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一路进击北京，咸丰帝吓得逃往热河。出逃前，咸丰帝飞诏曾国藩进京勤王，并指名要鮑超率湘军万名，“克日赴京交胜保调遣，勿得借词延宕，坐视国君之急”。
　　此时，皖南战事吃紧，湘军正在全力攻打安庆，太平军西征势头很猛，鲍超又是湘军主力，正对抗太平军的精锐陈玉成部。一旦抽调北上，江南战局不堪设想。
　　处于两难之际的曾国藩，从朝廷留恭亲王在京主持和议的安排上，窥探出朝廷的本意在议和。只要议和成功，鲍超即无须北上。更主要的是，在曾国藩心里，北援要尽最大可能，不以破坏江南整个战局为代价。
　　这时，李鸿章出了一个绝妙主意：“按兵请旨，且无稍动”。此言深得曾国藩之心，随即采纳李鸿章的建议，迟延十日之后，他才复奏朝廷，认为派鲍超北上，不足以率师勤王，请朝廷在曾国藩、胡林翼二人中，任择一人，督军入卫。当然，用词造句说得是声情并茂，十分感人。
　　奏疏在路途往返之际，已历月余。此时，城下之盟已订，北上之事，不了了之。
　　与此相反，胡林翼于九月初五，接到命荆州将军都兴阿率部入卫的圣旨。他当日致书都兴阿，嘱其掉头改赴京都，称“能早到一日，可早纾圣主一日之忧”，保证供应军饷，专人负责。此外，主动提出鲍军亦可归其统辖。与曾国藩的按兵不动，形成鲜明对比。
　　曾国藩关心的是分兵北征后，南方战局受损。胡林翼则认为，“此事不容计较利害”“惟大义之所趋”，因而批评曾国藩， 要他“不能以吴楚安危为念”。朝廷并没有调曾国藩入京，也决不会调胡林翼北上。对此，曾国藩、胡林翼十分清楚。但是，曾国藩一方面以请旨入卫作缓兵之计，一方面又信誓旦旦地向胡林翼、左宗棠表白勤王姿态。
　　可以看出，胡林翼考虑的是顺从朝廷，不管朝廷的决策对不对、有用无用，以解决眼下朝廷的燃眉之急为先，不顾其他；曾国藩考虑问题首先看有效无效，权衡轻重利弊，再谋举动。要说忠诚，谁能说胡林翼和曾国藩哪一个更忠？曾国藩这样做的目的，难道不是替朝廷从长远大局考虑吗？
　　曾国藩这一招“按兵请旨”之计，表面上是与皇帝虚与委蛇，实则决策有方。
　　按兵请旨，可收数效之功。一可为安庆战事赢得最为宝贵的缓冲时间，正如他在家书中所说，“不必多兵，但吾与润帅二人中，有一人远赴行在，奔问官守，则君臣之义明，将帅之职著”，至于北援“有济无济，听之可也”，确实是这样，倘若和议成功，北援既非必要，又大损东南战局。二是一往一返，至少需一个月。这一个月时间会发生什么事，是曾国藩早已预料到的。此举无非是表示对朝廷的态度而已。
　　至此，我们可以发现，胡林翼为何深得朝廷信任、短时间里权利兼收，曾国藩长时间客寄虚悬了。个中奥妙，尽在一个人的骨子里。
　　（摘自《曾国藩与晚清大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