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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大众传媒尚不发达的东汉时期,谣谚作为一种特殊的传媒形式向人们传递着当时的舆论导向。文章结合东汉的社会背景进行分析,探究谣谚衍生为舆论工具后,体现出的舆论倾向,并成为历史变革催化剂的舆论学意义。
关键词:东汉;谣谚;舆论学意义
中图分类号:G2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9-0329-02
在我国古代史籍中常见到一些被称为流言、讹言、妖言、诗妖、诗谶、民谣、童谣的言论,传统史学统称之为谣谚,现代社会学则把它们归为社会谣言的范畴。
东汉时期在我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既经历了光武中兴的盛世局面,也经历了党锢之祸、黄巾起义等国家的内乱和政治危机。相对而言,东汉是各类谣谚的高发期。由于当时大众传媒手段尚不发达,大众信息基本上都是靠口耳相传。因此,谣谚的传播过程在客观上起到了媒介的作用。
一、东汉谣谚产生的社会条件
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王朝以后,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度。经过明、章之治的漫长努力,东汉王朝逐渐走向巅峰。
(一)东汉早期高度集权,信息流通渠道阻塞
东汉处于封建社会的初级发展阶段,此时的中国属于集权主义国家。集权主义国家宣扬的是“君权神授”,其控制传媒手段比较严格。在那个科学技术落后,传媒不发达的时代,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沟通起来非常困难。统治阶级自上而下传达信息,从中央到地方要经过时间漫长的一个过程;民众自下而上反应问题,要通过各级的政府、言官一级一级上报,到最后由于种种原因,社会底层的声音总是很难被统治阶级听到。传播渠道的阻塞,促使群众开辟了新的表达个人意愿的渠道,于是就产生了各类谣谚。由于当时民众的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迷信思想严重,认知水平的相对低下,就很容易接受谣谚传播的内容。当政府无暇对社会谣谚进行控制的时候,谣谚就会像决堤的洪水,一发不可收拾。
(二)东汉中后期的动荡为谣谚盛行提供了土壤
在东汉中期,朝中爆发了宦官、朋党之争,后期又爆发了两次“党锢”事件,导致东汉政权动荡。末期的农民起义更是直接导致了东汉政权的名存实亡。这时,官方的声音越发薄弱,而各种谣谚逐渐代表了民间的各种意见倾向,填补了官方声音消失后的空白,起到了传媒的作用。
二、谣谚的舆论学意义
舆论的形成,有两个相反相成的过程。一是来源于群众自发,二是来源于有目的的引导。东汉时期的谣谚传播是否符合这一特质呢?
(一)谣谚体现出当时社会的舆论倾向
东汉政权代表了豪族地主势力的利益,后来这个群体,分裂成皇族集团、外戚集团、宦官集团、儒学集团等几个不同的集团。他们既共同剥削农民,反对庶族地主,又为了各自的利益争斗不休。东汉中后期,外戚集团、宦官集团相继干政,造成政局不稳的社会局面。再加上频繁旱災,政府赈灾不力,民不聊生,政权摇摇欲坠。在这期间,民间流传的谣谚就反映了上述不正常社会现象。
1、集团的争斗
东汉顺帝后期,外戚干政情况严重,民众关于对这一现象的看法,可以“顺帝之末,京都童谣”为例,见范晔《后汉书》志第十三《五行一》“谣”:
顺帝之末,京都童谣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1]
这条谣谚形象的反映出了东汉自顺帝后外戚干政造成的混乱情况。正直的大臣李固反对外戚干政,结果却被处死并暴尸街头。无恶不作的外戚梁冀却把持朝政多年,其党羽胡广、司徒赵戒、司空袁汤却个个封侯。这条童谣正反映出了民众对于当时官僚政治的腐恶的讽刺和憎恶。
2、政局的动荡
东汉末期,政局动荡。民众关于这一现象的看法以“灵帝之末,京都童谣”为例,见范晔《后汉书》志第十三《五行一》“谣”:
灵帝之末,京都童谣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万骑上北芒。”中平六年,史侯登蹑至尊,献帝未有爵号,为中常侍段珪等数十人所执,公卿百官皆随其后,到河上,乃得来还。此为非侯非王上北芒者也。[2]
中平六年(189)袁术、袁绍兄弟率军攻击皇宫,中常侍段珪等劫汉献帝及陈留王,连夜奔走至北邙山。后董卓带着手下把他们又接回了洛阳。这条童谣讽刺了此时的东汉皇帝已经成了傀儡、摆设,反映出东汉王朝的衰落。
3、政府对待天灾的不作为
东汉末年,天灾不断,由于政府的不作为,竟然出现了米比金贵的反常现象。民众关于这一现象的看法,以汉末洛中童谣和汉末江淮间童谣为例,见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上)》:
《述异记》记载:东汉末期,闹饥荒,洛阳有童谣说:“再多的金子也不如一斗粮食。一斗粮食能吃饱,再多的钱却没什么用。”长江、淮河一代有童谣说:“到处都是当兵的,战争死了很多人。用金子买粮食,粮食却比金子还贵。”这两则谣谚反应了战争、天灾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有钱买不到粮食,是对政府不作为、社会动乱的最有力的控诉。
上述谣谚具有鲜明的社会批评特点,生动的表现出民众对当时社会热点的评价,它的形成过程已经具备了舆论的特点,因此我们可以将谣谚看成是一种舆论导向。
(二)谣谚衍生成为一种舆论工具
随着谣谚的产生以及传播,其作用日益增大。一些人就开始利用谣谚,通过别人之口来传播自己的主张,从而达到预定的目的。这样谣谚就衍生为一种舆论工具。此类谣言一般具有预言性的特点。
1、预言更始之败,光武中兴
利用谣谚来传达“更始必败,光武中兴”的思想,以“更始时,南方有童谣”为例,见范晔《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更始元年)十月,持节北渡河。”(唐)李贤等注曰:“更始时,南方有童谣云:‘谐不偕,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后更始为赤眉所杀,是不谐也;光武由河北而兴,是得之也。”[3]
2、预言公孙述必败
建武六年(30),利用谣谚,表达对公孙述经济政策的不满以及对重回汉朝统治的渴望,以“建武六年,蜀童谣”为例,见范晔《后汉书》志第十三《五行一》“谣”:
世祖建武六年,蜀童谣曰:“黄牛白腹,五铢当复。”是时,公孙述僭号于蜀,时人窃言王莽称黄,述欲继之,故称白;五铢,汉家货,明当复也。述遂诛灭。[4] “黄”是王莽的代称,“白”是公孙述的代称,“五株”指的是是西汉货币。表面上看是人们对于经济制度的不满,希望恢复流通五铢钱,实际上是是当时人们对于恢复汉朝的统治的渴望。
上述二条都属于预言式谣谚,都出现于社会政局不稳的时候,而且都出于孩童之口。有学者说:“童谣保存了语言本身固有的纯真、自然和神秘的因素,蕴含着天上人间、世代更替和生命轮回的哲学意蕴,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5]正所谓“童言无忌”,因此童谣的传播效果会更具有信服力。毫无疑问,童谣的制作者不是这些孩子,而是另有其人。他们利用谣言来传播自己的主张,客观上起到了为将要进行的变革舆论宣传的作用。
李普曼在《舆论学》中提出了“假环境”[6]的概念,我认为在两汉时期依然适用。当时民众受教育文化水平普遍低下,对于谣谚的传播提供了土壤;特殊时期,时局的动荡为谣谚的盛行提供了必要条件。由于和统治阶级沟通渠道不畅通,当时的民众,可能一輩子都见不到皇帝长什么样子,对于统治阶级不利的消息可能一辈子都听不到,有了问题可能很难反映给上级。他们认识的社会是统治阶级构建出来的,而当统治阶级弱化或失去作用的时候,制作、传播谣言的人就可能替代了统治阶级的作用,利用谣言传播在群众大脑中去构建一种新的社会图像或新的观念,从而达到变革的目的。
(三)谣谚成为了历史变革的催化剂
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谣谚已经不仅仅是舆论工具了,它已经成为了变革者手里的一把利器,对推动历史变革起了催化的作用。以东汉末期农民起义军“黄巾军”为例:
张角的农民起义军认为东汉王朝不能代表上天的意志,黄巾军应该代替东汉王朝管理中国。这个变革的时间就在甲子年(184)。封建社会讲究“天人感应”,皇帝是“天子”,是代表上天管理天下。将东汉王朝的堕落说成是不能代表上天的意志,利用民众对于统治阶级的不满言大造舆论,以获得民众的支持,并最终重创了东汉王朝,加速了它的灭亡。
历史上,类似于这样的谣谚还有很多,陈胜、吴广的“大楚兴,陈胜王”、韩山童的“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等等,不仅仅是这些变革者的舆论工具,而且起到了历史变革催化剂的作用。
三、结语
东汉的谣谚在大众传媒落后的情况下,承担起了媒介的作用,它的形成过程符合舆论形成的两个特性:(一)来源于群众自发。谣谚的传播完全不是官方的行为,完全出自民众正常的情感表达;(二)来源于有目的引导。谣谚会被某些社会变革者所利用,成为一种工具,对民众进行有目的的引导。因此,我们认为,谣谚是中国古老的舆论表达形式,并且对于民众之间的沟通以及推动社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宋·范晔.后汉书(卷七)·孝桓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99:194.
[2][4]宋·范晔.后汉书(志第十三)·五行一[M].北京:中华书局,1999:2235,2232.
[3]宋·范晔.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99:8.
[5]郁宁远.中国童谣[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6:8.
[6](美)沃尔特·李普曼.舆论学(第一章)[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0.
关键词:东汉;谣谚;舆论学意义
中图分类号:G2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9-0329-02
在我国古代史籍中常见到一些被称为流言、讹言、妖言、诗妖、诗谶、民谣、童谣的言论,传统史学统称之为谣谚,现代社会学则把它们归为社会谣言的范畴。
东汉时期在我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既经历了光武中兴的盛世局面,也经历了党锢之祸、黄巾起义等国家的内乱和政治危机。相对而言,东汉是各类谣谚的高发期。由于当时大众传媒手段尚不发达,大众信息基本上都是靠口耳相传。因此,谣谚的传播过程在客观上起到了媒介的作用。
一、东汉谣谚产生的社会条件
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王朝以后,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度。经过明、章之治的漫长努力,东汉王朝逐渐走向巅峰。
(一)东汉早期高度集权,信息流通渠道阻塞
东汉处于封建社会的初级发展阶段,此时的中国属于集权主义国家。集权主义国家宣扬的是“君权神授”,其控制传媒手段比较严格。在那个科学技术落后,传媒不发达的时代,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沟通起来非常困难。统治阶级自上而下传达信息,从中央到地方要经过时间漫长的一个过程;民众自下而上反应问题,要通过各级的政府、言官一级一级上报,到最后由于种种原因,社会底层的声音总是很难被统治阶级听到。传播渠道的阻塞,促使群众开辟了新的表达个人意愿的渠道,于是就产生了各类谣谚。由于当时民众的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迷信思想严重,认知水平的相对低下,就很容易接受谣谚传播的内容。当政府无暇对社会谣谚进行控制的时候,谣谚就会像决堤的洪水,一发不可收拾。
(二)东汉中后期的动荡为谣谚盛行提供了土壤
在东汉中期,朝中爆发了宦官、朋党之争,后期又爆发了两次“党锢”事件,导致东汉政权动荡。末期的农民起义更是直接导致了东汉政权的名存实亡。这时,官方的声音越发薄弱,而各种谣谚逐渐代表了民间的各种意见倾向,填补了官方声音消失后的空白,起到了传媒的作用。
二、谣谚的舆论学意义
舆论的形成,有两个相反相成的过程。一是来源于群众自发,二是来源于有目的的引导。东汉时期的谣谚传播是否符合这一特质呢?
(一)谣谚体现出当时社会的舆论倾向
东汉政权代表了豪族地主势力的利益,后来这个群体,分裂成皇族集团、外戚集团、宦官集团、儒学集团等几个不同的集团。他们既共同剥削农民,反对庶族地主,又为了各自的利益争斗不休。东汉中后期,外戚集团、宦官集团相继干政,造成政局不稳的社会局面。再加上频繁旱災,政府赈灾不力,民不聊生,政权摇摇欲坠。在这期间,民间流传的谣谚就反映了上述不正常社会现象。
1、集团的争斗
东汉顺帝后期,外戚干政情况严重,民众关于对这一现象的看法,可以“顺帝之末,京都童谣”为例,见范晔《后汉书》志第十三《五行一》“谣”:
顺帝之末,京都童谣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1]
这条谣谚形象的反映出了东汉自顺帝后外戚干政造成的混乱情况。正直的大臣李固反对外戚干政,结果却被处死并暴尸街头。无恶不作的外戚梁冀却把持朝政多年,其党羽胡广、司徒赵戒、司空袁汤却个个封侯。这条童谣正反映出了民众对于当时官僚政治的腐恶的讽刺和憎恶。
2、政局的动荡
东汉末期,政局动荡。民众关于这一现象的看法以“灵帝之末,京都童谣”为例,见范晔《后汉书》志第十三《五行一》“谣”:
灵帝之末,京都童谣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万骑上北芒。”中平六年,史侯登蹑至尊,献帝未有爵号,为中常侍段珪等数十人所执,公卿百官皆随其后,到河上,乃得来还。此为非侯非王上北芒者也。[2]
中平六年(189)袁术、袁绍兄弟率军攻击皇宫,中常侍段珪等劫汉献帝及陈留王,连夜奔走至北邙山。后董卓带着手下把他们又接回了洛阳。这条童谣讽刺了此时的东汉皇帝已经成了傀儡、摆设,反映出东汉王朝的衰落。
3、政府对待天灾的不作为
东汉末年,天灾不断,由于政府的不作为,竟然出现了米比金贵的反常现象。民众关于这一现象的看法,以汉末洛中童谣和汉末江淮间童谣为例,见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上)》:
《述异记》记载:东汉末期,闹饥荒,洛阳有童谣说:“再多的金子也不如一斗粮食。一斗粮食能吃饱,再多的钱却没什么用。”长江、淮河一代有童谣说:“到处都是当兵的,战争死了很多人。用金子买粮食,粮食却比金子还贵。”这两则谣谚反应了战争、天灾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有钱买不到粮食,是对政府不作为、社会动乱的最有力的控诉。
上述谣谚具有鲜明的社会批评特点,生动的表现出民众对当时社会热点的评价,它的形成过程已经具备了舆论的特点,因此我们可以将谣谚看成是一种舆论导向。
(二)谣谚衍生成为一种舆论工具
随着谣谚的产生以及传播,其作用日益增大。一些人就开始利用谣谚,通过别人之口来传播自己的主张,从而达到预定的目的。这样谣谚就衍生为一种舆论工具。此类谣言一般具有预言性的特点。
1、预言更始之败,光武中兴
利用谣谚来传达“更始必败,光武中兴”的思想,以“更始时,南方有童谣”为例,见范晔《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更始元年)十月,持节北渡河。”(唐)李贤等注曰:“更始时,南方有童谣云:‘谐不偕,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后更始为赤眉所杀,是不谐也;光武由河北而兴,是得之也。”[3]
2、预言公孙述必败
建武六年(30),利用谣谚,表达对公孙述经济政策的不满以及对重回汉朝统治的渴望,以“建武六年,蜀童谣”为例,见范晔《后汉书》志第十三《五行一》“谣”:
世祖建武六年,蜀童谣曰:“黄牛白腹,五铢当复。”是时,公孙述僭号于蜀,时人窃言王莽称黄,述欲继之,故称白;五铢,汉家货,明当复也。述遂诛灭。[4] “黄”是王莽的代称,“白”是公孙述的代称,“五株”指的是是西汉货币。表面上看是人们对于经济制度的不满,希望恢复流通五铢钱,实际上是是当时人们对于恢复汉朝的统治的渴望。
上述二条都属于预言式谣谚,都出现于社会政局不稳的时候,而且都出于孩童之口。有学者说:“童谣保存了语言本身固有的纯真、自然和神秘的因素,蕴含着天上人间、世代更替和生命轮回的哲学意蕴,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5]正所谓“童言无忌”,因此童谣的传播效果会更具有信服力。毫无疑问,童谣的制作者不是这些孩子,而是另有其人。他们利用谣言来传播自己的主张,客观上起到了为将要进行的变革舆论宣传的作用。
李普曼在《舆论学》中提出了“假环境”[6]的概念,我认为在两汉时期依然适用。当时民众受教育文化水平普遍低下,对于谣谚的传播提供了土壤;特殊时期,时局的动荡为谣谚的盛行提供了必要条件。由于和统治阶级沟通渠道不畅通,当时的民众,可能一輩子都见不到皇帝长什么样子,对于统治阶级不利的消息可能一辈子都听不到,有了问题可能很难反映给上级。他们认识的社会是统治阶级构建出来的,而当统治阶级弱化或失去作用的时候,制作、传播谣言的人就可能替代了统治阶级的作用,利用谣言传播在群众大脑中去构建一种新的社会图像或新的观念,从而达到变革的目的。
(三)谣谚成为了历史变革的催化剂
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谣谚已经不仅仅是舆论工具了,它已经成为了变革者手里的一把利器,对推动历史变革起了催化的作用。以东汉末期农民起义军“黄巾军”为例:
张角的农民起义军认为东汉王朝不能代表上天的意志,黄巾军应该代替东汉王朝管理中国。这个变革的时间就在甲子年(184)。封建社会讲究“天人感应”,皇帝是“天子”,是代表上天管理天下。将东汉王朝的堕落说成是不能代表上天的意志,利用民众对于统治阶级的不满言大造舆论,以获得民众的支持,并最终重创了东汉王朝,加速了它的灭亡。
历史上,类似于这样的谣谚还有很多,陈胜、吴广的“大楚兴,陈胜王”、韩山童的“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等等,不仅仅是这些变革者的舆论工具,而且起到了历史变革催化剂的作用。
三、结语
东汉的谣谚在大众传媒落后的情况下,承担起了媒介的作用,它的形成过程符合舆论形成的两个特性:(一)来源于群众自发。谣谚的传播完全不是官方的行为,完全出自民众正常的情感表达;(二)来源于有目的引导。谣谚会被某些社会变革者所利用,成为一种工具,对民众进行有目的的引导。因此,我们认为,谣谚是中国古老的舆论表达形式,并且对于民众之间的沟通以及推动社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宋·范晔.后汉书(卷七)·孝桓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99:194.
[2][4]宋·范晔.后汉书(志第十三)·五行一[M].北京:中华书局,1999:2235,2232.
[3]宋·范晔.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99:8.
[5]郁宁远.中国童谣[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6:8.
[6](美)沃尔特·李普曼.舆论学(第一章)[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