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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现在的中国人，如果他对于遥远的1921年只记得一件事，那一定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个集群的形象首次出现在这里
上海兴业路76号，坐北朝南的石库门建筑，现在仍是上海新天地最显眼的红色地标。90年前，这里是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共产党员李汉俊之兄李书城的住宅。现在每个路过它的人，都会注意到其与众不同之处，门前悬挂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火会会址”让那一次小范围的聚会，成为永不磨灭的定格。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舶自西方的各种主义，带给国人狂飙突进般的头脑风暴。但大浪淘沙，最终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90年里，中国共产党从50多位党员发展到7000多万名党员，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执政党。
而这一切，都要追溯到1g21年中共的成立及其此前风云激荡的十年。
1911：“康党”变身革命党
清廷的覆亡是一个命定的结局，但武昌起义的成功，却是几经周折取得的。1911年，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于大多数中国人还是陌生的，虽然零星的译介已经在知识界传播。在此之前，主导思想界话语权的分别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维新思想与孙中山等人的革命主张。
1986年，18岁的安徽怀宁人陈独秀考中秀才，但他对科举无甚兴趣，甲午战争失败对他的刺激很深，在保守与维新派的论战中，他倾向于后者，因而被乡里儒者视为“康党”“孔教罪人”。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陈独秀受聘成为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康粱的思想此时于他早已是敝屣。
这年，比陈独秀小10岁的李大钊刚刚23岁，还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他生于河北乐亭，“家贫，只有薄田数十亩”，幼失双亲，由祖父抚养。1927年作《狱中自述》，他捉及投考北洋法政学校的缘由：“钊感到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
这种深受外国侵略刺激的心态，在出身于湖南韶山冲富户家的毛泽东身上也有鲜明体现。1911年，没人知晓他将成为20世纪影响中国最大的政治人物。他已经19岁了，却刚刚读完小学，暑假结束后得以去省城的中学读书，令他“极其兴奋”，都不太敢相信这是真的。
此时的毛泽东非常关心国家大事。他在《民立报》上读到黄花岗起义的消息后，就在学堂墙上贴了一张大字报，第一次公开发表政见，提出把孙中山请回来当新政府的大总统，而康有为和梁启超则分别为内阁总理和外交部长。此时的他奇迹般把维新派与革命派的主张揉合在一起，暴露出内心对政治的模糊。
毛泽东的1915年，是从抗议开始的。他写了一篇抗议学校校长收费的宣言，还用“二十八画生”(毛泽东繁体共二十八画)为笔名，在报纸上登广告并张贴启事，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和他联系。他和一个叫萧瑜的同学，在夏天徒步走了湖南五个县，一路乞讨，没有花一个铜板。
这一年初，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秘密文件，袁世凱于5月接受。帝制推翻已近四载，共和的益处似乎并未显现，其弊端反而随处可以拈来。
李大钊已于两年前东渡日本，在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他也参加了留日学生的抗议行动，他在起草的通电《警告全国父老书》中说：
“盖政府于兹国家存亡之大计，实无权以命我国民屈顺于敌。既已认定，则当更进而督励我政府，俾秉国民之公意，为最后之决行，纵有若何之牺牲，皆我国民承担之。”
话语问仍持对中国政府的监督合作态度，共同对外。
而陈独秀则又不同。1915年7月，他创办了《新青年》杂志，使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营垒。他在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向青年提出六点希望：
“自由的而非奴隶的。
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此后，《新青年》周围聚集起一群反传统的知识分子，包括1916年回国的李人钊，虽然一直较陈独秀稳健，但也参与其中。毛泽东亦然，“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可是就在这时候，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
1919：不见硝烟的战场
1919年5月3日的深夜，国立北京大学雄浑而沉重的红楼内，灯火通明，人声鼎沸，礼堂内外挤满了北京各高等学校的学生代表。
一位名叫邵飘萍的记者朗声道：“现在民族命运系于一发，如果我们再缄默等待，民族就无从救亡，而只有沦亡了。北大是全国最高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勇抗争。”众人听了，悲愤交加，有的顿足捶胸，痛哭失声。一个学生走上前去，激动得说不出话。只见他“刺啦”一声，撕下一大块衣襟，举起中指，一咬而破，挥指在衣襟上血书下四个大字：“还我青岛”。
第二天，便爆发了响彻整个中国的“五四”运动。国内知识分子对西方强权的想象，也在这一刻开始了新的幻灭。
虽然毛泽东早已于1918年抵京，但仅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内谋了一个助理员的职位，他没能像其他同道一样赴法勤工俭学，1919年初他离开北京，错过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但毛泽东这一年在湖南创办了《湘江评论》，开始频繁地撰写文章，批判旧制度、旧文化与帝国主义列强，鼓动工人和农民组织起来反抗。他还带头参加了驱逐长沙督军张敬尧的运动，起因是他们暴力破坏日货商店并焚烧日货的行为受到了张的干涉。
“五四”运动爆发时，作为北大图书馆馆长的李大钊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在《晨钟报》创刊号上说：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
所指“一二哲人”，正是暗指此后共产党创建的关键人物——“南陈北李”。然而此时陈独秀也并不在现场。他陷入了自己人生的一大危机之中——因个人生活原因被解除北大文科学长职位后，“被休假”一年。
1920：他们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十月革命之后的苏联，表现出与西方列强迥异的对华政策，宣布前俄罗斯帝国时代与中国所订密约一律取消，引发国内思想舆论界的一致好评。
1920年4月，共产国际派出的俄共(布)党员小组维经斯基等人抵京，与李大钊见面。维经斯基又在李大钊的介绍下去上海见了陈独秀。陈独秀亦组成“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其成员多次与维经斯基交流。在维经斯基的建议下，陈独秀加快了建党的步伐。
其实，在1920年2月，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两人就提及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此后在通信中亦有商讨，所谓“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在党的名字是“社会党”还是“共产党”的问题上，陈独秀征求了李大钊的意见，并最终决定采纳后者。
《新青年》位于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的编辑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时为1920年8月。虽然名字叫“中国共产党”，但它其实是后来组成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地方组织，陈 独秀为书记，骨干则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为主。两个月后，北人图书馆李大钊办公室内，亦成立“共产党小组”，呼应了上海的行动。
毛泽东在共产党地方组织成立之前的1920年夏天，先后在北京、上海与李大钊、陈独秀有了直接接触，回长沙后他就开始与志同道合者讨沦建党问题。这些年来，他一直沉浸在对政治的高度热情中。
1920年，27岁的毛泽东结婚了，妻子是他的老师杨昌濟的女儿杨开慧。这一年，新民学会还组织了一个庆祝俄国十月革命三J习年的示威游行，并与警察发生冲突。毛泽东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组织起来。“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就在这年初冬，毛泽东等人在长沙新民学会中也秘密创建了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1：绝非“依旧而已”
1921年2月8日，中国旧历新年。
这一天，中华民国航空署的数架飞机翱翔于北京的蓝天，在总统府、国务院和航空署上空作飞行技术表演。这一仪式宣告了投机、冒险的猴年业已结束，自负、好斗的鸡年已展翅登台。数十年后，毛泽东写下“一唱雄鸡天下白”的豪迈诗句。其实从第一声鸡叫，到天下大白，还要经过漫漫黑夜。1921年的这个鸡年——辛酉年，也许正是这个夜晚最黑最冷的时刻。
“1921”这个数字，在汉语中的谐音是“依旧而已”。然而1921年的中国，却再也无法“依旧”下去。
这一年，中国仅史书明确记载的地震就达十次，全国上下，春夏秋冬，东西南北。然而，其他的灾神并不甘心让地震独享“荣誉”，水灾、旱灾、火灾、雪灾和鼠疫也都齐齐来凑热闹。
五灾俱全，生民涂炭。上海《民国日报》、《申报》、《时报》等大报曾在1月份连载华北灾区惨状。豫北灾民约一千余万，豫北、豫西平均每日死至五六千人。陕县、渑池人民食树皮、石粉，直隶灾民食蒺藜、草根。直隶顺德的草根、树皮已食尽，某妇烹食幼子……
巨大的灾情，电引起国际社会极大关注。3月12日，美国总统哈定吁请美国人民竭力救济中国饥荒。
但是中国的饥荒，有谁能救得了呢?
仅湖南一省的饥民，据统计就有200万，“老弱蜂捌轨道，哀求附车运往他处觅食”，能运到“美丽的阿美利加”去?
湖南饥民忍无可忍，常常聚众数千到城镇去吃“排饭”，即用贴告示的办法宣布某日至某富人家吃饭。“各地官绅无法制止。”
民以食为天。食没有了，这个天就该变一变了。
变以乱始。1921的中国，社会秩序大乱，匪盗蜂起。苏皖交界处土匪千百成群，肆意掳掠。湘西匪首张嘉乐纠集悍匪数千、快枪数百，伏击官军，抢劫商船。山东巨野、定陶间千余土匪击溃了一营官军。黑龙江讷河遭八百马贼突袭，全歼守军一中队，县衙公署被焚……匪患如此猖獗，国家机器束手无策。倒是河南各县的军队有办法，他们私通悍盗，供给土匪枪支，一支枪每昼夜赁洋五元，子弹每粒赁洋一角，盗匪作案时，附近军队不得干预。
从兵匪一家，到兵即是匪，正所谓“有枪就是草头王”。
7月28日，湘鄂战争爆发。两军连日大战，战况激烈，举国震动。至8月8日，湘军大胜。然而直系军阀又出兵五路，死力援鄂。8月10日，湘直大战又上演了。此后多方混战，至年底米决。
正像老舍《茶馆》里的台词：“今天，王大帅打李大帅，明天赵火帅又打王火帅。”中国百姓再温良，也实在耐不下去r。豫东南白朗余部五六千人举事，号为“黑狼”。鄂西数千农民起义，头扎红巾，自称“神兵”，反对军阀残暴统治。他们向民众宣言，专为讨伐官军，保护良民。
在城市刚刚形成不久的中国无产阶级也掀起了一次又一次工潮。这一年，中国各地罢工达49次，人数13万人。
整个社会的大动荡、大混乱，意味着权力中心的离散。1921年的中国，存在着南北两个民国政府，南方广东政府以孙中山为旗帜，北方的北京政府则以徐世昌为大总统。
孙中山一直力主北伐，但实际力量却连两广都不能有效控制，急需外援。他在8月给苏俄外交委员会的信中说：“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的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的组织。”12月23日，孙中山在桂林会见了经李大钊介绍前来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从此发现了一条重整河山的新径。
这一年，国内混乱，外患频仍。美、英、法、意、日等列强重新切割国际大蛋糕，中国又沦为了板上鱼肉。昔日的欧洲已不复存在，赫赫不可一山：的德、奥、俄三火帝国俱已从政治地图上消失，流落异域的王公贵族们热烈地讨论着列宁及苏维埃统治下的“谜一般的俄国”。
1月15日，吉林代表上书政府，痛陈人民受日军奸淫、枪杀、活埋、火烧、腰斩等惨状，财产损失2000万元，人民伤亡近千，“请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全吉七百万人誓为政府后盾”。
3月21日，驻哈尔滨之口军第五十三联队借日本春季“皇灵祭”之名演习，以炫耀武力……
这一年，他们都在行动
1921的中国，国内四分五裂，天灾人祸接踵不断，国际关系也一片艰难，兵马相望，大旗待树，7月的“共商大计。”已经是水到渠成之事。
这一年1月，意大利共产党成立。
3月，蒙占人民革命党成立。
5月，罗马尼亚共产党成立。
7月23日晚，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群南腔北调之人开始举行一个秘密而热烈的会议。这其中有13名中国人：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包惠僧。他们代表了中国各地一共五十多名志同道合的人。五十几个人，在四万万人海中，实在是“极少数极少数”。
出席会议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柯尔斯基。他们的出场意味着那“极少数极少数”的13个人，拥有一个多数派的国际背景。那个“多数派”一词，在另一种语言中，叫做“布尔什维克”。
这是一群年轻人的聚会，出席会议的人以来自湖南的何叔衡最为年长，但也不过45岁，最为年轻的仅19岁。他们平均年龄28岁，刚好是毛泽东此时的年龄。
一群热血青年相聚，指点江山，不免激动，马林更是“声若洪钟，口若悬河”。也许是他的大嗓门引起了怀疑，会议开到一周的时候，一个陌生男子突然闯入会场，马林判断这是暗探。在李达夫人王会悟的建议下，代表们分批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将最后天的会议开完。
陈独秀和李大钊均因事务繁忙未出席会议，但陈独秀被选举为中央局书记。中央局组成人员还有张国焘和李达，前者负责组织，后者负责宣传。毛泽东出席了一大会议，他穿着一件布长衫，比较活跃，但没能进入中央局。
1927年国共决裂后，陈独秀离开了中共中央领导岗位，两年后被开除党籍。李大钊则在革命中途牺牲。13名中共一大代表，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有的被杀害(李汉俊、陈潭秋、邓恩铭、何叔衡)，有的过早病逝(王尽美)，有的遐居书斋(李达)，有的自动脱党(包惠僧)，有的被开除党籍(张国焘、刘仁静)，有的则成了汉奸(陈公博、周佛海)，只有董必武和毛泽东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在建党24年时，抗战即将取得胜利，中围共产党已由最初的50多人，发展成周内第二大政党。作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预备会上回顾顺起一大往事时感慨：“当时对马克思主义了解有多少，世界上的事如何办，也还不甚了了。所谓代表，哪有同志们现在这样高明，懂得这样，懂得那样。什么经济、文化、党务、整风等等，一样也不晓得。当时我就是这样，其他人也差不多。”
然而，正是这群在当时尚懂得小多的热血青年，由Ji他们的选择，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代表了人民的利益，最终使人民也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在整个20世纪，对于中国人而言，或许没有其他选择比这更影响深远。(综合《1921谁主沉浮》、《南方都市报》等)
上海兴业路76号，坐北朝南的石库门建筑，现在仍是上海新天地最显眼的红色地标。90年前，这里是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共产党员李汉俊之兄李书城的住宅。现在每个路过它的人，都会注意到其与众不同之处，门前悬挂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火会会址”让那一次小范围的聚会，成为永不磨灭的定格。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舶自西方的各种主义，带给国人狂飙突进般的头脑风暴。但大浪淘沙，最终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90年里，中国共产党从50多位党员发展到7000多万名党员，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执政党。
而这一切，都要追溯到1g21年中共的成立及其此前风云激荡的十年。
1911：“康党”变身革命党
清廷的覆亡是一个命定的结局，但武昌起义的成功，却是几经周折取得的。1911年，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于大多数中国人还是陌生的，虽然零星的译介已经在知识界传播。在此之前，主导思想界话语权的分别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维新思想与孙中山等人的革命主张。
1986年，18岁的安徽怀宁人陈独秀考中秀才，但他对科举无甚兴趣，甲午战争失败对他的刺激很深，在保守与维新派的论战中，他倾向于后者，因而被乡里儒者视为“康党”“孔教罪人”。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陈独秀受聘成为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康粱的思想此时于他早已是敝屣。
这年，比陈独秀小10岁的李大钊刚刚23岁，还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他生于河北乐亭，“家贫，只有薄田数十亩”，幼失双亲，由祖父抚养。1927年作《狱中自述》，他捉及投考北洋法政学校的缘由：“钊感到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
这种深受外国侵略刺激的心态，在出身于湖南韶山冲富户家的毛泽东身上也有鲜明体现。1911年，没人知晓他将成为20世纪影响中国最大的政治人物。他已经19岁了，却刚刚读完小学，暑假结束后得以去省城的中学读书，令他“极其兴奋”，都不太敢相信这是真的。
此时的毛泽东非常关心国家大事。他在《民立报》上读到黄花岗起义的消息后，就在学堂墙上贴了一张大字报，第一次公开发表政见，提出把孙中山请回来当新政府的大总统，而康有为和梁启超则分别为内阁总理和外交部长。此时的他奇迹般把维新派与革命派的主张揉合在一起，暴露出内心对政治的模糊。
毛泽东的1915年，是从抗议开始的。他写了一篇抗议学校校长收费的宣言，还用“二十八画生”(毛泽东繁体共二十八画)为笔名，在报纸上登广告并张贴启事，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和他联系。他和一个叫萧瑜的同学，在夏天徒步走了湖南五个县，一路乞讨，没有花一个铜板。
这一年初，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秘密文件，袁世凱于5月接受。帝制推翻已近四载，共和的益处似乎并未显现，其弊端反而随处可以拈来。
李大钊已于两年前东渡日本，在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他也参加了留日学生的抗议行动，他在起草的通电《警告全国父老书》中说：
“盖政府于兹国家存亡之大计，实无权以命我国民屈顺于敌。既已认定，则当更进而督励我政府，俾秉国民之公意，为最后之决行，纵有若何之牺牲，皆我国民承担之。”
话语问仍持对中国政府的监督合作态度，共同对外。
而陈独秀则又不同。1915年7月，他创办了《新青年》杂志，使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营垒。他在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向青年提出六点希望：
“自由的而非奴隶的。
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此后，《新青年》周围聚集起一群反传统的知识分子，包括1916年回国的李人钊，虽然一直较陈独秀稳健，但也参与其中。毛泽东亦然，“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可是就在这时候，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
1919：不见硝烟的战场
1919年5月3日的深夜，国立北京大学雄浑而沉重的红楼内，灯火通明，人声鼎沸，礼堂内外挤满了北京各高等学校的学生代表。
一位名叫邵飘萍的记者朗声道：“现在民族命运系于一发，如果我们再缄默等待，民族就无从救亡，而只有沦亡了。北大是全国最高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勇抗争。”众人听了，悲愤交加，有的顿足捶胸，痛哭失声。一个学生走上前去，激动得说不出话。只见他“刺啦”一声，撕下一大块衣襟，举起中指，一咬而破，挥指在衣襟上血书下四个大字：“还我青岛”。
第二天，便爆发了响彻整个中国的“五四”运动。国内知识分子对西方强权的想象，也在这一刻开始了新的幻灭。
虽然毛泽东早已于1918年抵京，但仅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内谋了一个助理员的职位，他没能像其他同道一样赴法勤工俭学，1919年初他离开北京，错过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但毛泽东这一年在湖南创办了《湘江评论》，开始频繁地撰写文章，批判旧制度、旧文化与帝国主义列强，鼓动工人和农民组织起来反抗。他还带头参加了驱逐长沙督军张敬尧的运动，起因是他们暴力破坏日货商店并焚烧日货的行为受到了张的干涉。
“五四”运动爆发时，作为北大图书馆馆长的李大钊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在《晨钟报》创刊号上说：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
所指“一二哲人”，正是暗指此后共产党创建的关键人物——“南陈北李”。然而此时陈独秀也并不在现场。他陷入了自己人生的一大危机之中——因个人生活原因被解除北大文科学长职位后，“被休假”一年。
1920：他们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十月革命之后的苏联，表现出与西方列强迥异的对华政策，宣布前俄罗斯帝国时代与中国所订密约一律取消，引发国内思想舆论界的一致好评。
1920年4月，共产国际派出的俄共(布)党员小组维经斯基等人抵京，与李大钊见面。维经斯基又在李大钊的介绍下去上海见了陈独秀。陈独秀亦组成“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其成员多次与维经斯基交流。在维经斯基的建议下，陈独秀加快了建党的步伐。
其实，在1920年2月，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两人就提及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此后在通信中亦有商讨，所谓“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在党的名字是“社会党”还是“共产党”的问题上，陈独秀征求了李大钊的意见，并最终决定采纳后者。
《新青年》位于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的编辑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时为1920年8月。虽然名字叫“中国共产党”，但它其实是后来组成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地方组织，陈 独秀为书记，骨干则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为主。两个月后，北人图书馆李大钊办公室内，亦成立“共产党小组”，呼应了上海的行动。
毛泽东在共产党地方组织成立之前的1920年夏天，先后在北京、上海与李大钊、陈独秀有了直接接触，回长沙后他就开始与志同道合者讨沦建党问题。这些年来，他一直沉浸在对政治的高度热情中。
1920年，27岁的毛泽东结婚了，妻子是他的老师杨昌濟的女儿杨开慧。这一年，新民学会还组织了一个庆祝俄国十月革命三J习年的示威游行，并与警察发生冲突。毛泽东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组织起来。“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就在这年初冬，毛泽东等人在长沙新民学会中也秘密创建了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1：绝非“依旧而已”
1921年2月8日，中国旧历新年。
这一天，中华民国航空署的数架飞机翱翔于北京的蓝天，在总统府、国务院和航空署上空作飞行技术表演。这一仪式宣告了投机、冒险的猴年业已结束，自负、好斗的鸡年已展翅登台。数十年后，毛泽东写下“一唱雄鸡天下白”的豪迈诗句。其实从第一声鸡叫，到天下大白，还要经过漫漫黑夜。1921年的这个鸡年——辛酉年，也许正是这个夜晚最黑最冷的时刻。
“1921”这个数字，在汉语中的谐音是“依旧而已”。然而1921年的中国，却再也无法“依旧”下去。
这一年，中国仅史书明确记载的地震就达十次，全国上下，春夏秋冬，东西南北。然而，其他的灾神并不甘心让地震独享“荣誉”，水灾、旱灾、火灾、雪灾和鼠疫也都齐齐来凑热闹。
五灾俱全，生民涂炭。上海《民国日报》、《申报》、《时报》等大报曾在1月份连载华北灾区惨状。豫北灾民约一千余万，豫北、豫西平均每日死至五六千人。陕县、渑池人民食树皮、石粉，直隶灾民食蒺藜、草根。直隶顺德的草根、树皮已食尽，某妇烹食幼子……
巨大的灾情，电引起国际社会极大关注。3月12日，美国总统哈定吁请美国人民竭力救济中国饥荒。
但是中国的饥荒，有谁能救得了呢?
仅湖南一省的饥民，据统计就有200万，“老弱蜂捌轨道，哀求附车运往他处觅食”，能运到“美丽的阿美利加”去?
湖南饥民忍无可忍，常常聚众数千到城镇去吃“排饭”，即用贴告示的办法宣布某日至某富人家吃饭。“各地官绅无法制止。”
民以食为天。食没有了，这个天就该变一变了。
变以乱始。1921的中国，社会秩序大乱，匪盗蜂起。苏皖交界处土匪千百成群，肆意掳掠。湘西匪首张嘉乐纠集悍匪数千、快枪数百，伏击官军，抢劫商船。山东巨野、定陶间千余土匪击溃了一营官军。黑龙江讷河遭八百马贼突袭，全歼守军一中队，县衙公署被焚……匪患如此猖獗，国家机器束手无策。倒是河南各县的军队有办法，他们私通悍盗，供给土匪枪支，一支枪每昼夜赁洋五元，子弹每粒赁洋一角，盗匪作案时，附近军队不得干预。
从兵匪一家，到兵即是匪，正所谓“有枪就是草头王”。
7月28日，湘鄂战争爆发。两军连日大战，战况激烈，举国震动。至8月8日，湘军大胜。然而直系军阀又出兵五路，死力援鄂。8月10日，湘直大战又上演了。此后多方混战，至年底米决。
正像老舍《茶馆》里的台词：“今天，王大帅打李大帅，明天赵火帅又打王火帅。”中国百姓再温良，也实在耐不下去r。豫东南白朗余部五六千人举事，号为“黑狼”。鄂西数千农民起义，头扎红巾，自称“神兵”，反对军阀残暴统治。他们向民众宣言，专为讨伐官军，保护良民。
在城市刚刚形成不久的中国无产阶级也掀起了一次又一次工潮。这一年，中国各地罢工达49次，人数13万人。
整个社会的大动荡、大混乱，意味着权力中心的离散。1921年的中国，存在着南北两个民国政府，南方广东政府以孙中山为旗帜，北方的北京政府则以徐世昌为大总统。
孙中山一直力主北伐，但实际力量却连两广都不能有效控制，急需外援。他在8月给苏俄外交委员会的信中说：“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的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的组织。”12月23日，孙中山在桂林会见了经李大钊介绍前来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从此发现了一条重整河山的新径。
这一年，国内混乱，外患频仍。美、英、法、意、日等列强重新切割国际大蛋糕，中国又沦为了板上鱼肉。昔日的欧洲已不复存在，赫赫不可一山：的德、奥、俄三火帝国俱已从政治地图上消失，流落异域的王公贵族们热烈地讨论着列宁及苏维埃统治下的“谜一般的俄国”。
1月15日，吉林代表上书政府，痛陈人民受日军奸淫、枪杀、活埋、火烧、腰斩等惨状，财产损失2000万元，人民伤亡近千，“请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全吉七百万人誓为政府后盾”。
3月21日，驻哈尔滨之口军第五十三联队借日本春季“皇灵祭”之名演习，以炫耀武力……
这一年，他们都在行动
1921的中国，国内四分五裂，天灾人祸接踵不断，国际关系也一片艰难，兵马相望，大旗待树，7月的“共商大计。”已经是水到渠成之事。
这一年1月，意大利共产党成立。
3月，蒙占人民革命党成立。
5月，罗马尼亚共产党成立。
7月23日晚，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群南腔北调之人开始举行一个秘密而热烈的会议。这其中有13名中国人：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包惠僧。他们代表了中国各地一共五十多名志同道合的人。五十几个人，在四万万人海中，实在是“极少数极少数”。
出席会议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柯尔斯基。他们的出场意味着那“极少数极少数”的13个人，拥有一个多数派的国际背景。那个“多数派”一词，在另一种语言中，叫做“布尔什维克”。
这是一群年轻人的聚会，出席会议的人以来自湖南的何叔衡最为年长，但也不过45岁，最为年轻的仅19岁。他们平均年龄28岁，刚好是毛泽东此时的年龄。
一群热血青年相聚，指点江山，不免激动，马林更是“声若洪钟，口若悬河”。也许是他的大嗓门引起了怀疑，会议开到一周的时候，一个陌生男子突然闯入会场，马林判断这是暗探。在李达夫人王会悟的建议下，代表们分批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将最后天的会议开完。
陈独秀和李大钊均因事务繁忙未出席会议，但陈独秀被选举为中央局书记。中央局组成人员还有张国焘和李达，前者负责组织，后者负责宣传。毛泽东出席了一大会议，他穿着一件布长衫，比较活跃，但没能进入中央局。
1927年国共决裂后，陈独秀离开了中共中央领导岗位，两年后被开除党籍。李大钊则在革命中途牺牲。13名中共一大代表，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有的被杀害(李汉俊、陈潭秋、邓恩铭、何叔衡)，有的过早病逝(王尽美)，有的遐居书斋(李达)，有的自动脱党(包惠僧)，有的被开除党籍(张国焘、刘仁静)，有的则成了汉奸(陈公博、周佛海)，只有董必武和毛泽东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在建党24年时，抗战即将取得胜利，中围共产党已由最初的50多人，发展成周内第二大政党。作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预备会上回顾顺起一大往事时感慨：“当时对马克思主义了解有多少，世界上的事如何办，也还不甚了了。所谓代表，哪有同志们现在这样高明，懂得这样，懂得那样。什么经济、文化、党务、整风等等，一样也不晓得。当时我就是这样，其他人也差不多。”
然而，正是这群在当时尚懂得小多的热血青年，由Ji他们的选择，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代表了人民的利益，最终使人民也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在整个20世纪，对于中国人而言，或许没有其他选择比这更影响深远。(综合《1921谁主沉浮》、《南方都市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