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先生》是我的第一部戏剧习作。2009年之前，一直怀着“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心情，边做文学批评，边做着小说、散文和戏剧的零散练习。我并不认为批评的价值低于叙事，只是，但凡选择写作的人，都会被自己的创造欲所诱惑——不过是有人终于把它压抑了下去，有人则终是忍不住它的发作。我属于后者。在年已老大之时，从熟稔的批评领域，瞎子摸象般闯进戏剧创作的领地来，即便最终铩羽而归，也不打算后悔。
　　从2009年开始着手准备，到2012年初完稿，这部剧本经历了三年的孕育期。又过了三年——直至今年3月，排演之事方才确定，于是做了最后的修改，并将剧名由原来的《鲁迅》，改为《大先生》。一是因为，“大先生”乃鲁迅先生家人对他的称呼，叫起来温暖亲切；二是因为，先生的心灵、天才、人格与矛盾，的确堪称“大”者；三是因为，“鲁迅”之名长期被刻板化，一见其名，会令多少人望而却步，此剧既是请大家走近他，又何必把这明知的隔阂横在中间。本书用的就是这最后的定稿。


　　这剧本，因了题材的特殊和写法的奇怪，发表之后，引来不少的关心和疑问。于是，按捺不住问者的勾引，絮叨了几篇关于剧本的文字，也跟师友通信探讨。此前，在写作的过程里，时常感到困惑犹疑，产生跟先生对话的冲动，也写过几篇梳理思路的短文。它们都写于2015年之前，那时剧名为《鲁迅》，收入此书时，文章保留了当时的面貌——凡称《鲁迅》者，即是指《大先生》这个剧本。现在集成一束“自白”，列入书中。
　　此剧的筹备过程一波三折，本身已够得上一出戏。到2014年8月，貌似一切大体停当，只等招兵买马，排练上演，出版剧本了。于是作家徐晓做东，约来艺术家陈丹青先生和演员、戏剧导演赵立新先生，围绕剧本和鲁迅，对谈了一次。谈过之后，排演事宜又发生了变化。但这对谈的内容本身自有其重要价值，于是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这便是书中的“三人谈”。
　　现在的《大先生》和初稿、二稿相比，已是面目全非。三年的写作摸索，报废了不少笔墨。然而也有些许自感不至完全无趣的片段，不忍丢弃，遂收入书中，是为“残稿”——算是给关心此剧创作历程的读者，提供一点证据，也给自己，留下一点挣扎“奋斗”的印痕。
　　现在，这本小书就要走向读者那里。带着些许不安，祈祷它未惹我深爱的大先生生气。也祈祷更多的人在这不冷不热的时代里，愿意走进他炽痛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