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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饭圈文化”作为粉丝文化的一种流变和分支，在与新媒体环境与社交环境产生接触的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的嬗变。通过定义饭圈文化，发现饭圈文化存在的问题，旨在采取有效措施对“饭圈”这一青年粉丝群体进行有力引导，使之能够发挥其正面作用，对社会发展生成助推力。
关键词 饭圈文化；偶像；粉丝；传播行为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21）03-0077-03
在网络赋权的技术支持下，现如今的“偶像”文化呈现出不一样的特点。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展繁荣使得原本分布在天南海北的粉丝可以轻而易举的在网络上聚集在一起，进而形成一股强大的“粉丝力量”，这种“力量”使得粉丝群体和偶像本人一起成为话题中心，成为追星过程中的“主角”，同时，这股“力量”在外部环境和一些内部因素的影响下会随时发生嬗变，引发了社交媒体平台一系列媒介景观。
1.1 饭圈文化的内涵
传统意义上的粉丝文化现象，指的是粉丝以个体为单位、以一种游离的状态而存在的现象。社交媒体平台不断发展壮大，零散分布的粉丝开始借助网络力量在各种虚拟社区（例如豆瓣、微博、晋江社区等）寻找同质群体，进而组成相当规模的偶像粉丝群体。群体内部成员严格遵守组织内部规则和群体规范，不同的粉丝群体内部也就产生了不同的粉丝文化。从2018年开始，各类偶像选秀节目横空出世，并源源不断的为受众输送大批偶像新秀（又称“爱豆”，英文“IDOL”的简称），掀起了内地粉丝群体的一阵阵狂欢。这些自发聚集的粉丝群体在日常的群体性行为中通过各式各样的传播行为对“饭圈文化”进行生动演绎。
“新媒体具有资源高度整合、内容个性化定制的优势，用户可以通过页面指导，快速地找到自己想要的信息”[1]。饭圈作为一种“圈子”，“是以情感、利益、兴趣等维系的具有特定关系模式的人群聚合”[2]，而饭圈文化作为新媒体时代的产物，不仅在技术层面上体现其意义，更多的意义则体现在粉丝群体内部的话语权争夺和想象力创造上。总的来说，主要由围绕偶像产生的交往行为、以偶像为载体的文本符号、粉丝和偶像颇具仪式感的集体活动（如控评、应援、打榜）等元素构成。因此，我们可以对饭圈文化进行如下定义：饭圈文化，即新媒体时代粉丝群体依托社交媒体平台，围绕偶像这一主体而进行的意义生产行为和集群性交往行为，通过对偶像这一文本符号的编码与解码，进行意义生产与再生产，这种交流实践活动在“我群”中进行仪式化展演并与“他群”中形成较为明确的区分。在这种群体意向性活动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圈层式的文化传播模式。
同时，饭圈是文化社群的形式之一，饭圈社群是粉丝表达内心情感、创造新生意义的重要场域。参与饭圈活动的粉丝个体，都在自觉不自觉地重复着自我身份的确认与转换行为，这种行为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其次，饭圈内部组织架构也具有层级差异性，有严谨的高下之分，粉丝个体一般能够自主选择进入与退出某个层级，进入层级时一般会有严格的审核行为。在饭圈内部，拥有大量粉丝的大V脱颖而出，通过发布高质量图文信息一跃成为社群的组织者和管理者，组织形式则以官方后援會和粉丝个站的形式出现，在偶像和普通粉丝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
1.2 饭圈文化的发展特征
追溯饭圈文化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其最初是在韩国娱乐圈形成并发展的，后由国内粉丝“翻墙”追星后习得，并将这一文化带入国内粉丝圈内。目前，在信息传输力和影响力巨大的今天，饭圈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具有以下三点特征。
1）符号：饭圈用语的使用与“出圈”。每个群体在社群内部互动交流都有其特定的语言、逻辑、行为规范等[3]，粉丝群体在饭圈内部活动所使用的语言即称为“饭圈用语”。随着社交网络平台的扩张和网络亚文化的发展，饭圈用语的意义与形式也不断创新。目前，国内饭圈用语大致可分为缩略简称类，如“xfxy”表示“腥风血雨”“yyds”表示“永远的神”等；谐音替代类，如“让我康康”表示“让我看看”等；旧词新义类，如“墙头”一词原指“矮短的围墙”现用来代指粉丝频繁更换偶像的行为；新造词汇类，如“C位出道”一词原本指在选秀节目中获得第一名的成绩，后成为近几年大火的饭圈用语，被社会各行业普遍引用。这也意味着饭圈用语正在逐渐打破圈层壁垒，由饭圈内部逐渐“出圈”走向更广泛的受众群体中。
2）行为：饭圈应援、打榜行为的“数据流量之争”。信息时代，“数据”越来越成为考察一个明星、一个偶像商业价值的重要维度。在饭圈群体中，为偶像应援也已经成为粉丝追星的必备手段和技能，“应援文化”和“做数据”一样，成为偶像工业时代的一大特征，折射出粉丝经济巨大的资本体量，随之衍生出各种职业行为。谈及“数据流量之争”，很多人会不假思索地说出2019年7月引起网民巨大反响的“周杰伦、蔡徐坤超话之争”事件，在这场打榜行为中，很多对“爱豆”“流量明星”有刻板印象的对家粉丝和“路人”甚至个别明星都参与进来为周杰伦打榜，在“大战”一天一夜后，终以周杰伦超话登顶榜首结束了这场声势浩大的“粉丝行为艺术”，数据流量之争也因此获得了空前关注。对此，人民日报发布微评“偶像会发光：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偶像，一个群体有一个群体的向往”。
3）生态：社群内外的互动与博弈。“随着移动互联网终端设备的普及，互联网技术创造的网上虚拟社区使得粉丝实践不再是个人行为”[4]，作为自发形成的一种网络社群，粉丝群体一直备受媒体和学界关注，在传统的大众眼中，粉丝群体尤其饭圈社群一直拥有“集体”身份，认为他们拥有一致对外的诉求、一致拥护的群体规范和目标，其实，饭圈社群内部也是一个极具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群体，也会产生群体内部的互动和博弈行为，构成独特的“饭圈生态”。
饭圈文化在与中国本土文化进行交流、碰撞、融合中也不可避免的产生了以下问题。 2.1 饭圈狂欢下的消费主义盛行
根据鲍德里亚“符号消费”理论中“消费系统建立在某种符号和区分的编码之上”[5]的观点，社交媒体和经纪公司在对偶像进行包装的过程中，也在对偶像本身进行编码，赋予偶像各种“人设”和“符号”，饭圈群体的追星行为等同于消费系统中的编码——解码过程、对符号的释义过程，现今，这种对应关系可以嫁接到对偶像专辑、明星代言、周边等购买与支持行为中。
一些明星周边将偶像本人进行文本符号化，粉丝的购买行为实际上是对这些充满意义的文本符号进行消费。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各种缺乏理性、鼓吹金钱至上的声音不断出现，将粉丝建构为消费者，将购买力和购买程度与忠诚度、粉丝黏度挂钩，不断催生出一个又一个所谓的“销量奇迹”和“爆款产品”，在这种经济消费的背后折射出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即形成学生党追星族省吃俭用甚至借钱贷款也要为偶像花钱的畸形消费主义观。
2.2 群体极化的非理性行为
法国学者塞奇·莫斯科维奇在《群氓的时代》一书中论述了群体极化产生的作用机制，他指出：“当个人聚集在一起时，一个群体就诞生了。他们混杂、融合、聚变，获得一种共有的窒息自我的本能。他们屈从于集体的意志，而他们的意志则默默无闻”[6]。饭圈的非理性行为一种是当自家偶像遭到他人攻击时，饭圈内部情绪高涨，掀起骂战，一心只为维护自家偶像的利益，另一种群体极化行为是“私生”现象，指的是个别粉丝为了满足自己的偷窥欲和占有欲，不惜一切跟踪偶像行程，给偶像生活造成极大困扰的同时也会给自身安全带来不稳定因素，干扰了正常运行的社会秩序[7]。
2.3 信息时代下流量数据造假
新媒体时代背景下“数据”愈来愈成为衡量一个产业或者一个偶像明星影响力及商业价值的重要参数[8]。在文娱市场上，不少所谓的业内人士鼓吹“数据为王”，导致数据造假现象泛滥成灾。商家们抓住和利用粉丝心理从中疯狂牟利，制造各种数据造假App，更有甚者仅用半年时间就疯狂吸金千余万元。这种数据造假行为损伤了社会诚信，属于非道德行为，成为我国娱乐产业发展的一大阻力，更会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
虽然饭圈群体中存在的一些不理性行为影响了社会秩序，造成了一些不良的社会影响，但是随着粉丝群体的不断壮大，“粉圈基数”成为我们考量类似问题时必须参考的一个重要参数，对此，我们应该拿出一些有效措施引导饭圈群体，使之能够对社会产生重要的正面推动力量。
3.1 主流媒体发挥引领作用，带动粉圈群体积极向上
“多数情况下，媒体的发言会引导受众的思维与做法”[9]，主流媒体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权威引导作用，要及时对粉丝事件进行公正、客观的评论报道，引导正确的舆论风向，发挥主流媒体对的策划职能，多策划一些功能正面的新媒体活动或者社会公益活动，邀请粉圈基数和影响力比较大的偶像明星参与其中，发挥群体正面效应的最大值[10]。例如央视在庆祝澳门回归20周年之际，邀请蔡徐坤参与拍摄了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唯一官方纪录片《十三行》，引发其粉丝一系列爱国行为，对饭圈群体中年龄较小的粉丝来说是一次潜移默化的爱国主义教育。
3.2 加强媒介素养教育，人人争做网络“把关人”
纵观所有的流量造假事件，行业“潜规则”和“平台数据”无疑是导致此类事件发生的根源所在，肃清流量造假事件一定要从源头治理。“在‘公民新闻’时代，人人都可能是新闻的参与者”[1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6月，初中、高中/中专/技校学历的网民群体占比分别为40.5%、21.5%，受过大学专科及以上教育的网民群体占比为18.8%。网民群体低学历化成为不争事实，优质的媒介素养教育必须要全面展开，做到“人人都是把关人”[12]。除此以外，媒介从业者更应加强媒介素养教育，在发布和传播信息时做到严密筛查、仔细核对，拒绝虚假营销等等，让社交媒体真正成为创意和灵感迸发的公共平台[13]。
3.3 相关部门加强监督，完善法律法规规范社交平台
“仅凭自律规范的软性约束是远远不够的，同时需要加强他律制度的建设，赋予其强制约束力”[14]。一方面，国家相关部门要出台打击流量造假行为的法律法规，让这种行为治理起来有法可依，完善法律细节，体现法律权威；另一方面，相关部门要及时约谈相关社交网络平台的负责人，厘清诱使饭圈群体“刷榜”“刷数据”的危害[15]。例如之前微博一直热衷于号召粉丝在明星势力榜中“买花、送花”由偶像收到花的数量（实际为经济价值）来评定该偶像的影响力，后该行为受到了上级主管部门的重视，决定取消明星势力榜的“送花”机制。
“饭圈群体”作为信息时代的一大媒介景观，在为偶像助力不断进行“展演”的过程中要形成、制定和自觉遵守正确的群体规范，进而不断输出正能量、有价值、可持续的“饭圈文化”，相信只要我们多方联动、形成合力，对饭圈群体多一些理解、引导与支持，“饭圈女孩为阿中哥哥外网打CALL”的热情不会消减，“风清气正”网络空间美好目标终会早日到来。
参考文献
[1]鞠凌莉，杨蓉.移动互联网背景下广播转型的动因分析：以喜马拉雅FM为例[J].艺术科技，2019（7）：121，201.
[2]彭兰.网络的圈子化：关系、文化、技术维度下的类聚与群分[J].编辑之友，2019（11）：5-12.
[3]管兰兰.论新媒体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像传播[J].大众文艺，2019（12）：159-160.
[4]刘雨婷.偶像养成类网综《偶像练习生》热播因素探析及启示[J].大众文艺，2019（22）：189-191.
[5]刘建明.符号消费理论的认知边界与假命题[J].新闻爱好者，2019（8）：4-8.
[6]赛奇？莫斯科维奇.群氓的时代[M].李继红，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7]李弋.动物世界：浅析《荒蛮故事》中人物的动物性[J].艺术科技，2019（8）：82-83.
[8]管兰兰.论微博平台上新闻资讯类短视频的传播[J].戏剧之家，2019（28）：189-190，193.
[9]尤旖芸.新媒体语境下粉丝形象的污名化探析[J].东南传播，2019（12）：116-119.
[10]韩东池.圈层文化背景下“网红”式KOL与传统文化传播[J].汉字文化，2020（20）：148-149.
[11]薛靜.自媒体时代下短视频的内容生产与网络文化传播：以微博博主李子柒为例[J].汉字文化，2020（19）：65-66.
[12]刘日照.论我国媒体社会责任缺失现象[J].今传媒，2018（12）：36-40.
[13]徐紫薇.论“中央厨房”背景下记者生产新闻的困难[J].戏剧之家，2019（29）：216-217.
[14]张刘刚.生态文化传播中的语义特征[J].戏剧之家，2019（30）：235-236.
[15]胡铭.社交平台“网红式KOL”与地方民俗文化推广[J].汉字文化，2020（22）：146-147.
关键词 饭圈文化；偶像；粉丝；传播行为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21）03-0077-03
在网络赋权的技术支持下，现如今的“偶像”文化呈现出不一样的特点。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展繁荣使得原本分布在天南海北的粉丝可以轻而易举的在网络上聚集在一起，进而形成一股强大的“粉丝力量”，这种“力量”使得粉丝群体和偶像本人一起成为话题中心，成为追星过程中的“主角”，同时，这股“力量”在外部环境和一些内部因素的影响下会随时发生嬗变，引发了社交媒体平台一系列媒介景观。
1 “饭圈文化”的内涵及发展特征
1.1 饭圈文化的内涵
传统意义上的粉丝文化现象，指的是粉丝以个体为单位、以一种游离的状态而存在的现象。社交媒体平台不断发展壮大，零散分布的粉丝开始借助网络力量在各种虚拟社区（例如豆瓣、微博、晋江社区等）寻找同质群体，进而组成相当规模的偶像粉丝群体。群体内部成员严格遵守组织内部规则和群体规范，不同的粉丝群体内部也就产生了不同的粉丝文化。从2018年开始，各类偶像选秀节目横空出世，并源源不断的为受众输送大批偶像新秀（又称“爱豆”，英文“IDOL”的简称），掀起了内地粉丝群体的一阵阵狂欢。这些自发聚集的粉丝群体在日常的群体性行为中通过各式各样的传播行为对“饭圈文化”进行生动演绎。
“新媒体具有资源高度整合、内容个性化定制的优势，用户可以通过页面指导，快速地找到自己想要的信息”[1]。饭圈作为一种“圈子”，“是以情感、利益、兴趣等维系的具有特定关系模式的人群聚合”[2]，而饭圈文化作为新媒体时代的产物，不仅在技术层面上体现其意义，更多的意义则体现在粉丝群体内部的话语权争夺和想象力创造上。总的来说，主要由围绕偶像产生的交往行为、以偶像为载体的文本符号、粉丝和偶像颇具仪式感的集体活动（如控评、应援、打榜）等元素构成。因此，我们可以对饭圈文化进行如下定义：饭圈文化，即新媒体时代粉丝群体依托社交媒体平台，围绕偶像这一主体而进行的意义生产行为和集群性交往行为，通过对偶像这一文本符号的编码与解码，进行意义生产与再生产，这种交流实践活动在“我群”中进行仪式化展演并与“他群”中形成较为明确的区分。在这种群体意向性活动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圈层式的文化传播模式。
同时，饭圈是文化社群的形式之一，饭圈社群是粉丝表达内心情感、创造新生意义的重要场域。参与饭圈活动的粉丝个体，都在自觉不自觉地重复着自我身份的确认与转换行为，这种行为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其次，饭圈内部组织架构也具有层级差异性，有严谨的高下之分，粉丝个体一般能够自主选择进入与退出某个层级，进入层级时一般会有严格的审核行为。在饭圈内部，拥有大量粉丝的大V脱颖而出，通过发布高质量图文信息一跃成为社群的组织者和管理者，组织形式则以官方后援會和粉丝个站的形式出现，在偶像和普通粉丝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
1.2 饭圈文化的发展特征
追溯饭圈文化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其最初是在韩国娱乐圈形成并发展的，后由国内粉丝“翻墙”追星后习得，并将这一文化带入国内粉丝圈内。目前，在信息传输力和影响力巨大的今天，饭圈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具有以下三点特征。
1）符号：饭圈用语的使用与“出圈”。每个群体在社群内部互动交流都有其特定的语言、逻辑、行为规范等[3]，粉丝群体在饭圈内部活动所使用的语言即称为“饭圈用语”。随着社交网络平台的扩张和网络亚文化的发展，饭圈用语的意义与形式也不断创新。目前，国内饭圈用语大致可分为缩略简称类，如“xfxy”表示“腥风血雨”“yyds”表示“永远的神”等；谐音替代类，如“让我康康”表示“让我看看”等；旧词新义类，如“墙头”一词原指“矮短的围墙”现用来代指粉丝频繁更换偶像的行为；新造词汇类，如“C位出道”一词原本指在选秀节目中获得第一名的成绩，后成为近几年大火的饭圈用语，被社会各行业普遍引用。这也意味着饭圈用语正在逐渐打破圈层壁垒，由饭圈内部逐渐“出圈”走向更广泛的受众群体中。
2）行为：饭圈应援、打榜行为的“数据流量之争”。信息时代，“数据”越来越成为考察一个明星、一个偶像商业价值的重要维度。在饭圈群体中，为偶像应援也已经成为粉丝追星的必备手段和技能，“应援文化”和“做数据”一样，成为偶像工业时代的一大特征，折射出粉丝经济巨大的资本体量，随之衍生出各种职业行为。谈及“数据流量之争”，很多人会不假思索地说出2019年7月引起网民巨大反响的“周杰伦、蔡徐坤超话之争”事件，在这场打榜行为中，很多对“爱豆”“流量明星”有刻板印象的对家粉丝和“路人”甚至个别明星都参与进来为周杰伦打榜，在“大战”一天一夜后，终以周杰伦超话登顶榜首结束了这场声势浩大的“粉丝行为艺术”，数据流量之争也因此获得了空前关注。对此，人民日报发布微评“偶像会发光：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偶像，一个群体有一个群体的向往”。
3）生态：社群内外的互动与博弈。“随着移动互联网终端设备的普及，互联网技术创造的网上虚拟社区使得粉丝实践不再是个人行为”[4]，作为自发形成的一种网络社群，粉丝群体一直备受媒体和学界关注，在传统的大众眼中，粉丝群体尤其饭圈社群一直拥有“集体”身份，认为他们拥有一致对外的诉求、一致拥护的群体规范和目标，其实，饭圈社群内部也是一个极具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群体，也会产生群体内部的互动和博弈行为，构成独特的“饭圈生态”。
2 “饭圈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饭圈文化在与中国本土文化进行交流、碰撞、融合中也不可避免的产生了以下问题。 2.1 饭圈狂欢下的消费主义盛行
根据鲍德里亚“符号消费”理论中“消费系统建立在某种符号和区分的编码之上”[5]的观点，社交媒体和经纪公司在对偶像进行包装的过程中，也在对偶像本身进行编码，赋予偶像各种“人设”和“符号”，饭圈群体的追星行为等同于消费系统中的编码——解码过程、对符号的释义过程，现今，这种对应关系可以嫁接到对偶像专辑、明星代言、周边等购买与支持行为中。
一些明星周边将偶像本人进行文本符号化，粉丝的购买行为实际上是对这些充满意义的文本符号进行消费。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各种缺乏理性、鼓吹金钱至上的声音不断出现，将粉丝建构为消费者，将购买力和购买程度与忠诚度、粉丝黏度挂钩，不断催生出一个又一个所谓的“销量奇迹”和“爆款产品”，在这种经济消费的背后折射出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即形成学生党追星族省吃俭用甚至借钱贷款也要为偶像花钱的畸形消费主义观。
2.2 群体极化的非理性行为
法国学者塞奇·莫斯科维奇在《群氓的时代》一书中论述了群体极化产生的作用机制，他指出：“当个人聚集在一起时，一个群体就诞生了。他们混杂、融合、聚变，获得一种共有的窒息自我的本能。他们屈从于集体的意志，而他们的意志则默默无闻”[6]。饭圈的非理性行为一种是当自家偶像遭到他人攻击时，饭圈内部情绪高涨，掀起骂战，一心只为维护自家偶像的利益，另一种群体极化行为是“私生”现象，指的是个别粉丝为了满足自己的偷窥欲和占有欲，不惜一切跟踪偶像行程，给偶像生活造成极大困扰的同时也会给自身安全带来不稳定因素，干扰了正常运行的社会秩序[7]。
2.3 信息时代下流量数据造假
新媒体时代背景下“数据”愈来愈成为衡量一个产业或者一个偶像明星影响力及商业价值的重要参数[8]。在文娱市场上，不少所谓的业内人士鼓吹“数据为王”，导致数据造假现象泛滥成灾。商家们抓住和利用粉丝心理从中疯狂牟利，制造各种数据造假App，更有甚者仅用半年时间就疯狂吸金千余万元。这种数据造假行为损伤了社会诚信，属于非道德行为，成为我国娱乐产业发展的一大阻力，更会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
3 对饭圈群体的引导策略建议
虽然饭圈群体中存在的一些不理性行为影响了社会秩序，造成了一些不良的社会影响，但是随着粉丝群体的不断壮大，“粉圈基数”成为我们考量类似问题时必须参考的一个重要参数，对此，我们应该拿出一些有效措施引导饭圈群体，使之能够对社会产生重要的正面推动力量。
3.1 主流媒体发挥引领作用，带动粉圈群体积极向上
“多数情况下，媒体的发言会引导受众的思维与做法”[9]，主流媒体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权威引导作用，要及时对粉丝事件进行公正、客观的评论报道，引导正确的舆论风向，发挥主流媒体对的策划职能，多策划一些功能正面的新媒体活动或者社会公益活动，邀请粉圈基数和影响力比较大的偶像明星参与其中，发挥群体正面效应的最大值[10]。例如央视在庆祝澳门回归20周年之际，邀请蔡徐坤参与拍摄了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唯一官方纪录片《十三行》，引发其粉丝一系列爱国行为，对饭圈群体中年龄较小的粉丝来说是一次潜移默化的爱国主义教育。
3.2 加强媒介素养教育，人人争做网络“把关人”
纵观所有的流量造假事件，行业“潜规则”和“平台数据”无疑是导致此类事件发生的根源所在，肃清流量造假事件一定要从源头治理。“在‘公民新闻’时代，人人都可能是新闻的参与者”[1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6月，初中、高中/中专/技校学历的网民群体占比分别为40.5%、21.5%，受过大学专科及以上教育的网民群体占比为18.8%。网民群体低学历化成为不争事实，优质的媒介素养教育必须要全面展开，做到“人人都是把关人”[12]。除此以外，媒介从业者更应加强媒介素养教育，在发布和传播信息时做到严密筛查、仔细核对，拒绝虚假营销等等，让社交媒体真正成为创意和灵感迸发的公共平台[13]。
3.3 相关部门加强监督，完善法律法规规范社交平台
“仅凭自律规范的软性约束是远远不够的，同时需要加强他律制度的建设，赋予其强制约束力”[14]。一方面，国家相关部门要出台打击流量造假行为的法律法规，让这种行为治理起来有法可依，完善法律细节，体现法律权威；另一方面，相关部门要及时约谈相关社交网络平台的负责人，厘清诱使饭圈群体“刷榜”“刷数据”的危害[15]。例如之前微博一直热衷于号召粉丝在明星势力榜中“买花、送花”由偶像收到花的数量（实际为经济价值）来评定该偶像的影响力，后该行为受到了上级主管部门的重视，决定取消明星势力榜的“送花”机制。
4 结语
“饭圈群体”作为信息时代的一大媒介景观，在为偶像助力不断进行“展演”的过程中要形成、制定和自觉遵守正确的群体规范，进而不断输出正能量、有价值、可持续的“饭圈文化”，相信只要我们多方联动、形成合力，对饭圈群体多一些理解、引导与支持，“饭圈女孩为阿中哥哥外网打CALL”的热情不会消减，“风清气正”网络空间美好目标终会早日到来。
参考文献
[1]鞠凌莉，杨蓉.移动互联网背景下广播转型的动因分析：以喜马拉雅FM为例[J].艺术科技，2019（7）：121，201.
[2]彭兰.网络的圈子化：关系、文化、技术维度下的类聚与群分[J].编辑之友，2019（11）：5-12.
[3]管兰兰.论新媒体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像传播[J].大众文艺，2019（12）：159-160.
[4]刘雨婷.偶像养成类网综《偶像练习生》热播因素探析及启示[J].大众文艺，2019（22）：189-191.
[5]刘建明.符号消费理论的认知边界与假命题[J].新闻爱好者，2019（8）：4-8.
[6]赛奇？莫斯科维奇.群氓的时代[M].李继红，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7]李弋.动物世界：浅析《荒蛮故事》中人物的动物性[J].艺术科技，2019（8）：82-83.
[8]管兰兰.论微博平台上新闻资讯类短视频的传播[J].戏剧之家，2019（28）：189-190，193.
[9]尤旖芸.新媒体语境下粉丝形象的污名化探析[J].东南传播，2019（12）：116-119.
[10]韩东池.圈层文化背景下“网红”式KOL与传统文化传播[J].汉字文化，2020（20）：148-149.
[11]薛靜.自媒体时代下短视频的内容生产与网络文化传播：以微博博主李子柒为例[J].汉字文化，2020（19）：65-66.
[12]刘日照.论我国媒体社会责任缺失现象[J].今传媒，2018（12）：36-40.
[13]徐紫薇.论“中央厨房”背景下记者生产新闻的困难[J].戏剧之家，2019（29）：216-217.
[14]张刘刚.生态文化传播中的语义特征[J].戏剧之家，2019（30）：235-236.
[15]胡铭.社交平台“网红式KOL”与地方民俗文化推广[J].汉字文化，2020（22）：146-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