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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曹植“建安之杰”的诗歌成就与其对楚辞的接受和创新是分不开的。由于生平遭遇、文学思想的相似相承，曹植在创作倾向于艺术技巧上极力效法屈原楚辞的艺术创作手法，在创作精神、比兴象征的手法以及其游仙诗的创作格调上都对楚辞有所继承与创新。
关键词：曹植 楚辞 创新 继承
楚辞作为一种文体，是由战国时伟大的文学家屈原创造，经后世宋玉、贾谊、司马迁、扬雄、班固、王逸等学者的进一步发展与阐释，逐渐成为一种与《诗经》具有同样地位的文学经典。王逸《楚辞章句》言“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而不遇，而愍其志焉”[1]屈原作品多表现忠而被谤的幽怨，其作品流露出的人格魅力一直为后人所称颂。魏晋六朝各地战火频仍、政权短命，文人自我意识开始觉醒，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深切地感受到人生短促、功业未成，而自身无力改变这种状态，只能效法先贤，希望在作品中找到共鸣、发泄情感，这一时期的文学异常发达，鲁迅称之为“文学自觉的时代”。曹植可谓这一自觉的发端人，作为建安之杰的曹植与屈原之间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如都具有王室的血缘关系却遭“同姓见放”，有着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才华横溢却得不到施展，忧于迟暮，悲于疏放，怒于群小，怨于君王。这种类似的遭遇，相似的心境使得曹植在创作上自觉不自觉对屈原加以模仿，清丁晏《曹集铨评》附录《陈思王年谱序》：“王既不用，自伤同姓见放，与屈子同悲，乃为《九愁》、《九咏》、《远游》等篇拟楚骚，又拟宋玉之辞为《洛神赋》，托之宓妃神女，寄心君王，犹屈子之志也”[2]224由此可见，曹植对楚辞的接受是出于自身深切感受以及抒情言志的现实需要，楚辞尤其是屈原的巨大影响力和渗透力使得曹植自觉地学习并加以模仿，但其在接受同时也有着自己的发展和创新。
一、对楚辞创作精神的继承与创新
曹植十分认同和推崇屈原的人格魅力，屈原生活的楚国其时七雄争霸，各国间的兼并战争十分激烈，屈原怀着强烈的爱国之心，旨在振兴楚国，使其走向富强，但楚国的黑暗现实使得其理想与现实之间产生了激烈的冲突，他“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抑郁之情无法排遣，只有借助文字抒愤。《惜诵》云“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3]诗人所忧虑的不仅是个人抑郁不得志，更扩展到国家与人民的层面，上怨君王，下斥群小，“恐皇舆之败绩”的忧国情怀和“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忧民之情，形成了楚辞“发愤抒情”特色。屈原的这种对政治上遭受委屈，人生不如意通过文章陈述自己心理动机的表白，形成了一种抒愤式的创作模式，也同时影响了后世的美学命题，体现出诗歌等文学作品抒情泄愤的创作功能。这种创作模式对于以政治理想作为主要价值衡量标准的后世士人来说，很容易激起情感上的共鸣，北宋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古之圣贤，或相祖述，或相师友，生乎同时，则见而师之，生乎异世，则闻而师之。”[4]曹植生长于乱军之中，汉末军阀混战之际，跟随曹操南征北战，英勇杀敌，志在平定天下，然而随着曹操逝世，曹植快意任侠的生活也相应结束，其兄曹丕即位后对他极尽迫害，不仅禁止他与其他兄弟往来，还杀害他的好友，并派人监督控制其行动，曹植后半生名为诸侯王，实为囚徒。《魏书·曹植传》说他：“常自怨愤，抱利器而无所施”，这种怨愤之情与屈原的“怨”十分相似，作品多抒写自己的不幸及内心苦闷愤恨。《赠白马王彪·序》：“黄初四年五月，白马王、任城王与余俱朝京师，会节气。到洛阳，任城王薨。至七月与白马王还国。后有司以二王归藩，道路宜易宿止。意毒恨之。盖以大别在数日，是以自剖，与王辞焉，愤而成篇”[5]294可以看出是在被奸邪小人谗害的情况下作的，此篇从思想内容、表达技巧上来说都与《离骚》相差无几。清·宋徵壁《抱真堂诗话》云：“其《白马王彪》一篇，庶几《骚》之变乎。”另外《杂诗》篇中“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臣才不见效用，常慨然执斯志焉”（《谏取诸国士息表》）、“乐时物之逸豫，悲予志之长违”（《临观赋》）都不同程度抒发了怀才不遇，无法建功立业的无力之感，继承楚辞的发愤抒情特色。同时曹植身为魏朝宗子，其与屈原一样具有忧国忧民情怀，“本是朔方士，今为吴越民。行行将复行，去去适西秦。” ①（《门有万里客》）表现出对百姓遭受徭役之苦的同情；而面对“水旱不时，民困衣食，师徒之发，岁岁增调”的情况，曹植忧结于心，他建议皇上“省徭役，薄赋敛，勤农桑”体现了曹植作为宗室之子的仁爱之心，这也是对屈原高洁人格与崇高精神的继承与发扬。
除此之外，曹植对楚辞的创作方法与技巧亦多有模仿，如《洛神赋》序称此篇为“感宋玉对楚王说神女之事”而作，其在诗篇中以宓妃为表白对象，“恨人神之道殊，怨盛年之莫当”的苦闷，“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的表白，仿效《离骚》以神女象征君王的手法，二人都在若有若无地借神女来寄言君王，既是作者借寻找知音求得君王信任的流露又是对君主听之不聪的抱怨。
曹植在继承楚辞的创作精神同时又有自己的特点。屈原表达怨愤是直截了当的，采用直抒胸臆的形式，敢于直接道出对楚王的不满，质问楚王“何贞臣之无辜兮，被离谤而见尤”“弗省察而按实兮，听馋人之虚辞”（《惜往日》）笔调犀利、情感激愤。而曹植往往委婉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感情，这与曹植后期的生活经历有着密切关系，在曹丕父子眼中，他曾是皇位的争夺者，因此对曹植始终怀有提防之心，与囚徒无异的生活，再加上其委曲求全的性格，决定了他不可能像屈原那样无所顾忌地抒发不满，因此曹植表达感情的方式是含蓄委婉的。“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从”（《七启》）“恪勤在朝夕，无端获罪尤”（《浮萍篇》）的弃妇；《七哀》则借助“愁思妇”口吻委婉地道出自己遭受皇帝猜忌与抛弃的凄苦；《鹞雀赋》通过展现雀与鹞的生死搏斗之情形，以寓言故事的形式讽喻曹魏集团同室操戈、兄弟相残。曹植多借助各种委婉形象代言以讽谏曹王，托物寄寓，表达方式是委婉含蓄的。
二、对楚辞比兴象征手法的继承与创新
比兴象征是中国古典文学所独有的特征，早在《诗经》中已经大量采用比兴手法，楚辞则在运用比兴上比前代更有创作性发展。屈原作品多依《诗》取兴，引类譬喻，将比兴手法与诗歌强烈的情感、浑厚的思想内容融为一体，塑造出一组富于强烈象征色彩的意象群，增强了文学的艺术表现力。 （一）“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
屈原常常以“香草美人”寄托自己的社会人生理想，以求女不得来指代自己追求人生理想的失意。王逸对“香草美人”的比兴象征手法做了简单的阐述：“《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1]屈原《离骚》中运用花草意象句子随处可见“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杂申椒与菌桂，岂维纫夫蕙茝”“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以香草喻贤才，以兰蕙芳芷象征美好品德，形成一种意在言外的抒情模式。曹植与屈原一样作为高洁之士特别重视个人品德修炼与提高，向往圣人之德，屈原“善鸟香草，以配忠贞”用各种意象来比兴自己高洁人格的抒情传统在曹植作品中也随处可见。曹植《洛神赋》写洛神容貌“荣曜秋菊，华茂春松”直接继承《礼魂》“姱女倡兮容与，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再如“微幽兰之芳蔼兮，步踟蹰于山隅”、“含辞未吐，气若幽兰”，其作品亦用浮萍、飘蓬、石榴、葛藤等植物意象来象征自身命运坎坷、身世飘零之苦。
楚辞中常常以男女恋情来寄托君臣关系，这一模式首先由屈原开创，后成为中国古典诗歌中的重要艺术手段。自古以来人们总认为“贤女必得嘉配，贤臣必得圣主”现实却往往不能如愿，这种以男女恋情喻君臣关系模式，能够营造出一种意在言外的审美意蕴，可以含蓄委婉地表达对君王的爱恋与怨恨，并且符合儒家温柔敦厚之教，一直得到后世文人青睐，成为后世抒发“士不遇”模式的主要题材。曹植对楚辞这一模式可以说应用自如，《美女篇》“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顾盼遗光采，长啸气若兰。行徒用息驾，休者以忘餐。”[5]384容貌气质出众却良人难遇“众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观。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作者在美女身上寄予了自己的身影，以女子佳偶难遇，比喻自己心意得不到君王理解，以美女年华虚度寄托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懑，情思深邃。郭茂倩言“美女者以喻君子，言君子有美行，愿得明君而事之，若不遇时，虽见征求，终不屈也。”[6]直截了当地指出其是对以男女之情比喻君臣的继承。再如《七哀》“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独栖。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愿为西南风，长逝入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5]313这里的“妾”当为曹植，“君”则为曹丕，二人本为兄弟骨肉却命运迥异，一人高高在上，一人却名为诸侯实则囚徒，希望曹王念及骨肉亲情冰释往日恩怨。此外《杂诗·揽衣篇》、《浮萍篇》、《种葛篇》都是以思妇之情寄喻君臣，直接继承屈原以“夫妻之情比喻君臣之意”写法，借女子之口抒写对兄弟之情眷恋，对君臣之义渴望。然而曹氏笔下的美人不仅仅只是一个单纯的符号象征，作者在描写美人之时极力渲染铺叙周围环境，刻画美人外貌衣饰等细节，曹植笔下的美人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灵活现的形象，更具有情感性和真实性。
（二）咏物题材的接受与创新
魏晋之际由于对自由风气的崇尚，宴饮游乐，诗赋唱和之风日益盛行，各种咏物小赋逐渐兴盛，陈琳、应瑒、王粲都作过不少咏物赋。受时代影响，曹植也作了不少借物咏怀作品，多继承《橘颂》抒情传统，托物言志。《柳颂序》“予以闲暇，驾言出游，过友人杨德祖之家，视其屋宇寥廓，庭中有一柳树，聊戏刊其枝叶。故著斯文，表之遗翰，遂因辞势，以讥当世之士”[5]197可以看出作者是为讥讽趋炎附势之徒而作的。其《橘赋》则明显模仿屈原《橘颂》，是对“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一志兮”的唱和，为了突出这一主旨他在文章前半部分写橘树迁徙之后“处彼不雕，在此先零”命运，后文写盛德之下橘树的难化，与屈原的正面赞美不同的是曹植采用的是侧面烘托手法。《白鹤赋》则描绘了一只独居幽林的白鹤，因逢殃而离群独居，期望有一天能够振翅远游，诗人以鹤自比“嗟皓丽之素鸟兮，含奇气之淑祥”，“翼大纲之解结，得奋翅而远游”[5]238表现了其渴求自由、振翅高飞的愿望。《鹦鹉赋》因“遇旅人之严网”而“身挂滞于重笼”笼中的鹦鹉是自身处境的真实写照“常戟心以怀惧，虽处安而若危”处在环境十分恶劣之中，心怀忧惧，此篇是托物自拟之作。曹植笔下之物都融入了作者自身强烈的主观感受，多“触类而作”，他笔下之物大多和自身一样有着相同或者类似的不幸遭遇，诗人把描写重点放在吟咏对象的凄惨处境上，借以自喻。在寄寓的情感上由楚辞中较单一的抒愤变得更为丰富，从而使作品更加感人感情也更为真挚。
三、对楚辞游仙题材的继承与创新
屈原凭借其丰富的想象力与浪漫精神，开创了文学中的游仙题材，《远游》《离骚》等篇是游仙诗源头，清黄子云《野鸿诗的》言“游仙诗本之《离骚》盖灵均处秽乱之朝，蹈危疑之际，聊为乌有之词，以寄兴耳。”《离骚》中屈原运用大量神话传说故事描绘了虚幻世界“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孕育着游仙题材的萌芽。诗人在作品中极力渲染远游之乐，楚辞中的这些游仙题材作品实际上是作者在现实世界中无法实现美政理想，妄求在仙境中寻求解脱，并借驱神役仙、遨游九天的浪漫想象与雄伟气势来抒发真实世界的抑郁不得志。现实生活的不如意驱使曹植也创作了不少此类题材的作品。诗人感到人生处处都蕴含着苦闷与酸楚，幻想在远游之中摆脱人世苦辛。吴兢评析曹植游仙诗：“皆伤人世不永，俗情险艰，当求神仙，翱翔六合之外。其词盖出楚歌《远游篇》也。”（《乐府古体要解》卷下）[2]104不同于屈原的自怨自艾，曹植游仙诗更多是坎禀咏怀，诗人借助想象的力量虚构出现实世界中不存在的情境与人物，既不受现实政治所约束，更不为时空所限制。相较于楚辞中的作品更为浪漫与自由曹植诗作中或化用楚辞语境或者化用其结构模式，其《远游篇》显然是效法屈原《远游》而来“远游临东海，大鱼若曲陵，乘浪相经过。灵鳌戴方丈，神岳俨嵯峨。”[5]402诗人以强大的想象力来塑造神仙世界。《仙人篇》：“仙人揽六著，对博太山阿。湘娥拊琴瑟，秦女吹笙竽。玉樽盈清酒，河伯献神鱼。”想象仙人抚琴对弈、饮酒吹笙的日常生活，极具浪漫主义精神。但是此时期由于玄学的影响，游仙诗的主旨大都归于精神世界的象征而非个人情感的寄托，同时更倾向于于生与死的主题，《飞龙篇》“我知真人，长跪问道。西登玉台，金楼复道。授我仙药，神皇所造。教我服食，还精补脑.寿同金石，永世难老”[5]74此篇是游仙题材与生死题材结合的典型作品，作者希望在神仙的世界能够“永世难老”，是急于逃离现实世界的一种寄托。上下求索、求仙远游，派遣苦闷寄寓希望，曹植在这种担惊受怕朝不保夕的悲惨生活中产生了远离尘世、求仙远游的思想。曹植游仙诗上承楚辞的浪漫主义手法，运用想象与象征手法塑造了一批奇特的人物意象，不同的是他的主旨大都归于对生与死问题的探讨，因此他的游仙诗比屈辞更富有思想深度。
四、结语
曹植以其卓越的文学成就赢得了后人赞誉，钟嵘将其在诗坛的地位喻为“人伦之有周孔”，其无论在创作精神、创作目的还是表现手法上都具有楚辞式的特点，曹植对于楚辞的继承与创新是出于自身深切感受与抒情言志的现实需要，由于其对楚辞中的因子加以吸收与借鉴，从而促使了建安文学整体风格的转变，曹植在继承楚辞抒情模式的传统中继往开来，余绪幽远。
参考文献
[1] 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2.
[2] 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古文教研组.三曹资料汇编[C].北京：中华书局，2005：224，104.
[3] 朱熹.楚辞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73.
[4] 何文焕，辑.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1：450.
[5] 赵幼文.曹植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6] 郭茂倩.乐府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912.
关键词：曹植 楚辞 创新 继承
楚辞作为一种文体，是由战国时伟大的文学家屈原创造，经后世宋玉、贾谊、司马迁、扬雄、班固、王逸等学者的进一步发展与阐释，逐渐成为一种与《诗经》具有同样地位的文学经典。王逸《楚辞章句》言“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而不遇，而愍其志焉”[1]屈原作品多表现忠而被谤的幽怨，其作品流露出的人格魅力一直为后人所称颂。魏晋六朝各地战火频仍、政权短命，文人自我意识开始觉醒，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深切地感受到人生短促、功业未成，而自身无力改变这种状态，只能效法先贤，希望在作品中找到共鸣、发泄情感，这一时期的文学异常发达，鲁迅称之为“文学自觉的时代”。曹植可谓这一自觉的发端人，作为建安之杰的曹植与屈原之间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如都具有王室的血缘关系却遭“同姓见放”，有着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才华横溢却得不到施展，忧于迟暮，悲于疏放，怒于群小，怨于君王。这种类似的遭遇，相似的心境使得曹植在创作上自觉不自觉对屈原加以模仿，清丁晏《曹集铨评》附录《陈思王年谱序》：“王既不用，自伤同姓见放，与屈子同悲，乃为《九愁》、《九咏》、《远游》等篇拟楚骚，又拟宋玉之辞为《洛神赋》，托之宓妃神女，寄心君王，犹屈子之志也”[2]224由此可见，曹植对楚辞的接受是出于自身深切感受以及抒情言志的现实需要，楚辞尤其是屈原的巨大影响力和渗透力使得曹植自觉地学习并加以模仿，但其在接受同时也有着自己的发展和创新。
一、对楚辞创作精神的继承与创新
曹植十分认同和推崇屈原的人格魅力，屈原生活的楚国其时七雄争霸，各国间的兼并战争十分激烈，屈原怀着强烈的爱国之心，旨在振兴楚国，使其走向富强，但楚国的黑暗现实使得其理想与现实之间产生了激烈的冲突，他“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抑郁之情无法排遣，只有借助文字抒愤。《惜诵》云“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3]诗人所忧虑的不仅是个人抑郁不得志，更扩展到国家与人民的层面，上怨君王，下斥群小，“恐皇舆之败绩”的忧国情怀和“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忧民之情，形成了楚辞“发愤抒情”特色。屈原的这种对政治上遭受委屈，人生不如意通过文章陈述自己心理动机的表白，形成了一种抒愤式的创作模式，也同时影响了后世的美学命题，体现出诗歌等文学作品抒情泄愤的创作功能。这种创作模式对于以政治理想作为主要价值衡量标准的后世士人来说，很容易激起情感上的共鸣，北宋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古之圣贤，或相祖述，或相师友，生乎同时，则见而师之，生乎异世，则闻而师之。”[4]曹植生长于乱军之中，汉末军阀混战之际，跟随曹操南征北战，英勇杀敌，志在平定天下，然而随着曹操逝世，曹植快意任侠的生活也相应结束，其兄曹丕即位后对他极尽迫害，不仅禁止他与其他兄弟往来，还杀害他的好友，并派人监督控制其行动，曹植后半生名为诸侯王，实为囚徒。《魏书·曹植传》说他：“常自怨愤，抱利器而无所施”，这种怨愤之情与屈原的“怨”十分相似，作品多抒写自己的不幸及内心苦闷愤恨。《赠白马王彪·序》：“黄初四年五月，白马王、任城王与余俱朝京师，会节气。到洛阳，任城王薨。至七月与白马王还国。后有司以二王归藩，道路宜易宿止。意毒恨之。盖以大别在数日，是以自剖，与王辞焉，愤而成篇”[5]294可以看出是在被奸邪小人谗害的情况下作的，此篇从思想内容、表达技巧上来说都与《离骚》相差无几。清·宋徵壁《抱真堂诗话》云：“其《白马王彪》一篇，庶几《骚》之变乎。”另外《杂诗》篇中“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臣才不见效用，常慨然执斯志焉”（《谏取诸国士息表》）、“乐时物之逸豫，悲予志之长违”（《临观赋》）都不同程度抒发了怀才不遇，无法建功立业的无力之感，继承楚辞的发愤抒情特色。同时曹植身为魏朝宗子，其与屈原一样具有忧国忧民情怀，“本是朔方士，今为吴越民。行行将复行，去去适西秦。” ①（《门有万里客》）表现出对百姓遭受徭役之苦的同情；而面对“水旱不时，民困衣食，师徒之发，岁岁增调”的情况，曹植忧结于心，他建议皇上“省徭役，薄赋敛，勤农桑”体现了曹植作为宗室之子的仁爱之心，这也是对屈原高洁人格与崇高精神的继承与发扬。
除此之外，曹植对楚辞的创作方法与技巧亦多有模仿，如《洛神赋》序称此篇为“感宋玉对楚王说神女之事”而作，其在诗篇中以宓妃为表白对象，“恨人神之道殊，怨盛年之莫当”的苦闷，“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的表白，仿效《离骚》以神女象征君王的手法，二人都在若有若无地借神女来寄言君王，既是作者借寻找知音求得君王信任的流露又是对君主听之不聪的抱怨。
曹植在继承楚辞的创作精神同时又有自己的特点。屈原表达怨愤是直截了当的，采用直抒胸臆的形式，敢于直接道出对楚王的不满，质问楚王“何贞臣之无辜兮，被离谤而见尤”“弗省察而按实兮，听馋人之虚辞”（《惜往日》）笔调犀利、情感激愤。而曹植往往委婉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感情，这与曹植后期的生活经历有着密切关系，在曹丕父子眼中，他曾是皇位的争夺者，因此对曹植始终怀有提防之心，与囚徒无异的生活，再加上其委曲求全的性格，决定了他不可能像屈原那样无所顾忌地抒发不满，因此曹植表达感情的方式是含蓄委婉的。“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从”（《七启》）“恪勤在朝夕，无端获罪尤”（《浮萍篇》）的弃妇；《七哀》则借助“愁思妇”口吻委婉地道出自己遭受皇帝猜忌与抛弃的凄苦；《鹞雀赋》通过展现雀与鹞的生死搏斗之情形，以寓言故事的形式讽喻曹魏集团同室操戈、兄弟相残。曹植多借助各种委婉形象代言以讽谏曹王，托物寄寓，表达方式是委婉含蓄的。
二、对楚辞比兴象征手法的继承与创新
比兴象征是中国古典文学所独有的特征，早在《诗经》中已经大量采用比兴手法，楚辞则在运用比兴上比前代更有创作性发展。屈原作品多依《诗》取兴，引类譬喻，将比兴手法与诗歌强烈的情感、浑厚的思想内容融为一体，塑造出一组富于强烈象征色彩的意象群，增强了文学的艺术表现力。 （一）“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
屈原常常以“香草美人”寄托自己的社会人生理想，以求女不得来指代自己追求人生理想的失意。王逸对“香草美人”的比兴象征手法做了简单的阐述：“《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1]屈原《离骚》中运用花草意象句子随处可见“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杂申椒与菌桂，岂维纫夫蕙茝”“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以香草喻贤才，以兰蕙芳芷象征美好品德，形成一种意在言外的抒情模式。曹植与屈原一样作为高洁之士特别重视个人品德修炼与提高，向往圣人之德，屈原“善鸟香草，以配忠贞”用各种意象来比兴自己高洁人格的抒情传统在曹植作品中也随处可见。曹植《洛神赋》写洛神容貌“荣曜秋菊，华茂春松”直接继承《礼魂》“姱女倡兮容与，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再如“微幽兰之芳蔼兮，步踟蹰于山隅”、“含辞未吐，气若幽兰”，其作品亦用浮萍、飘蓬、石榴、葛藤等植物意象来象征自身命运坎坷、身世飘零之苦。
楚辞中常常以男女恋情来寄托君臣关系，这一模式首先由屈原开创，后成为中国古典诗歌中的重要艺术手段。自古以来人们总认为“贤女必得嘉配，贤臣必得圣主”现实却往往不能如愿，这种以男女恋情喻君臣关系模式，能够营造出一种意在言外的审美意蕴，可以含蓄委婉地表达对君王的爱恋与怨恨，并且符合儒家温柔敦厚之教，一直得到后世文人青睐，成为后世抒发“士不遇”模式的主要题材。曹植对楚辞这一模式可以说应用自如，《美女篇》“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顾盼遗光采，长啸气若兰。行徒用息驾，休者以忘餐。”[5]384容貌气质出众却良人难遇“众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观。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作者在美女身上寄予了自己的身影，以女子佳偶难遇，比喻自己心意得不到君王理解，以美女年华虚度寄托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懑，情思深邃。郭茂倩言“美女者以喻君子，言君子有美行，愿得明君而事之，若不遇时，虽见征求，终不屈也。”[6]直截了当地指出其是对以男女之情比喻君臣的继承。再如《七哀》“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独栖。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愿为西南风，长逝入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5]313这里的“妾”当为曹植，“君”则为曹丕，二人本为兄弟骨肉却命运迥异，一人高高在上，一人却名为诸侯实则囚徒，希望曹王念及骨肉亲情冰释往日恩怨。此外《杂诗·揽衣篇》、《浮萍篇》、《种葛篇》都是以思妇之情寄喻君臣，直接继承屈原以“夫妻之情比喻君臣之意”写法，借女子之口抒写对兄弟之情眷恋，对君臣之义渴望。然而曹氏笔下的美人不仅仅只是一个单纯的符号象征，作者在描写美人之时极力渲染铺叙周围环境，刻画美人外貌衣饰等细节，曹植笔下的美人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灵活现的形象，更具有情感性和真实性。
（二）咏物题材的接受与创新
魏晋之际由于对自由风气的崇尚，宴饮游乐，诗赋唱和之风日益盛行，各种咏物小赋逐渐兴盛，陈琳、应瑒、王粲都作过不少咏物赋。受时代影响，曹植也作了不少借物咏怀作品，多继承《橘颂》抒情传统，托物言志。《柳颂序》“予以闲暇，驾言出游，过友人杨德祖之家，视其屋宇寥廓，庭中有一柳树，聊戏刊其枝叶。故著斯文，表之遗翰，遂因辞势，以讥当世之士”[5]197可以看出作者是为讥讽趋炎附势之徒而作的。其《橘赋》则明显模仿屈原《橘颂》，是对“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一志兮”的唱和，为了突出这一主旨他在文章前半部分写橘树迁徙之后“处彼不雕，在此先零”命运，后文写盛德之下橘树的难化，与屈原的正面赞美不同的是曹植采用的是侧面烘托手法。《白鹤赋》则描绘了一只独居幽林的白鹤，因逢殃而离群独居，期望有一天能够振翅远游，诗人以鹤自比“嗟皓丽之素鸟兮，含奇气之淑祥”，“翼大纲之解结，得奋翅而远游”[5]238表现了其渴求自由、振翅高飞的愿望。《鹦鹉赋》因“遇旅人之严网”而“身挂滞于重笼”笼中的鹦鹉是自身处境的真实写照“常戟心以怀惧，虽处安而若危”处在环境十分恶劣之中，心怀忧惧，此篇是托物自拟之作。曹植笔下之物都融入了作者自身强烈的主观感受，多“触类而作”，他笔下之物大多和自身一样有着相同或者类似的不幸遭遇，诗人把描写重点放在吟咏对象的凄惨处境上，借以自喻。在寄寓的情感上由楚辞中较单一的抒愤变得更为丰富，从而使作品更加感人感情也更为真挚。
三、对楚辞游仙题材的继承与创新
屈原凭借其丰富的想象力与浪漫精神，开创了文学中的游仙题材，《远游》《离骚》等篇是游仙诗源头，清黄子云《野鸿诗的》言“游仙诗本之《离骚》盖灵均处秽乱之朝，蹈危疑之际，聊为乌有之词，以寄兴耳。”《离骚》中屈原运用大量神话传说故事描绘了虚幻世界“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孕育着游仙题材的萌芽。诗人在作品中极力渲染远游之乐，楚辞中的这些游仙题材作品实际上是作者在现实世界中无法实现美政理想，妄求在仙境中寻求解脱，并借驱神役仙、遨游九天的浪漫想象与雄伟气势来抒发真实世界的抑郁不得志。现实生活的不如意驱使曹植也创作了不少此类题材的作品。诗人感到人生处处都蕴含着苦闷与酸楚，幻想在远游之中摆脱人世苦辛。吴兢评析曹植游仙诗：“皆伤人世不永，俗情险艰，当求神仙，翱翔六合之外。其词盖出楚歌《远游篇》也。”（《乐府古体要解》卷下）[2]104不同于屈原的自怨自艾，曹植游仙诗更多是坎禀咏怀，诗人借助想象的力量虚构出现实世界中不存在的情境与人物，既不受现实政治所约束，更不为时空所限制。相较于楚辞中的作品更为浪漫与自由曹植诗作中或化用楚辞语境或者化用其结构模式，其《远游篇》显然是效法屈原《远游》而来“远游临东海，大鱼若曲陵，乘浪相经过。灵鳌戴方丈，神岳俨嵯峨。”[5]402诗人以强大的想象力来塑造神仙世界。《仙人篇》：“仙人揽六著，对博太山阿。湘娥拊琴瑟，秦女吹笙竽。玉樽盈清酒，河伯献神鱼。”想象仙人抚琴对弈、饮酒吹笙的日常生活，极具浪漫主义精神。但是此时期由于玄学的影响，游仙诗的主旨大都归于精神世界的象征而非个人情感的寄托，同时更倾向于于生与死的主题，《飞龙篇》“我知真人，长跪问道。西登玉台，金楼复道。授我仙药，神皇所造。教我服食，还精补脑.寿同金石，永世难老”[5]74此篇是游仙题材与生死题材结合的典型作品，作者希望在神仙的世界能够“永世难老”，是急于逃离现实世界的一种寄托。上下求索、求仙远游，派遣苦闷寄寓希望，曹植在这种担惊受怕朝不保夕的悲惨生活中产生了远离尘世、求仙远游的思想。曹植游仙诗上承楚辞的浪漫主义手法，运用想象与象征手法塑造了一批奇特的人物意象，不同的是他的主旨大都归于对生与死问题的探讨，因此他的游仙诗比屈辞更富有思想深度。
四、结语
曹植以其卓越的文学成就赢得了后人赞誉，钟嵘将其在诗坛的地位喻为“人伦之有周孔”，其无论在创作精神、创作目的还是表现手法上都具有楚辞式的特点，曹植对于楚辞的继承与创新是出于自身深切感受与抒情言志的现实需要，由于其对楚辞中的因子加以吸收与借鉴，从而促使了建安文学整体风格的转变，曹植在继承楚辞抒情模式的传统中继往开来，余绪幽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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