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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孙犁一生留下了若干小说批评文章，这是他文学世界的重要构成。他以现实土义理论精神对小说这一文体的诸多问题进行了卓有见地的探讨；在理论批评同时，他还开展了一定的实用批评工作——作家作品批评，在长期的理论实践中，孙犁始终高扬现实主义的旗帜，表现出一种赴汤蹈火的献身精神和悲壮情怀，现实土义理论使他的小说批评显示出灼人的热力和咄咄逼人的光辉，但同时也遭遇了一种批评的尴尬。
[关键词]孙犁 现实主义 小说批评
著名作家孙犁曾经说自己“一直是编辑文艺刊物，或从事文艺教学”。由于工作需要，在从事文学创作同时，他撰写、发表了大量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文章，它们较多地涉及小说理论和小说创作问题，形成了有一定影响的小说批评，这些文章是孙犁文学世界的重要构成，是其现实主义理论的生动呈示，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多年来学术界的关注很不够。本文拟就孙犁从事的小说批评展开评述和必要的辨识。
1938年发表的《现实主义文学论》，是孙犁一生中的盛大节目。虽然是其文艺生命的初始，但却已经是朗然地亮出了现实主义的旗帜，算是他献给文坛的见面礼。行文中浓烈的战争气息并没有掩盖住他对文学现实主义最初的、但又是严重的关切和理解。它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摭拾是显而易见的，而其表现的严肃的、真诚的理论热情和高扬的现实关怀精神又是极其动人的。同年他又发表了《战斗的文艺形式论》和《鲁迅论》等理论文章。它们共同给孙犁带来“冀中的吉尔波丁”的美誉。尽管孙犁后来评价这些文章“均属不看对象，大而无当”，但其中显示的现实主义理论风采和“为人生”的热情表现了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的即将诞生。1939年完成的《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尽管是一部普及性、辅导性的通讯写作著作，孙犁虽然没有喊出像《现实主义文学论》中的革命口号，但现实主义理论自觉进一步加强，所引用有关材料呈现出沉重而凝炼的色彩，战争文化氛围呼唤真切的服务现实的态度和精神，“每一个青年写作者的义务，就在于认识自己是一个民族革命的工作者，要使自己感觉到并训练为一个民族解放斗争火焰之发动者”。1942年完成的《文艺学习》，旨在总结冀中区“冀中一日”写作运动的理论成果，“那个时候，我正热衷于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因此论述问题时思路就显得比较开阔、探讨问题比较充分。孙犁动用了自己多年的社会科学理论积累和中外文学知识，因此在某些方面表现出不俗的见解，像文学工作的基本要求、生活实践和写作实践的统一、认识现实的复杂性、艺术概括力、典型的创造问题、作家概括力的提高、书面语和口语的运用等等。然而如他所言，他写此书时还没有文学创作实践，因此从一定程度上减弱了现实主义理论文字的说服力。自那以后他开始了创作活动，其现实主义文学批评也从未停止过。孙犁带着文学现实主义的硝烟步入文坛，开始了艰苦卓绝的生命之旅、心灵之旅、文化之旅。
一、孙犁现实主义的小说理论批评
在上述理论著作中时，尽管有时也涉及到小说方面的问题，孙犁也表达一定的见解，但是，就总体而言，具有独立意义的小说批评并未出现。当时他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文艺编辑和写作理论辅导一类的文章中，自己创作的小说尚少，更重要的是当时解放区从事小说创作的也不多，他们大都致力短小文艺作品的写作，加强文艺的宣传作用是头等重要的事，因此孙犁对小说理论的探讨实在是没有条件和机会。50年代以来，情况有很大的变化。进入天津后，他成为《天津日报》的编委，担任了副刊科的副科长，职责是二审。这使他有条件进行小说创作，更主要是经常需要审读各地寄来的小说稿件，这也有利于理论思考，积久便形成了小说理论批评。他探讨小说的文字很多、很杂，甚至有时有点乱，关涉到小说的各个侧面：既有原则性问题，又有一些具体的创作过程中的问题。本文仅从现实主义这一角度来评说他的小说探讨工作，因为现实主义确实是贯穿他有关文字的一根红线。下面仅择其要点进行评述。
小说创作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写什么”，因此题材问题是小说创作和理论批评的首要课题。中外小说成功的经验使孙犁意识到题材在小说创作方面的意义。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的文坛有给小说题材分等级的做法，像“左翼”文学、抗战文学以及后来的“工农兵方向”的提倡，基本属于这种情况。从自己以及他人的创作经验中，孙犁感到了上述做法的不妥。他不同意给小说划分题材，不主张“农民文学”也不主张“城市文学”以及“乡土文学”的提法，他觉得题材的名目恐怕解决不了多少文学创作上的实际问题，认为题材对于文学(小说)只是材料，“无所谓重要不重要，更不是创作成功不成功的先决条件”。他以四大名著为例，说明它们题材各不相同但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因此他认为“小说成功，不在于题材，是毋庸置疑的问题”，从而冲破了长期以来文坛的“题材决定”论，有利于引导作家深入生活、作扎实的积累，创作出时代精品。不过，孙犁在反对“题材决定”论时，执著现实的心智使他意识到“现实意义和推动现实的力量，是衡量作品的重要标准”，因此又十分看重现实题材对小说的重要性，主张小说“以反映现实作为第一义的任务”。这种理论上的倡言当然是有其充分依据的，以孙犁的经历和身份来说是很自然的。孙犁有关的言论其实并不矛盾，他显然更关注现实题材的教育意义。
无论写什么题材，真实性，是极端重要的，现实主义文艺尤其如此。马克思、恩格斯等革命导师都有相关的论说。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精神传人，孙犁同样很注意探讨这个问题。他认为，“艺术所重，为真实”，这“是现实主义的起码之点”，这也就是说反映真实是小说最基本的要求。当然，孙犁也体会到现实中的一些本质的内容并不是很轻松地就可以观察到，他的意见是“没有看到的，我们不要去写，还没有看真看透的东西，暂时也不要去写，而先去深入生活”，从而把作家深入、研究现实生活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这里讨论的是小说创作的原则性问题，“真实的小说，就是能够真实地传达出现实生活”。孙犁心目中的真实又涵蕴着不能在作品中卖弄生活或炫耀才情的意思，“艺术要求把生活完美地融合与人物性格、人物行动之中，一切要出于自然”。探讨的话题已涉及了创作过程的具体问题。因此孙犁理解的真实性具有双重涵义，既体现了尊重现实、现实对创作的重要性，又引导作家正确运用生活知识。
如果为了追求小说的真实性或以此为借口，洋洋洒洒，没有节制，势必导致篇幅膨胀、臃肿不堪。孙犁坚决反对这种做法。他主张短小精悍的小说形式。他从《古文观止》、唐宋八大家的文章、诸葛亮以及李密等人的散文、《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唐宋传奇小说等感受到了这一点，认为短小是中国文学的一个优良传统，作家们应该学习继承 下来。古代文章的短小与当时的写作条件落后有关，但孙犁认为主要还是作家们对文学工作的高度负责精神，古人也知道创作不易。孙犁以《聊斋志异》为例，说明篇幅短小的小说可以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又以鲁迅的创作经验申明，小说篇幅的短制化不是文章字数多少的问题，而是艺术态度、艺术思想问题。他总结说，很多情况下文章完全可以不必写得很长，“如果知道生活是源泉，能不断深入生活，加深对现实的认识和理解，那么，文章就不只可以写得好，而且可以写得短”，从而反对没有真正的生活实践硬行编造故事的形式主义。这里有传统文学的经验，更有孙犁对小说家的殷切期望。
不管篇幅大小，小说都要反映出人伦之情，——这是最易于打动读者的。孙犁说自己小时侯读到《红楼梦》中写贾政鞭笞贾宝玉时，自己总要流泪；薛宝钗与薛蟠的日常对话也让他流泪。孙犁认为这是伦理在感动读者。小说可以描写客观的世界，描写现实中的或大或小的故事，但并不容易成功。他结合阅读经验，引申出“小说既是写社会，写家庭，写人情，就离不开伦理的描写”的看法。他反复向别人说《红楼梦》写伦理最感人。这里所谓的“伦理”指的是人伦之道，与人性、人情关系比较密切，但不相同。孙犁说伦理是随时代变化的，一时代有一时代之伦理。反映伦理就涉及到小说的感情描写问题了。
所以孙犁把感情真实视为小说成功的重要因素，“没有真实的激动了的感情，就写不成好文章”。所谓感情真实，“就是如实地写出作者当时的身份、处境、思想、心情以及与外界事物的联系”。时代、生活决定了作家的感情。1985年在给小说家谌容的信里，他结合多年的创作经验和理论学习探讨了小说的写法问题。他认为小说有两种写法：一种是注重表象的写法，一种是注重内心的写法。前者注意通过场面描写表现人物性格，故事紧凑，有声有色的，是精心做出来的；后者是作者内心郁结、不吐不快，“这种写作，形式有时不完整，人物有时也有缺陷，但作者的真情实意，是不可遏止的。作品中有他的哲学，有他的血泪，有他的梦幻，读起来，谁也不能心平气和，不为之掬一把同情之泪……这种创作，常常是偶然的，难以后继的，是天籁，电光一闪。这不是做出来的小说，是个人情感和所遇现实碰击出来的火花。”后者谈的是作家的感情真实问题，认为这种小说有很强的感染力。
感情真实在情节中有也要体现。针对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的评论家大谈特谈情节的问题，孙犁说，作品主要的基础是现实生活和作家对生活的感受和认识，因此，小说家不能凭空编造情节，情节的生命的基础是作者的丰富的生活经历。有人认为小说只有情节复杂才有魅力，孙犁朗然地指出：“情节不在复杂，而在真实。真情节能动人，假情节使人厌”，“作家应该把时代的激动的脉搏，体现在他的作品里，这种成功也就是主题和现实主义的成功”，“我们提倡现实主义，一个最大好处，是能使我们的作家，着眼于生活，把全部注意力放在观察、思考、表现自己周围的人和事，避免闭门造车、胡编乱造”，“是生活之流激起的层层浪花，它是从有丰富生活基础并对它有正确理解的作家笔下，自然流露出来的”。不少小说中情节显得无力，孙犁的评价是因为作者的生活不足。当然，他并不否认情节需要很好的艺术加工和作者的结构能力，那些表现了高度艺术创作力的古代小说经典之情节得到了他由衷的赞美，像《红楼梦》、《水浒传》都得到了他高度的评价。
结构是从情节的安排中来的，其形成也是以主题为指导的。因此结构是小说的形式要素。孙犁把小说的结构分为三部分：总纲、分目和结局。他把小说结构视为上层建筑，“它的基础是作品所反映的现实生活”。对于短篇小说来说一篇作品“既是描写一个事件，那事件本身就具备一个进行的规律，一个存在的规模。作者抓住这个规律，写出这个规律，使它鲜明，便是作品的基本结构”；长篇小说的创作更加困难，但其结构也不能是作家凭空随意编造，“而是现实生活在作者头脑中的反映”，是一种表现“现实生活的组织手段”。他引用俗语“长袖善舞，多财善贾”，说明生活之于创作的重要性：小说结构也不是白手起家，因而就不是简单的写作手法问题；作者必须有厚实的生活积累，“不是捉襟见肘”才能更好地加以概括从而创造出理想的小说结构来。可见，孙犁不是在通常意义上来探讨结构问题。他对《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的结构非常推崇，并以之作为探讨结构问题的范本。
有特色的小说结构是作家风格的显示，但风格的形成比较复杂。孙犁认为风格的形成包括两大要素“时代的特征和作家的特征”，而风格形成的根本是“作家的丰盛的生活和对人生的崇高的愿望”，如果一个作家抱着战斗的热忱投入生活，真正理解熟悉了同时代的人物、真实地表现了他们，那么，这些人物的高尚的品格，就同时成为作品的高尚的风格了，“它永远和作家的思想，作家的生活实践形成一体”，认为是现实生活本身带给了作家风格。然而仅仅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并不就形成风格，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其形成的最佳机会是“只有在作家自觉地努力表现现实生活和重视他的民族传统的时候”模仿别人不会形成自己的风格，但小说家必须吸收前人的优秀成果才能够有创新，孙犁说《红楼梦》之所以有那么高的成就，其关键之一是曹雪芹总结和批判了过去和同时代的文学成果，“有根基者才有生命力，有根基者才能远走高飞”，文艺的根基就是人民的现实生活。
小说的风格与语言的运用密切相关。执著现实的心智，使孙犁把小说语言的使用与作家的品格问题联系起来考察。“有真情才能有真话”。反之，小说语言“如果只追求其流利通畅，玲珑剔透，不深加凝炼，则易流于油滑一途，外表好象才气横溢，无所不包，实际是语言的浪费，对创作的损伤”。他引民间俗语“实谷不华”“至乐不笑”，来探讨这个问题，从而将小说形式问题的语言问题转向对创作主体的精神、态度的要求。对中外文学的阅读使孙犁意识到，那些在文学语言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的作家都是常兢兢业业之人，他们努力于自己的创作，诚心诚意，实在做人。针对“五四”以来新小说语言一定程度上的欧化现象，孙犁指出：作家必须以民族的现实生活为创作的基本语言来源，文学是以民族的现实生活为主体的，生活内容决定对文学形式起着决定的作用：反对“用外来的形式，套民族的生活”。并以鲁迅的小说为例进行了论述，认为鲁迅开创的将劳动人民的生活语言作为为文学语言的主体、适当吸收中国旧白话文学语言并借鉴外国文学中进步的语法和词汇三者有机结合起来的语言道路是小说家应当学习并效法的正确的语言之路。
对语言问题的重视也使孙犁很注意探讨小说中的幽默问题。许多人把幽默看成是一种高度的语言技巧，甚至有人把相声大师马三立拉出来，说明很好地运用幽默可以成 为一代艺术宗师。孙犁的看法却没有这么简单，他认为幽默是现实主义小说学的一种表现手法，成功的幽默来自对生活的观察、认识；如果仅仅使语言充满笑料很容易做到，可是“在艺术上，却是比较低级的”，对生活没有真情实意，没有感触，就很难产生幽默。“对同样的生活，对同类的人物，看得多了，认识清楚了，根据作家的感受，加以剪裁，并严肃认真地表现它，就能使文章有幽默感”，“幽默，是文学的一种要素”，认为对生活的那种浮光掠影的态度和冷漠的精神不会产生幽默，他以鲁迅、契诃夫为例说明了这个道理。把幽默这种艺术手法归到对生活和人生的真情反映上，弹奏的依然是现实主义的音响。
艺术之美曾被许多人认为是形式问题，孙犁却不以为然。他认为既然小说属于美学范畴，小说作者首先应该考虑为读者创造美，这是小说创造的第一考虑，他上所谓“美”是一种道德教育作用——“艺术家创造美的形象，以之美化人类的心灵，使之向善，此即谓之美育”。同时他指出艺术美，必须体现现实的内容；艺术美是“现实与理想之结合”。作为小说家需要注重艺术情操修养，然后才能创造出美来，这修养包括“道德修养以及对国家、民族、时代的热诚和责任感”，强调为社会、为人生的操守。又指出，艺术美要体现作家的个性，但这种个性是自然形成的。所以当有人赞美孙犁小说“如诗如画”、“行云流水”时，他感到很不舒服，认为那是对自己的曲解。
孙犁现实主义小说理论批评关涉到小说问题的一系列方面，内容的、形式的，也涉及小说理论原则性的问题，甚至也有对小说史的批评文字(限于篇幅，本文不赘)。他的观点在关键点上是精彩的，现实主义显示了应有的光辉。
二、孙犁现实主义的小说创作批评
在小说理论批评中孙犁涉及到了不少作家和小说，并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进行了评说。因此在他的理论批评中已经包含了实用批评的成分——作家作品批评。然而这类批评的规模尚小，往往展开不够，它们不具有独立的批评意义，可以看作是其现实主义小说理论批评的附属。平时繁重的编辑和理论工作使孙犁不可能专门移出时间来写作更多的作家作品批评文章。然而，出于各种各样的因由，他还是专门撰写过作家作品批评文章，——尽管数量较少。这些文章的影响不可低估计，而且它们呈现的文体不一：有散文体，有问答体，有书信体，有读后感体，以及随笔体等等。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取向：张扬现实主义，同他的理论批评一样，这些文章也展示着现实主义批评光芒；同时孙犁也因此遭遇了批评的尴尬。
他的现实主义批评在许多时候很见出威力和风采。
对《红楼梦》的评价具有以当代批评品说古典名著的示范意义。在早年的《文艺学习》中就有对《红楼梦》语言艺术和人物刻画的批评，此外专门评说《红楼梦》的文章有3篇：写于1954年的《(红楼梦)的现实主义成就》、《在一次(红楼梦)座谈会上的发言》，作于1979年的《(红楼梦)杂说》。此外，撰于1977年的《关于长篇小说》虽然不是专谈《红楼梦》，但其有关评价和分析同样值得注意。前两篇文章都作于1954年11月，阅读其中的内容和论述，不难看出它们是孙犁在特定环境下的表态之作或是应景之文。当时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对因《红楼梦》研究而发端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重大思想斗争，批判者指责俞平伯把《红楼梦》视为自然主义的作品、记录自己经历的才子佳人小说，从形式主义出发看待作品的创造性，并指出其研究中以考证代替科学分析的错误。在这种严酷的形势下很多作家、理论家不得不违心地发言，参加了这次批判斗争，孙犁也没有例外。在这两篇文章中，孙犁在主要思路上以当时的官方立场、思路和富有政治斗争的气息重复着上述批判者的观点，而将自己的意见尽力压缩。其中《(红楼梦)的现实主义成就》有一定批评的识力，尤其是对《红楼梦》中语言艺术的分析，很有印象批评的风采，现实主义的批评似乎未能显现。最有价值的是拨乱反正后撰写的《(红楼梦)杂说》，试图用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学的眼光批评《红楼梦》，从而赋予现实主义批评以更新、更扎实的功力，同时又表现出“文献发生学”的理论风采，很可一读。与此同时，孙犁还用现实主义方法批评了《聊斋志异》、《金瓶梅》等一些古典小说，显示出了将文学批评延伸至历史的努力。《关于长篇小说》探讨长篇小说的结构方法，以大量的篇幅研究《红楼梦》在结构上的特色，但没有走向形式主义，他称道《红楼梦》的结构；“写一个中心事件，总是像在平静的湖面上投一大石，不只附近的水面动荡，摇动呼唤，惊动游鱼，也使过往的小艇颠簸，潜藏的水鸟惊起，浪环相逐，一直波及四岸：投石的地方已经平息，而它的四周仍动荡拍击不已。”
对小说家赵树理的评说，是孙犁运用现实主义方法批评同时代作家的一次尝试。认为20世纪40年代赵树理的小说创作“突破了此前一直很难解决的文艺大众化的难关”，而当时的抗战现实、革命宣传的需要，这是赵树理迅速成功的外在条件：赵树理本人的勤奋、对通俗文艺的感情和表现出的多才多艺以及他与人民群众的亲密无间的情感使他“唱出了时代要求的歌”。孙犁一直以严肃的生活精神关注着这位优秀作家，他发现赵树理进北京后逐渐拉开了与人民实际生活的距离，环境和读者群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加之频繁的政治斗争使他的创作呈现每况愈下的态势。不仅如此，孙犁更严重地指出，在逐渐远离人民实际生活后，50年代后的赵树理发展了对民间文艺形式的偏执的狂热，他的小说“故事行进缓慢，波澜激动幅度不广，且因过多罗列生活细节，有时近于卖弄生活知识。”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他离开了“人民的现实生活和斗争”。孙犁的评价无疑是剀切的，充分显示了现实主义批评的威力。
对其他小说家孙犁沿用同样的批评路数。孙犁肯定萧红“走在鲁迅开辟的现实主义道路上”，认为她的小说“一开始就带有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味道”；但同时指出由于萧红不太注意政治，“缺少革命生活的实践和锻炼，在失去与广大人民共同吐纳的机会以后，就感到了孤寂，加深了忧郁，反映在作品中”。这里的现实主义评价大抵还是准确的。孙犁还以同样方法评说了铁凝、宗璞、贾平凹、刘绍棠、丛维熙、李贯通等青年小说家以及一批天津籍小说作者，其运作的思路如上，虽然有时稍显局促，但批评结论大体是让人认可的。
然而，现实主义也是发展的，对文学的现实主义批评并非总是恰到好处。
80年代以来，随着浪漫主义的萌发和现代主义的崛起，现实主义逐渐以开放的姿态广泛吸收各种艺术手法和表现技巧以丰富自己。在现实主义新变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新形态：“现代现实主义”、“抒情现实主义”、“诗化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生存现实主义”等五花八门的说法。因 此，应该意识到，19世纪以来的经典现实主义已经发生了变形，它已经不再拥有“定于一尊，攘斥百家”的优越性，作家和批评家也应当顺从时代潮流，及时转变思维和批评路数。面对日新月异的小说创作的繁荣局面，一向心仪现实主义的孙犁感到了极大的不适。
富于心理现实主义色彩的林斤澜的小说在他眼里是“不健康的东西”，当“寻根”小说出现时，他表现得十分惊诧：“写历史，就专门去找那些现在已经绝迹，过去曾经被洋人耻笑的东西……写现实，则专找落后地区的愚昧封建，并自作主张地发掘其人物的心理状态”。对先锋派小说、新写实小说，孙犁的愤慨溢于言表，他认为那不是创作，很多时候是模仿外国小说，“创作与模仿，怎么看得出来?创作的色彩是鲜明的，而模仿的东西，常常是模糊的。创作有作家自己的生活根据，而模仿只是根据作家读书的印象和得出的概念，经不起推敲，又谈不上创作的个性。”
他从自己的理论经验出发，指责上述小说“投机取巧，虚伪造作”，是假现实主义，在给铁凝的信中，孙犁提醒她小心辨别现实主义的真伪。当然，孙犁的批评有时也适用一些小说，像铁凝的《哦，香雪!》，他有不错相当好的观感，十分佩服作者的想象力。另外，对汪曾琪的小说、李杭育的部分小说、邓友梅的小说，甚至莫言早期的小说，孙犁都在现实主义的批评下有着较好的评说。然而，对盛行的通俗小说，孙犁持很反感的态度，称那些发表这些小说的报刊是不健康的报刊，这些作品是不健康的作品，尤其对那些原来从事严肃文学创作而后转事通俗小说写作的人充满了嘲讽，他批评的尺度是“为人生”。
对鲁迅小说的评说，孙犁的现实主义批评遭遇到了尴尬。鲁迅是世界级的文学巨人，他的文学创作并非全是现实主义的。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表明，鲁迅的作品就整体而言“既有属于主流地位的写实主义，又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它们相互错综、相互渗透，形成多元的斑斓的色调。”因此在评价鲁迅时不能不采取开放的批评思维和方法，如果仅从现实主义来评说，那么误读是在所难免的。孙犁对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批评视角限制了他的思维。循着“无论从生活的规律和创作的规律，文学都应该是和现实息息相关的，血肉相连的，稍有游离，就是经不起考验的”思路，他对《呐喊》、《彷徨》非常推崇：同时对《故事新编》观感不佳，对于它的写法也感到十分惊诧，孙犁始终没有弄清楚鲁迅为什么要创作它们。学术界的研究已证明《故事新编》并不是用现实主义的方法创作的，而是鲁迅用表现主义写成的。
现实主义批评在许多时候是很有效果的，但并不总是如此，何况孙犁的现实主义不是那种开放的现实主义。孙犁有些固执，这对一个作家不是什么坏事，它可以使作家充分彰显艺术个性。而就文学批评而言，如果过于偏守一隅，就会显得有时不合适宜、导致偏颇。因此他的现实主义批评视角只能在一定范围内有效，如果批评对象有更复杂的情况，批评一旦越出这个范围则会陷入捉襟见肘的困境。
三、孙犁现实主义理论形成探源
孙犁的现实主义精神和理论热情，其形成由来已久，并且是合力作用下的必然。
在读中学期间，他就表现出关心社会的热情，并阅读了不少社会科学类理论著作，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费尔巴赫论》、《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等经典著作，以及苏联及日本的经济学著作；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主要是鲁迅的作品、左翼文学作品、胡适的作品、鲁迅和周作人的译文、冰心、朱自清、老舍、废名的作品以及英国小说、法国小说和泰戈尔的作品，后来专读左翼作家以及苏联作家的作品以及文艺理论文章，主要是《文学概论》、鲁迅与创造社的论战文集、《文艺自由论辩》、有关的唯物史观艺术著作、日本厨川白村、藏原惟人和秋田雨雀的著作以及柯根的《伟大的十年间文学》等。中学时期的阅读对形成孙犁的文艺观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中学毕业后的流浪岁月里，他没有停止读书，“读过孔孟的书，老庄的书，韩非的书，都钻而不深。也读过一些外国不同流派的文学作品，包括尼采的作品。也读过吴稚晖的书，梁漱溟的书，周作人的书”，后来转向了新兴社会科学、十月革命文学和鲁迅的书。孙犁说这种选择是当时社会上文学青年一种普遍的现象，“虽然目的性并不明确，但对国家民族的解放和进步，对自身生活、思想的解放和进步的向往和追求，还是有意识的，而且是很强烈的”。就大的环境来看，他开始文学生涯时，恰值中华民族存亡之秋，因此“我的创作生活一开始，”就带有浓重的苦闷情绪和忧患意识，以及强烈的革命渴望和新产追求，“我走的文学的道路，是现实主义的。”抗战爆发后他成为一名文化战士，从事教书、编报、写文章工作，把自己的命运与时代、祖国的命运紧紧地系在一起。
孙犁在文学方面早慧，理论上也是有师承的。尽管他曾经说出“从来没有想到向名家请教”、“文学，全靠自身的素质和坚韧的努力”一类的话，也确实他没有直接拜师学艺，但他还是有师承关系的。《红楼梦》对他影响极深，孙犁十分欣赏曹雪芹的文学精神和这部巨著所显示的现实主义。从30年代起，他就开始了对《红楼梦》的理论探讨，一直到1979年，他从《红楼梦》中感受到了“感人的、高尚的道德力量”，认为《红楼梦》具有现实主义文学的真实性、塑造典型的高超水平和丰富的人民性，“表现了在作为人的可宝贵的良知良能，表现了对现实生活和历史事实的严肃态度。”在多篇理论文章中，孙犁频繁地援引曹雪芹及其《红楼梦》，并以之作为文学批评的范本。“五四”以来的作家中，鲁迅、茅盾对孙犁影响巨大，尤其是鲁迅。他曾引徐懋庸的话“人谁不爱先生?”如上所述他生前一直保持着对鲁迅及其创作的强烈学习、热情，并把这种阅读心得和体会以书面形式出现在他的文章中，如上所述成为他现实主义理论批评的重要内容。鲁迅的现实主义精神及其创作的《呐喊》、《彷徨》获得他的高度赞誉。久而久之，他在某些方面走近了鲁迅，这主要是他现实主义的一些理论主张，他的对于文学的严肃态度和执著精神等。茅盾也是孙犁十分尊重的。他从初中时就读茅盾的著作，对茅盾主持的《小说月报》有很好的评价，称道上面刊发的现实主义作品。茅盾的重要小说他都尽量去读，尤其是《子夜》深得孙犁的喜爱，他21岁时就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发表了对《子夜》的评价意见。很自然，他也接受了茅盾“为人生”的文学观念，尽管孙犁没有直接明言。
一生执著于现实主义的创作和理论探讨，孙犁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伟美的理想追求的。他珍视“五四”以来新文学所走过的现实主义只路，他倡言应该大量介绍外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给文学青年做精神食粮：提倡为人生进步、幸福、健康、美好的文学艺术，要批判那些末流的诲淫诲盗败坏人伦道德的黄色文艺。正所谓“文艺之道，忘我无私，人心所系，孜孜求之”，“现实主义贯穿中外文学艺术历史，这既是规律，也是事实”
孙犁的这种现实主义理论热情是有代表性的。联系“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史可以看到，现实主义经历了一个由当年鲁迅、文学研究会等“为人生”派作家、批评家倡导的“写实主义”，历经20年代的革命文学运动、30年代的“左翼”文学壮潮，发展到40年代时，终于形成为波澜壮观、惊涛拍岸的主流文学思潮的过程；建国之后，现实主义又经过艰难曲折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到“文革”时期几近殒命。80年代后，现实主义重新恢复了生命力，并在新时期文学的多元化格局中又占据着主导的地位。“五四”现实主义传统和俄苏现实主义传统的记忆让包括孙犁在内的许多作家、批评家倍加珍惜。“他们听命于时代和人民，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推动着他们敏锐关注现实关系的变动和社会矛盾的冲突，对现实关系的强有力的把握、对人生命运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洞悉，远远胜过他们习得的各种真实的或虚假的观念，不论是对昔日的回顾、对当下的关注还是对前景的瞻望，他们都不断地调整着自己的眼光，寻觅真实，批判虚假”。这段话用来评价孙犁也是非常合适的。
孙犁的小说批评是其文学实践的重要构成，有关言论非常丰富，涉及面也很广。值得注意的是孙犁的小说批评不同于一般批评家的批评，因为他是一位有个性、有着丰富创作实践而且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作家，所以他的批评文章比较多地结合创作实践展开，有很强的实践性品格，并非那种纯粹思辨性的理论文字，有比较多的情感色彩，篇幅一般比较短小。本文从现实主义理论角度进行评述，难免挂一漏万。本文的论述或有不当之处，请专家教正!
[关键词]孙犁 现实主义 小说批评
著名作家孙犁曾经说自己“一直是编辑文艺刊物，或从事文艺教学”。由于工作需要，在从事文学创作同时，他撰写、发表了大量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文章，它们较多地涉及小说理论和小说创作问题，形成了有一定影响的小说批评，这些文章是孙犁文学世界的重要构成，是其现实主义理论的生动呈示，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多年来学术界的关注很不够。本文拟就孙犁从事的小说批评展开评述和必要的辨识。
1938年发表的《现实主义文学论》，是孙犁一生中的盛大节目。虽然是其文艺生命的初始，但却已经是朗然地亮出了现实主义的旗帜，算是他献给文坛的见面礼。行文中浓烈的战争气息并没有掩盖住他对文学现实主义最初的、但又是严重的关切和理解。它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摭拾是显而易见的，而其表现的严肃的、真诚的理论热情和高扬的现实关怀精神又是极其动人的。同年他又发表了《战斗的文艺形式论》和《鲁迅论》等理论文章。它们共同给孙犁带来“冀中的吉尔波丁”的美誉。尽管孙犁后来评价这些文章“均属不看对象，大而无当”，但其中显示的现实主义理论风采和“为人生”的热情表现了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的即将诞生。1939年完成的《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尽管是一部普及性、辅导性的通讯写作著作，孙犁虽然没有喊出像《现实主义文学论》中的革命口号，但现实主义理论自觉进一步加强，所引用有关材料呈现出沉重而凝炼的色彩，战争文化氛围呼唤真切的服务现实的态度和精神，“每一个青年写作者的义务，就在于认识自己是一个民族革命的工作者，要使自己感觉到并训练为一个民族解放斗争火焰之发动者”。1942年完成的《文艺学习》，旨在总结冀中区“冀中一日”写作运动的理论成果，“那个时候，我正热衷于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因此论述问题时思路就显得比较开阔、探讨问题比较充分。孙犁动用了自己多年的社会科学理论积累和中外文学知识，因此在某些方面表现出不俗的见解，像文学工作的基本要求、生活实践和写作实践的统一、认识现实的复杂性、艺术概括力、典型的创造问题、作家概括力的提高、书面语和口语的运用等等。然而如他所言，他写此书时还没有文学创作实践，因此从一定程度上减弱了现实主义理论文字的说服力。自那以后他开始了创作活动，其现实主义文学批评也从未停止过。孙犁带着文学现实主义的硝烟步入文坛，开始了艰苦卓绝的生命之旅、心灵之旅、文化之旅。
一、孙犁现实主义的小说理论批评
在上述理论著作中时，尽管有时也涉及到小说方面的问题，孙犁也表达一定的见解，但是，就总体而言，具有独立意义的小说批评并未出现。当时他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文艺编辑和写作理论辅导一类的文章中，自己创作的小说尚少，更重要的是当时解放区从事小说创作的也不多，他们大都致力短小文艺作品的写作，加强文艺的宣传作用是头等重要的事，因此孙犁对小说理论的探讨实在是没有条件和机会。50年代以来，情况有很大的变化。进入天津后，他成为《天津日报》的编委，担任了副刊科的副科长，职责是二审。这使他有条件进行小说创作，更主要是经常需要审读各地寄来的小说稿件，这也有利于理论思考，积久便形成了小说理论批评。他探讨小说的文字很多、很杂，甚至有时有点乱，关涉到小说的各个侧面：既有原则性问题，又有一些具体的创作过程中的问题。本文仅从现实主义这一角度来评说他的小说探讨工作，因为现实主义确实是贯穿他有关文字的一根红线。下面仅择其要点进行评述。
小说创作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写什么”，因此题材问题是小说创作和理论批评的首要课题。中外小说成功的经验使孙犁意识到题材在小说创作方面的意义。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的文坛有给小说题材分等级的做法，像“左翼”文学、抗战文学以及后来的“工农兵方向”的提倡，基本属于这种情况。从自己以及他人的创作经验中，孙犁感到了上述做法的不妥。他不同意给小说划分题材，不主张“农民文学”也不主张“城市文学”以及“乡土文学”的提法，他觉得题材的名目恐怕解决不了多少文学创作上的实际问题，认为题材对于文学(小说)只是材料，“无所谓重要不重要，更不是创作成功不成功的先决条件”。他以四大名著为例，说明它们题材各不相同但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因此他认为“小说成功，不在于题材，是毋庸置疑的问题”，从而冲破了长期以来文坛的“题材决定”论，有利于引导作家深入生活、作扎实的积累，创作出时代精品。不过，孙犁在反对“题材决定”论时，执著现实的心智使他意识到“现实意义和推动现实的力量，是衡量作品的重要标准”，因此又十分看重现实题材对小说的重要性，主张小说“以反映现实作为第一义的任务”。这种理论上的倡言当然是有其充分依据的，以孙犁的经历和身份来说是很自然的。孙犁有关的言论其实并不矛盾，他显然更关注现实题材的教育意义。
无论写什么题材，真实性，是极端重要的，现实主义文艺尤其如此。马克思、恩格斯等革命导师都有相关的论说。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精神传人，孙犁同样很注意探讨这个问题。他认为，“艺术所重，为真实”，这“是现实主义的起码之点”，这也就是说反映真实是小说最基本的要求。当然，孙犁也体会到现实中的一些本质的内容并不是很轻松地就可以观察到，他的意见是“没有看到的，我们不要去写，还没有看真看透的东西，暂时也不要去写，而先去深入生活”，从而把作家深入、研究现实生活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这里讨论的是小说创作的原则性问题，“真实的小说，就是能够真实地传达出现实生活”。孙犁心目中的真实又涵蕴着不能在作品中卖弄生活或炫耀才情的意思，“艺术要求把生活完美地融合与人物性格、人物行动之中，一切要出于自然”。探讨的话题已涉及了创作过程的具体问题。因此孙犁理解的真实性具有双重涵义，既体现了尊重现实、现实对创作的重要性，又引导作家正确运用生活知识。
如果为了追求小说的真实性或以此为借口，洋洋洒洒，没有节制，势必导致篇幅膨胀、臃肿不堪。孙犁坚决反对这种做法。他主张短小精悍的小说形式。他从《古文观止》、唐宋八大家的文章、诸葛亮以及李密等人的散文、《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唐宋传奇小说等感受到了这一点，认为短小是中国文学的一个优良传统，作家们应该学习继承 下来。古代文章的短小与当时的写作条件落后有关，但孙犁认为主要还是作家们对文学工作的高度负责精神，古人也知道创作不易。孙犁以《聊斋志异》为例，说明篇幅短小的小说可以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又以鲁迅的创作经验申明，小说篇幅的短制化不是文章字数多少的问题，而是艺术态度、艺术思想问题。他总结说，很多情况下文章完全可以不必写得很长，“如果知道生活是源泉，能不断深入生活，加深对现实的认识和理解，那么，文章就不只可以写得好，而且可以写得短”，从而反对没有真正的生活实践硬行编造故事的形式主义。这里有传统文学的经验，更有孙犁对小说家的殷切期望。
不管篇幅大小，小说都要反映出人伦之情，——这是最易于打动读者的。孙犁说自己小时侯读到《红楼梦》中写贾政鞭笞贾宝玉时，自己总要流泪；薛宝钗与薛蟠的日常对话也让他流泪。孙犁认为这是伦理在感动读者。小说可以描写客观的世界，描写现实中的或大或小的故事，但并不容易成功。他结合阅读经验，引申出“小说既是写社会，写家庭，写人情，就离不开伦理的描写”的看法。他反复向别人说《红楼梦》写伦理最感人。这里所谓的“伦理”指的是人伦之道，与人性、人情关系比较密切，但不相同。孙犁说伦理是随时代变化的，一时代有一时代之伦理。反映伦理就涉及到小说的感情描写问题了。
所以孙犁把感情真实视为小说成功的重要因素，“没有真实的激动了的感情，就写不成好文章”。所谓感情真实，“就是如实地写出作者当时的身份、处境、思想、心情以及与外界事物的联系”。时代、生活决定了作家的感情。1985年在给小说家谌容的信里，他结合多年的创作经验和理论学习探讨了小说的写法问题。他认为小说有两种写法：一种是注重表象的写法，一种是注重内心的写法。前者注意通过场面描写表现人物性格，故事紧凑，有声有色的，是精心做出来的；后者是作者内心郁结、不吐不快，“这种写作，形式有时不完整，人物有时也有缺陷，但作者的真情实意，是不可遏止的。作品中有他的哲学，有他的血泪，有他的梦幻，读起来，谁也不能心平气和，不为之掬一把同情之泪……这种创作，常常是偶然的，难以后继的，是天籁，电光一闪。这不是做出来的小说，是个人情感和所遇现实碰击出来的火花。”后者谈的是作家的感情真实问题，认为这种小说有很强的感染力。
感情真实在情节中有也要体现。针对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的评论家大谈特谈情节的问题，孙犁说，作品主要的基础是现实生活和作家对生活的感受和认识，因此，小说家不能凭空编造情节，情节的生命的基础是作者的丰富的生活经历。有人认为小说只有情节复杂才有魅力，孙犁朗然地指出：“情节不在复杂，而在真实。真情节能动人，假情节使人厌”，“作家应该把时代的激动的脉搏，体现在他的作品里，这种成功也就是主题和现实主义的成功”，“我们提倡现实主义，一个最大好处，是能使我们的作家，着眼于生活，把全部注意力放在观察、思考、表现自己周围的人和事，避免闭门造车、胡编乱造”，“是生活之流激起的层层浪花，它是从有丰富生活基础并对它有正确理解的作家笔下，自然流露出来的”。不少小说中情节显得无力，孙犁的评价是因为作者的生活不足。当然，他并不否认情节需要很好的艺术加工和作者的结构能力，那些表现了高度艺术创作力的古代小说经典之情节得到了他由衷的赞美，像《红楼梦》、《水浒传》都得到了他高度的评价。
结构是从情节的安排中来的，其形成也是以主题为指导的。因此结构是小说的形式要素。孙犁把小说的结构分为三部分：总纲、分目和结局。他把小说结构视为上层建筑，“它的基础是作品所反映的现实生活”。对于短篇小说来说一篇作品“既是描写一个事件，那事件本身就具备一个进行的规律，一个存在的规模。作者抓住这个规律，写出这个规律，使它鲜明，便是作品的基本结构”；长篇小说的创作更加困难，但其结构也不能是作家凭空随意编造，“而是现实生活在作者头脑中的反映”，是一种表现“现实生活的组织手段”。他引用俗语“长袖善舞，多财善贾”，说明生活之于创作的重要性：小说结构也不是白手起家，因而就不是简单的写作手法问题；作者必须有厚实的生活积累，“不是捉襟见肘”才能更好地加以概括从而创造出理想的小说结构来。可见，孙犁不是在通常意义上来探讨结构问题。他对《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的结构非常推崇，并以之作为探讨结构问题的范本。
有特色的小说结构是作家风格的显示，但风格的形成比较复杂。孙犁认为风格的形成包括两大要素“时代的特征和作家的特征”，而风格形成的根本是“作家的丰盛的生活和对人生的崇高的愿望”，如果一个作家抱着战斗的热忱投入生活，真正理解熟悉了同时代的人物、真实地表现了他们，那么，这些人物的高尚的品格，就同时成为作品的高尚的风格了，“它永远和作家的思想，作家的生活实践形成一体”，认为是现实生活本身带给了作家风格。然而仅仅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并不就形成风格，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其形成的最佳机会是“只有在作家自觉地努力表现现实生活和重视他的民族传统的时候”模仿别人不会形成自己的风格，但小说家必须吸收前人的优秀成果才能够有创新，孙犁说《红楼梦》之所以有那么高的成就，其关键之一是曹雪芹总结和批判了过去和同时代的文学成果，“有根基者才有生命力，有根基者才能远走高飞”，文艺的根基就是人民的现实生活。
小说的风格与语言的运用密切相关。执著现实的心智，使孙犁把小说语言的使用与作家的品格问题联系起来考察。“有真情才能有真话”。反之，小说语言“如果只追求其流利通畅，玲珑剔透，不深加凝炼，则易流于油滑一途，外表好象才气横溢，无所不包，实际是语言的浪费，对创作的损伤”。他引民间俗语“实谷不华”“至乐不笑”，来探讨这个问题，从而将小说形式问题的语言问题转向对创作主体的精神、态度的要求。对中外文学的阅读使孙犁意识到，那些在文学语言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的作家都是常兢兢业业之人，他们努力于自己的创作，诚心诚意，实在做人。针对“五四”以来新小说语言一定程度上的欧化现象，孙犁指出：作家必须以民族的现实生活为创作的基本语言来源，文学是以民族的现实生活为主体的，生活内容决定对文学形式起着决定的作用：反对“用外来的形式，套民族的生活”。并以鲁迅的小说为例进行了论述，认为鲁迅开创的将劳动人民的生活语言作为为文学语言的主体、适当吸收中国旧白话文学语言并借鉴外国文学中进步的语法和词汇三者有机结合起来的语言道路是小说家应当学习并效法的正确的语言之路。
对语言问题的重视也使孙犁很注意探讨小说中的幽默问题。许多人把幽默看成是一种高度的语言技巧，甚至有人把相声大师马三立拉出来，说明很好地运用幽默可以成 为一代艺术宗师。孙犁的看法却没有这么简单，他认为幽默是现实主义小说学的一种表现手法，成功的幽默来自对生活的观察、认识；如果仅仅使语言充满笑料很容易做到，可是“在艺术上，却是比较低级的”，对生活没有真情实意，没有感触，就很难产生幽默。“对同样的生活，对同类的人物，看得多了，认识清楚了，根据作家的感受，加以剪裁，并严肃认真地表现它，就能使文章有幽默感”，“幽默，是文学的一种要素”，认为对生活的那种浮光掠影的态度和冷漠的精神不会产生幽默，他以鲁迅、契诃夫为例说明了这个道理。把幽默这种艺术手法归到对生活和人生的真情反映上，弹奏的依然是现实主义的音响。
艺术之美曾被许多人认为是形式问题，孙犁却不以为然。他认为既然小说属于美学范畴，小说作者首先应该考虑为读者创造美，这是小说创造的第一考虑，他上所谓“美”是一种道德教育作用——“艺术家创造美的形象，以之美化人类的心灵，使之向善，此即谓之美育”。同时他指出艺术美，必须体现现实的内容；艺术美是“现实与理想之结合”。作为小说家需要注重艺术情操修养，然后才能创造出美来，这修养包括“道德修养以及对国家、民族、时代的热诚和责任感”，强调为社会、为人生的操守。又指出，艺术美要体现作家的个性，但这种个性是自然形成的。所以当有人赞美孙犁小说“如诗如画”、“行云流水”时，他感到很不舒服，认为那是对自己的曲解。
孙犁现实主义小说理论批评关涉到小说问题的一系列方面，内容的、形式的，也涉及小说理论原则性的问题，甚至也有对小说史的批评文字(限于篇幅，本文不赘)。他的观点在关键点上是精彩的，现实主义显示了应有的光辉。
二、孙犁现实主义的小说创作批评
在小说理论批评中孙犁涉及到了不少作家和小说，并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进行了评说。因此在他的理论批评中已经包含了实用批评的成分——作家作品批评。然而这类批评的规模尚小，往往展开不够，它们不具有独立的批评意义，可以看作是其现实主义小说理论批评的附属。平时繁重的编辑和理论工作使孙犁不可能专门移出时间来写作更多的作家作品批评文章。然而，出于各种各样的因由，他还是专门撰写过作家作品批评文章，——尽管数量较少。这些文章的影响不可低估计，而且它们呈现的文体不一：有散文体，有问答体，有书信体，有读后感体，以及随笔体等等。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取向：张扬现实主义，同他的理论批评一样，这些文章也展示着现实主义批评光芒；同时孙犁也因此遭遇了批评的尴尬。
他的现实主义批评在许多时候很见出威力和风采。
对《红楼梦》的评价具有以当代批评品说古典名著的示范意义。在早年的《文艺学习》中就有对《红楼梦》语言艺术和人物刻画的批评，此外专门评说《红楼梦》的文章有3篇：写于1954年的《(红楼梦)的现实主义成就》、《在一次(红楼梦)座谈会上的发言》，作于1979年的《(红楼梦)杂说》。此外，撰于1977年的《关于长篇小说》虽然不是专谈《红楼梦》，但其有关评价和分析同样值得注意。前两篇文章都作于1954年11月，阅读其中的内容和论述，不难看出它们是孙犁在特定环境下的表态之作或是应景之文。当时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对因《红楼梦》研究而发端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重大思想斗争，批判者指责俞平伯把《红楼梦》视为自然主义的作品、记录自己经历的才子佳人小说，从形式主义出发看待作品的创造性，并指出其研究中以考证代替科学分析的错误。在这种严酷的形势下很多作家、理论家不得不违心地发言，参加了这次批判斗争，孙犁也没有例外。在这两篇文章中，孙犁在主要思路上以当时的官方立场、思路和富有政治斗争的气息重复着上述批判者的观点，而将自己的意见尽力压缩。其中《(红楼梦)的现实主义成就》有一定批评的识力，尤其是对《红楼梦》中语言艺术的分析，很有印象批评的风采，现实主义的批评似乎未能显现。最有价值的是拨乱反正后撰写的《(红楼梦)杂说》，试图用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学的眼光批评《红楼梦》，从而赋予现实主义批评以更新、更扎实的功力，同时又表现出“文献发生学”的理论风采，很可一读。与此同时，孙犁还用现实主义方法批评了《聊斋志异》、《金瓶梅》等一些古典小说，显示出了将文学批评延伸至历史的努力。《关于长篇小说》探讨长篇小说的结构方法，以大量的篇幅研究《红楼梦》在结构上的特色，但没有走向形式主义，他称道《红楼梦》的结构；“写一个中心事件，总是像在平静的湖面上投一大石，不只附近的水面动荡，摇动呼唤，惊动游鱼，也使过往的小艇颠簸，潜藏的水鸟惊起，浪环相逐，一直波及四岸：投石的地方已经平息，而它的四周仍动荡拍击不已。”
对小说家赵树理的评说，是孙犁运用现实主义方法批评同时代作家的一次尝试。认为20世纪40年代赵树理的小说创作“突破了此前一直很难解决的文艺大众化的难关”，而当时的抗战现实、革命宣传的需要，这是赵树理迅速成功的外在条件：赵树理本人的勤奋、对通俗文艺的感情和表现出的多才多艺以及他与人民群众的亲密无间的情感使他“唱出了时代要求的歌”。孙犁一直以严肃的生活精神关注着这位优秀作家，他发现赵树理进北京后逐渐拉开了与人民实际生活的距离，环境和读者群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加之频繁的政治斗争使他的创作呈现每况愈下的态势。不仅如此，孙犁更严重地指出，在逐渐远离人民实际生活后，50年代后的赵树理发展了对民间文艺形式的偏执的狂热，他的小说“故事行进缓慢，波澜激动幅度不广，且因过多罗列生活细节，有时近于卖弄生活知识。”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他离开了“人民的现实生活和斗争”。孙犁的评价无疑是剀切的，充分显示了现实主义批评的威力。
对其他小说家孙犁沿用同样的批评路数。孙犁肯定萧红“走在鲁迅开辟的现实主义道路上”，认为她的小说“一开始就带有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味道”；但同时指出由于萧红不太注意政治，“缺少革命生活的实践和锻炼，在失去与广大人民共同吐纳的机会以后，就感到了孤寂，加深了忧郁，反映在作品中”。这里的现实主义评价大抵还是准确的。孙犁还以同样方法评说了铁凝、宗璞、贾平凹、刘绍棠、丛维熙、李贯通等青年小说家以及一批天津籍小说作者，其运作的思路如上，虽然有时稍显局促，但批评结论大体是让人认可的。
然而，现实主义也是发展的，对文学的现实主义批评并非总是恰到好处。
80年代以来，随着浪漫主义的萌发和现代主义的崛起，现实主义逐渐以开放的姿态广泛吸收各种艺术手法和表现技巧以丰富自己。在现实主义新变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新形态：“现代现实主义”、“抒情现实主义”、“诗化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生存现实主义”等五花八门的说法。因 此，应该意识到，19世纪以来的经典现实主义已经发生了变形，它已经不再拥有“定于一尊，攘斥百家”的优越性，作家和批评家也应当顺从时代潮流，及时转变思维和批评路数。面对日新月异的小说创作的繁荣局面，一向心仪现实主义的孙犁感到了极大的不适。
富于心理现实主义色彩的林斤澜的小说在他眼里是“不健康的东西”，当“寻根”小说出现时，他表现得十分惊诧：“写历史，就专门去找那些现在已经绝迹，过去曾经被洋人耻笑的东西……写现实，则专找落后地区的愚昧封建，并自作主张地发掘其人物的心理状态”。对先锋派小说、新写实小说，孙犁的愤慨溢于言表，他认为那不是创作，很多时候是模仿外国小说，“创作与模仿，怎么看得出来?创作的色彩是鲜明的，而模仿的东西，常常是模糊的。创作有作家自己的生活根据，而模仿只是根据作家读书的印象和得出的概念，经不起推敲，又谈不上创作的个性。”
他从自己的理论经验出发，指责上述小说“投机取巧，虚伪造作”，是假现实主义，在给铁凝的信中，孙犁提醒她小心辨别现实主义的真伪。当然，孙犁的批评有时也适用一些小说，像铁凝的《哦，香雪!》，他有不错相当好的观感，十分佩服作者的想象力。另外，对汪曾琪的小说、李杭育的部分小说、邓友梅的小说，甚至莫言早期的小说，孙犁都在现实主义的批评下有着较好的评说。然而，对盛行的通俗小说，孙犁持很反感的态度，称那些发表这些小说的报刊是不健康的报刊，这些作品是不健康的作品，尤其对那些原来从事严肃文学创作而后转事通俗小说写作的人充满了嘲讽，他批评的尺度是“为人生”。
对鲁迅小说的评说，孙犁的现实主义批评遭遇到了尴尬。鲁迅是世界级的文学巨人，他的文学创作并非全是现实主义的。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表明，鲁迅的作品就整体而言“既有属于主流地位的写实主义，又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它们相互错综、相互渗透，形成多元的斑斓的色调。”因此在评价鲁迅时不能不采取开放的批评思维和方法，如果仅从现实主义来评说，那么误读是在所难免的。孙犁对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批评视角限制了他的思维。循着“无论从生活的规律和创作的规律，文学都应该是和现实息息相关的，血肉相连的，稍有游离，就是经不起考验的”思路，他对《呐喊》、《彷徨》非常推崇：同时对《故事新编》观感不佳，对于它的写法也感到十分惊诧，孙犁始终没有弄清楚鲁迅为什么要创作它们。学术界的研究已证明《故事新编》并不是用现实主义的方法创作的，而是鲁迅用表现主义写成的。
现实主义批评在许多时候是很有效果的，但并不总是如此，何况孙犁的现实主义不是那种开放的现实主义。孙犁有些固执，这对一个作家不是什么坏事，它可以使作家充分彰显艺术个性。而就文学批评而言，如果过于偏守一隅，就会显得有时不合适宜、导致偏颇。因此他的现实主义批评视角只能在一定范围内有效，如果批评对象有更复杂的情况，批评一旦越出这个范围则会陷入捉襟见肘的困境。
三、孙犁现实主义理论形成探源
孙犁的现实主义精神和理论热情，其形成由来已久，并且是合力作用下的必然。
在读中学期间，他就表现出关心社会的热情，并阅读了不少社会科学类理论著作，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费尔巴赫论》、《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等经典著作，以及苏联及日本的经济学著作；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主要是鲁迅的作品、左翼文学作品、胡适的作品、鲁迅和周作人的译文、冰心、朱自清、老舍、废名的作品以及英国小说、法国小说和泰戈尔的作品，后来专读左翼作家以及苏联作家的作品以及文艺理论文章，主要是《文学概论》、鲁迅与创造社的论战文集、《文艺自由论辩》、有关的唯物史观艺术著作、日本厨川白村、藏原惟人和秋田雨雀的著作以及柯根的《伟大的十年间文学》等。中学时期的阅读对形成孙犁的文艺观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中学毕业后的流浪岁月里，他没有停止读书，“读过孔孟的书，老庄的书，韩非的书，都钻而不深。也读过一些外国不同流派的文学作品，包括尼采的作品。也读过吴稚晖的书，梁漱溟的书，周作人的书”，后来转向了新兴社会科学、十月革命文学和鲁迅的书。孙犁说这种选择是当时社会上文学青年一种普遍的现象，“虽然目的性并不明确，但对国家民族的解放和进步，对自身生活、思想的解放和进步的向往和追求，还是有意识的，而且是很强烈的”。就大的环境来看，他开始文学生涯时，恰值中华民族存亡之秋，因此“我的创作生活一开始，”就带有浓重的苦闷情绪和忧患意识，以及强烈的革命渴望和新产追求，“我走的文学的道路，是现实主义的。”抗战爆发后他成为一名文化战士，从事教书、编报、写文章工作，把自己的命运与时代、祖国的命运紧紧地系在一起。
孙犁在文学方面早慧，理论上也是有师承的。尽管他曾经说出“从来没有想到向名家请教”、“文学，全靠自身的素质和坚韧的努力”一类的话，也确实他没有直接拜师学艺，但他还是有师承关系的。《红楼梦》对他影响极深，孙犁十分欣赏曹雪芹的文学精神和这部巨著所显示的现实主义。从30年代起，他就开始了对《红楼梦》的理论探讨，一直到1979年，他从《红楼梦》中感受到了“感人的、高尚的道德力量”，认为《红楼梦》具有现实主义文学的真实性、塑造典型的高超水平和丰富的人民性，“表现了在作为人的可宝贵的良知良能，表现了对现实生活和历史事实的严肃态度。”在多篇理论文章中，孙犁频繁地援引曹雪芹及其《红楼梦》，并以之作为文学批评的范本。“五四”以来的作家中，鲁迅、茅盾对孙犁影响巨大，尤其是鲁迅。他曾引徐懋庸的话“人谁不爱先生?”如上所述他生前一直保持着对鲁迅及其创作的强烈学习、热情，并把这种阅读心得和体会以书面形式出现在他的文章中，如上所述成为他现实主义理论批评的重要内容。鲁迅的现实主义精神及其创作的《呐喊》、《彷徨》获得他的高度赞誉。久而久之，他在某些方面走近了鲁迅，这主要是他现实主义的一些理论主张，他的对于文学的严肃态度和执著精神等。茅盾也是孙犁十分尊重的。他从初中时就读茅盾的著作，对茅盾主持的《小说月报》有很好的评价，称道上面刊发的现实主义作品。茅盾的重要小说他都尽量去读，尤其是《子夜》深得孙犁的喜爱，他21岁时就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发表了对《子夜》的评价意见。很自然，他也接受了茅盾“为人生”的文学观念，尽管孙犁没有直接明言。
一生执著于现实主义的创作和理论探讨，孙犁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伟美的理想追求的。他珍视“五四”以来新文学所走过的现实主义只路，他倡言应该大量介绍外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给文学青年做精神食粮：提倡为人生进步、幸福、健康、美好的文学艺术，要批判那些末流的诲淫诲盗败坏人伦道德的黄色文艺。正所谓“文艺之道，忘我无私，人心所系，孜孜求之”，“现实主义贯穿中外文学艺术历史，这既是规律，也是事实”
孙犁的这种现实主义理论热情是有代表性的。联系“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史可以看到，现实主义经历了一个由当年鲁迅、文学研究会等“为人生”派作家、批评家倡导的“写实主义”，历经20年代的革命文学运动、30年代的“左翼”文学壮潮，发展到40年代时，终于形成为波澜壮观、惊涛拍岸的主流文学思潮的过程；建国之后，现实主义又经过艰难曲折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到“文革”时期几近殒命。80年代后，现实主义重新恢复了生命力，并在新时期文学的多元化格局中又占据着主导的地位。“五四”现实主义传统和俄苏现实主义传统的记忆让包括孙犁在内的许多作家、批评家倍加珍惜。“他们听命于时代和人民，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推动着他们敏锐关注现实关系的变动和社会矛盾的冲突，对现实关系的强有力的把握、对人生命运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洞悉，远远胜过他们习得的各种真实的或虚假的观念，不论是对昔日的回顾、对当下的关注还是对前景的瞻望，他们都不断地调整着自己的眼光，寻觅真实，批判虚假”。这段话用来评价孙犁也是非常合适的。
孙犁的小说批评是其文学实践的重要构成，有关言论非常丰富，涉及面也很广。值得注意的是孙犁的小说批评不同于一般批评家的批评，因为他是一位有个性、有着丰富创作实践而且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作家，所以他的批评文章比较多地结合创作实践展开，有很强的实践性品格，并非那种纯粹思辨性的理论文字，有比较多的情感色彩，篇幅一般比较短小。本文从现实主义理论角度进行评述，难免挂一漏万。本文的论述或有不当之处，请专家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