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与盛市,明君与贤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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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历史上,隋富唐强是中国古代鼎盛时期表现。时至今日,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方依然习惯地称呼华人为“唐人”,有华人聚居的地方叫“唐人街”。这种浓重而深远的影响力正是来源于“盛唐气象”。从中,我们不仅是能看到一种富有朝气的生活,更能感受到一个强大帝国的威名是如何散播开来的。
  盛世唐朝,当光影的坐标回顾到长安这座繁都盛市时,我们可以追溯和想象,在这波澜壮阔的时代浪潮中,统治阶层是如何执政,从而开创了盛世王朝?现在就以唐王朝两对君臣关系为例,试探性地解答这一问题。
  君臣关系是封建社会体系中的核心关系,唐初的“贞观之治”和唐太宗的“兼听则明”,成为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君臣关系的理想典范。“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登上大宝,改元贞观。此时,李世民还是比较“谨慎”“谦虚”甚至是“小心翼翼”的,在统治阶级中充分的发扬了“民主”,使得以魏征为首的诸多官员的很多意见、建议能被接纳乃至很好的执行,并且李世民由于秉着“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原则治理国家,因此能与魏征互为肘腋,君臣相得,努力地保驾大唐的航船缓缓前行。但是,人言道“相处难免生怨”,君臣毕竟有别,魏征多次冒险进言,甚至带有些执拗的偏执,害得李世民进退维谷,回到后殿也曾怒不可遏地大叫:“我要杀了这个田舍汉!”可见诤庭面折确实会伤了“和气”。后来魏征逐渐年迈,可是在他身边还有很多敢于“批逆鳞”的臣公,依旧让皇帝比较忌惮但又无可奈何。今日展开史书,仍可见一篇洋洋洒洒的《谏太宗十思疏》,文中展现了魏征虽老,但观察世事鞭辟入里、针针见血的特性。这里面的语言正是真的魏征,那个年事已高但依然犀利的魏征,那个依然能不顾一切揭起这位九五之尊“疮疤”的魏征。
  可爱的两位君臣,彼此相伴的时光里有200多次的“交锋”,但依然惺惺相惜照顾着彼此的脾气,不忍刑毁伤及身、刑戮相见,反而在岁月的长河里画下了“妙笔”。这段美好相伴的时光,演绎成一段明君贤臣共铸盛世的千古佳话。
  另一对唐朝历史上的有名君臣,是一代女皇武则天和“神探”狄仁杰。武则天拥有女性治世的新颖角度和独有的气质,使这位女皇的统治誉满神州,谤满神州,极富争议。
  武则天实行酷吏政治打击李唐势力,任用武氏宗亲,剪灭李唐后嗣,看起来凶悍无情。但她当政期间改进用人制度,几乎拔擢培养了唐王朝后半程的所有能臣,催生科举的改革,这才有了辉煌的唐诗,像我们耳熟能详的伟大诗人李白、杜甫、韩愈等都得益于这位明君英主的“新风”“时尚”;而武举科的开设为国家选拔了更多的军事人才,为大唐保家卫国,开疆拓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由此可见,正是这位女皇成就了天宝盛世和开元盛世的基础,其开放的态度,使得李唐即使“改了名”但还是一贯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
  狄仁杰是山西人,他成为武则天最信任的大臣,不是因为二人有同乡关系,而是他的卓越才干和刚正不阿的性格。这位并州的才俊,差点死于酷吏政治的迫害,但又最终化险为夷。他是一个外圆内方的人,是一个顺势而为的人,是一个极富有政治头脑的审时度势的人。面对“飓风过岗”,他做到了“伏草能存”,面对大是大非,他又有着非凡的大智大勇。
  说狄仁杰是神探,这其实并不是事实,而是由于他在主持大理寺的工作时,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工作经验,因此狄仁杰的办事作风和效率是从多年历练中得来的。后来他在皇帝身边工作,更是为自己制定严格计划,一年处理了近1万件案件侦办、卷宗工作,其效率和工作精神实在惊人。在政治方面,狄仁杰勇于劝谏将庐陵王李显接回洛阳,希冀百年后能还政李显。同时,把武则天任用酷吏从事杀戮,剪除政敌归罪于宰相失职和酷吏蒙蔽,这个台阶恰到好处,令武则天非常的舒服,以至于后来的武则天很是照顾狄仁杰,即使有什么不是,也要留够面子。以前都是臣劝武后,后来武后也经常劝狄仁杰,这一对君臣可谓是中国历史上的难得一见的“绝配”。狄仁杰晚年能得到皇帝的器重,并且逝世于任上,着实为自己作为一代名臣的一生画上了完美符点。
  从这两对君臣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唐朝社会繁荣发展达到盛世的背后,实际体现着一种内在的和谐。既然建立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构造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取决于唐朝统治者的执政能力和水平,那么对一个明君而言,在提高自己治国安邦能力的同时,也必须要就锻造一支干练高效的官僚系统这一问题,设计出切实可行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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