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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德旺年届70岁，创业40年。一组数据似乎可以概括他的历程：从1983年起他个人累计捐赠80亿元人民币，范围包括救灾、扶贫、助学、帮困、支持文化项目等；从1988年起，福耀集团累计向国家缴税超过127亿元人民币；从2000年到现在，福耀累计创造外汇超过41亿美元……
有人告诉曹德旺，长寿的最大秘诀就是“贪玩”。若论钱，他当然有本钱玩；但论时间，他没法玩。或者不如说，没时间玩的背后，是某种情怀支撑着他一直在走一条不同于常人的路，包括敢讲话，敢执着于一片玻璃，敢自己盯着自己的捐赠。
讲真话：他有勇气代表中国的声音
曹德旺是全国政协委员，他2013年第一次上两会时，“营改增”正在全国试点，2016年，“营改增”试点已在全国全面推开。从那时到现在，曹德旺的目光都没有离开过与增值税有密切关系的小微企业。他2016年的提案是《适当增加制造业增值税的进项可抵扣项目，帮助企业渡过难关》。按照规定，相关部门要给政协委员的提案作出答复。有相关工作人员打电话问他，对答复是否满意，他坦陈自己提交这份提案的心迹：“我不是为我自己提这个意见，我是为中国的前途、中国的竞争力提这个意见。”
“有些人的提案与自身利益有关，我不是。我算过，如果也像美国一样，征收我税前利润40%的所得税（含州税及五险）和我交增值税，没有什么差别，因为我亲自抓成本控制，在经营中盈利能力还是可以的。”曹德旺一手打造的福耀集團是数一数二的大型企业，其汽车玻璃的市场占有率世界第一。而在他的提案里，真正的受益者是中小微企业。“大企业是嘴巴，中型企业是胃，而小微企业则是末梢神经。如果中小微企业遇到经营困难，大企业也不可能独善其身。”
4年前曹德旺着手在美国设厂时，为调查国外的投资环境，让团队做了中美税收比较分析，一张表分两栏，中国缴什么，美国缴什么，对比差多少。“结果发现外面的税比中国低，我就马上向国家报告。”于是曹德旺积极在两会上发声，遇上财政部的领导，也会一起讨论讨论。
因为敢讲真话，曹德旺也遭遇过不少误解，很多人劝他说话要谨慎，以后不要再说了。他觉得很奇怪，他说，说真话不是为了反对谁，也不是为了他自己，是因为对国家的感情。他总说，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福耀，也就没有他的今天。
在一个中美合办的慈善论坛上，曹德旺第一年参加，发现是中方出的钱，第二年参加，发现还是中方出钱。他当场就说，我觉得这不对，既然是中美合办的论坛，就应该双方各出一半，或者轮流出钱。他这话说出来，中国人很高兴，美国人也很尊敬他。美国前财长保尔森也因此和他成为很好的朋友。“他有勇气代表中国的声音。”一同参会的人说。
2002年时，福清市政府碰到一个难题。为了修路，市财政局向银行借款，为了还钱就筹建了两个收费站，计划“收费还款”。结果钱收不上来，还款成了问题。于是，市政府找到曹德旺，请他帮忙。几次三番后，曹德旺发现政府确实有困难，如果能够帮忙，也算是为家乡做好事。他当年底与市政府签订合约，借给政府7075万元，承包收费站，合同期5年。刚开始，经常有官员亲戚或当地小混混的车子不交费闯关，曹德旺下令加强安保，把闯关的汽车拦下来，再请交警来处理。“过路费是小事，但这有损福清人的形象。”曹德旺对官员们解释道。如此收了两年，钱就收够了，于是他说，好，剩下的时间不继续收费了，并建议市政府拆除收费站。“我当初的想法就是帮忙，没打算通过收费站赚钱，既然已经把当初借给政府的钱收回，我就想把道路还给市民。”在与政府交涉的过程中，收费站又多收了几百万元，曹德旺也没要，全部捐出来，为当地修了公园、公路、学校的科技楼和教学楼等。
曹德旺不是有钱以后才有这份底气，年轻时就快人快语，有一说一。“刚开始创业的时候，他们认为我是一块豆腐，随便吃就行，后来发现不是，不能吃的。”曹德旺自己笑道。1986年，刚刚承包高山镇玻璃厂的曹德旺被举报贪污等问题。他直接去县委，拦住书记，自报家门：“请让我把高山玻璃厂的情况具体汇报一下。如果我做错了什么，您可以拿法律来处理我，我毫无怨言，但您不能制造冤假错案，我这个人不接受道歉。”于是，他用不到20分钟的时间，把厂里的情况跟县委书记说了一遍。几天后，曹德旺接到通知，要他去县里开会，他便带上所有材料，针对自己所有的“罪名”，做了一番说明，一口气说了两三个小时，然后甩手而去。
县委肯定了曹德旺的成绩。告他的人从县里告到市里，从市里告到省里，从省里又告到了北京。最终的结果依然是曹德旺没有问题。曹德旺也由这件事更加坚定地相信最初的信念——听党的话，严格按照政府的规章办事；按章纳税；尊重所有官员，但保持平等距离；一起吃饭可以，但仅限于吃饭，绝不给官员送礼；如果有盈利分红，除用于家庭和自身生活的费用之外，皆用于社会公益。
“我觉得尊重政府，是一个企业家公民素质的象征。试想一下，如果政府官员在上面喊‘立正’，下面的企业家一个向东，一个向西，一个躺下来，那政府怎么管理？带兵的指挥官要想打赢战争，必须带出一支高素质的队伍，说立正，大家就站定。但我们又是平等的关系。我坚决不违法，也不贪政府的便宜。曾有某地官员跟我说，你过来投资，土地不要钱。我就说，不要钱的东西我肯定不要。还有，我也是一毛不拔的，我不会给你送东西，正因为你是官员，我不敢送给你。”这是曹德旺多年的经验之谈。他喜欢打高尔夫球，但总是一个人去。他调侃说“一个人打，我就总是第一名”。不混圈子，自然有些寂寞，但也少了“身不由己”。
曹德旺并不只是对别人直接，对自己的事也相当坦诚。他曾对媒体讲述自己的一段婚外恋情。曹德旺与妻子陈凤英相识于微时，陈凤英没读过书，她把自己的嫁妆全部卖光，给曹德旺作为生意本钱。曹德旺后来在外做生意时，遇到了“一个让我想把家都扔掉的女人”。纠结中，他去研究别人的家庭是什么样，结果发现，没有一个家庭是百分之百幸福的，他也没有必要再折腾。就这样，他选择了回归家庭，与妻子相守至今。 走出去：成为“中国制造”的窗口
2016年3月11日，美国俄亥俄州州长、当时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之一卡西奇在该州莫瑞恩市发表了一场竞选演讲，地点就是曹德旺2016年10月初刚刚举行了竣工庆典的福耀工厂。当时，还没完全竣工的厂房迎来了数千选民。
25年前，俄亥俄州有100多万工人，现在这个数字已经降到了70万以下。2008年圣诞节前夕，通用汽车关闭了在莫瑞恩的工厂。那里成为由工业繁荣陷入衰落的美国“铁锈地带”之一。卡西奇2010年当选俄亥俄州州长，福耀是他州长任内最大的经济项目之一，由福耀带来的2000多个就业机会显然是他的一项重要政绩。当时，《华盛顿邮报》评价说：“令曹德旺从贫困的中国农村发家的，正是那股冲毁莫瑞恩的全球化浪潮。”
这句话勾勒的正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必然逻辑。在位于福建省福清市宏路镇的福耀集团新工业区的广场上，竖立着不少旗帜。除了中国国旗、福耀的旗帜，还有美国、俄罗斯、德国、日本、韩国的国旗。这些全球重要的汽车市场，都有了福耀的投资，而普通的销售点更是遍布世界各地。
“汽车巨头都是‘无国界’的，它们从全球购买配件。生产汽车玻璃的福耀是几乎全球所有跨国汽车厂商的供应商，合作关系很紧密。汽车厂商在哪里投资设厂，就要求供应商也跟过去。不 ‘走出去’，根本没有办法做生意。”福耀一位高管向 《环球人物》记者介绍道。
福耀在海外的第一项重大投资在俄罗斯，是应德国大众的要求。2011年，福耀在俄罗斯卡卢加州独资建立汽车玻璃生产工厂的投资协议在克里姆林宫签署。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是共同的见证者。投产后，福耀的玻璃下了生产线，就直接进入旁边大众公司的物料仓库。至于福耀在美国俄亥俄州的投资，也是作为最大的汽车玻璃供应商，应美国通用的要求。
现在才发现曹德旺“走出去”的人，大概有些后知后觉，他无疑是中国企业家“走出去”的先驱之一。“福耀从1987年开始做汽车玻璃，那时中国的汽车工业还处于起步阶段，市场非常小，所以没过几年就开始做出口。”福耀的高管说。
只是向外走的路并非坦途。曹德旺的第一站是香港。“去香港之前人家跟我讲，你不会讲英语，也没有熟人关系。我想只要我便宜几块钱，他们应该立马就都过来了。我到了香港，买了个电话黄页本，查到电话号码直接打过去，果然跟想象的一样，他们都跑到我的酒店来跟我谈。就这样做生意。”
后来，曹德旺又发现美国市场上玻璃的零售价格，是自己卖给美国大批发商的好几倍，于是就想直接在美国建仓库。1995年，他在南卡罗来纳州买了地，先建仓库，后建厂房，谁料3年亏了几百万美元。
要是别人也许就被吓回来了，但是曹德旺没有。他骨子里有着福建人“爱拼才会赢”的脾气。“同样做玻璃，他们能赚钱，我们为什么赚不到钱？那就说明我不会做，我要弄清楚哪里做错了。花了那么多钱，死也甘愿。”于是他请来美国人帮忙调研，结果是他的销售模式不对。美国市场层级多，中间层层加价，美国人建议他改分销为直销，关闭仓库跳过二级批发商，直接面对第三级供应商。曹德旺听取建议，1999年就把亏损的钱赚了回来。
钱赚得多了，又遇上新麻烦。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同一年，曹德旺便接连打了两场官司。加拿大国际贸易法院向包括福耀在内的中国汽车玻璃行业发起反倾销调查。经过8个月的艰苦应诉，法院裁定来自中国的汽车玻璃在加拿大的销售不构成侵害。这是我国入世后赢得的第一起反倾销案。
美国商务部也应几家本国制造企业申请，对福耀进行反倾销调查。作为民营企业的福耀，显然不符合美国人“拿了中国政府的补贴，再低价把产品拿到美国来倾销”的说法。为了反击，曹德旺花費数百万美元的律师费，反过来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起诉美国商务部和几家美国企业。2004年，福耀终于胜诉，并且一战成名，成为第一家状告美国商务部并赢得胜利的中国企业。
在不少中国企业面对国际竞争尚觉胆怯的时候，曹德旺做出了表率。“反倾销官司是一个贸易条约国唯一允许的行政保护手段，但是企业必须站出来讲清楚。只有通过积极应对来解决，‘怕’和‘恨’什么都解决不了。”
当然，曹德旺能走得稳并不一味靠“勇”。“我们有多年的考察，在俄罗斯调查了17年才下手，在美国调查了20年才下手。我们有自己的品牌知名度，有自己的技术。而现在不少中国人，跟风出去投资，都不知道要做什么，让我很惊讶。”曹德旺说。
作为商人，外国市场的低成本自然对曹德旺有着吸引力。但他没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他1994年获得了美国“绿卡”，但到了2005年，他又拿着“绿卡”跑到美国大使馆，说要把“绿卡”还了。“那时候我发现，福耀将成为中国未来汽车玻璃的代名词。移民不是大人物做的，是小人物做的，大人物真正有抱负，不能移民。”
福耀的一位高管说：“曹董这次去美国建厂，回来开会，说的话让我很动容。他说，西方国家对中国是有误解的，尤其是对‘中国制造’有误解。我们在那里建厂，就是要把那里做成一个窗口，要让不了解中国的人和想了解中国的人，看了我们的工厂，就知道中国现在是什么样，‘中国制造’现在是什么样，中国人的素质是什么样。”
在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大幅回潮的今天，要是有人能因曹德旺的工厂而了解中国，亲近中国，这也不失为他“走出去”的意义。
做实业：不愿意赚“快钱”
在宏路镇福耀的老工业区外，原来有一座天桥，最近才因市政建设被拆掉。桥上写着“为汽车玻璃专业供应商树立典范”，在这句话背后，是福耀30年来不曾改变的目标：“为中国人做一片属于自己的玻璃”。那是1987年建厂时，曹德旺立下的志向。当时这片地方还很荒芜，附近的农民们嘲笑着这个目标的不切实际。如今30年过去，福耀的产品仍然只有玻璃。
“我对员工说，我这辈子只做玻璃，为中国人做一片玻璃。这片玻璃，能让中国的达官显贵用上，也能让中国的平民百姓用上。这片玻璃，要用得放心，用得开心。放心就是质量过关，开心就是成本过关。再有，这片玻璃，必须在全球跟人家交流，代表着中国人的形象和智慧。这一点，我们做到了。”曹德旺说。 当初建厂时，曹德旺与玻璃结缘已有10多年。曹德旺的父亲曹河仁早年在上海做生意，是上海著名的永安百货股东之一。1947年，时局动荡，曹河仁带着家人和财产返回老家福清高山镇，结果人回来了，装财产的船沉了，曹家就此陷入困顿。曹德旺9岁上学，14岁辍学，16岁开始帮父亲倒卖烟丝，后来卖水果、卖白木耳、卖树苗、在工地打工。1976年，30岁的他听说卖水表上的玻璃赚钱，便提议镇上建了一个水表玻璃厂，他当采购员。
但几年过去，工厂的成品率始终低下。他就跑去上海的耀华玻璃厂，请那边派一名工程师来帮忙指导。来的人是出身名门的上海女子李维维。她研究了一下，对设备提出了改进意见，说：“抓紧时间，两天应该能组装好。”结果曹德旺组织大家加班加点，第二天一早就完成了任务，李维维大吃一惊。“后来李维维愿意放弃上海的优厚条件来到高山，又一直留在福耀，就是因为这件事。”福耀的一位员工回忆道，“李维维对我说，那次算认识曹德旺了，他有行动力，大家也服他，愿意跟他干。”1983年，曹德旺承包了玻璃厂，开始实行绩效工资，产量也有了增长。
1984年，曹德旺上了一趟武夷山，给母亲买了一根拐杖。他把拐杖当扁担，挑着东西上车时，司机提醒说：“小心一点，别碰了车玻璃，一片几千块钱，破了你可赔不起！”曹德旺不相信，回去后到汽车修理厂转了转，发现果真如此，而且有钱还不能马上就换，因为那时中国不生产汽车玻璃，要换就得从日本等国订货，费时费钱，关键是感觉很受欺负。他有点明白了，为什么很多车的玻璃破了就用胶纸贴着，凑合着用。
曹德旺就想，为什么不自己造汽车玻璃呢？老百姓能得实惠，自己也能赚钱。“为中国人做一片玻璃”的志向就此立下，他马上买图纸买设备。第二年5月，第一片汽车玻璃就制造出来了。1987年，他把汽车玻璃厂搬到了福清市宏路镇。当时国家正鼓励汽车零部件国产化，曹德旺赶上了最佳时机。
林秀红是玻璃厂最早的一批员工之一，忆起往事，她感慨良多：“我原来在学校当老师，看到玻璃厂招工，就过来了。李维维是我的师傅，我跟着她学刻花。刻花很难，我们学的时候做坏了很多，20多个人，最后只录取了9个，我就是其中之一。厂里刚开始很艰辛，产品做不出来，曹董晚上就待在车间里，整个心都挂在那边。但我们的工资都很高，我当老师时一个月是24元，到了玻璃厂后，一个月85元，再到了宏路这边，一个月就有850元。待遇高，大家都很拼命，曹董交代的事，我们都当成自己的事。晚上没事我们就去车间转转，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当地很多人是跟着曹董才富裕的。”
曹德旺自己曾说，早年创业非常艰苦。“搬到宏路来时，买了进口设备，都装船了，但一个工程师招不到，一个会计师招不到。那时很多国企倒闭，有很多工程师失业，但他们要面子，不愿意给个体户打工。大学生也不来，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来了档案没地方放。当时国家规定大学生档案要通过人事局，而合资或民营企业在人事局没有开户。”遇到问题，曹德旺就想办法去解决。“我就去跟省里商量，成立了中国第一家人才交流中心，我是第一届人才中心的顾问。结果没两年，人才交流中心在全国都普及了。”
还有人是被曹德旺做实业的理念感召来的。福耀现在的总裁左敏，上世纪80年代在厦门大学会计系读书。他给学校“青年的使命”研讨会拉赞助，找到了曹德旺。曹德旺一听“青年的使命”这个名字好，当场给了2万块钱。当他得知左敏学的是国际会计，便说我们就缺这样的人，你毕业以后，到我们这里来吧，我们要为中国人做一片属于自己的玻璃。左敏后来说，自己听到这句话时，汗毛都立起来了，感觉国家的使命和自己有了连接。他毕业后就义无反顾地来到福耀。
上世纪90年代，公司上市之前，准备上市的企业从资产配置的角度考虑，可以相互买一些股票，等上市了，都可以賺很多钱。这在当时是被允许的。但曹德旺坚决不这么干。他对左敏说，如果我们拿了这个钱，还有心思回来做玻璃吗？
在这个名人大佬拼命跨界，实体企业纷纷走向多元化、创业者靠新模式圈钱的时代，只会埋头做玻璃的曹德旺，显得格外另类，有些“out（落伍）”。
“我总结曹董就是不愿意赚‘快钱’。他现在还是有四个不做。房地产不做，因为楼盘建完后，没有办法持续纳税，就没有办法持续为国家做贡献；煤矿不做，福清很多人去山西开矿，他不做；网络游戏不做，他觉得对青少年不好；还有就是不炒股。”福耀的高管说，“他始终在讲，我们要做好汽车工业的配角。虽然是配角，但我们在汽车玻璃行业里做老大。福耀也讲转型升级，但福耀讲的是汽车玻璃的转型升级。比如原来汽车的前挡玻璃要求就是坚固，能遮风挡雨，现在则要求智能化，这个福耀必须跟上。”
福耀2008年成立了一个研究院，建在新工业区。一进门，就能看到最新科技产品，有的玻璃可以加热，用来除霜除雾；有的玻璃有“抬头显示”功能，导航可以直接显示在玻璃上；有的玻璃可以隔绝室外高温；还有的玻璃“憎水”，下雨天不再需要雨刷。这些技术保证了福耀在中国实体经济遭遇下行压力时，仍能实现很好的盈利。这也是曹德旺在今天这个公认“做实业很困难”的时期，能够坚守实业的真正底气—— 不是钱，是科技创新。
“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离不开福耀。而曹董也改变了汽车玻璃行业的世界格局。”玻璃行业的一位从业人员说。2016年，曹德旺获得玻璃行业国际最高奖——凤凰奖，成为46年来获此荣誉的第一个中国人。“他理解企业家的定义有三条：国家因你而强大，社会因你而进步，人民因你而富足，这才是企业家。”
曹德旺曾经想过做汽车，当时没有机会，现在机会有了，但他不想做了。“我70岁了。我认为中国好不容易能建立一个国际知名品牌，不能扔了去捡别的。”他说。
捐善款：关注百姓能不能拿到钱
6年多前我们和曹德旺首度见面，印象之深，至今不可磨灭——他在集团大楼内用餐，餐桌上只有一盘炒花生米、一盘炒菜花、一小碗蛋羹和一份地瓜粥，当时的总价是20元。与这份“抠门”的午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在此前几个月中累计捐款10多亿元，其中在中央电视台“情系玉树，大爱无疆”赈灾晚会上，以1亿元的捐款创造了中国慈善史上个人捐款数额的新纪录。从那时开始，人们更愿意以“中国首善”而不是“玻璃大王”来称呼曹德旺。 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商道哲学里，“首”字不值得提倡。“首善”与“首富”一样，背离了“财不外露”的谨慎，潜藏着“枪打出头鸟”的风险，不符合“中庸”的美德，更会招致“张扬”“作秀”的口诛笔伐。但曹德旺并不为此发怵，“我不把这些当回事儿，也没什么压力”。在他看来，像袁隆平那样的人才是真正的“中国首善”，“评选首善的标准，不能只盯着捐了多少钱，也要看到底解决了多少社会问题”。
至于“沽名钓誉”的流言，他从不去听，也不解释，“我做公益慈善不是图某一个目的或名号”。早期创业的艰难对曹德旺后来的思想有很大影响：“我有一种感恩、报恩的心态。党中央领导人为了推动改革开放，顶着很大的压力，一部分人富了，一部分人还很穷。我们这些真正富起来的人，要约束自己。在公众场合保持低调的同时，还得在不影响事业发展的情况下，和社会公众分享一部分财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曹德旺真正在意的，是“钱捐了，事情办得怎么样”。为此，他亲自实施捐赠项目，设计、施工都亲力亲为。曹德旺出资4亿元在福州市建了一座新的图书馆，建好后就交给市政府。他把地点选在福州市新发展起来的中央商务区，南面就是闽江。“等建好后，市民可以直接从江滨公园进入图书馆。”工程项目建设人员介绍道，“他提出图书馆既要和国际接轨，也要有地方特色，所以我们设了一个展览区展示福建的文化。他还特别强调人性化，比如在少儿区，书不一定要多，但要有一些玩具，要能让孩子在地上爬。除了普通的书，还可以有其他材质的，比如布的。”曹德旺来图书馆视察时，每一层都要走到，也不要别人带，就自己到处看。
高山镇上还有一所曹德旺捐建的德旺中学，校舍漂亮整洁。校长李昊说：“曹董不光捐了2.2亿元，还非常关心学校。建校舍时，我们都还在被窝里睡觉，就接到电话，说他已经从福州到高山镇的工地了，那时才早上7点。他到了现场就要到处走走看看。学校建成了，他又想怎么把学校办得更好，比如设立奖助学基金会、亲自过来演讲，有一次，刚好美国驻广州领事和《福布斯》杂志中文版副主编拜访他，他就带着他们到学校来。他说，要培养能代表中国未来希望的学生，能昂首挺胸走向全世界的人。”福建师大附中前校长翁乾明基本每周都要来一次德旺中学，帮助进行教学改革。他说：“之前有很多地方请我去，年薪也很高，但我和曹董做了几次深谈之后，还是选择无偿来这里，就是认可他办校的理念，还有，我被他的心感动。”
不光“插手”项目实施和关注后续发展，曹德旺还搞了个“史上最严苛捐款”。2010年5月4日，曹德旺与中国扶贫基金会签署协议，委托后者把2亿元善款发放给92150万户受灾民众，并将对项目的执行过程和资金用途进行全程监督。他不仅要求中国扶贫基金会在6个月内发完救助款，还规定差错率必须低于1%。也就是说，如果在抽样检查中，发现未收到善款的农户比率超过1%，那么中国扶贫基金会要赔偿同等数额未发放的善款。管理费也被曹德旺从国家允许的捐款总额的10%，压低到了3%。
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李利曾感慨，自己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形，“即便是法律上，也没有这样的规定”。但曹德旺并不认为自己“苛刻”，“签这个协议，也是为了监督他们，只要他们做得足够好，再大的赔偿，他们应该也不怕”。他曾对 《环球人物》记者解释说：“很多人把钱捐给慈善机构，主要是为了博得名利。他们不在乎钱是不是能落到受捐者手上。我可能更认真一点，就是关注百姓能不能拿到钱。”
这份“认真”让曹德旺有勇气在慈善的路上，不断创新规则。在中国内地，慈善基金会分为公募和非公募两种形式，企业的慈善基金会属于后者，无权向社会筹集捐款。2009年，曹德旺宣布，将捐出其家族所持福耀集团下辖的福耀玻璃股份公司3亿股的股份（当时市值35.49亿元），成立以其父亲名字命名的“河仁慈善基金会”。他的想法很简单：“我可以把钱全捐出去，但是毕竟有捐完的一天。如果我把股权捐出去，一年分红就有2亿到3亿元。那样的话，我踏踏实实做企业，负责赚钱，基金会负责花钱就行了。”
但这种形式在当时的中国内地尚属首创。曹德旺的申请被送到了北京，由民政部、國税总局、证监会、财政部等多个部委协同审批，其间遇到了很多困难。2011年5月，经过两年的沟通、协调，注册于民政部、以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作为其业务主管单位的河仁慈善基金会正式挂牌成立。这家民间基金会，成为探索中国传统慈善模式向现代慈善模式转型的蓝本。
在曹德旺看来，用“股捐”的方式设立河仁基金会，为中国的非公募慈善基金会摸索出一条创新之路，是更大的善举。当时他向《环球人物》记者感慨：“中国的慈善事业，准入门槛太高，监管门槛又太低。国家应该立法，成立专门机构，对基金会和捐款人都进行严格的监管。”5年后，他终于等来了新的突破—— 2016年9月1日，中国首部慈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正式施行。曹德旺曾在2014年接受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的邀请，为其建言献策。他还对媒体笑言：“不管它是坐火车来的，还是坐飞机来的，反正最终是来了。”
一念之善易，一生之善难；一时捐款易，一路紧盯难。曹德旺执拗的行善方式，与母亲陈慧珍的影响有关。母亲信佛，曹德旺认为慈善就是一种修行，“修行要修出公德，什么叫公德？公平是公，施予是德，虔诚是公，真实是德”。“我一直觉得，做慈善不存在谁感谢谁，没有贫困弱者需要你帮助，你想积功德做好事还没有这个机会，就这么简单。”他说。
曹德旺语录
我没有才华，不能成为国家栋梁，但应该坚持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我感到非常骄傲。
这是改革开放给我提供的平台，没有这个平台就没有我的今天。我还是佛教徒，我觉得这是佛祖给我的福报。
面对复杂的社会，想不死，绝对要做到不贪。你不丢东西，人家想捡也没有。
我怎么管理福耀在全国各地的企业？我告诉他们：一、要尊重地方党委和政府，无条件与当地党委保持高度一致；二、法律怎么规定，财务部门就怎么缴税，不要自作聪明。如果你在税收上出问题，不单是政府追究你，公司也要追究你的责任。
一个企业想发展成“百年老店”，要靠道德来支撑。中国的道德说“仁义礼智信”，第一个提的就是仁，仁在国际上常用的一个名词是共享精神。仁的后面是义，义就是负责任。做任何事，都要向国家负责，向人民负责，向股东负责，向员工负责，这就是企业家精神。品牌是这样创起来的。
小微企业非常关键，大的企业，比如炼钢厂、炼油厂，生产出的东西是原料，小微企业提供服务，把大企业做出来的成品输送到千家万户。等于大企业是嘴巴，要靠小微企业去消化，大量东西吃进来，没有消化，就噎死了。
金融业是第三产业，是服务业。服务业服务业，顾名思义，就是提供服务的，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提供服务。
有人告诉曹德旺，长寿的最大秘诀就是“贪玩”。若论钱，他当然有本钱玩；但论时间，他没法玩。或者不如说，没时间玩的背后，是某种情怀支撑着他一直在走一条不同于常人的路，包括敢讲话，敢执着于一片玻璃，敢自己盯着自己的捐赠。
讲真话：他有勇气代表中国的声音
曹德旺是全国政协委员，他2013年第一次上两会时，“营改增”正在全国试点，2016年，“营改增”试点已在全国全面推开。从那时到现在，曹德旺的目光都没有离开过与增值税有密切关系的小微企业。他2016年的提案是《适当增加制造业增值税的进项可抵扣项目，帮助企业渡过难关》。按照规定，相关部门要给政协委员的提案作出答复。有相关工作人员打电话问他，对答复是否满意，他坦陈自己提交这份提案的心迹：“我不是为我自己提这个意见，我是为中国的前途、中国的竞争力提这个意见。”
“有些人的提案与自身利益有关，我不是。我算过，如果也像美国一样，征收我税前利润40%的所得税（含州税及五险）和我交增值税，没有什么差别，因为我亲自抓成本控制，在经营中盈利能力还是可以的。”曹德旺一手打造的福耀集團是数一数二的大型企业，其汽车玻璃的市场占有率世界第一。而在他的提案里，真正的受益者是中小微企业。“大企业是嘴巴，中型企业是胃，而小微企业则是末梢神经。如果中小微企业遇到经营困难，大企业也不可能独善其身。”
4年前曹德旺着手在美国设厂时，为调查国外的投资环境，让团队做了中美税收比较分析，一张表分两栏，中国缴什么，美国缴什么，对比差多少。“结果发现外面的税比中国低，我就马上向国家报告。”于是曹德旺积极在两会上发声，遇上财政部的领导，也会一起讨论讨论。
因为敢讲真话，曹德旺也遭遇过不少误解，很多人劝他说话要谨慎，以后不要再说了。他觉得很奇怪，他说，说真话不是为了反对谁，也不是为了他自己，是因为对国家的感情。他总说，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福耀，也就没有他的今天。
在一个中美合办的慈善论坛上，曹德旺第一年参加，发现是中方出的钱，第二年参加，发现还是中方出钱。他当场就说，我觉得这不对，既然是中美合办的论坛，就应该双方各出一半，或者轮流出钱。他这话说出来，中国人很高兴，美国人也很尊敬他。美国前财长保尔森也因此和他成为很好的朋友。“他有勇气代表中国的声音。”一同参会的人说。
2002年时，福清市政府碰到一个难题。为了修路，市财政局向银行借款，为了还钱就筹建了两个收费站，计划“收费还款”。结果钱收不上来，还款成了问题。于是，市政府找到曹德旺，请他帮忙。几次三番后，曹德旺发现政府确实有困难，如果能够帮忙，也算是为家乡做好事。他当年底与市政府签订合约，借给政府7075万元，承包收费站，合同期5年。刚开始，经常有官员亲戚或当地小混混的车子不交费闯关，曹德旺下令加强安保，把闯关的汽车拦下来，再请交警来处理。“过路费是小事，但这有损福清人的形象。”曹德旺对官员们解释道。如此收了两年，钱就收够了，于是他说，好，剩下的时间不继续收费了，并建议市政府拆除收费站。“我当初的想法就是帮忙，没打算通过收费站赚钱，既然已经把当初借给政府的钱收回，我就想把道路还给市民。”在与政府交涉的过程中，收费站又多收了几百万元，曹德旺也没要，全部捐出来，为当地修了公园、公路、学校的科技楼和教学楼等。
曹德旺不是有钱以后才有这份底气，年轻时就快人快语，有一说一。“刚开始创业的时候，他们认为我是一块豆腐，随便吃就行，后来发现不是，不能吃的。”曹德旺自己笑道。1986年，刚刚承包高山镇玻璃厂的曹德旺被举报贪污等问题。他直接去县委，拦住书记，自报家门：“请让我把高山玻璃厂的情况具体汇报一下。如果我做错了什么，您可以拿法律来处理我，我毫无怨言，但您不能制造冤假错案，我这个人不接受道歉。”于是，他用不到20分钟的时间，把厂里的情况跟县委书记说了一遍。几天后，曹德旺接到通知，要他去县里开会，他便带上所有材料，针对自己所有的“罪名”，做了一番说明，一口气说了两三个小时，然后甩手而去。
县委肯定了曹德旺的成绩。告他的人从县里告到市里，从市里告到省里，从省里又告到了北京。最终的结果依然是曹德旺没有问题。曹德旺也由这件事更加坚定地相信最初的信念——听党的话，严格按照政府的规章办事；按章纳税；尊重所有官员，但保持平等距离；一起吃饭可以，但仅限于吃饭，绝不给官员送礼；如果有盈利分红，除用于家庭和自身生活的费用之外，皆用于社会公益。
“我觉得尊重政府，是一个企业家公民素质的象征。试想一下，如果政府官员在上面喊‘立正’，下面的企业家一个向东，一个向西，一个躺下来，那政府怎么管理？带兵的指挥官要想打赢战争，必须带出一支高素质的队伍，说立正，大家就站定。但我们又是平等的关系。我坚决不违法，也不贪政府的便宜。曾有某地官员跟我说，你过来投资，土地不要钱。我就说，不要钱的东西我肯定不要。还有，我也是一毛不拔的，我不会给你送东西，正因为你是官员，我不敢送给你。”这是曹德旺多年的经验之谈。他喜欢打高尔夫球，但总是一个人去。他调侃说“一个人打，我就总是第一名”。不混圈子，自然有些寂寞，但也少了“身不由己”。
曹德旺并不只是对别人直接，对自己的事也相当坦诚。他曾对媒体讲述自己的一段婚外恋情。曹德旺与妻子陈凤英相识于微时，陈凤英没读过书，她把自己的嫁妆全部卖光，给曹德旺作为生意本钱。曹德旺后来在外做生意时，遇到了“一个让我想把家都扔掉的女人”。纠结中，他去研究别人的家庭是什么样，结果发现，没有一个家庭是百分之百幸福的，他也没有必要再折腾。就这样，他选择了回归家庭，与妻子相守至今。 走出去：成为“中国制造”的窗口
2016年3月11日，美国俄亥俄州州长、当时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之一卡西奇在该州莫瑞恩市发表了一场竞选演讲，地点就是曹德旺2016年10月初刚刚举行了竣工庆典的福耀工厂。当时，还没完全竣工的厂房迎来了数千选民。
25年前，俄亥俄州有100多万工人，现在这个数字已经降到了70万以下。2008年圣诞节前夕，通用汽车关闭了在莫瑞恩的工厂。那里成为由工业繁荣陷入衰落的美国“铁锈地带”之一。卡西奇2010年当选俄亥俄州州长，福耀是他州长任内最大的经济项目之一，由福耀带来的2000多个就业机会显然是他的一项重要政绩。当时，《华盛顿邮报》评价说：“令曹德旺从贫困的中国农村发家的，正是那股冲毁莫瑞恩的全球化浪潮。”
这句话勾勒的正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必然逻辑。在位于福建省福清市宏路镇的福耀集团新工业区的广场上，竖立着不少旗帜。除了中国国旗、福耀的旗帜，还有美国、俄罗斯、德国、日本、韩国的国旗。这些全球重要的汽车市场，都有了福耀的投资，而普通的销售点更是遍布世界各地。
“汽车巨头都是‘无国界’的，它们从全球购买配件。生产汽车玻璃的福耀是几乎全球所有跨国汽车厂商的供应商，合作关系很紧密。汽车厂商在哪里投资设厂，就要求供应商也跟过去。不 ‘走出去’，根本没有办法做生意。”福耀一位高管向 《环球人物》记者介绍道。
福耀在海外的第一项重大投资在俄罗斯，是应德国大众的要求。2011年，福耀在俄罗斯卡卢加州独资建立汽车玻璃生产工厂的投资协议在克里姆林宫签署。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是共同的见证者。投产后，福耀的玻璃下了生产线，就直接进入旁边大众公司的物料仓库。至于福耀在美国俄亥俄州的投资，也是作为最大的汽车玻璃供应商，应美国通用的要求。
现在才发现曹德旺“走出去”的人，大概有些后知后觉，他无疑是中国企业家“走出去”的先驱之一。“福耀从1987年开始做汽车玻璃，那时中国的汽车工业还处于起步阶段，市场非常小，所以没过几年就开始做出口。”福耀的高管说。
只是向外走的路并非坦途。曹德旺的第一站是香港。“去香港之前人家跟我讲，你不会讲英语，也没有熟人关系。我想只要我便宜几块钱，他们应该立马就都过来了。我到了香港，买了个电话黄页本，查到电话号码直接打过去，果然跟想象的一样，他们都跑到我的酒店来跟我谈。就这样做生意。”
后来，曹德旺又发现美国市场上玻璃的零售价格，是自己卖给美国大批发商的好几倍，于是就想直接在美国建仓库。1995年，他在南卡罗来纳州买了地，先建仓库，后建厂房，谁料3年亏了几百万美元。
要是别人也许就被吓回来了，但是曹德旺没有。他骨子里有着福建人“爱拼才会赢”的脾气。“同样做玻璃，他们能赚钱，我们为什么赚不到钱？那就说明我不会做，我要弄清楚哪里做错了。花了那么多钱，死也甘愿。”于是他请来美国人帮忙调研，结果是他的销售模式不对。美国市场层级多，中间层层加价，美国人建议他改分销为直销，关闭仓库跳过二级批发商，直接面对第三级供应商。曹德旺听取建议，1999年就把亏损的钱赚了回来。
钱赚得多了，又遇上新麻烦。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同一年，曹德旺便接连打了两场官司。加拿大国际贸易法院向包括福耀在内的中国汽车玻璃行业发起反倾销调查。经过8个月的艰苦应诉，法院裁定来自中国的汽车玻璃在加拿大的销售不构成侵害。这是我国入世后赢得的第一起反倾销案。
美国商务部也应几家本国制造企业申请，对福耀进行反倾销调查。作为民营企业的福耀，显然不符合美国人“拿了中国政府的补贴，再低价把产品拿到美国来倾销”的说法。为了反击，曹德旺花費数百万美元的律师费，反过来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起诉美国商务部和几家美国企业。2004年，福耀终于胜诉，并且一战成名，成为第一家状告美国商务部并赢得胜利的中国企业。
在不少中国企业面对国际竞争尚觉胆怯的时候，曹德旺做出了表率。“反倾销官司是一个贸易条约国唯一允许的行政保护手段，但是企业必须站出来讲清楚。只有通过积极应对来解决，‘怕’和‘恨’什么都解决不了。”
当然，曹德旺能走得稳并不一味靠“勇”。“我们有多年的考察，在俄罗斯调查了17年才下手，在美国调查了20年才下手。我们有自己的品牌知名度，有自己的技术。而现在不少中国人，跟风出去投资，都不知道要做什么，让我很惊讶。”曹德旺说。
作为商人，外国市场的低成本自然对曹德旺有着吸引力。但他没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他1994年获得了美国“绿卡”，但到了2005年，他又拿着“绿卡”跑到美国大使馆，说要把“绿卡”还了。“那时候我发现，福耀将成为中国未来汽车玻璃的代名词。移民不是大人物做的，是小人物做的，大人物真正有抱负，不能移民。”
福耀的一位高管说：“曹董这次去美国建厂，回来开会，说的话让我很动容。他说，西方国家对中国是有误解的，尤其是对‘中国制造’有误解。我们在那里建厂，就是要把那里做成一个窗口，要让不了解中国的人和想了解中国的人，看了我们的工厂，就知道中国现在是什么样，‘中国制造’现在是什么样，中国人的素质是什么样。”
在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大幅回潮的今天，要是有人能因曹德旺的工厂而了解中国，亲近中国，这也不失为他“走出去”的意义。
做实业：不愿意赚“快钱”
在宏路镇福耀的老工业区外，原来有一座天桥，最近才因市政建设被拆掉。桥上写着“为汽车玻璃专业供应商树立典范”，在这句话背后，是福耀30年来不曾改变的目标：“为中国人做一片属于自己的玻璃”。那是1987年建厂时，曹德旺立下的志向。当时这片地方还很荒芜，附近的农民们嘲笑着这个目标的不切实际。如今30年过去，福耀的产品仍然只有玻璃。
“我对员工说，我这辈子只做玻璃，为中国人做一片玻璃。这片玻璃，能让中国的达官显贵用上，也能让中国的平民百姓用上。这片玻璃，要用得放心，用得开心。放心就是质量过关，开心就是成本过关。再有，这片玻璃，必须在全球跟人家交流，代表着中国人的形象和智慧。这一点，我们做到了。”曹德旺说。 当初建厂时，曹德旺与玻璃结缘已有10多年。曹德旺的父亲曹河仁早年在上海做生意，是上海著名的永安百货股东之一。1947年，时局动荡，曹河仁带着家人和财产返回老家福清高山镇，结果人回来了，装财产的船沉了，曹家就此陷入困顿。曹德旺9岁上学，14岁辍学，16岁开始帮父亲倒卖烟丝，后来卖水果、卖白木耳、卖树苗、在工地打工。1976年，30岁的他听说卖水表上的玻璃赚钱，便提议镇上建了一个水表玻璃厂，他当采购员。
但几年过去，工厂的成品率始终低下。他就跑去上海的耀华玻璃厂，请那边派一名工程师来帮忙指导。来的人是出身名门的上海女子李维维。她研究了一下，对设备提出了改进意见，说：“抓紧时间，两天应该能组装好。”结果曹德旺组织大家加班加点，第二天一早就完成了任务，李维维大吃一惊。“后来李维维愿意放弃上海的优厚条件来到高山，又一直留在福耀，就是因为这件事。”福耀的一位员工回忆道，“李维维对我说，那次算认识曹德旺了，他有行动力，大家也服他，愿意跟他干。”1983年，曹德旺承包了玻璃厂，开始实行绩效工资，产量也有了增长。
1984年，曹德旺上了一趟武夷山，给母亲买了一根拐杖。他把拐杖当扁担，挑着东西上车时，司机提醒说：“小心一点，别碰了车玻璃，一片几千块钱，破了你可赔不起！”曹德旺不相信，回去后到汽车修理厂转了转，发现果真如此，而且有钱还不能马上就换，因为那时中国不生产汽车玻璃，要换就得从日本等国订货，费时费钱，关键是感觉很受欺负。他有点明白了，为什么很多车的玻璃破了就用胶纸贴着，凑合着用。
曹德旺就想，为什么不自己造汽车玻璃呢？老百姓能得实惠，自己也能赚钱。“为中国人做一片玻璃”的志向就此立下，他马上买图纸买设备。第二年5月，第一片汽车玻璃就制造出来了。1987年，他把汽车玻璃厂搬到了福清市宏路镇。当时国家正鼓励汽车零部件国产化，曹德旺赶上了最佳时机。
林秀红是玻璃厂最早的一批员工之一，忆起往事，她感慨良多：“我原来在学校当老师，看到玻璃厂招工，就过来了。李维维是我的师傅，我跟着她学刻花。刻花很难，我们学的时候做坏了很多，20多个人，最后只录取了9个，我就是其中之一。厂里刚开始很艰辛，产品做不出来，曹董晚上就待在车间里，整个心都挂在那边。但我们的工资都很高，我当老师时一个月是24元，到了玻璃厂后，一个月85元，再到了宏路这边，一个月就有850元。待遇高，大家都很拼命，曹董交代的事，我们都当成自己的事。晚上没事我们就去车间转转，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当地很多人是跟着曹董才富裕的。”
曹德旺自己曾说，早年创业非常艰苦。“搬到宏路来时，买了进口设备，都装船了，但一个工程师招不到，一个会计师招不到。那时很多国企倒闭，有很多工程师失业，但他们要面子，不愿意给个体户打工。大学生也不来，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来了档案没地方放。当时国家规定大学生档案要通过人事局，而合资或民营企业在人事局没有开户。”遇到问题，曹德旺就想办法去解决。“我就去跟省里商量，成立了中国第一家人才交流中心，我是第一届人才中心的顾问。结果没两年，人才交流中心在全国都普及了。”
还有人是被曹德旺做实业的理念感召来的。福耀现在的总裁左敏，上世纪80年代在厦门大学会计系读书。他给学校“青年的使命”研讨会拉赞助，找到了曹德旺。曹德旺一听“青年的使命”这个名字好，当场给了2万块钱。当他得知左敏学的是国际会计，便说我们就缺这样的人，你毕业以后，到我们这里来吧，我们要为中国人做一片属于自己的玻璃。左敏后来说，自己听到这句话时，汗毛都立起来了，感觉国家的使命和自己有了连接。他毕业后就义无反顾地来到福耀。
上世纪90年代，公司上市之前，准备上市的企业从资产配置的角度考虑，可以相互买一些股票，等上市了，都可以賺很多钱。这在当时是被允许的。但曹德旺坚决不这么干。他对左敏说，如果我们拿了这个钱，还有心思回来做玻璃吗？
在这个名人大佬拼命跨界，实体企业纷纷走向多元化、创业者靠新模式圈钱的时代，只会埋头做玻璃的曹德旺，显得格外另类，有些“out（落伍）”。
“我总结曹董就是不愿意赚‘快钱’。他现在还是有四个不做。房地产不做，因为楼盘建完后，没有办法持续纳税，就没有办法持续为国家做贡献；煤矿不做，福清很多人去山西开矿，他不做；网络游戏不做，他觉得对青少年不好；还有就是不炒股。”福耀的高管说，“他始终在讲，我们要做好汽车工业的配角。虽然是配角，但我们在汽车玻璃行业里做老大。福耀也讲转型升级，但福耀讲的是汽车玻璃的转型升级。比如原来汽车的前挡玻璃要求就是坚固，能遮风挡雨，现在则要求智能化，这个福耀必须跟上。”
福耀2008年成立了一个研究院，建在新工业区。一进门，就能看到最新科技产品，有的玻璃可以加热，用来除霜除雾；有的玻璃有“抬头显示”功能，导航可以直接显示在玻璃上；有的玻璃可以隔绝室外高温；还有的玻璃“憎水”，下雨天不再需要雨刷。这些技术保证了福耀在中国实体经济遭遇下行压力时，仍能实现很好的盈利。这也是曹德旺在今天这个公认“做实业很困难”的时期，能够坚守实业的真正底气—— 不是钱，是科技创新。
“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离不开福耀。而曹董也改变了汽车玻璃行业的世界格局。”玻璃行业的一位从业人员说。2016年，曹德旺获得玻璃行业国际最高奖——凤凰奖，成为46年来获此荣誉的第一个中国人。“他理解企业家的定义有三条：国家因你而强大，社会因你而进步，人民因你而富足，这才是企业家。”
曹德旺曾经想过做汽车，当时没有机会，现在机会有了，但他不想做了。“我70岁了。我认为中国好不容易能建立一个国际知名品牌，不能扔了去捡别的。”他说。
捐善款：关注百姓能不能拿到钱
6年多前我们和曹德旺首度见面，印象之深，至今不可磨灭——他在集团大楼内用餐，餐桌上只有一盘炒花生米、一盘炒菜花、一小碗蛋羹和一份地瓜粥，当时的总价是20元。与这份“抠门”的午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在此前几个月中累计捐款10多亿元，其中在中央电视台“情系玉树，大爱无疆”赈灾晚会上，以1亿元的捐款创造了中国慈善史上个人捐款数额的新纪录。从那时开始，人们更愿意以“中国首善”而不是“玻璃大王”来称呼曹德旺。 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商道哲学里，“首”字不值得提倡。“首善”与“首富”一样，背离了“财不外露”的谨慎，潜藏着“枪打出头鸟”的风险，不符合“中庸”的美德，更会招致“张扬”“作秀”的口诛笔伐。但曹德旺并不为此发怵，“我不把这些当回事儿，也没什么压力”。在他看来，像袁隆平那样的人才是真正的“中国首善”，“评选首善的标准，不能只盯着捐了多少钱，也要看到底解决了多少社会问题”。
至于“沽名钓誉”的流言，他从不去听，也不解释，“我做公益慈善不是图某一个目的或名号”。早期创业的艰难对曹德旺后来的思想有很大影响：“我有一种感恩、报恩的心态。党中央领导人为了推动改革开放，顶着很大的压力，一部分人富了，一部分人还很穷。我们这些真正富起来的人，要约束自己。在公众场合保持低调的同时，还得在不影响事业发展的情况下，和社会公众分享一部分财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曹德旺真正在意的，是“钱捐了，事情办得怎么样”。为此，他亲自实施捐赠项目，设计、施工都亲力亲为。曹德旺出资4亿元在福州市建了一座新的图书馆，建好后就交给市政府。他把地点选在福州市新发展起来的中央商务区，南面就是闽江。“等建好后，市民可以直接从江滨公园进入图书馆。”工程项目建设人员介绍道，“他提出图书馆既要和国际接轨，也要有地方特色，所以我们设了一个展览区展示福建的文化。他还特别强调人性化，比如在少儿区，书不一定要多，但要有一些玩具，要能让孩子在地上爬。除了普通的书，还可以有其他材质的，比如布的。”曹德旺来图书馆视察时，每一层都要走到，也不要别人带，就自己到处看。
高山镇上还有一所曹德旺捐建的德旺中学，校舍漂亮整洁。校长李昊说：“曹董不光捐了2.2亿元，还非常关心学校。建校舍时，我们都还在被窝里睡觉，就接到电话，说他已经从福州到高山镇的工地了，那时才早上7点。他到了现场就要到处走走看看。学校建成了，他又想怎么把学校办得更好，比如设立奖助学基金会、亲自过来演讲，有一次，刚好美国驻广州领事和《福布斯》杂志中文版副主编拜访他，他就带着他们到学校来。他说，要培养能代表中国未来希望的学生，能昂首挺胸走向全世界的人。”福建师大附中前校长翁乾明基本每周都要来一次德旺中学，帮助进行教学改革。他说：“之前有很多地方请我去，年薪也很高，但我和曹董做了几次深谈之后，还是选择无偿来这里，就是认可他办校的理念，还有，我被他的心感动。”
不光“插手”项目实施和关注后续发展，曹德旺还搞了个“史上最严苛捐款”。2010年5月4日，曹德旺与中国扶贫基金会签署协议，委托后者把2亿元善款发放给92150万户受灾民众，并将对项目的执行过程和资金用途进行全程监督。他不仅要求中国扶贫基金会在6个月内发完救助款，还规定差错率必须低于1%。也就是说，如果在抽样检查中，发现未收到善款的农户比率超过1%，那么中国扶贫基金会要赔偿同等数额未发放的善款。管理费也被曹德旺从国家允许的捐款总额的10%，压低到了3%。
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李利曾感慨，自己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形，“即便是法律上，也没有这样的规定”。但曹德旺并不认为自己“苛刻”，“签这个协议，也是为了监督他们，只要他们做得足够好，再大的赔偿，他们应该也不怕”。他曾对 《环球人物》记者解释说：“很多人把钱捐给慈善机构，主要是为了博得名利。他们不在乎钱是不是能落到受捐者手上。我可能更认真一点，就是关注百姓能不能拿到钱。”
这份“认真”让曹德旺有勇气在慈善的路上，不断创新规则。在中国内地，慈善基金会分为公募和非公募两种形式，企业的慈善基金会属于后者，无权向社会筹集捐款。2009年，曹德旺宣布，将捐出其家族所持福耀集团下辖的福耀玻璃股份公司3亿股的股份（当时市值35.49亿元），成立以其父亲名字命名的“河仁慈善基金会”。他的想法很简单：“我可以把钱全捐出去，但是毕竟有捐完的一天。如果我把股权捐出去，一年分红就有2亿到3亿元。那样的话，我踏踏实实做企业，负责赚钱，基金会负责花钱就行了。”
但这种形式在当时的中国内地尚属首创。曹德旺的申请被送到了北京，由民政部、國税总局、证监会、财政部等多个部委协同审批，其间遇到了很多困难。2011年5月，经过两年的沟通、协调，注册于民政部、以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作为其业务主管单位的河仁慈善基金会正式挂牌成立。这家民间基金会，成为探索中国传统慈善模式向现代慈善模式转型的蓝本。
在曹德旺看来，用“股捐”的方式设立河仁基金会，为中国的非公募慈善基金会摸索出一条创新之路，是更大的善举。当时他向《环球人物》记者感慨：“中国的慈善事业，准入门槛太高，监管门槛又太低。国家应该立法，成立专门机构，对基金会和捐款人都进行严格的监管。”5年后，他终于等来了新的突破—— 2016年9月1日，中国首部慈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正式施行。曹德旺曾在2014年接受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的邀请，为其建言献策。他还对媒体笑言：“不管它是坐火车来的，还是坐飞机来的，反正最终是来了。”
一念之善易，一生之善难；一时捐款易，一路紧盯难。曹德旺执拗的行善方式，与母亲陈慧珍的影响有关。母亲信佛，曹德旺认为慈善就是一种修行，“修行要修出公德，什么叫公德？公平是公，施予是德，虔诚是公，真实是德”。“我一直觉得，做慈善不存在谁感谢谁，没有贫困弱者需要你帮助，你想积功德做好事还没有这个机会，就这么简单。”他说。
曹德旺语录
我没有才华，不能成为国家栋梁，但应该坚持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我感到非常骄傲。
这是改革开放给我提供的平台，没有这个平台就没有我的今天。我还是佛教徒，我觉得这是佛祖给我的福报。
面对复杂的社会，想不死，绝对要做到不贪。你不丢东西，人家想捡也没有。
我怎么管理福耀在全国各地的企业？我告诉他们：一、要尊重地方党委和政府，无条件与当地党委保持高度一致；二、法律怎么规定，财务部门就怎么缴税，不要自作聪明。如果你在税收上出问题，不单是政府追究你，公司也要追究你的责任。
一个企业想发展成“百年老店”，要靠道德来支撑。中国的道德说“仁义礼智信”，第一个提的就是仁，仁在国际上常用的一个名词是共享精神。仁的后面是义，义就是负责任。做任何事，都要向国家负责，向人民负责，向股东负责，向员工负责，这就是企业家精神。品牌是这样创起来的。
小微企业非常关键，大的企业，比如炼钢厂、炼油厂，生产出的东西是原料，小微企业提供服务，把大企业做出来的成品输送到千家万户。等于大企业是嘴巴，要靠小微企业去消化，大量东西吃进来，没有消化，就噎死了。
金融业是第三产业，是服务业。服务业服务业，顾名思义，就是提供服务的，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提供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