彪提出根据地能够存在多久的疑虑时，他开门见山地回答：“有些同志在困难和危急的时候，往往怀疑这样的红色政权的存在，而发生悲观的情绪。这是没有找出这种红色政权所以发生和存在的正确的解释的缘故。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
　　毛泽东这段话，在中央苏区的发展过程中得到验证。1929年春，红军主力为摆脱湘赣两省部队的“追剿”，挺进赣南、闽西，在这里寻找到了上佳的落脚点。江西、福建两省均为南京中央统治力量及地方政治军事势力薄弱地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江西控制权长期掌握在客籍军人手中，与中央政府若即若离；福建则是民军蜂起，各不相让，省政几成瘫痪状态。
　　由于中央权威软弱，地方力量又极不发展，当中共展开革命宣传时，地方政权十分惊恐，甚至不得不采取放任态度。江西的县长面对不断壮大的中共力量，下令撤去各地张贴的反共标语，理由是：“共党是惹不得的，越惹越厉害，倒是不管的好。”江西这位县长的态度后来在三年内战中，还可以从甘肃一位县长那里看到：“共产党员只要不在我的县里活动，别处我不管。”这是统治薄弱地区地方官明哲保身的共同选择。
　　
　　地权挑战
　　江西、福建两省本就统治薄弱，赣南、闽西又是两省中的边缘地区，与省会控制中心相距遥远，大山屏蔽，几成化外之区。尤其是赣南、闽西背靠与南京政府保持半独立状态的广东，使中共在这里的生存获得更多的回旋余地。
　　广东乐意在其与南京政府间存在一支可以缓冲的力量，对进攻红军态度消极；而南京方面进攻红军时也不得不留有余地，提防两广方面渔翁得利。另外，赣南出产虽不丰厚，粮食却可以自给并略有出超，这为大部队的聚集提供了可能。特殊的地缘政治，加上国内外形势的错综变化，中共在赣南、闽西的发展可谓一日千里。
　　国民党“剿共”悍将陈诚分析：“当地如为贫瘠之区，自属无法供应，如为富饶之境，则不但人口密集，且必为重兵驻屯之地，如何容得共军窜扰盘据？刚好这时有一个富而不庶的赣南，为政府注意力之所不及。共党如选中了这个地方作根据地，大可不费吹灰之力而得之。”这一见地堪称精辟。1931年底，随着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共俨然以政权形式与南京方面分庭抗礼。
　　毋庸讳言，中共1930年前后的发展和地缘政治、外部条件息息相关。不过，再好的外部条件，也离不开组织和领导者。苏维埃运动的成长，即源自于毛泽东、朱德、方志敏、贺龙、张国焘等领导人的艰苦努力与审时度势。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农民并不与革命天然结缘，中国农民知天乐命的心态及农村土地分化有限的现实也阻碍农民走向革命。根据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指导，苏维埃革命把土地革命作为其关键内容。
　　但中国广大农村并不像已有的描述那样，土地分化剧烈，占人口8%左右的地主、富农占地80%。近年的研究基本可以证实，大多数地区地主、富农占地在30%左右。苏区由于普遍地处山区，地理环境及自然经济背景使土地兼并受到限制，土地愈加分散。
　　据江西上世纪50年代初的调查，苏区、游击区和白区各村庄土地占有与土地革命呈负相关状态，即苏区土地集中程度是最低的。土地革命和土地集中必然联系的习惯说法，在这里未得到充足的证据支持。地权的实际形态对中共展开土地革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毛泽东早在1930年对寻乌进行的调查发现，这里的土地占有情况是：公田占40%，地主占30%，农民占30%，出身农村的毛泽东看来对农村的实际状况并不是毫无所知。
　　更有意思的是，这一调查揭示了赣南、闽西公田数量的庞大，这样唾手可得的革命资源，成为中共开展土地革命可以信手拈来的棋子。因为分公田不触及具体个人的利益，又能让多数农民获得实惠，取得可以归属自身的土地。
　　
　　新模式
　　公田是开展革命的意外收获，除此之外，中共土地革命的开展，还有赖于行之有效的动员策略。当时很多记述都提到，农民作为被“发动”的革命者，其阶级意识和自觉的阶级对立是在中共领导的革命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如何取得农民的信任，满足农民的愿望，对革命开展至关重要。
　　中共领导革命的第一步，往往是和农民经济利益密切相关的减租、平谷（限制谷价）、废除债务、抗捐等，这使大部分农民受益，农民“一尝其味，决不会轻易忘记”。从赣南闽西看，开始多以分谷子相号召，中共各级领导机关都注意到：“大多数贫民对粮食要求非常迫切，所以分谷子这个口号发动了千千万万的广大群众起来”，“群众说，只要分得十斤粮，死了一千人都值得。”
　　在满足农民经济利益、取得农民信任后，进一步将革命推向深入就顺理成章：“早先分地给老百姓，嗯一声，谁也不在乎，给多少要多少，谁也不去看看自己分的地是哪一垅，到种地时，谁也找不上自己的地在哪块。后来又分东西，穷人都分到了东西，心想：‘这回不干也得罪人了，反正好人也装不成了，干吧！’这才和地主撕破脸干起来了。”
　　苏维埃革命为农民提供的平等、权利、尊严、身份感，也是农民投身革命不可忽视的政治、心理原因。
　　关于苏维埃革命前后农民的精神状态变化，天津《益世报》所刊载的记者调查有所反映：“四五年来农民知识渐有进步。例如匪祸前，农民不知国家为何物，更不知世界上尚有其他国家，今则知之；昔之认为须有皇帝以统治天下，至今则认为人民也可以管理国家；昔不知开会为何事，今则不但知之，且可选举委员，当主席。此外农民所知新名词亦不少。”
　　这种状况和苏维埃革命为普通农民提供的政治训练、社会角色、活动空间及社会政治地位流动直接相关。当年，中共在各个群体中受到拥护的程度由高到低排列大致是：妇女、少儿、青年、中年、老年，这恰和苏维埃革命前后权力、地位发生变化的大小是一致的。正如兴国县一位女工所说：“以前女人是被男人管的，现在我们女人都不受男人的管理。以前女人‘话事’也不自由，现在我们女人可以在会场上演说。以前女人不能在外面做事，现在我们女人都热烈地参加革命工作。”
　　如果没有中共全新的政治模式和社会管理，没有新型政治体系及武装力量带来的空前效率和支持度，即便有再好的外部条件，也无法想象革命能在短短时间内获得如此迅猛的发展。
　　革命的迅猛发展，使通过中原大战终于打败各地方实力派，稍舒一口气的蒋介石回望后院时不能不为之惊栗：中共革命的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
　　 作者为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