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本文以《新青年》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新青年》复杂、矛盾的思想文化蕴涵，重新审视现代文学的现代性。文章采取一种整体性的社会、文化视角，力图回到原初的历史语境，探讨文学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之间的关系，从而对有关的现代文学的历史想象以及现代文学演变的文化逻辑，提出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新青年》；民族国家；现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Ｉ206．6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3－854Ｘ（2007）01－0124－04
现代文学是现代民族国家建制的一部分，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学，她的起源叙事中包含一整套排斥机制。她具有启蒙与启蒙的反思并存、体制的建立与游离、写实的二重性以及文学与政治相融合等特点。
《新青年》以资产阶级现代性思想参与了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高一涵在《新青年》发表了《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国家非人生归宿论》、《自治与自由》等文章，从制度的角度探讨共和国家的国体内涵及其对国民的要求。陈独秀将《新青年》的办刊宗旨界定为“以国民教育为的”，通过“国民教育”使国民成为共和国家的国民以巩固共和国体。在陈独秀看来，中华民国虽然成立，但民主国家的制度还未建立（如袁世凯的王朝梦、张勋的复辟帝制、北洋政府的践踏共和政体等），民主国家的人们还不是真正的具有民主意识的国民，他说：“然吾人论政若不以促进共和为鹄的，……将何由而使其民尽成共和之民哉。”① 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的一系列政论文章都是以民主共和为尺度展开对非民主共和思想的批判以及对国民思想的改造。在《旧思想与国体问题》中，陈独秀强调：“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② 在《我之爱国主义》中，他将民族国家危亡的原因归结为国民性的堕落：“中国之危固以迫于独夫与强敌，而所以迫于独夫强敌者乃民族之公德私德之堕落有以召之耳……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③ 陈独秀的《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和光升的《中国国民性思想及其弱点》二文集中分析国民性思想，陈文将中国国民性判定为国民劣根性，光文指出中国国民性具有种种优缺点，二文都提出了国民性改造的具体思路。
为了促进民族国家的政治思想的建设，《新青年》发起关于孔子与孔教问题的讨论。在《宪法与孔教》、《尊孔与复辟》等文章中，陈独秀认为宪法与孔教是根本对立的，孔教不适合民国教育精神，孔教与共和互不相容。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陈独秀指出，我国王朝政治思想的特征是伦理政治，儒家三纲学说为我国伦理政治的根本原则，而现代政治思想则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因此，伦理的觉悟为国民最后之觉悟④。
后期的《新青年》对资产阶级的现代性作出了反思并以此来建构现代民族国家。这从栏目设置等方面的变化可以看出。如《新青年》6卷5号和整个8卷设置了“马克思专号”、“俄罗斯研究专栏”，8卷4号开设“社会主义专栏”，9卷后，《新青年》杂志演变的趋向更明显，1923年6月《新青年》由月刊改成季刊，第一期是“共产国际号”，第四期是“国民革命号”，杂志上许多标题采用“革命”词语（如，季刊第一期：《现代劳资战争与革命》、《俄罗斯革命之五年》、《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等。季刊第二期：诗歌有《革命》、《赤军进行曲》等。季刊第三期：《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等。季刊第四期文章的大部分标题中都有“革命”一词）。《新青年》的演变有其内在的文化逻辑。《新青年》从一开始就存在文化批判和文化政治（革命话语）两种话语趋向，它们统一在文化启蒙之中。从8卷开始这种统一出现了分裂，在我看来，预示了《新青年》另一种现代性即反资产阶级的现代性的发生。
《新青年》6卷5号登载了7篇介绍研究马克思的文章。这7篇文章如下：顾兆雄《马克思学说》，凌霜《马克思学说批评》，陈启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渊泉《马克思奋斗生涯》，渊泉译《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刘秉麟《马克思传略》，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这些文章主要介绍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在他们看来，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第一个阶段，现代性的高级阶段是共产主义。
《新青年》第8卷设立的“俄罗斯研究专栏”一共登载了33篇翻译文章。翻译者是张尉慈、汉俊、杨明斋、震瀛、陈望道、周佛海、李达等人，其中震瀛一人翻译22篇。这些翻译文章涉及俄罗斯的政治体制，领袖列宁，教育制度，职工和劳农组织，经济政策，文艺与布尔塞维克，女子问题等各个方面。对俄罗斯的介绍和宣传是此前所讨论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制度层面的延伸，因为，俄罗斯所确立的社会主义体制是以马克思学说为指导的。可见，马克思主义学说和俄罗斯确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拓展了《新青年》现代性的内涵。
可以这样说，自《新青年》7卷1号起，陈独秀不断反思修正他从法国引进的资产阶级现代性理论。原因在于，一是对欧洲最新思潮的敏锐反应；二是俄罗斯社会主义革命经验的激发；三是世界范围内的反战思潮的传播。陈独秀对新文化运动的缺失进行了反思。他说：“新文化运动，是觉得旧的文化还有不足的地方，更加上新的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美术、音乐等运动。……宗教在旧文化中占很大的一部分，在新文化中也自然不能没有它。……除去旧宗教底传说的附会的非科学的迷信，就算是新宗教。……现在主张新文化运动的人，既不注意美术、音乐，又要反对宗教，不知道要把人类生活弄成一种什么机械的状况，这是完全不曾了解我们生活活动的本源，这是一种大错，我就是首先认错的一个人”（《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7卷5号）。陈独秀在该文中思想出现了变化，即对宗教态度的变化。由先前的反宗教到现在发掘宗教对人的精神生活的意义。在我看来，这应该是受到杜威，并通过杜威间接受到詹姆士、柏格森的心理哲学、生命哲学以及罗素的新唯识论哲学的影响，这些哲学家都不反对宗教。
在《新青年》7卷1号上，胡适发表了《新思潮的意义》，对《新青年》的现代性作出了反思。胡适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主张。这与采取“从研究室到监狱，从监狱到研究室”价值趋向的陈独秀，也与早期《文学改良刍议》时期的胡适大不相同。此时的胡适认为新思潮的意义应该是指一种“评判的态度”，也就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胡适说，“孔教的讨论只是要重新估定孔教的价值。文学的评论只是要重新估定旧文学的价值……” “重新估定”意味着不是“破坏、颠覆、解构、反对、打倒、非”等等，而是去研究对象本来的价值，还原对象本来的面目，考察这些价值是否适合今日的社会生活，并发掘其中的现代性的因子。“评判的态度”的第二层含义是输入学理要着眼于研究当前社会人生切要的各种问题。胡适敏锐地感觉到人生社会的诸多领域出了问题，需要我们潜心研究，寻找出路。“评判的态度”的第三层含义是“整理国故”，也就是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进行全面的估定发掘。胡适以一种学术史的立场重构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从历史进化的视野考察学术思想的内涵、渊源、流变，在古代的学术思想中注入现代性的眼光，展开国故与现代思想的对话。从上述简略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胡适的现代性思想包含西方的、中国传统的以及当前现实所产生的问题意识三个方面。传统不再被粗暴地颠覆，而是被理性地学理地对待。传统的许多方面也不再被认为与现代之间发生了断裂，而是被发掘和创造性转化为现代的东西。
《新青年》后期的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是一种创造性转化的态度。在《我的宗教》中，胡适解读了《左传》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说，认为这里的不朽是指人的人格、事业、著作的不朽，它一般指的是伟人。胡适将三不朽说的边界拓宽，延伸到平凡普通的人。因此，提出普通人的不朽之说，即社会的不朽。它包含如下几层意义。社会由平凡普通的小我构成；小我创造社会、历史，社会、历史创造小我；小我是必死的，而大我社会是不死的。所以，当小我的生命结束时，他的平凡的事业、精神、言行都留存在社会大我之中，因社会的不朽而不朽。可见《左传》的三不朽说成为胡适社会不朽说的立论资源，平凡人像伟人一样也可以不朽。
对于价值领域里的问题，陈独秀的态度明显不同于胡适，他更为关注精神界的价值混乱、虚无问题并积极寻求救济的办法。在致胡适的一封信中，陈独秀描述了虚无主义的来临，他说，“我近来觉得中国人的思想，是万国虚无主义——原有的老子学说，印度空观，欧洲形而上学及无政府主义——底总汇，世界无比，《新青年》以后应该对此病根下总攻击”（《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在《自杀论》中，陈独秀意识到他以前极力输入的现代思潮的缺点。他说，“这种新思潮，从它扫荡古代思潮底虚伪、空洞、迷妄的功用上看起来，自然不可轻视了它；但是要晓得它的缺点，会造成青年对于世界人生发动无价值无兴趣的感想。这种感想自然会造成空虚、黑暗、怀疑、悲观、厌世极危险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也能够杀人呵！”⑤在陈独秀看来，虚无思想来自于老庄、佛教、欧洲现代思潮。在这里也许可以指出，《新青年》时期绝不是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乐观主义时代，相反，一种危机意识、虚无观念广为流传。北京大学学生林德扬的自杀，更加浓了这种悲观主义的氛围。“孔子之死”使传统的超验的价值观念逐渐为科学的和功利主义的观点所取代，尤其当科学不能安抚人们深层的精神世界时，人们只好重新退回到传统的道家思想中寻求超越，但道家思想本身就是虚无，“而出家，而发狂，而自杀；意志薄弱不能自杀的，恐怕还要一转而顺世堕落，所以我深恶痛绝老、庄底虚无思想放任主义，以为是青年底大毒”⑥。道家思想使人产生绝望、空无的心理，导致内心不安，精神无所皈依。针对这种情况，陈独秀以一种最新的思潮来克服虚无主义。这种最新思潮是指“新理想主义入新唯实主义”，具有“科学的理想万能”以及“自我扩大”等方面的特点。“自我扩大”某种意义上具有“超人”的特质，那就是在神圣的超验的世界崩塌之后，自己尽最大的勇气克服自己、担当自己、掌握自己、控制自己。尼采是陈独秀所理解的“超人”的原型，陈独秀晚年多次提到要好好读读喜欢的尼采，在江津小镇忍受孤独、身受疾病的折磨和精神的煎熬时，陈独秀的精神支撑就是自己担当自己，用非凡的毅力来反抗绝望。可见，陈独秀提出了用“自我扩大”进行“自我救赎”的办法来克服虚无主义。他意识到现代性的矛盾性、复杂性以及虚无主义就是现代性的产物，或者说就是现代性本身，因此，对老庄思想和西方思潮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在《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中，陈独秀说：“有一部分人住通商口岸，眼所见都是西洋物质文明的工业状况，于是觉得西方人所攻击西方物质文明的话都可移到东方来，而忘了内地的状态和欧洲大不相同。”⑦陈独秀注意到通商口岸和内地的差异，由于这种差异，中国的现代性肯定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性。西方通过对物质文明的批判来反思现代性，中国通过对价值虚无的批判来反思现代性，但中国的现代性还必须依托物质文明的支撑。
由于政治体制的建设离不开思想精神的改造，陈独秀将文学纳入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之中，他说：“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此种文学，盖与吾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⑧。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重新确立了文学的边界，提出了文学改造国民性的命题。
陈独秀所提倡的文学是写实主义文学，具体而言，即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反对排斥与现代的科学精神、现代的宇宙社会人生相违背的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胡适从语言的角度提出“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的主张，试图将一种方言即官话白话提升为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⑨，这种国语就是现代民族国家的语言，她是通过文学的书写语言（或印刷语言）而形成的。她排斥骈体文、桐城派古文等文体。到周作人《人的文学》以及批判“黑幕”等文章的发表，现代文学的排斥机制确立了下来。在《人的文学》中，周作人将神仙鬼怪帝王将相全部驱逐出文学园地，同时也将言情、色情、颓废等文学等同于通俗文学而予以解构，剩下的是一个灵肉和谐的世界脱魅的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人的文学。在《论“黑幕”》、《再论“黑幕”》等文章中，周作人也将“黑幕”作为国民劣根性的产物予以排斥，“黑幕是一种中国国民精神的出产物，很足为研究中国国民性社会情状变态心理者的资料；至于文学上的价值，却是‘不值一文钱’”⑩。钱玄同则将“鸳鸯蝴蝶派”视同“黑幕”，他在《“黑幕”书》中说：“‘黑幕’书之贻害于青年，稍有识者皆能知之。然人人皆知‘黑幕’书为一种不正当之书籍，其实与‘黑幕’同类之书籍正复不少。如《艳情尺牍》、《香艳韵语》，及‘鸳鸯蝴蝶派小说’等等皆是。”{11}
现代文学的起源叙事中除了排斥通俗、古典、颓废等之外，还排斥日常生活叙事的小说。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集》中将陈衡哲的小说省略掉。陈衡哲在《新青年》发表了《老夫妻》（5卷4号）、《小雨点》（8卷1号）、《波儿》（8卷2号）等三篇小说{12}，这些小说写的是夫妻的互相关爱与理解，抒写了人情、人性的平凡而朴素的美。但这些小说因与《新青年》改造国民性的主题相疏离而被忽略。
在现代民族国家文学的建构中，鲁迅的小说体现了多种可能性、复杂性和文化身份认同的焦虑。
中国新文学的第一篇白话小说鲁迅的《狂人日记》曾以“表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震动文坛，为五四新文学的小说创作开创了一个新的起点。吴虞当年就从“表达的深切”的角度对“狂人日记”作出寓言式的解读。他说：“我读《新青年》里鲁迅君的《狂人日记》，不觉得发生了许多感想。……《狂人日记》内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仔细看了半夜，方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我觉得他这日记，把吃人的内容，和仁义道德的表面，看得清清楚楚。那些戴着礼教假面具吃人的滑头伎俩，都被他把黑幕揭破了。”{13}事实上，“表达的深切”来自于“格式的特别”，“格式的特别”也因“表达的深切”而获得“有意味”的创造价值，只有看到这一点，才能对鲁迅小说的“新形式”有深入透彻的领会。
《狂人日记》“格式的特别”，在于它用迫害狂作叙述主体，并采用心理独白式的内叙述视角。由此，它为中国小说打开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完全陌生的审美视界。这种安排对作者来说是两方面的冒险。一方面叙述语言受到叙述者病理特征的严格控制，稍有出入，就会导致整个叙述结构的瓦解。另一方面，创作动机无法在叙述者的病理现象中转换，必须在叙述语言的引申义或隐喻之中找到立足点，在叙述语言的表层结构和深层寓意之间寻求转换的空间。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
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
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
这里的“月光”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有三十多年没有见？三十年之后才发现？这里显示的是一种精神错乱的病态现象。就是说，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浸蕴的人们并没有看到月光，月光在他们看来不过是自在的外物或者某种先验的观念“意”（指儒家的政治伦理）的隐喻，是一种作为先验的形而上学的模式而存在的东西。月光在只有具有自我意识的人那里才成其为月光。当我终于意识到内在的自我时，月光才作为深层心理的而不是观念的月光呈现出来。或者说，作为风景的而不是作为自然的与人保持和谐统一的月光是被内面的人“发现”的。这是对中国传统小说描写外界环境的视角的颠倒。于是“月光”、“爽快”、“发昏”等词语就与我的感受之间建立起联系，突出了“我”与外在环境鲜明的对立。“何以看我两眼呢？”是叙述者通过质疑的方式推断自我的存在。小说中“眼睛”的意象反复出现。如“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但是小孩子呢？那时候他们还没有出世，何以今天也睁着怪眼睛，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老子啊！我要咬你几口才出气’，他眼睛却看看我”等等。这些不同的眼睛构成了一张异于“我”的网。当我通过他人推断自己的存在，我发现我与他人之间有一条逾越不过的鸿沟。在他们的眼里，“我”是疯子，在我的眼里，他们的眼色，他们的行为都很可疑，在这双重视角的观照下，整个世界是一片颠倒，一片混乱。表明了我不仅无法从他们那里确证自我的存在，反而使自我的存在陷入生存的恐惧之中，于是，我只有从自我的内部来认识自己。
吃人的是我哥哥！
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当我从外面转向内心，连我的内心也不可靠，“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使自我的存在彻底瓦解，我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内心的忏悔，外在的压抑的情绪包围着我，我一步一步遁入虚无。与此同时我又与外在的环境不知不觉之中构成了一种同谋，吃人的人的兄弟“我”也吃过人。我陷入文化的宿命之中，要从中突围出来异常艰难。狂人真正陷入绝望。
在《狂人日记》中，鲁迅运用的双重视角导致了叙述世界的双重颠倒。白话文体中的体验与叙事，是一种自我的日常生活体验，它与王朝国家的官方语言（文言文）形成的集体经验完全不同。在白话文体中，狂人处于精神的癫狂状态，从这种癫狂的视角，狂人发现了秩序化、习惯化、理性化社会中的诸多症候，现实中的人都不正常。而现实中的人认为狂人的世界是一个颠倒的生病的世界。在文言文的世界里，成规的经验、传统起支配作用。在这里，狂人的病被治愈，狂人不再是狂人而成为一个“正常”的人，传统体制中的人。正如杰姆森所说：“第三世界的本文，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本文，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14} 由此看来，《狂人日记》某种意义上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寓言。
最后是认同的焦虑。我们来分析鲁迅的小说《故乡》是怎样展开对乡土中国的想象。小说一开始就通过我的视角写出了现实的故乡与记忆中的故乡的差异。在我的眼里，现实的故乡荒凉、萧索、死气沉沉。记忆中的故乡是童年的故乡，那里有月光、沙地、海边、鸟雀、贝壳、西瓜地、猹等，童年的时光充满着快乐、新奇、温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文本指出这是由于叙事者“我”的心理原因造成的：“因为我这次回乡，本没有什么好心绪。”难道说“我”的回乡是无奈的？原来“我”离开故乡二十年，在异地他乡过一种辛苦辗转的生活。这里写出了“我”的身份的焦虑。现实的故乡不能成为“我”精神的抚慰，他乡又给“我”无根之感。历史与现实都遁入颓败之中。童年的小伙伴闰土过着多子饥荒麻木的生活。“我”和闰土被生活隔成了两个世界，但为生活而辛苦奔波是我们共同的特点。我们的下一代水生与宏儿也许有新的生活，也许还会延续我们的生活。那么记忆中的故乡呢？文本通过月光、沙地等自然风景来建构乡土中国。这里的风景具有双重性，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风景和从现象学意义上的风景。传统的风景是一种颓败文化的象征。现代意义上的风景与内在的自我联系在一起，是由深层意识的自我“发现”的。当“我”在现实中无法找到心灵的归依时，内心的风景便出现了。这样作为乡土中国的故乡与“我”之间便产生无法归依、无法逃遁的复杂关系，“我”对以闰土为表征的故乡的批判被一种乡土中国的想象所置换。
从以上的分析可知，现代文学的生成离不开政治、经济、文化、新兴媒体、理论设计等因素，这本身也决定了现代文学的特点，它从来不是文学本身的事情，从这一思路可以看出现代文学演变的文化逻辑。这种文化逻辑即是文学是民族国家的事业，她具有自我纯化的排斥机制。革命文学的兴起、左翼文学的成立、延安文学的出现乃至社会主义文学、文革文学的形成都是这种文化逻辑的产物。从另一方面来看，自由主义文学、通俗文学、现代派文学以及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等的边缘化与《新青年》所形成的文学机制密切相关。《新青年》新文学的文化逻辑与现代文学制度（文联、文协、作协、鲁艺等）的形成、演变不可分离。
注释：
①《通信——陈独秀答常乃德》，《新青年》第3卷第2号。
② 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新青年》第3卷第3号。
③ 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新青年》第2卷第2号。
④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
⑤ 陈独秀：《自杀论》，《新青年》第7卷第2号。
⑥ 陈独秀：《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新青年》第9卷第1号。
⑦ 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新青年》第8卷第4号。
⑧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2卷第6号。
⑨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4卷第4号。
⑩ 周作人：《再论“黑幕”》，《新青年》第6卷第2号。
{11} 钱玄同：《“黑幕”书》，《新青年》第6卷第1号。
{12} 《新青年》的小说作者除旧小说作者苏曼殊外，只有鲁迅和陈衡哲两人。
{13} 吴虞：《吃人与礼教》，《新青年》第6卷第6号。
{14} 杰姆森：《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5页。
（责任编辑 刘保昌）
关键词：《新青年》；民族国家；现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Ｉ206．6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3－854Ｘ（2007）01－0124－04
现代文学是现代民族国家建制的一部分，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学，她的起源叙事中包含一整套排斥机制。她具有启蒙与启蒙的反思并存、体制的建立与游离、写实的二重性以及文学与政治相融合等特点。
《新青年》以资产阶级现代性思想参与了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高一涵在《新青年》发表了《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国家非人生归宿论》、《自治与自由》等文章，从制度的角度探讨共和国家的国体内涵及其对国民的要求。陈独秀将《新青年》的办刊宗旨界定为“以国民教育为的”，通过“国民教育”使国民成为共和国家的国民以巩固共和国体。在陈独秀看来，中华民国虽然成立，但民主国家的制度还未建立（如袁世凯的王朝梦、张勋的复辟帝制、北洋政府的践踏共和政体等），民主国家的人们还不是真正的具有民主意识的国民，他说：“然吾人论政若不以促进共和为鹄的，……将何由而使其民尽成共和之民哉。”① 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的一系列政论文章都是以民主共和为尺度展开对非民主共和思想的批判以及对国民思想的改造。在《旧思想与国体问题》中，陈独秀强调：“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② 在《我之爱国主义》中，他将民族国家危亡的原因归结为国民性的堕落：“中国之危固以迫于独夫与强敌，而所以迫于独夫强敌者乃民族之公德私德之堕落有以召之耳……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③ 陈独秀的《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和光升的《中国国民性思想及其弱点》二文集中分析国民性思想，陈文将中国国民性判定为国民劣根性，光文指出中国国民性具有种种优缺点，二文都提出了国民性改造的具体思路。
为了促进民族国家的政治思想的建设，《新青年》发起关于孔子与孔教问题的讨论。在《宪法与孔教》、《尊孔与复辟》等文章中，陈独秀认为宪法与孔教是根本对立的，孔教不适合民国教育精神，孔教与共和互不相容。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陈独秀指出，我国王朝政治思想的特征是伦理政治，儒家三纲学说为我国伦理政治的根本原则，而现代政治思想则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因此，伦理的觉悟为国民最后之觉悟④。
后期的《新青年》对资产阶级的现代性作出了反思并以此来建构现代民族国家。这从栏目设置等方面的变化可以看出。如《新青年》6卷5号和整个8卷设置了“马克思专号”、“俄罗斯研究专栏”，8卷4号开设“社会主义专栏”，9卷后，《新青年》杂志演变的趋向更明显，1923年6月《新青年》由月刊改成季刊，第一期是“共产国际号”，第四期是“国民革命号”，杂志上许多标题采用“革命”词语（如，季刊第一期：《现代劳资战争与革命》、《俄罗斯革命之五年》、《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等。季刊第二期：诗歌有《革命》、《赤军进行曲》等。季刊第三期：《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等。季刊第四期文章的大部分标题中都有“革命”一词）。《新青年》的演变有其内在的文化逻辑。《新青年》从一开始就存在文化批判和文化政治（革命话语）两种话语趋向，它们统一在文化启蒙之中。从8卷开始这种统一出现了分裂，在我看来，预示了《新青年》另一种现代性即反资产阶级的现代性的发生。
《新青年》6卷5号登载了7篇介绍研究马克思的文章。这7篇文章如下：顾兆雄《马克思学说》，凌霜《马克思学说批评》，陈启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渊泉《马克思奋斗生涯》，渊泉译《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刘秉麟《马克思传略》，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这些文章主要介绍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在他们看来，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第一个阶段，现代性的高级阶段是共产主义。
《新青年》第8卷设立的“俄罗斯研究专栏”一共登载了33篇翻译文章。翻译者是张尉慈、汉俊、杨明斋、震瀛、陈望道、周佛海、李达等人，其中震瀛一人翻译22篇。这些翻译文章涉及俄罗斯的政治体制，领袖列宁，教育制度，职工和劳农组织，经济政策，文艺与布尔塞维克，女子问题等各个方面。对俄罗斯的介绍和宣传是此前所讨论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制度层面的延伸，因为，俄罗斯所确立的社会主义体制是以马克思学说为指导的。可见，马克思主义学说和俄罗斯确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拓展了《新青年》现代性的内涵。
可以这样说，自《新青年》7卷1号起，陈独秀不断反思修正他从法国引进的资产阶级现代性理论。原因在于，一是对欧洲最新思潮的敏锐反应；二是俄罗斯社会主义革命经验的激发；三是世界范围内的反战思潮的传播。陈独秀对新文化运动的缺失进行了反思。他说：“新文化运动，是觉得旧的文化还有不足的地方，更加上新的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美术、音乐等运动。……宗教在旧文化中占很大的一部分，在新文化中也自然不能没有它。……除去旧宗教底传说的附会的非科学的迷信，就算是新宗教。……现在主张新文化运动的人，既不注意美术、音乐，又要反对宗教，不知道要把人类生活弄成一种什么机械的状况，这是完全不曾了解我们生活活动的本源，这是一种大错，我就是首先认错的一个人”（《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7卷5号）。陈独秀在该文中思想出现了变化，即对宗教态度的变化。由先前的反宗教到现在发掘宗教对人的精神生活的意义。在我看来，这应该是受到杜威，并通过杜威间接受到詹姆士、柏格森的心理哲学、生命哲学以及罗素的新唯识论哲学的影响，这些哲学家都不反对宗教。
在《新青年》7卷1号上，胡适发表了《新思潮的意义》，对《新青年》的现代性作出了反思。胡适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主张。这与采取“从研究室到监狱，从监狱到研究室”价值趋向的陈独秀，也与早期《文学改良刍议》时期的胡适大不相同。此时的胡适认为新思潮的意义应该是指一种“评判的态度”，也就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胡适说，“孔教的讨论只是要重新估定孔教的价值。文学的评论只是要重新估定旧文学的价值……” “重新估定”意味着不是“破坏、颠覆、解构、反对、打倒、非”等等，而是去研究对象本来的价值，还原对象本来的面目，考察这些价值是否适合今日的社会生活，并发掘其中的现代性的因子。“评判的态度”的第二层含义是输入学理要着眼于研究当前社会人生切要的各种问题。胡适敏锐地感觉到人生社会的诸多领域出了问题，需要我们潜心研究，寻找出路。“评判的态度”的第三层含义是“整理国故”，也就是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进行全面的估定发掘。胡适以一种学术史的立场重构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从历史进化的视野考察学术思想的内涵、渊源、流变，在古代的学术思想中注入现代性的眼光，展开国故与现代思想的对话。从上述简略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胡适的现代性思想包含西方的、中国传统的以及当前现实所产生的问题意识三个方面。传统不再被粗暴地颠覆，而是被理性地学理地对待。传统的许多方面也不再被认为与现代之间发生了断裂，而是被发掘和创造性转化为现代的东西。
《新青年》后期的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是一种创造性转化的态度。在《我的宗教》中，胡适解读了《左传》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说，认为这里的不朽是指人的人格、事业、著作的不朽，它一般指的是伟人。胡适将三不朽说的边界拓宽，延伸到平凡普通的人。因此，提出普通人的不朽之说，即社会的不朽。它包含如下几层意义。社会由平凡普通的小我构成；小我创造社会、历史，社会、历史创造小我；小我是必死的，而大我社会是不死的。所以，当小我的生命结束时，他的平凡的事业、精神、言行都留存在社会大我之中，因社会的不朽而不朽。可见《左传》的三不朽说成为胡适社会不朽说的立论资源，平凡人像伟人一样也可以不朽。
对于价值领域里的问题，陈独秀的态度明显不同于胡适，他更为关注精神界的价值混乱、虚无问题并积极寻求救济的办法。在致胡适的一封信中，陈独秀描述了虚无主义的来临，他说，“我近来觉得中国人的思想，是万国虚无主义——原有的老子学说，印度空观，欧洲形而上学及无政府主义——底总汇，世界无比，《新青年》以后应该对此病根下总攻击”（《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在《自杀论》中，陈独秀意识到他以前极力输入的现代思潮的缺点。他说，“这种新思潮，从它扫荡古代思潮底虚伪、空洞、迷妄的功用上看起来，自然不可轻视了它；但是要晓得它的缺点，会造成青年对于世界人生发动无价值无兴趣的感想。这种感想自然会造成空虚、黑暗、怀疑、悲观、厌世极危险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也能够杀人呵！”⑤在陈独秀看来，虚无思想来自于老庄、佛教、欧洲现代思潮。在这里也许可以指出，《新青年》时期绝不是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乐观主义时代，相反，一种危机意识、虚无观念广为流传。北京大学学生林德扬的自杀，更加浓了这种悲观主义的氛围。“孔子之死”使传统的超验的价值观念逐渐为科学的和功利主义的观点所取代，尤其当科学不能安抚人们深层的精神世界时，人们只好重新退回到传统的道家思想中寻求超越，但道家思想本身就是虚无，“而出家，而发狂，而自杀；意志薄弱不能自杀的，恐怕还要一转而顺世堕落，所以我深恶痛绝老、庄底虚无思想放任主义，以为是青年底大毒”⑥。道家思想使人产生绝望、空无的心理，导致内心不安，精神无所皈依。针对这种情况，陈独秀以一种最新的思潮来克服虚无主义。这种最新思潮是指“新理想主义入新唯实主义”，具有“科学的理想万能”以及“自我扩大”等方面的特点。“自我扩大”某种意义上具有“超人”的特质，那就是在神圣的超验的世界崩塌之后，自己尽最大的勇气克服自己、担当自己、掌握自己、控制自己。尼采是陈独秀所理解的“超人”的原型，陈独秀晚年多次提到要好好读读喜欢的尼采，在江津小镇忍受孤独、身受疾病的折磨和精神的煎熬时，陈独秀的精神支撑就是自己担当自己，用非凡的毅力来反抗绝望。可见，陈独秀提出了用“自我扩大”进行“自我救赎”的办法来克服虚无主义。他意识到现代性的矛盾性、复杂性以及虚无主义就是现代性的产物，或者说就是现代性本身，因此，对老庄思想和西方思潮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在《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中，陈独秀说：“有一部分人住通商口岸，眼所见都是西洋物质文明的工业状况，于是觉得西方人所攻击西方物质文明的话都可移到东方来，而忘了内地的状态和欧洲大不相同。”⑦陈独秀注意到通商口岸和内地的差异，由于这种差异，中国的现代性肯定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性。西方通过对物质文明的批判来反思现代性，中国通过对价值虚无的批判来反思现代性，但中国的现代性还必须依托物质文明的支撑。
由于政治体制的建设离不开思想精神的改造，陈独秀将文学纳入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之中，他说：“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此种文学，盖与吾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⑧。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重新确立了文学的边界，提出了文学改造国民性的命题。
陈独秀所提倡的文学是写实主义文学，具体而言，即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反对排斥与现代的科学精神、现代的宇宙社会人生相违背的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胡适从语言的角度提出“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的主张，试图将一种方言即官话白话提升为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⑨，这种国语就是现代民族国家的语言，她是通过文学的书写语言（或印刷语言）而形成的。她排斥骈体文、桐城派古文等文体。到周作人《人的文学》以及批判“黑幕”等文章的发表，现代文学的排斥机制确立了下来。在《人的文学》中，周作人将神仙鬼怪帝王将相全部驱逐出文学园地，同时也将言情、色情、颓废等文学等同于通俗文学而予以解构，剩下的是一个灵肉和谐的世界脱魅的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人的文学。在《论“黑幕”》、《再论“黑幕”》等文章中，周作人也将“黑幕”作为国民劣根性的产物予以排斥，“黑幕是一种中国国民精神的出产物，很足为研究中国国民性社会情状变态心理者的资料；至于文学上的价值，却是‘不值一文钱’”⑩。钱玄同则将“鸳鸯蝴蝶派”视同“黑幕”，他在《“黑幕”书》中说：“‘黑幕’书之贻害于青年，稍有识者皆能知之。然人人皆知‘黑幕’书为一种不正当之书籍，其实与‘黑幕’同类之书籍正复不少。如《艳情尺牍》、《香艳韵语》，及‘鸳鸯蝴蝶派小说’等等皆是。”{11}
现代文学的起源叙事中除了排斥通俗、古典、颓废等之外，还排斥日常生活叙事的小说。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集》中将陈衡哲的小说省略掉。陈衡哲在《新青年》发表了《老夫妻》（5卷4号）、《小雨点》（8卷1号）、《波儿》（8卷2号）等三篇小说{12}，这些小说写的是夫妻的互相关爱与理解，抒写了人情、人性的平凡而朴素的美。但这些小说因与《新青年》改造国民性的主题相疏离而被忽略。
在现代民族国家文学的建构中，鲁迅的小说体现了多种可能性、复杂性和文化身份认同的焦虑。
中国新文学的第一篇白话小说鲁迅的《狂人日记》曾以“表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震动文坛，为五四新文学的小说创作开创了一个新的起点。吴虞当年就从“表达的深切”的角度对“狂人日记”作出寓言式的解读。他说：“我读《新青年》里鲁迅君的《狂人日记》，不觉得发生了许多感想。……《狂人日记》内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仔细看了半夜，方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我觉得他这日记，把吃人的内容，和仁义道德的表面，看得清清楚楚。那些戴着礼教假面具吃人的滑头伎俩，都被他把黑幕揭破了。”{13}事实上，“表达的深切”来自于“格式的特别”，“格式的特别”也因“表达的深切”而获得“有意味”的创造价值，只有看到这一点，才能对鲁迅小说的“新形式”有深入透彻的领会。
《狂人日记》“格式的特别”，在于它用迫害狂作叙述主体，并采用心理独白式的内叙述视角。由此，它为中国小说打开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完全陌生的审美视界。这种安排对作者来说是两方面的冒险。一方面叙述语言受到叙述者病理特征的严格控制，稍有出入，就会导致整个叙述结构的瓦解。另一方面，创作动机无法在叙述者的病理现象中转换，必须在叙述语言的引申义或隐喻之中找到立足点，在叙述语言的表层结构和深层寓意之间寻求转换的空间。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
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
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
这里的“月光”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有三十多年没有见？三十年之后才发现？这里显示的是一种精神错乱的病态现象。就是说，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浸蕴的人们并没有看到月光，月光在他们看来不过是自在的外物或者某种先验的观念“意”（指儒家的政治伦理）的隐喻，是一种作为先验的形而上学的模式而存在的东西。月光在只有具有自我意识的人那里才成其为月光。当我终于意识到内在的自我时，月光才作为深层心理的而不是观念的月光呈现出来。或者说，作为风景的而不是作为自然的与人保持和谐统一的月光是被内面的人“发现”的。这是对中国传统小说描写外界环境的视角的颠倒。于是“月光”、“爽快”、“发昏”等词语就与我的感受之间建立起联系，突出了“我”与外在环境鲜明的对立。“何以看我两眼呢？”是叙述者通过质疑的方式推断自我的存在。小说中“眼睛”的意象反复出现。如“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但是小孩子呢？那时候他们还没有出世，何以今天也睁着怪眼睛，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老子啊！我要咬你几口才出气’，他眼睛却看看我”等等。这些不同的眼睛构成了一张异于“我”的网。当我通过他人推断自己的存在，我发现我与他人之间有一条逾越不过的鸿沟。在他们的眼里，“我”是疯子，在我的眼里，他们的眼色，他们的行为都很可疑，在这双重视角的观照下，整个世界是一片颠倒，一片混乱。表明了我不仅无法从他们那里确证自我的存在，反而使自我的存在陷入生存的恐惧之中，于是，我只有从自我的内部来认识自己。
吃人的是我哥哥！
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当我从外面转向内心，连我的内心也不可靠，“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使自我的存在彻底瓦解，我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内心的忏悔，外在的压抑的情绪包围着我，我一步一步遁入虚无。与此同时我又与外在的环境不知不觉之中构成了一种同谋，吃人的人的兄弟“我”也吃过人。我陷入文化的宿命之中，要从中突围出来异常艰难。狂人真正陷入绝望。
在《狂人日记》中，鲁迅运用的双重视角导致了叙述世界的双重颠倒。白话文体中的体验与叙事，是一种自我的日常生活体验，它与王朝国家的官方语言（文言文）形成的集体经验完全不同。在白话文体中，狂人处于精神的癫狂状态，从这种癫狂的视角，狂人发现了秩序化、习惯化、理性化社会中的诸多症候，现实中的人都不正常。而现实中的人认为狂人的世界是一个颠倒的生病的世界。在文言文的世界里，成规的经验、传统起支配作用。在这里，狂人的病被治愈，狂人不再是狂人而成为一个“正常”的人，传统体制中的人。正如杰姆森所说：“第三世界的本文，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本文，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14} 由此看来，《狂人日记》某种意义上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寓言。
最后是认同的焦虑。我们来分析鲁迅的小说《故乡》是怎样展开对乡土中国的想象。小说一开始就通过我的视角写出了现实的故乡与记忆中的故乡的差异。在我的眼里，现实的故乡荒凉、萧索、死气沉沉。记忆中的故乡是童年的故乡，那里有月光、沙地、海边、鸟雀、贝壳、西瓜地、猹等，童年的时光充满着快乐、新奇、温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文本指出这是由于叙事者“我”的心理原因造成的：“因为我这次回乡，本没有什么好心绪。”难道说“我”的回乡是无奈的？原来“我”离开故乡二十年，在异地他乡过一种辛苦辗转的生活。这里写出了“我”的身份的焦虑。现实的故乡不能成为“我”精神的抚慰，他乡又给“我”无根之感。历史与现实都遁入颓败之中。童年的小伙伴闰土过着多子饥荒麻木的生活。“我”和闰土被生活隔成了两个世界，但为生活而辛苦奔波是我们共同的特点。我们的下一代水生与宏儿也许有新的生活，也许还会延续我们的生活。那么记忆中的故乡呢？文本通过月光、沙地等自然风景来建构乡土中国。这里的风景具有双重性，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风景和从现象学意义上的风景。传统的风景是一种颓败文化的象征。现代意义上的风景与内在的自我联系在一起，是由深层意识的自我“发现”的。当“我”在现实中无法找到心灵的归依时，内心的风景便出现了。这样作为乡土中国的故乡与“我”之间便产生无法归依、无法逃遁的复杂关系，“我”对以闰土为表征的故乡的批判被一种乡土中国的想象所置换。
从以上的分析可知，现代文学的生成离不开政治、经济、文化、新兴媒体、理论设计等因素，这本身也决定了现代文学的特点，它从来不是文学本身的事情，从这一思路可以看出现代文学演变的文化逻辑。这种文化逻辑即是文学是民族国家的事业，她具有自我纯化的排斥机制。革命文学的兴起、左翼文学的成立、延安文学的出现乃至社会主义文学、文革文学的形成都是这种文化逻辑的产物。从另一方面来看，自由主义文学、通俗文学、现代派文学以及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等的边缘化与《新青年》所形成的文学机制密切相关。《新青年》新文学的文化逻辑与现代文学制度（文联、文协、作协、鲁艺等）的形成、演变不可分离。
注释：
①《通信——陈独秀答常乃德》，《新青年》第3卷第2号。
② 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新青年》第3卷第3号。
③ 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新青年》第2卷第2号。
④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
⑤ 陈独秀：《自杀论》，《新青年》第7卷第2号。
⑥ 陈独秀：《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新青年》第9卷第1号。
⑦ 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新青年》第8卷第4号。
⑧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2卷第6号。
⑨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4卷第4号。
⑩ 周作人：《再论“黑幕”》，《新青年》第6卷第2号。
{11} 钱玄同：《“黑幕”书》，《新青年》第6卷第1号。
{12} 《新青年》的小说作者除旧小说作者苏曼殊外，只有鲁迅和陈衡哲两人。
{13} 吴虞：《吃人与礼教》，《新青年》第6卷第6号。
{14} 杰姆森：《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5页。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