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文章讨论了沈从文的《萧萧》和马金莲的《绣鸳鸯》，指出这两篇小说均具有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更多的是试图揭示一种现代生活的路径和可能性，尤其是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女性的生存困境，其中两个女性人物萧萧和拜拜姑姑命运相同，时代背景、地域和文化却相去甚远。鲁迅感叹的“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在沈从文和马金莲笔下，带出了更多的本能，更多的人情，更多的文化可能性。“娜拉”走后不知道怎么样了，萧萧和拜拜姑姑是走都没有走出去，萧萧被启蒙了还想跑，拜拜姑姑却因为各种文化背景之因，跑都没有跑，恐怕是没有出路的。无论是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看，还是从文学人类学的角度看，沈从文和马金莲的这两篇经典小说，依然具有非常高的现代性反思意义。
　　关键词：沈从文 《萧萧》 马金莲 《绣鸳鸯》 现代性
　　沈从文的《萧萧》和马金莲的《绣鸳鸯》都很耐读，故事情节动人，人物令人动容。两部作品揭示的现代性反思意义值得深思，仿佛是已经解决的女性觉醒和生存困境的问题，却原来一直根深蒂固地衍生着。
　　萧萧是一个童养媳，沈从文仿佛是在批判封建的童养媳制度，更多揭示的却是启蒙的不彻底和不完整，或者走样的启蒙更可怕。人情和人性的自然属性，或者文化的人类学意义更大一些。拜拜姑姑是一个西部乡村的妙龄小姑娘，由于全家搭救了一个小货郎子，自然而然地二人发生了恋情，还有了身孕，然而小货郎子毕竟不属于这个偏远的乡村，还是远赴天涯了。这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小说桥段，与沈从文的《萧萧》对比来看，马金莲更多的赋予人物善良与人情，无关家庭、地域、身份。这是一种超现实写法，是对现实无奈的对抗。今天看来，这两篇小说均具有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更多的是揭示一种现代生活的路径和方向，尤其是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女性的生存困境，其中两个女性人物萧萧和拜拜姑姑命运相同，鲁迅提出的“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是无果的。萧萧和拜拜姑姑这两个人物走都没有走出去，萧萧被启蒙了还想跑，拜拜姑姑却因为各种原因，跑都没有跑，恐怕是更没有出路的。再读经典依然具有非常高的现代性反思意义。
　　一、自然的人情和人性与难以承受的生命之重
　　凌宇说：“沈从文以其创作的独特品格，当之无愧地属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出色作家之列；中国有两位文学巨匠，一个是鲁迅，另一个是沈从文；马尔克斯只是百年孤独，沈从文是千年孤独……”a我们从沈从文的《萧萧》来看，这确实是一个中国几千年来的社会问题，中国想要真正走向现代化，首先是现代意识的确立，而现代意识的确立一直是在彻底否定和盲目肯定中徘徊，是一条漫长而又不知方向的道路。因此说沈从文的孤独是几千年的。从沈从文主要的一些小说来看，沈从文期望通过一百多个女性形象，来分别描述她们在不同年龄，不同生活状态，不同境遇下的遭际，引起大众反思。很大程度上，我们误读或者理解不到位的情况时有发生。而《萧萧》，我们通常更多的是批判封建思想和童养媳陋习，对萧萧的内心和其无路可走的现实，讨论得不够。从文学地理学理论来看，萧萧的生存状态，有地域的文化形态；从文学人类学理论来看，又具有民族和民俗特质；从文化启蒙角度来看，沈从文对于当时启蒙的不彻底、不全面，或者走样的启蒙是有所思的。
　　《蕭萧》讲的是一个湘西乡村童养媳萧萧的故事。说起湘西，只有去了，才真正理解什么是大山，连绵不断而又险象环生，生存环境相对险恶，同时风景又异常的美丽，山水灵性，造就了湘西的美。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看，就是水土和民俗。而生存于20世纪初叶的湘西，可想而知这里的环境和人们的生存状态了。湘西这个地方多半都是少数民族，其中以土家族、苗族为多，沈从文笔下的女孩子名叫“翠翠”“萧萧”“三三”“幺幺”，等等，并没有强调其民族，我们是从一些山歌、服饰和生活常态，包括一开始就叙写的婚事来感觉的。那里的吊脚楼、长河、磨坊、田间，衣服上绣的不同的花色，头发的梳理与盘结，都是深具民族文化意蕴的。因此，在1988年，由《萧萧》改编的，谢飞导演的电影《湘女萧萧》，将人生的无常，不温不火地表现了出来，这是沈从文认可的那种少女的纯美，也是沈从文认可的自然生存景致。谢飞的唯美和舒缓的叙述，在《湘女萧萧》中完美展现，湘西那时隐时现的山峦，清澈又时而汹涌的河流，土家族、苗族的山歌，土家族、苗族的服饰，乡村随日月和四季轮回，几乎一成不变的生活模式，让我们看到了影像审美的意义，同时对于湘西女子的命运有了深层次的思考和反省。沈从文的许多中短篇其实都可以改编为影视，只是由于中短篇改编需要加进许多复线支撑，一般的编剧很难达到小说的思想高度，容易走偏。而沈从文小说揭示的恰恰是湘西的文学人类学要义，给我们打开了这个“希腊小庙”的大门。
　　马金莲的小说《绣鸳鸯》一看就知道写的是西北的乡土，并且从作品里的民俗事项，显而易见写的是回族，年代虽然没有明确的交代，但是就货郎子这个职业来看，至少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事情了。“我姑姑”拜拜这个女子，离我们仿佛很是遥远，遥远得像是《诗经》里的女子；仿佛又很近，就在身边。萧萧听过女学生的事情，见过女学生过路，心向往之，并且还大胆地尝试了女学生的自由，事情瞒不住的时候，甚至有女学生的勇气私奔，而花狗跑了以后，又鱼死网破地打算自己也跑了算了。至少萧萧受过新文化的启蒙，有过反抗。然而萧萧不但没有跑成，最终还成了封建卫道士，不仅做了一辈子的童养媳，可悲的是又给自己的儿子买了一个童养媳。萧萧就像韩少功《爸爸爸》里的丙崽一样，是国民劣根性的延续者。马金莲《绣鸳鸯》里的拜拜姑姑，既没有听过女学生的故事，也没有见过女学生过路，是完全处于封闭、落后的空间里，对于男女，更是出于一种本能的爱欲，由于回族的家教和伦理，就是货郎子不跑，恐怕也没有出路。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爱情、婚姻与情爱之重难以两全，女子总是承担了生命之重。西部生存的文学人类学的漠野深处，还有进一步描摹和阐释的空间。
　　二、文化守成和现代性追求
　　沈从文的《萧萧》和马金莲的《绣鸳鸯》其着力点都主要在于文化守成和现代性追求之间的尖锐矛盾与不可调和性，在故事的情节发展和主要的审美追求上，是一致的。比如叙写的都是不同地域少女的美，不同时代少女的命运遭际；不同民族的民俗事项，如山歌、婚丧嫁娶等有关文学人类学和文学地理学意义上的揭示，因而其思想意义和审美追求是基本一致的。 　　张新颖说：“讲到他的文学世界，我觉得有一点可以细讲，就是沈从文小说里的人，和‘五四’以来的小说里的人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首先就在于，作者和作品里的人的关系，他不比他们大，他不比他们优越，他也没有站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他就和他们处在一块儿，处在同一个世界里。还有一点，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里面，人是处在不同的等级上的，最上面的是先觉者、启蒙者，往下一点有正在启蒙过程当中的人。等待启蒙的人，再往下一点是愚昧的人、怎么启蒙也没用的人。”b通读沈从文的小说，甚至一些自传体的文字，这种感觉愈加强烈。而这篇《萧萧》，作者更是站在萧萧的立场、萧萧的角度，去展现那女子的美，那简单而纯粹的姐弟情意，那自然的情爱，那善良的恻隐之心，那自然的山水。按照萨特的存在主义理论来说，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
　　《萧萧》是一个第三人称全知全能的角度，马金莲则是一以贯之的女童视角。《萧萧》写的是在湘西乡下的十二月里，一个小姑娘出嫁了，先是走水路，然后又走了三十多里山路，并且坐的是四人抬的轿子，这在乡下也是很风光的了，只是这个女子不像别的姑娘那样哭嫁。一个从小缺失亲生父母的小女孩，自幼由伯父抚养，豆蔻年华便被卖做童养媳，所以也不见她哭嫁。十二岁嫁过来以后，就是一个带孩子的小保姆，就像祥林嫂的当初，有了饭吃，有了个这么好的主家，便很能卖苦力。萧萧对小丈夫也特别疼爱，因为他还是一个吃奶的孩子，特别可爱，也很黏萧萧，于是萧萧就整天背着小丈夫，还不忘干家务，干农活也很卖力，非常勤快，很是得到祖父和其他家人的好感。萧萧做了小媳妇，饭也吃能饱，全家对萧萧也很善意。才过了半年，萧萧就发育成长了，人也胖了。夏天的晚上，一家人坐在院子里，扇着蒲扇，家里的两个长工，一个哑巴，一个花狗，都是大小伙子了，是这家的壮劳力，也坐在一起听祖父讲城里的故事。这家人也算是富贵人家，祖父识文断字，见多识广，家里还有祠堂。不知不觉就两年多了，祖父依然是在一个夏天的晚上，躺在躺椅上，扇着蒲扇，讲起了女学生的事情。
　　这是萧萧第一次听说女学生的事情，不过就是人与人的平等，男人与女人的平等，进而是女学生的自由，尤其是女学生和男人之间的自由。这在萧萧的心里埋下了种子，也算是一种启蒙吧。我们会觉得沈从文写作时所揭示一些重大主题，也是不显山不露水，在不经意间，就将这个故事的背景揭示了出来，那就是新文化运动，乡村也是传播到了，只是传播走样了。和鲁迅《阿Q正传》里阿Q向往革命是一个意思。无论是新文化运动，还是革命，在乡村的走样所带来的负面的思想认识问题恐怕更大。就这样日子过去两年多了，身体逐渐成熟的萧萧不免引起了花狗的关注。花狗也正当年，且长得膀大腰圆，会唱山歌，会干农活，也是这家特别好使唤的长工。花狗对主人家的儿子也特别疼爱，一得空就给娃娃摘果子，教娃娃唱山歌，娃娃不懂是啥意思，逐渐长大的萧萧却听得耳热心跳。在《湘女萧萧》里，有个细节，说萧萧的乳房渐渐坚挺，婆婆看不过眼，就用布条子给缠了起来，说明当时的乡下还没有胸罩一说。不要说当时的乡下了，就是如今的乡村，许多发育的女子，大概还有被用布条子缠裹的事情，严重地影响了乳房的发育和今后的母乳喂养，这种无知且延续很久的事情是要不得的。好的影视改编就是锦上添花的事情。后来的情节自然不出意料，萧萧和花狗自然而然地在一起了，从事情的发展来看，他们也是两情相悦。要怪就只能怪萧萧的命运了，若不是伯父给了她一个童养媳的身份，贪图一个乡绅家的富裕，她即便是嫁个花狗式的长工，也可以享受普通人正常的生活。然而，长工拿什么娶媳妇，穷人怎样才能过上正常的生活呢？肚子渐渐大了的萧萧心里有女学生的启蒙，一心想着花狗带她私奔，不料，花狗却跑得无影无踪。这里，我也不想批判花狗，正处在青春年少的两个男女，两年多共处一家，产生感情或者有了私情仿佛是正常的。然而花狗是承受不了这个结果的，花狗没有这个肩膀。跑路是花狗作为男性最明智的选择。这么分析，是多么的冷血，又是多么的人情！这就和阿Q一样，花狗是没有人权的，甚至没有姓名权利。生活就是这么残酷，要想活个人样，想要有作为，想要获得一个人最起码的尊严，出路在哪里？再说萧萧，孤单无助的她，甚至到庙里吃香灰，喝凉水，一切办法都想了，除非去死。然而她不想死，她还想做女学生呢。她打算顺着女学生过路的道路跑了去，然而失败了。婆家是善良人家，是发卖还是沉潭，找来了萧萧的伯父。伯父自然愿意发卖，还可以第二次得钱，沉潭他们是不愿意做的。这也说不上是虚伪，祖宗规制就是这样的，族长也就依了。然而发卖，外面乱哄哄的，一时也没有有钱人来买，不久萧萧生了一个虎头虎脑的大儿子。这家人便想，这个娃娃长大了，又是一个好长工，况且萧萧对小丈夫是真心的疼爱，也就罢了。后来萧萧又给自己的儿子买了一个童养媳，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故事就是这样的了。一直在想，在萧萧的一生中，真正的男女之情也就是和花狗吧。比萧萧小十几岁的小丈夫，长到成人，且去外面读书，变成了男学生，还怎么能看上已经三十多歲的，在他们家操劳半生的大媳妇，何况乡村的女人这个年纪已经显得很老了。小丈夫家境宽裕，纳妾或者找个女学生是自然不过的事情。当然这个婚姻是有的，不过是女人在家里苦守，男人到外面追寻梦想。假如沈从文没有从湘西走出来，也不会有这么深刻的思考。当然，小丈夫对萧萧的依恋是肯定的，那是俄狄浦斯式的情爱，与花狗恐怕不是一回事。20世纪初叶的启蒙和革命，在乡村是走样的，变形的，对于现代生活的理解是偏颇的。萧萧对女学生是无限向往的，然而什么是真正的现代意识，真正的现代生活，在中国这样大的国度，其他地域又是什么样呢？
　　《绣鸳鸯》是马金莲小说里的上乘之作，是可以拿来和《萧萧》一起对比的。我最早是在《小说选刊》 2014年第六期看到的，那期还有汪曾祺的《岁寒三友》，鲁敏的《徐记鸭往事》，可见还是优异的。《绣鸳鸯》写的是一个西北乡村的故事，和《萧萧》相比较，没有那条长河，没有那时隐时现的好像永远也走不出的山峦，有的是酸菜、糖瓜子，还有一个俊美的少年货郎子。这是马金莲第一次写一个如此出众的男性形象，不仅外貌俊朗和果敢，还很有才华，见多识广，有眼界，因此和“我”的姑姑恋爱，仿佛也是命中注定的。小说依然采用马金莲一贯的儿童视角—— 一个女童视角。从故事的背景来看，应该是还有货郎子的年代，可是又没有交代具体的时间背景。《萧萧》明确了故事的背景，交代得非常清楚，有关新文化运动，有关女学生，因而普适性和思想性就很明显。显然《萧萧》揭示的不单单是童养媳的问题，而主要是新文化运动反封建的主流，同时沈从文也敏锐地发现，新文化运动的不彻底和走样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与思想的异化，恐怕是更不利于现代意识的确立。真正的现代意识，对20世纪初叶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很理想化的人生，但凡有点启蒙意识的人，都想走向现代，然而又仿佛没有路径，或者没有方向，就像鲁迅说的《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正如张新颖说的，人人以启蒙者自居，岂不知或许自己就是那个需要启蒙的。如此看来，一部小说，交代好背景，更有利于发现其背景下的主要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因而揭示得更加切中肯綮，有的放矢，便于后人引以为戒。像贾平凹《废都》那样直面知识分子的颓废，《高兴》那样直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打工阶层的草根生活，《秦腔》那样直面乡村的凋敝和传统文化的衰败。这些作品几百年后依然是文学人类学和文学地理学研究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