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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手头有你的性爱视频，如果你不拿1300万来，我就放到网上去，让你身败名裂。”8月7日，有媒体爆出，33岁的黑龙江女子赵某某，为了中标得到一工程项目，设局勾引了云南某厅级领导陆某开房，并偷拍了两人之间的不雅视频。在中标无望后，赵某某又伙同李某某以不雅视频要挟官员陆某作出1300万元的补偿，后赵某某被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
通过美色猎取官员手中的权力，进而获取经济利益，是商人围猎官员的手段之一。而5月29日，安徽省马鞍山钢铁（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施雄梁受贿案则更加彰显了现阶段官员被围猎的政治生态：行贿人通过长期连续性的感情投资，利用受贿者的妻子儿女为“桥梁”，渗入受贿者的日常生活，最终成功围猎官员。
近年来，由不法商人设局围猎而引发的各类违纪违法案件频频出现。多名反腐学者在接受《方圆》记者采访时指出，面对糖衣炮弹和金钱美色的“进攻”，当下一些官员被围猎的形势较为严峻。
腐败态势发生深刻变化
围猎，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四面合围而猎”，一般指人对动物设围打猎。如今，这个词与一些腐败官员联系到了一起。
围猎一词用在反腐上，最初源于习近平在今年1月12日同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时的告诫：“各种诱惑、算计都冲着你来，各种讨好、捧杀都对着你去，往往会成为围猎的对象。”习近平要求县委书记们要做“四有新人”——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
之后，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王岐山在作工作报告时表示，当前，“四风”面上有所好转，但树倒根在，重压之下花样翻新，防止反弹任务艰巨。有的地方政治生态恶化，干部被“围猎”，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搞利益输送，遏制腐败蔓延的任务仍然艰巨。
3月1日，刘云山在中共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强调，“作为领导干部，要牢记人情里面有原则、交往之中有纪律，决不能飘飘然、昏昏然，在别人围猎中掉进圈套。领导干部在管住自己的同时，还要管好自己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防止别有用心的人在他们身上打开缺口”。
4月29日，最高检召开党组会议，要求全国检察机关要进一步加大打击行贿犯罪力度，突出重点、集中力量重点打击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个人行贿和单位行贿犯罪。特别是要严厉惩处主动行贿、多次行贿、行贿数额巨大、长期“围猎”干部的行贿犯罪。
“官员被围猎的问题屡屡被高层提及，反映出当前社会的腐败态势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职务犯罪侦查局局长闫彬说，以往的权钱交易，办事收钱，“一把一利索”，即时兑现，“当下的腐败形态，行贿人更注重长期经营与官员的关系，通过人情往来、感情投资、投其所好等多种手段形成对官员的‘围猎’攻势，关系密切后成为‘腐败共同体’。”
“过去，官员手握重权，为了办成事，行贿人往往是被动请托、被迫行贿；如今，行贿人精心部署，主动寻找各种时机、创造一切条件融入官员的‘朋友圈’，在‘不知不觉’中将官员‘拉下水’，最终达到自己的目的。”闫彬对比分析。
“所以，面对新的腐败态势，最高检适时调整反腐策略，加大打击行贿犯罪力度，从严惩处长期‘围猎’官员的行贿犯罪。”以西城区检察院为例，据闫彬透露，今年该院有意识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惩治力度，目前已经对行贿犯罪立案10余人，行贿犯罪立案数量相比去年有较大幅度上升。
被“朋友圈”围猎的高官们
梳理多起腐败大要案案情，《方圆》，记者发现，十八大反腐风暴中多名落马的省部级官员，无一例外都是在商人“朋友圈”的围猎中一步步滑向腐败泥潭，最终沦为阶下囚。
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也栽在了“朋友圈”的围猎中——“回过头来看，我的主要问题发生在一个20多年的朋友圈。”季建业在庭审时说。季建业口中的“朋友”，主要包括苏州锦联经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徐东明、江苏吴中集团董事长朱天晓、苏州金螳螂公司实际控制人朱兴良等人，绝大多数早在上世纪90年季建业任吴县县委副书记时就交下这些朋友。
比如徐东明，从1992年起，季建业就接受徐东明请托，利用职务之便帮助其调动工作，自认识开始至案发，在二十几年的交往中，季建业为徐东明个人及其单位提供了大大小小多方面的帮助，两人关系越来越密切，也正因为两人关系的日益加深，季建业才从最初收受徐东明2万多元的空调开始，逐步发展到收受徐东明770万元巨额贿赂的严重地步。
徐东明极聪明，嘴巴严，为人低调，深得季建业的信任。多年来，两人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以至于季建业家里大小事都会托付给徐东明去办，徐东明几乎成了季建业家的隐形“大管家”。
据办案人员透露，季建业所涉案件，几乎都发生在“朋友圈”中，这个极为特殊的“朋友圈”伴随季建业20余年的仕途发展，长时间积累下来了深厚的利益关系以及情感关系，季建业不是处心积虑利用自己的权力进行寻租、主动捞取钱财，而是面对诱惑时贪心和私欲泛滥，被动地收取“朋友圈”的巨额贿赂。2015年4月7日，山东省烟台市中级法院以受贿罪一审宣判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有期徒刑15年。
如果说季建业是建立起来的一个“朋友圈”，施雄梁则让行贿人进入了自己生活的各个角落。其家人生病住院，孩子考上大学、出国留学，自己出国考察，买房买车、乔迁新居等等，不一而足，都成为行贿人送钱送物的“契机”。长期的公事、私生活混杂在一起，使得施雄梁对行贿人的警惕心大大下降。
例如行贿人之一的黄荣平也是施雄梁在二钢厂的老同事、老下属，不过因为施雄梁同时还是黄荣平和其爱人的大媒人，所以两家的关系自然就更近乎些。于是施的妻子买车变成他口中“嫂子买车”、官场饭局便成了他们口中的“亲朋聚会”。孰不知，媒人在此时早已变成了猎物。 感情投资型围猎
“一开始可能只是吃个饭、喝个茶，逢年过节送点小礼品，拉进距离后，再发起全面攻势。”结合办案实践，闫彬将不法商人对官员的围猎手段归纳为两个类型，感情投资型和投其所好型。
“商人围猎官员是一个长期经营的过程，逢年过节自然要走动，利用官员出国考察旅游、小孩升学结婚、老人生病住院、家人买房买车等时机，一些商人也会提供帮助或送上礼金，以期增进感情，有了投资、结下了感情后自然会得到权力的‘回报’，获得利益。”闫彬分析说。
闫彬向记者讲述了不久前办理的一个“感情投资”案例，Y国有企业出于发展需要有求于Z官员，为了跟Z官员搞好关系，Y企业在感情投资上下足功夫，Z官员家里有老人需要照顾，Y企业派出驻京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长期在该官员家中充当“保姆”，在家里洗衣服、做饭、陪老人看病等等，解决了Z官员家里的一切困难和后顾之忧，让该官员颇为感动，对于Y企业的请托，Z官员鼎力相助。案发后，对于Y企业的派驻保姆的行为，Z官员悔罪时感叹，“这个比钱更管用”。
办案中，闫彬还碰到过这样两个有趣的细节：某官员的孩子想上名校，但成绩不好，某企业给学校交赞助费后得到了入学的“名额”，然后再把上学“名额”让给官员的孩子；某官员的夫人特别喜欢养狗，一企业特地到藏区为其挑选了价值上百万的纯种藏獒幼犬。
投其所好型围猎
“官员爱打牌，故意输钱，输送赌资；官员好色，培养美女公关人员进行性贿赂；官员有雅好，送字画古董；官员爱打高尔夫，奉上名贵的高尔夫会员卡；官员爱摄影，代为购买昂贵的摄影器材，甚至走遍名川大山陪同摄影。”闫彬称，从“瞄准”官员的爱好切入，是一些商人围猎官员 的另一大“利器”。
由“好”而“贪”、由“雅”而“腐”——中纪委网站发文揭示了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省公安厅原厅长秦玉海的蜕变过程，“大多与他的雅好——艺术摄影分不开，与他痴迷摄影、追名逐利如影随形”。
秦玉海对于摄影爱好的高调宣扬，让一些唯利是图的商人们嗅到了商机。2001年，担任焦作市委书记的秦玉海到美国考察，与商人曹某结识，二人在谈到摄影时，秦玉海提到了哈苏相机。不久，曹某购买了一台哈苏相机回到国内，提供给秦玉海使用。之后，曹某又陆续为秦玉海添置了其他昂贵摄影器材。秦、曹二人经常联名举办摄影展，秦玉海将曹某称为他的“黄金搭档”。在曹某的资助和帮忙下，2007年，秦玉海的摄影作品《真水无香》获得了中国摄影界最高奖——“艺术创作金像奖”。
秦玉海想在国内摄影界甚至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曹某立刻提供了全程服务。据调查，2012年至2014年，曹某为秦玉海出版《真水》作品画册，拍摄以秦玉海摄影活动为主题的电视纪录片《一个摄影师和一座山》，先后4次出资为秦玉海举办摄影作品展，甚至不惜动用自己在圈内人脉关系，将其作品展览到了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累计花费580多万元。
而“曹某们”也通过秦玉海谋取到巨大利益。2007年至2014年6月，应曹某请求，秦玉海向云台山公司打招呼，使曹某公司顺利承揽了云台山公司在北京、南京、上海等城市的地铁广告业务；其间，秦玉海还帮该公司协调提高了广告费标准。仅此一项，曹某公司就获得广告费7685.5万元，利润率高达76%。
“贪官身边人”也是围猎对象
“对于高级别的官员，位置高、权力大，相应的原则性和抵抗诱惑的能力相对较强，难以经常接触到。一些不法商人往往不直接‘围猎’高官，而是从高官的家属、子女、朋友、秘书等‘身边人’下手，一旦‘身边人’入围，官员本人被迫跟着就范。”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官员被“围猎”不外乎两种情况，一种是直接围猎官员本人，另一种就是外围围猎官员的“身边人”。
据记者统计，十八大以来被查处的省部级高官中，因“身边人”而腐败的不在少数，其中，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就是一个典型。在检察机关对刘铁男“3558万”的受贿指控中，刘铁男亲自过手的仅有104万元，而绝大部分的受贿金额均是通过其子刘德成收受所得。
与之相类似，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的爱人于丽芳，在江西亦受到了当地人士的“追捧”。据熟悉江西官场的知情人士透露，“于姐”之名在江西政商界广为流传，苏荣担任江西省委书记期间，“于姐”事实上充当了苏荣的“代理人”，频繁为官商牵线搭桥，不仅涉嫌插手土地出让和工程建设，还参与“卖官”，涉嫌从中收取巨额贿赂。“家就是权钱交易所，我本人就是权钱交易所所长，不仅全家老小参与腐败，也带坏了干部队伍、败坏了社会风气、损坏了政治生态。”落马后，苏荣做了这样的痛心忏悔。
同样深陷“家人腐败”深渊的，还有山东省委原常委、济南市委原书记王敏。中纪委刊发的“王敏案件警示录”显示，在2005年，王敏主动将妻子介绍给房地产商赵某认识，王敏对赵某说，“你这个阿姨人很好，和她处不好的人肯定有问题”。心领神会的赵某对王敏妻子百般讨好，主动带其到北京、香港、澳门旅游、购物，从名牌衣服到名牌手提包，哪个好、哪个贵就买哪个。2008年，在王敏默许下，赵某为王敏女儿购买住房。赵某还多次带王敏妻子去澳门赌博，王敏妻子不用出赌资且“分红”。对于这些，王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未觉得有什么不妥。
而近十年来，在王敏的力挺下，赵某的公司在济南市拿下了多个大的房地产项目，赵某的生意顺风顺水，财源广进。据纪检机关调查，赵某成了王敏家的“钱袋子”和“提款机”，出于对王敏“知恩图报”，赵某先后向其行贿现金、房产、名人字画等钱物累计达人民币1800余万元。
围猎官员的犯罪特点
反腐学者和反贪人士均认为，围猎官员的现象在现实中不断蔓延，究其原因还与其自身犯罪特点密切相关。 特点一：外表上的“正当性”和隐蔽性
“围猎官员现象是反腐高压形势下腐败手段的翻新。”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罗猛称，“将对权力的围猎掩盖在与官员及其家人的友情、亲情交集当中，而且行受贿人交往时间长，行受贿行为以借款、孩子出国结婚、过年过节等所谓‘人情往来’等方式出现，从表面上看貌似正常的‘人情往来’，具有外表上的“正当性”，一旦发生被调查等风险，便采取隐匿、订立攻守同盟等手段，以借为名、以亲朋好友往来为借口，对抗调查”。
“当下的行贿人，也在研究法律，行贿时也极力规避法律对行贿犯罪规定的构成要件，为了逃避法律制裁，行贿人在行贿手段上不断翻新，围猎官员的行为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刑法研究室主任刘仁文分析说，行贿人和官员是利益共同体，存在着一损俱损、一安皆安的依存关系。尤其是行贿人与受贿人均知晓一些社会潜规则和规避法律的意识和能力，在事先就可能采取了防止事发的攻守同盟，且一般是在“一对一”的情境中完成财物交接行为的，行为的对合性增加了行贿行为的隐蔽性。
特点二：腐败的长期性和连续性
“从初期的认识，到长期经营、培养感情，再到取得信任，融入圈子，官员被围猎的过程，也是一个长期腐败的过程。”结合办案实际，罗猛指出，官员对不熟悉的人，也很警惕，早期存有戒心；一些高级别的官员，也不是谁都交往，而是有选择性的交往，官员会对行贿人的平时行为进行考量，做事是否靠谱，嘴巴严不严，拿钱爽不爽快，只有取得官员信任后，行贿人才能长期保持密切的关系。
“多名落马的省部级官员都具有很长的潜伏犯罪周期，官员与朋友圈里的行贿人并非一朝一夕的认识，而是长达十多年的交往。从目前的腐败态势来看，行贿人在行贿手段上挖空心思、不断翻新，主动行贿、连续行贿的情形在增多。”刘仁文说。
特点三：有较强的针对性和麻痹性
“面上的反腐‘红线’，谁都不会去触摸。行贿人会从不同渠道获取官员及其家人的信息，再利用人情关系和业务往来与官员熟识，从而实施有针对性的攻势。”庄德水说，围猎官员行为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攻势性，攻势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感情攻势，从感情上寻求突破口，利用所谓的朋友关系进行感情投资，先博得官员本人和家人信任；第二种是心理攻势，类似于“温水煮青蛙”，把官员尊为座上宾，极力进行奉承、巴结和捧杀，让官员获得心理上的优势感，进而麻痹官员并获取不正当利益。
“围猎官员的本质，是围猎官员手中的权力。表面上看，不法商人是猎人，官员是猎物，不法商人通过猎取官员手中的权力，最终获得非法的经济利益；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或许是一场互为狩猎的腐败勾结，官商腐败同盟形成后，官员又成了圈子的核心，不法商人充当了官员‘提款机’和‘操盘手’，官员通过不法商人猎取了金钱和美色等多种不正当利益。”竹立家说，在这个充满各种诱惑、捧杀、不择手段的猎局中，如何消除“围猎之困”还值得各方深思。
通过美色猎取官员手中的权力，进而获取经济利益，是商人围猎官员的手段之一。而5月29日，安徽省马鞍山钢铁（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施雄梁受贿案则更加彰显了现阶段官员被围猎的政治生态：行贿人通过长期连续性的感情投资，利用受贿者的妻子儿女为“桥梁”，渗入受贿者的日常生活，最终成功围猎官员。
近年来，由不法商人设局围猎而引发的各类违纪违法案件频频出现。多名反腐学者在接受《方圆》记者采访时指出，面对糖衣炮弹和金钱美色的“进攻”，当下一些官员被围猎的形势较为严峻。
腐败态势发生深刻变化
围猎，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四面合围而猎”，一般指人对动物设围打猎。如今，这个词与一些腐败官员联系到了一起。
围猎一词用在反腐上，最初源于习近平在今年1月12日同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时的告诫：“各种诱惑、算计都冲着你来，各种讨好、捧杀都对着你去，往往会成为围猎的对象。”习近平要求县委书记们要做“四有新人”——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
之后，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王岐山在作工作报告时表示，当前，“四风”面上有所好转，但树倒根在，重压之下花样翻新，防止反弹任务艰巨。有的地方政治生态恶化，干部被“围猎”，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搞利益输送，遏制腐败蔓延的任务仍然艰巨。
3月1日，刘云山在中共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强调，“作为领导干部，要牢记人情里面有原则、交往之中有纪律，决不能飘飘然、昏昏然，在别人围猎中掉进圈套。领导干部在管住自己的同时，还要管好自己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防止别有用心的人在他们身上打开缺口”。
4月29日，最高检召开党组会议，要求全国检察机关要进一步加大打击行贿犯罪力度，突出重点、集中力量重点打击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个人行贿和单位行贿犯罪。特别是要严厉惩处主动行贿、多次行贿、行贿数额巨大、长期“围猎”干部的行贿犯罪。
“官员被围猎的问题屡屡被高层提及，反映出当前社会的腐败态势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职务犯罪侦查局局长闫彬说，以往的权钱交易，办事收钱，“一把一利索”，即时兑现，“当下的腐败形态，行贿人更注重长期经营与官员的关系，通过人情往来、感情投资、投其所好等多种手段形成对官员的‘围猎’攻势，关系密切后成为‘腐败共同体’。”
“过去，官员手握重权，为了办成事，行贿人往往是被动请托、被迫行贿；如今，行贿人精心部署，主动寻找各种时机、创造一切条件融入官员的‘朋友圈’，在‘不知不觉’中将官员‘拉下水’，最终达到自己的目的。”闫彬对比分析。
“所以，面对新的腐败态势，最高检适时调整反腐策略，加大打击行贿犯罪力度，从严惩处长期‘围猎’官员的行贿犯罪。”以西城区检察院为例，据闫彬透露，今年该院有意识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惩治力度，目前已经对行贿犯罪立案10余人，行贿犯罪立案数量相比去年有较大幅度上升。
被“朋友圈”围猎的高官们
梳理多起腐败大要案案情，《方圆》，记者发现，十八大反腐风暴中多名落马的省部级官员，无一例外都是在商人“朋友圈”的围猎中一步步滑向腐败泥潭，最终沦为阶下囚。
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也栽在了“朋友圈”的围猎中——“回过头来看，我的主要问题发生在一个20多年的朋友圈。”季建业在庭审时说。季建业口中的“朋友”，主要包括苏州锦联经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徐东明、江苏吴中集团董事长朱天晓、苏州金螳螂公司实际控制人朱兴良等人，绝大多数早在上世纪90年季建业任吴县县委副书记时就交下这些朋友。
比如徐东明，从1992年起，季建业就接受徐东明请托，利用职务之便帮助其调动工作，自认识开始至案发，在二十几年的交往中，季建业为徐东明个人及其单位提供了大大小小多方面的帮助，两人关系越来越密切，也正因为两人关系的日益加深，季建业才从最初收受徐东明2万多元的空调开始，逐步发展到收受徐东明770万元巨额贿赂的严重地步。
徐东明极聪明，嘴巴严，为人低调，深得季建业的信任。多年来，两人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以至于季建业家里大小事都会托付给徐东明去办，徐东明几乎成了季建业家的隐形“大管家”。
据办案人员透露，季建业所涉案件，几乎都发生在“朋友圈”中，这个极为特殊的“朋友圈”伴随季建业20余年的仕途发展，长时间积累下来了深厚的利益关系以及情感关系，季建业不是处心积虑利用自己的权力进行寻租、主动捞取钱财，而是面对诱惑时贪心和私欲泛滥，被动地收取“朋友圈”的巨额贿赂。2015年4月7日，山东省烟台市中级法院以受贿罪一审宣判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有期徒刑15年。
如果说季建业是建立起来的一个“朋友圈”，施雄梁则让行贿人进入了自己生活的各个角落。其家人生病住院，孩子考上大学、出国留学，自己出国考察，买房买车、乔迁新居等等，不一而足，都成为行贿人送钱送物的“契机”。长期的公事、私生活混杂在一起，使得施雄梁对行贿人的警惕心大大下降。
例如行贿人之一的黄荣平也是施雄梁在二钢厂的老同事、老下属，不过因为施雄梁同时还是黄荣平和其爱人的大媒人，所以两家的关系自然就更近乎些。于是施的妻子买车变成他口中“嫂子买车”、官场饭局便成了他们口中的“亲朋聚会”。孰不知，媒人在此时早已变成了猎物。 感情投资型围猎
“一开始可能只是吃个饭、喝个茶，逢年过节送点小礼品，拉进距离后，再发起全面攻势。”结合办案实践，闫彬将不法商人对官员的围猎手段归纳为两个类型，感情投资型和投其所好型。
“商人围猎官员是一个长期经营的过程，逢年过节自然要走动，利用官员出国考察旅游、小孩升学结婚、老人生病住院、家人买房买车等时机，一些商人也会提供帮助或送上礼金，以期增进感情，有了投资、结下了感情后自然会得到权力的‘回报’，获得利益。”闫彬分析说。
闫彬向记者讲述了不久前办理的一个“感情投资”案例，Y国有企业出于发展需要有求于Z官员，为了跟Z官员搞好关系，Y企业在感情投资上下足功夫，Z官员家里有老人需要照顾，Y企业派出驻京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长期在该官员家中充当“保姆”，在家里洗衣服、做饭、陪老人看病等等，解决了Z官员家里的一切困难和后顾之忧，让该官员颇为感动，对于Y企业的请托，Z官员鼎力相助。案发后，对于Y企业的派驻保姆的行为，Z官员悔罪时感叹，“这个比钱更管用”。
办案中，闫彬还碰到过这样两个有趣的细节：某官员的孩子想上名校，但成绩不好，某企业给学校交赞助费后得到了入学的“名额”，然后再把上学“名额”让给官员的孩子；某官员的夫人特别喜欢养狗，一企业特地到藏区为其挑选了价值上百万的纯种藏獒幼犬。
投其所好型围猎
“官员爱打牌，故意输钱，输送赌资；官员好色，培养美女公关人员进行性贿赂；官员有雅好，送字画古董；官员爱打高尔夫，奉上名贵的高尔夫会员卡；官员爱摄影，代为购买昂贵的摄影器材，甚至走遍名川大山陪同摄影。”闫彬称，从“瞄准”官员的爱好切入，是一些商人围猎官员 的另一大“利器”。
由“好”而“贪”、由“雅”而“腐”——中纪委网站发文揭示了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省公安厅原厅长秦玉海的蜕变过程，“大多与他的雅好——艺术摄影分不开，与他痴迷摄影、追名逐利如影随形”。
秦玉海对于摄影爱好的高调宣扬，让一些唯利是图的商人们嗅到了商机。2001年，担任焦作市委书记的秦玉海到美国考察，与商人曹某结识，二人在谈到摄影时，秦玉海提到了哈苏相机。不久，曹某购买了一台哈苏相机回到国内，提供给秦玉海使用。之后，曹某又陆续为秦玉海添置了其他昂贵摄影器材。秦、曹二人经常联名举办摄影展，秦玉海将曹某称为他的“黄金搭档”。在曹某的资助和帮忙下，2007年，秦玉海的摄影作品《真水无香》获得了中国摄影界最高奖——“艺术创作金像奖”。
秦玉海想在国内摄影界甚至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曹某立刻提供了全程服务。据调查，2012年至2014年，曹某为秦玉海出版《真水》作品画册，拍摄以秦玉海摄影活动为主题的电视纪录片《一个摄影师和一座山》，先后4次出资为秦玉海举办摄影作品展，甚至不惜动用自己在圈内人脉关系，将其作品展览到了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累计花费580多万元。
而“曹某们”也通过秦玉海谋取到巨大利益。2007年至2014年6月，应曹某请求，秦玉海向云台山公司打招呼，使曹某公司顺利承揽了云台山公司在北京、南京、上海等城市的地铁广告业务；其间，秦玉海还帮该公司协调提高了广告费标准。仅此一项，曹某公司就获得广告费7685.5万元，利润率高达76%。
“贪官身边人”也是围猎对象
“对于高级别的官员，位置高、权力大，相应的原则性和抵抗诱惑的能力相对较强，难以经常接触到。一些不法商人往往不直接‘围猎’高官，而是从高官的家属、子女、朋友、秘书等‘身边人’下手，一旦‘身边人’入围，官员本人被迫跟着就范。”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官员被“围猎”不外乎两种情况，一种是直接围猎官员本人，另一种就是外围围猎官员的“身边人”。
据记者统计，十八大以来被查处的省部级高官中，因“身边人”而腐败的不在少数，其中，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就是一个典型。在检察机关对刘铁男“3558万”的受贿指控中，刘铁男亲自过手的仅有104万元，而绝大部分的受贿金额均是通过其子刘德成收受所得。
与之相类似，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的爱人于丽芳，在江西亦受到了当地人士的“追捧”。据熟悉江西官场的知情人士透露，“于姐”之名在江西政商界广为流传，苏荣担任江西省委书记期间，“于姐”事实上充当了苏荣的“代理人”，频繁为官商牵线搭桥，不仅涉嫌插手土地出让和工程建设，还参与“卖官”，涉嫌从中收取巨额贿赂。“家就是权钱交易所，我本人就是权钱交易所所长，不仅全家老小参与腐败，也带坏了干部队伍、败坏了社会风气、损坏了政治生态。”落马后，苏荣做了这样的痛心忏悔。
同样深陷“家人腐败”深渊的，还有山东省委原常委、济南市委原书记王敏。中纪委刊发的“王敏案件警示录”显示，在2005年，王敏主动将妻子介绍给房地产商赵某认识，王敏对赵某说，“你这个阿姨人很好，和她处不好的人肯定有问题”。心领神会的赵某对王敏妻子百般讨好，主动带其到北京、香港、澳门旅游、购物，从名牌衣服到名牌手提包，哪个好、哪个贵就买哪个。2008年，在王敏默许下，赵某为王敏女儿购买住房。赵某还多次带王敏妻子去澳门赌博，王敏妻子不用出赌资且“分红”。对于这些，王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未觉得有什么不妥。
而近十年来，在王敏的力挺下，赵某的公司在济南市拿下了多个大的房地产项目，赵某的生意顺风顺水，财源广进。据纪检机关调查，赵某成了王敏家的“钱袋子”和“提款机”，出于对王敏“知恩图报”，赵某先后向其行贿现金、房产、名人字画等钱物累计达人民币1800余万元。
围猎官员的犯罪特点
反腐学者和反贪人士均认为，围猎官员的现象在现实中不断蔓延，究其原因还与其自身犯罪特点密切相关。 特点一：外表上的“正当性”和隐蔽性
“围猎官员现象是反腐高压形势下腐败手段的翻新。”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罗猛称，“将对权力的围猎掩盖在与官员及其家人的友情、亲情交集当中，而且行受贿人交往时间长，行受贿行为以借款、孩子出国结婚、过年过节等所谓‘人情往来’等方式出现，从表面上看貌似正常的‘人情往来’，具有外表上的“正当性”，一旦发生被调查等风险，便采取隐匿、订立攻守同盟等手段，以借为名、以亲朋好友往来为借口，对抗调查”。
“当下的行贿人，也在研究法律，行贿时也极力规避法律对行贿犯罪规定的构成要件，为了逃避法律制裁，行贿人在行贿手段上不断翻新，围猎官员的行为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刑法研究室主任刘仁文分析说，行贿人和官员是利益共同体，存在着一损俱损、一安皆安的依存关系。尤其是行贿人与受贿人均知晓一些社会潜规则和规避法律的意识和能力，在事先就可能采取了防止事发的攻守同盟，且一般是在“一对一”的情境中完成财物交接行为的，行为的对合性增加了行贿行为的隐蔽性。
特点二：腐败的长期性和连续性
“从初期的认识，到长期经营、培养感情，再到取得信任，融入圈子，官员被围猎的过程，也是一个长期腐败的过程。”结合办案实际，罗猛指出，官员对不熟悉的人，也很警惕，早期存有戒心；一些高级别的官员，也不是谁都交往，而是有选择性的交往，官员会对行贿人的平时行为进行考量，做事是否靠谱，嘴巴严不严，拿钱爽不爽快，只有取得官员信任后，行贿人才能长期保持密切的关系。
“多名落马的省部级官员都具有很长的潜伏犯罪周期，官员与朋友圈里的行贿人并非一朝一夕的认识，而是长达十多年的交往。从目前的腐败态势来看，行贿人在行贿手段上挖空心思、不断翻新，主动行贿、连续行贿的情形在增多。”刘仁文说。
特点三：有较强的针对性和麻痹性
“面上的反腐‘红线’，谁都不会去触摸。行贿人会从不同渠道获取官员及其家人的信息，再利用人情关系和业务往来与官员熟识，从而实施有针对性的攻势。”庄德水说，围猎官员行为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攻势性，攻势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感情攻势，从感情上寻求突破口，利用所谓的朋友关系进行感情投资，先博得官员本人和家人信任；第二种是心理攻势，类似于“温水煮青蛙”，把官员尊为座上宾，极力进行奉承、巴结和捧杀，让官员获得心理上的优势感，进而麻痹官员并获取不正当利益。
“围猎官员的本质，是围猎官员手中的权力。表面上看，不法商人是猎人，官员是猎物，不法商人通过猎取官员手中的权力，最终获得非法的经济利益；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或许是一场互为狩猎的腐败勾结，官商腐败同盟形成后，官员又成了圈子的核心，不法商人充当了官员‘提款机’和‘操盘手’，官员通过不法商人猎取了金钱和美色等多种不正当利益。”竹立家说，在这个充满各种诱惑、捧杀、不择手段的猎局中，如何消除“围猎之困”还值得各方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