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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官员和老总要角逐“院士”头衔?这种现象从何时开始?当选工程院院士能为他们带来什么?
上海市副市长沈晓明、教育部原副部长吴启迪、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中石化副总经理曹耀峰……
这些引人注目的名字，出现在2011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的名单中，由此引来坊间热议。
在一片“高官、高管俱乐部”、“中国工程院还是中国工程队”的非议声中，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院士增选政策委员会主任旭日干接受采访时表示，“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首先必须是科学家”、“这一标准对所有的被提名人一视同仁，不管是对高级干部、企业老总，还是对没有行政级别的科研人员”。
院士产地
从历届当选或候选院士名单中可以发现，中国工程院工程管理学部汇聚了最多的政府高官和央企高管。这个被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顾海兵教授批为“怪胎”的工程管理学部，尚未出生即争议不断。
上世纪末，中国工程院时任院长宋健等人希望增设管理学部，但这个设想在交付全体院士表决之前就己夭折。直到2000年——中央定调的“管理年”，工程院正式提出设立管理学部，并于当年6月7目的院士大会上由院士们投票表决。
不少老院士并不买账。在1994年工程院成立之初即当选首批院士的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所研究员谢礼立，就坚决反对设立管理学部，因为“科学的管理和高官的管理是两回事”。更多的院士担心，掌握权力的高官，利用这个机会，当选工程院士，让管理学部变成+官员和企业家的俱乐部。
在投票的前一天，支持设立管理学部的人心里并没有底。甚至有内部人士估计，最乐观的情形也就是一半同意一半不同意。为此，工程院主席团一直“积极”地在院士们中间做解释和说服工作。
最后的结果，236票赞成，147票反对，62票弃权，以微弱优势通过。
这个投票结果如果放到今天，管理学部根本无法成立。按照目前的工程院院士章程，只有三分之二以上赞成票才能设置和调整学部。而当时只需超过二分之一赞成票即可通过。
此后，高官和高管们纷纷奔向管理学部，铁道部、建设部、教育部、卫生部、农业部、公安部、税务总局等部委多位现任或卸任的部级领导成为管理学部的有效院士候选人，宝钢、鞍钢、武钢、邯钢、唐钢、中石化、中石油等大企业的老总副总是参选院士的常客，就连茅台集团董事长季克良也来凑过热闹。
如今，管理学部已有44位院士，其中28人是管理学部2000年刚成立时从其他学部“拉”过来的，这28人里只有3人有过政府部级高官背景，仅1人曾任国企高管。其余16人则是后来陆续增选的，他们中有部级高官背景的7人，有国企高管背景的3人。
不过，官员和企业领导成为院士，并不新鲜，从工程院成立之初就大量存在。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历史更为悠久的中国科学院。
1949年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科学院为归属于政务院的政府部门，后调整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郭沫若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并无明显学术背景的陈伯达任第一副院长。而此前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的院长则是横跨学界和政界的大腕蔡元培、朱家骅。
1954年起，中国科学院建立学部，并评选“学部委员”(大致相当于院士)。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王扬宗在《中国院士制度的建立及其问题》一文中指出，学部委员的评选程序是内部提名、内部评定(即“协商”)，最后报中共中央，主要是中宣部批准。此时的评选除了学术标准，还有重要的政治标准，即“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
据此标准，周扬、胡乔木、吴晗等大批党政官员入选学部委员。此外，郭沫若、范文澜、茅盾、翦伯赞等被王扬宗称作“半官半学”的人士也大量入选学部委员。
中国工程院不仅仅是“荣誉性、学术性咨询机构”，它还是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长期关注院士制度的顾海兵指出，从级别上讲，科学院、工程院有时比科技部还高。“因为科技部长是部级，而两院的离任院长很多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
几乎已经形成惯例的是，工程院之前三任院长，朱光亚、宋健和徐匡迪都曾在任职或离任院长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而中国科学院在“文革”之后的历任院长，卢嘉锡、周光召和路甬祥，都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选上院士，得掉几层皮
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学院的前身，是国民政府在1928年成立的“中央研究院”。1948年，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经过评议和选举，產生了中国的第一批共81名院士，分为数理、生物、人文三组，其中数理组有陈省身、华罗庚、苏步青等学术大师，人文组也囊括了胡适、陈寅恪、顾颉刚等大家。人们公认，这批“中央研究院院士”已经达到或接近当时相关学术领域的世界一流水平。
当年的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是学习西方的体制，但今天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研究领域与西方工程科学并不完全相同。
比如，中国工程院有至少5名从事中医的院士，他们是医药卫生学部的董建华(已故)、程莘农、石学敏、王永炎和张伯礼。其中董建华被视作“中医泰斗”，而程莘农和石学敏则是中医针灸专家。程莘农主持了“循经感传和可见的经络现象”和“十四经穴点穴法”的研究，石学敏院士发明了“醒脑开窍针刺法治疗中风病”。
中国工程院的农业学部还有一名院士，被媒体称作“茶道大师”、“首位茶学院士”。他叫陈宗懋，今年78岁。陈宗懋现任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研究员、博导，中国茶叶学会名誉理事长。2003年，他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长寿”也是常常与“院士”联系在一起的话题。中科院院士平均年龄72岁，工程院院士平均年龄为74.1岁。所有的工程院院士中，80岁以上则被授予“资深院士”称号。工程院资深院士有182人，而科学院80岁以上的院士有231人。
院士增选曾被学术界认为是严苛的选举，“选上院士，得掉几层皮。”著名水稻专家袁隆平最终落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第一位美国科学院外籍女院士李爱珍至今也--没有国内的院士头衔。
按照国际惯例，院士候选人通常由院士提名。但中国特色的院士选举还多出来一个重要渠道：由省市自治区、部委、央企等组织的单位遴选。原本是学术圈内的事务，也因此从一开始就被赋以浓重的行政色彩。
通常，高官高管获得提名不在话下，“一个省的副省长，一个部的部长，或者大企业的老总，在系统内肯定很有地位，这种行政色彩浓厚的初选对他们很有利的。”顾海兵说。
学而优则仕，一些在科技上取得成就的学者，后来担任了行政或技术领导职务。现任工程院院长周济在1999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后，历任武汉市市长、教育部部长。
高官高管中也有真才实学者。不过，在一些情况下，参选院士的高官高管并不是那么令人信服。 铁道部、建设部等部委，宝钢、鞍钢、中石油、中石化等央企，都掌握着一大批国家重点工程项目，其高层参与或领导过名目繁多的重大工程不足为奇。但他们究竟是名义上的行政管理，还是具体实施的工程管理，难以厘清。
不会退体的荣誉与待遇
获得工程院院士这一“国家设立的工程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后，各种好处都会随之而来。
院士头衔的好处之一是，此为终身荣誉。
一些熟悉政界的人士常常开玩笑称，两院(中科院、工程院)是中国部级官员最多的单位——尽管没有明文规定，人们几乎公认，所有的院士均享受相当于副省／部级待遇。当然也有例外——本身是正部或以上级别的院士会享受更高级别待遇。
尽管院士已经在人数上大大增长，在地方上，他们仍然是相当稀缺的资源。公开资料显示，各地为了招徕院士，均推出了相当优厚的条件。
新疆明文规定，在新疆的院士除了可享受副省级干部待遇，还“将被聘为自治区党政领导的科技顾问，参与自治区重大科技、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决策……根据需要，为院士组建实验室，配备助手或秘书，安排办公室；有关单位保证院士著作及时出版，为院士出国出境开展学术交流提供方便，简化手续，保证经费”。
‘2010年8月，河北宣布，在冀院士特殊生活补贴由每人每年6万元增加到20万元：新引进和新当选的院士给予100万元的科研启动经费支持；新引进院士给予一次性安家费20万元；医疗保健按副省级对待，每年两次健康检查；配备相对固定的专用车辆；重点实验室建设、重大项目研发优先立项，重点保障。
除了普遍的待遇优厚，各省为招徕院士，奇招迭出。沈阳市曾规定飞机场和火车站对院士出行要给予贵宾待遇；湖南省政府曾提出，给在湖南工作的院士配发“湘O”汽车牌照，而“O”字头的汽车牌照此前一直是警务用车专属。
院士的另一好处是话语权。顾海兵说，在整个中国的体系里，很多地方都得院士说话，从重大科研课题的确定和经费的分配，到直通中央的意见反映渠道，院士比其他人有更多的优势。
很多地方都将院士奉若神灵，并且抛出物质诱惑。2011年5月，大连市就将引进院士的安家补贴从过去的30万提升至100万元。
一些高官高管或许并不在乎安家费或科研经费，但院士称号还会带来非物质的、无形的好处。
中煤能源集团公司总经理王安，2009年年底当选为工程院管理学部院士，2010年年初即被聘为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没多久，他又成为母校太原理工大学的“双聘院士”。当选院士之前，他在学术界并未获得如此认同。
时任大庆油田董事长的王玉普当选之后，从高管成功转型为高官，出任黑龙江省副省长和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高官呢，手中本来就有权力。如果再加上院士稱号，就可以在其他官员或其他专业人员面前有更多和更高的话语权。一个是有比较高的荣誉，一个是有比较高的话语权，几万元的院士津贴，他们根本不放在心上。”谢礼立说。
院士头衔还有一个好处：即使出现严重学术问题也不容易落马，其保险程度远远高于高官高管职位。
中国科技大学火灾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和清华大学公共安全中心主任范维澄教授，有多篇论文被认定构成剽窃。其弟子陈晓军称，他冒用了范维澄及其他作者的名义进行投稿。无论如何，范在事发后不仅未及时采取纠正措施，反而将剽窃内容作为课题研究进展上报科技部。
工程院院士章程规定，当院士的个人行为涉及丧失科学道德，背离了院士标准时，可依据程序撤销其院士称号。质疑者因此认为范维澄的工程院院士称号应被撤销。但工程院2007年仅给予了范维澄全院范围内的通报批评。
工程院成立管理学部的初衷，并非方便高管和高官们行事，而是“有责任为提高我国管理科学和工程的水平，推动其发展和推广应用做出自己的努力”。不过，几位工程院的院士都表示，目前看不出管理学部对中国的管理科学与工程有什么大的推动。
谢礼立说，科学管理不靠权力，你得提出科学管理的方法，尽管你不是当官的，全世界也都能用。而管理学部院士中能够达到这个标准的，实属凤毛麟角。因此，他主张在当前情况下“应该严格控制，甚至应该紧急暂停”。
上海市副市长沈晓明、教育部原副部长吴启迪、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中石化副总经理曹耀峰……
这些引人注目的名字，出现在2011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的名单中，由此引来坊间热议。
在一片“高官、高管俱乐部”、“中国工程院还是中国工程队”的非议声中，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院士增选政策委员会主任旭日干接受采访时表示，“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首先必须是科学家”、“这一标准对所有的被提名人一视同仁，不管是对高级干部、企业老总，还是对没有行政级别的科研人员”。
院士产地
从历届当选或候选院士名单中可以发现，中国工程院工程管理学部汇聚了最多的政府高官和央企高管。这个被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顾海兵教授批为“怪胎”的工程管理学部，尚未出生即争议不断。
上世纪末，中国工程院时任院长宋健等人希望增设管理学部，但这个设想在交付全体院士表决之前就己夭折。直到2000年——中央定调的“管理年”，工程院正式提出设立管理学部，并于当年6月7目的院士大会上由院士们投票表决。
不少老院士并不买账。在1994年工程院成立之初即当选首批院士的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所研究员谢礼立，就坚决反对设立管理学部，因为“科学的管理和高官的管理是两回事”。更多的院士担心，掌握权力的高官，利用这个机会，当选工程院士，让管理学部变成+官员和企业家的俱乐部。
在投票的前一天，支持设立管理学部的人心里并没有底。甚至有内部人士估计，最乐观的情形也就是一半同意一半不同意。为此，工程院主席团一直“积极”地在院士们中间做解释和说服工作。
最后的结果，236票赞成，147票反对，62票弃权，以微弱优势通过。
这个投票结果如果放到今天，管理学部根本无法成立。按照目前的工程院院士章程，只有三分之二以上赞成票才能设置和调整学部。而当时只需超过二分之一赞成票即可通过。
此后，高官和高管们纷纷奔向管理学部，铁道部、建设部、教育部、卫生部、农业部、公安部、税务总局等部委多位现任或卸任的部级领导成为管理学部的有效院士候选人，宝钢、鞍钢、武钢、邯钢、唐钢、中石化、中石油等大企业的老总副总是参选院士的常客，就连茅台集团董事长季克良也来凑过热闹。
如今，管理学部已有44位院士，其中28人是管理学部2000年刚成立时从其他学部“拉”过来的，这28人里只有3人有过政府部级高官背景，仅1人曾任国企高管。其余16人则是后来陆续增选的，他们中有部级高官背景的7人，有国企高管背景的3人。
不过，官员和企业领导成为院士，并不新鲜，从工程院成立之初就大量存在。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历史更为悠久的中国科学院。
1949年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科学院为归属于政务院的政府部门，后调整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郭沫若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并无明显学术背景的陈伯达任第一副院长。而此前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的院长则是横跨学界和政界的大腕蔡元培、朱家骅。
1954年起，中国科学院建立学部，并评选“学部委员”(大致相当于院士)。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王扬宗在《中国院士制度的建立及其问题》一文中指出，学部委员的评选程序是内部提名、内部评定(即“协商”)，最后报中共中央，主要是中宣部批准。此时的评选除了学术标准，还有重要的政治标准，即“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
据此标准，周扬、胡乔木、吴晗等大批党政官员入选学部委员。此外，郭沫若、范文澜、茅盾、翦伯赞等被王扬宗称作“半官半学”的人士也大量入选学部委员。
中国工程院不仅仅是“荣誉性、学术性咨询机构”，它还是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长期关注院士制度的顾海兵指出，从级别上讲，科学院、工程院有时比科技部还高。“因为科技部长是部级，而两院的离任院长很多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
几乎已经形成惯例的是，工程院之前三任院长，朱光亚、宋健和徐匡迪都曾在任职或离任院长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而中国科学院在“文革”之后的历任院长，卢嘉锡、周光召和路甬祥，都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选上院士，得掉几层皮
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学院的前身，是国民政府在1928年成立的“中央研究院”。1948年，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经过评议和选举，產生了中国的第一批共81名院士，分为数理、生物、人文三组，其中数理组有陈省身、华罗庚、苏步青等学术大师，人文组也囊括了胡适、陈寅恪、顾颉刚等大家。人们公认，这批“中央研究院院士”已经达到或接近当时相关学术领域的世界一流水平。
当年的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是学习西方的体制，但今天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研究领域与西方工程科学并不完全相同。
比如，中国工程院有至少5名从事中医的院士，他们是医药卫生学部的董建华(已故)、程莘农、石学敏、王永炎和张伯礼。其中董建华被视作“中医泰斗”，而程莘农和石学敏则是中医针灸专家。程莘农主持了“循经感传和可见的经络现象”和“十四经穴点穴法”的研究，石学敏院士发明了“醒脑开窍针刺法治疗中风病”。
中国工程院的农业学部还有一名院士，被媒体称作“茶道大师”、“首位茶学院士”。他叫陈宗懋，今年78岁。陈宗懋现任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研究员、博导，中国茶叶学会名誉理事长。2003年，他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长寿”也是常常与“院士”联系在一起的话题。中科院院士平均年龄72岁，工程院院士平均年龄为74.1岁。所有的工程院院士中，80岁以上则被授予“资深院士”称号。工程院资深院士有182人，而科学院80岁以上的院士有231人。
院士增选曾被学术界认为是严苛的选举，“选上院士，得掉几层皮。”著名水稻专家袁隆平最终落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第一位美国科学院外籍女院士李爱珍至今也--没有国内的院士头衔。
按照国际惯例，院士候选人通常由院士提名。但中国特色的院士选举还多出来一个重要渠道：由省市自治区、部委、央企等组织的单位遴选。原本是学术圈内的事务，也因此从一开始就被赋以浓重的行政色彩。
通常，高官高管获得提名不在话下，“一个省的副省长，一个部的部长，或者大企业的老总，在系统内肯定很有地位，这种行政色彩浓厚的初选对他们很有利的。”顾海兵说。
学而优则仕，一些在科技上取得成就的学者，后来担任了行政或技术领导职务。现任工程院院长周济在1999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后，历任武汉市市长、教育部部长。
高官高管中也有真才实学者。不过，在一些情况下，参选院士的高官高管并不是那么令人信服。 铁道部、建设部等部委，宝钢、鞍钢、中石油、中石化等央企，都掌握着一大批国家重点工程项目，其高层参与或领导过名目繁多的重大工程不足为奇。但他们究竟是名义上的行政管理，还是具体实施的工程管理，难以厘清。
不会退体的荣誉与待遇
获得工程院院士这一“国家设立的工程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后，各种好处都会随之而来。
院士头衔的好处之一是，此为终身荣誉。
一些熟悉政界的人士常常开玩笑称，两院(中科院、工程院)是中国部级官员最多的单位——尽管没有明文规定，人们几乎公认，所有的院士均享受相当于副省／部级待遇。当然也有例外——本身是正部或以上级别的院士会享受更高级别待遇。
尽管院士已经在人数上大大增长，在地方上，他们仍然是相当稀缺的资源。公开资料显示，各地为了招徕院士，均推出了相当优厚的条件。
新疆明文规定，在新疆的院士除了可享受副省级干部待遇，还“将被聘为自治区党政领导的科技顾问，参与自治区重大科技、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决策……根据需要，为院士组建实验室，配备助手或秘书，安排办公室；有关单位保证院士著作及时出版，为院士出国出境开展学术交流提供方便，简化手续，保证经费”。
‘2010年8月，河北宣布，在冀院士特殊生活补贴由每人每年6万元增加到20万元：新引进和新当选的院士给予100万元的科研启动经费支持；新引进院士给予一次性安家费20万元；医疗保健按副省级对待，每年两次健康检查；配备相对固定的专用车辆；重点实验室建设、重大项目研发优先立项，重点保障。
除了普遍的待遇优厚，各省为招徕院士，奇招迭出。沈阳市曾规定飞机场和火车站对院士出行要给予贵宾待遇；湖南省政府曾提出，给在湖南工作的院士配发“湘O”汽车牌照，而“O”字头的汽车牌照此前一直是警务用车专属。
院士的另一好处是话语权。顾海兵说，在整个中国的体系里，很多地方都得院士说话，从重大科研课题的确定和经费的分配，到直通中央的意见反映渠道，院士比其他人有更多的优势。
很多地方都将院士奉若神灵，并且抛出物质诱惑。2011年5月，大连市就将引进院士的安家补贴从过去的30万提升至100万元。
一些高官高管或许并不在乎安家费或科研经费，但院士称号还会带来非物质的、无形的好处。
中煤能源集团公司总经理王安，2009年年底当选为工程院管理学部院士，2010年年初即被聘为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没多久，他又成为母校太原理工大学的“双聘院士”。当选院士之前，他在学术界并未获得如此认同。
时任大庆油田董事长的王玉普当选之后，从高管成功转型为高官，出任黑龙江省副省长和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高官呢，手中本来就有权力。如果再加上院士稱号，就可以在其他官员或其他专业人员面前有更多和更高的话语权。一个是有比较高的荣誉，一个是有比较高的话语权，几万元的院士津贴，他们根本不放在心上。”谢礼立说。
院士头衔还有一个好处：即使出现严重学术问题也不容易落马，其保险程度远远高于高官高管职位。
中国科技大学火灾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和清华大学公共安全中心主任范维澄教授，有多篇论文被认定构成剽窃。其弟子陈晓军称，他冒用了范维澄及其他作者的名义进行投稿。无论如何，范在事发后不仅未及时采取纠正措施，反而将剽窃内容作为课题研究进展上报科技部。
工程院院士章程规定，当院士的个人行为涉及丧失科学道德，背离了院士标准时，可依据程序撤销其院士称号。质疑者因此认为范维澄的工程院院士称号应被撤销。但工程院2007年仅给予了范维澄全院范围内的通报批评。
工程院成立管理学部的初衷，并非方便高管和高官们行事，而是“有责任为提高我国管理科学和工程的水平，推动其发展和推广应用做出自己的努力”。不过，几位工程院的院士都表示，目前看不出管理学部对中国的管理科学与工程有什么大的推动。
谢礼立说，科学管理不靠权力，你得提出科学管理的方法，尽管你不是当官的，全世界也都能用。而管理学部院士中能够达到这个标准的，实属凤毛麟角。因此，他主张在当前情况下“应该严格控制，甚至应该紧急暂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