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菊隐先生正点开课，正点下课，不管我是不是听烦了，他都照讲不误。有一天，先生打开课本，没有开讲，因为我哭了。
　　平日里，在人们眼里，我永远是快乐的春姑娘，其实，内心是苦涩的。我十三岁“文革”开始，不满十六岁下乡插队，我们一行十几个队友，年年都有人离开那地方。只要有谁的家长被平反了，就会有队友高兴地回城，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住在屋子里，每天一睁眼，看到的就是房顶的木梁和檩子，上面的虫眼儿和树疤，我至今不忘。
　　我把回城的希望寄托在考文艺团体上。每次回京，只要发现有单位招生，不管是地方还是部队，我都会精心地打扮一番，奔赴考场，总是在复试后被拿下。有人告诉我，政审不合格，有人找各种理由，委婉回绝我。
　　那天上课前，我又接到一个没被录取的消息，心情跌到冰点，哪有心思上课。
　　焦先生关切地问我：“怎么了？能告诉我吗？”
　　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泣不成聲：“我不想学了，没意义，活着真没劲……”
　　我把一肚子的委屈一股脑儿倒了出来，甚至提到村屋里的房梁，说不定哪天就有吊死在上边的想法。我说，每天学啊、练啊，连胡同里的一帮臭小子，也聚在窗外的胡同里一起“咿呀”地学我练声，起哄。记得巴金先生说过：十七岁这个妙龄妙不可言。我也正在这个年龄，可我的“妙不可言”又在哪里？我穿着母亲的练功裤，在五斗柜上压腿，在过道上反复地踢腿，一趟又一趟，结果呢，谁要我？我真的比别人差吗？我何时才能成命运的宠儿……
　　焦先生看着我的眼睛，不紧不慢、一字一句地说：“你是一个好苗子，千万要有信心，记住，机会是均等的。只有你负机会，没有机会负你。如果有一天让你演一个角色，你说不好台词儿、抬不起腿，眼看着别人演了，你能说没给你机会吗？那是你自己放过去的。不要说自己不是命运的宠儿，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我也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吧，我得了视网膜脱落，现在还在自学德语，为什么呢？不进则退，人活着就要学，艺多不压身嘛……”
　　我渐渐平静下来，深呼吸几下，吐尽怨气，也将这几句教导铭记在心，受用终身。
　　从此，我与先生的关系更近，除了学习文化知识，时不时聊些别的。比如他结过三次婚，我调皮地问他，世界上哪里的女人最好看？他说冰岛的女人。有时他兴致不错，告诉我希腊人的鼻子最直，日本女人最贤惠，会说许多我不知道又感兴趣的事。有时，我也会问起他的孩子，他会充满爱意地讲起他们的故事。
　　焦先生与秦瑾阿姨生有两女，世宏和世安。世宏时不时地来这里看望先生，送些衣物。这时候，通常是焦先生最高兴的时候。焦先生老来得子，宝贝儿子世宁（焦先生第三任妻子所生）便是先生的心尖尖。我分明能从先生平日眉开眼笑的讲述里，看到生活中鲜活的他们。
　　一日，又到了上课时间，我照例跑去小黑屋。先生没有打开书本，也没让我坐，用几乎听不清的声音，一字一句地说：“你今后不要来上课了，有人举报，造谣我想‘复辟’，他们找我谈话，恐怕也会找你爸麻烦。”
　　我愣愣地看着先生，脑子有点反应不过来。
　　“子春，”先生轻声叫住我，“记住，你是一个好演员，要学习哟。别灰心，千万别。有难题问你爸……”
　　我站在那里，没有回头，没有哭，更没有愤慨，木然地走出小黑屋。对于我来说，通往工作、学习之路的又一扇门被关上了。
　　后来听父亲说，剧院也找他谈话了，爸回答：“孩子的事，我不太清楚，回去我一定教育她。”其实，爸爸根本没和我说。再后来，我终于进入县宣传队，回家的次数少了。一次，我从家信中得知焦先生病倒了，很严重。我母亲帮着秦瑾阿姨和世宏一直忙前忙后。母亲说，她对焦先生一直心存感激，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先生不光教导我，还因此受牵连，现在，焦先生家有了困难，她是一定要帮的。这是母亲对先生的一份敬意，也是一份报答。
　　1975年2月，先生过世了。在很长时间里，先生住过的那问小黑屋，没有一丝生息，墨绿色的漆门紧闭着。每当我路过小黑屋时，都会下意识望上一眼，有时木然走过，有时心里会一阵酸楚……不管怎样，在小屋的日子，我从未忘记，那里有和蔼可亲的焦先生，有我接受文化知识和艺术启蒙时的泪水与笑声。
　　（摘自《一棵菜》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