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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艺气息浓郁的纽约布鲁克林举办的第二届Kickstarter电影节显示出十足的号召力，离电影节开幕还有1个多小时，Fort Green公园里的巨大草坪上早已座无虚席。
今年在Kickstarter上筹得310万美元的电影Wish I Was Here并未参与电影节展映，但它恰好选择开幕式当天在68家影院正式上映。除了开幕影片Obvious Child此前已有不少讨论，此次电影节的多数影片依然是无名的独立电影。
“Kickstarter的员工们花了很多时间，把所有投稿片子都看了一遍，最终筛选出这18部电影。”Kickstarter电影节的组织者Julie Wood告诉《第一财经周刊》。她说，Kickstarter选片并没有固定标准，在电影列表上，很多先锋和实验电影都在其列，但要获得进场资格，至少要向Kickstarter证明影片“情节有趣而不落俗套”。
很多人曾认为Kickstarter电影节终究昙花一现，但现在利用众筹平台为电影筹集资金正变得越来越流行。那些电影人因此具有了一重创业者的身份。创立短短4年间，Kickstarter上已获得超过1亿美元投资，帮助超过3000部短片及近5000部电影成功完成众筹。
当晚，纪录片First to Fall的两位主创人员Rachel Beth Anderson与Tim Grucza也来到活动现场。他们拍摄的是关于在“阿拉伯之春”之后深入利比亚战区的两个加拿大青年的故事，成为这次电影节上展映的6部纪录片之一。
身为记者的Anderson解释说，她所供职的新闻机构认为这个故事不具时效性，于是便不再向她提供拍摄资金，但她坚持以独立记者的身份完成了拍摄。虽然期间获得了包括Gucci Tribeca Documentary Fund在内的数个慈善基金的支持，但最终正是靠着在Kickstarter上筹到的2.8万美元，让她的电影不至夭折。
为了规避风险，对于First to Fall这类小众题材的电影，许多传统电影制片公司往往会选择放弃。
“我不能说Kickstarter是穷途末路的选择，在当时看来它是最好的选择。”和电影有关的非盈利机构Shine Global的创始人Susan MacLaury对《第一财经周刊》说。去年6月，在Kickstarter上，294名投资人为MacLaury参与的短片Inocente捐款，影片筹到了完成制作所需要的最后5万美元。
在Shine Global的日常运作当中，当它自身运转所需要的并不充裕的捐款人资源耗尽时，在Kickstarter上发起捐助也成为一种新的募款方式。
Inocente去年在奥斯卡上赢取了最佳纪录短片奖，成为第一部获得奥斯卡的Kickstarter电影。
Kickstarter与许多众筹网站的最大不同在于，它有个“限时”规则。众筹项目必须在1个月内达到筹款项目金额，否则项目失败，电影人拿不到1分钱；当项目成功融资后，Kickstarter会从中抽取5%的融资佣金。
2014年的圣丹斯电影节上，超过三分之一的展出影片是通过众筹模式融资的。除了Kickstarter之外，诸如Indiegogo这样的平台因涉及到全球投资且类型更复杂，不过也因此成为受欢迎的平台。
这样的众筹方式显然可以让电影人对内容有更大的控制权，即便对于Wish I Was Here的导演Zach Braff这样有点名气的电影人也是如此。
如果没有用Kickstarter，他可能会面对以下这些难题—“有人愿意投资，但他们要求获得最终剪辑权，甚至要求在选择演员上占主导。比如，我想让Jim Parsons（在《生活大爆炸》中扮演谢耳朵）演我的死党，但投资人可能说，把你的死党这个角色替换成性感的泳池男孩吧，并由Justin Bieber来扮演。又或者，你很可能要剪掉电影中动漫展的部分，因为投资人会说，‘动漫展有点太呆萌了，我们需要性感—这个场景应该设在拉斯维加斯的声色场所。’”
当然，这种对内容掌控的自由也意味着筹款时需要更为积极，甚至激进地去说服众筹平台上的“投资人”—他们可能也是未来的核心观众。
Inocente的团队在那一个月里“几乎没有睡觉”。为找到更多“投资人”，MacLaury绞尽脑汁寻找与电影相关的各种趣事，并通过短消息和邮件发送给现在的投资者。幸运的是，他们的项目因此收到的捐款开始出现爆炸性增长。
Kickstarter的筛选机制，不但保证了影片有40%的成功筹款率，也让Inocente这样的电影项目，或者说符合Kickstarter“有趣”标准的项目能够突出重围。MacLaury说，Kickstarter不但会告诉你宣传片里应该包含哪些元素，还会对具体的观点、宣传片长度等细节提出要求。
回顾在Kickstarter上的筹款过程，MacLaury说：“我们不但拿到了资金，还有一群充满爱心的粉丝帮助我们宣传推广此片。虽然Kickstarter跟影片发行并没有直接关系。”
在短片获得奥斯卡的肯定之后，Inocente与Kickstarter联合进行了一系列媒体宣传，但并未进一步地合作发行，最终依然是电影主动去参加电影节，以传统方式寻求推广发行。
“我认为影片是靠自身实力卖出去的。”MacLaury回忆道。最终，Inocente成功地把海外版权卖给Tricon和Authentic两家发行公司。
Inocente的成功，令Kickstarter开始在好莱坞真正受到瞩目。 Veronica Mars、Wish I was Here、Da Sweet Blood of Jesus等项目背后都是好莱坞明星筹款人。靠着个人名气，他们的筹款项目一上线，就获得了百万美元的投资，轻松刷新了当时Kickstarter的筹款纪录。
熟悉好莱坞“游戏规则”的作家爱德华·爱泼斯坦对此略有担忧，“如果像Zach Braff这样有些名气的人从Kickstarter上吸走了大部分钱，那就意味着其他独立电影获得筹款的几率在下降，毕竟人们不可能同时资助几部电影。”
明星的确最不缺无条件支持他们的粉丝，在相对轻松地完成筹款和拍摄之后，他们的影片也更能保障被发行公司以数百万美元直接买下，并回归到院线这个传统发行渠道上映。
明星在Kickstarter上的粉丝效应也带来了许多新的电影“投资人”。Kickstarter上的资料显示，Spike Lee拍摄的Da Sweet Blood of Jesus当中，47%的投资人是第一次投资Kickstarter项目。
由于找不到好莱坞工作室投资，Spike Lee带着自己的电影项目来到Kickstarter。他自信地认为，他的影片价值能获得认可。“我的粉丝在Twitter上给我留言说，他在捐5美元及吃一顿晚餐之间选择了前者，因为他知道我会给观众带来好的作品。”
这些愿意投资的粉丝最终会自然地变成影片的观众，或者说，在一部影片的众筹过程中，根据投资人的情况和需求，制片人已经可以大致判断这部影片上映后的效果。
“在明星与粉丝的互动过程中，众筹项目能够提前了解用户意向，掌握市场需求。”迪士尼电影公司前高级副总裁，Entertainment Media Partners现任CEO的Adam Leipzig在接受Cultural Weekly采访时评论道。
好莱坞大片通常的宣传费用可以高达数亿美元，相比之下，Kickstarter上的宣传只能算是微成本，这样一来不但能够节约开支，也迎合了社交媒体营销的风潮。一位参与圣丹斯电影节的导演表示，他在Kickstarter上的募款行为，对于发行、票房以及接下来的筹款几乎没有影响，但他未来依然打算继续去做，“Kickstarter可以将你的声音放大，有更多的人能够听到。”
更多的电影人并不认为众筹平台能够冲击传统的电影工业制作模式。爱泼斯坦认为，在好莱坞流水线般的操作下，与导演相比，制片人才是掌握实权的人，他们会直接找发行商投资，而后者是一部电影能否成功的关键一环。
美国如今有6到8个大型发行公司，几乎垄断了主要的电影发行渠道。即便一部电影在Kickstarter上获得成功，它仍然要靠在电影节上被这几大发行公司买下，才能进入成功地发行和推广阶段。
“我们需要‘其他人的钱’（OPM，other people’s money），好莱坞一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Kickstarter上的小额投资人，本质上都是OPM的一部分，只不过在Kickstarter上筹款的电影人要更卖命地求人相助。”爱泼斯坦认为。
不仅如此，Kickstarter的众筹模式，更像是广告植入的替代品。一般电影会在片尾特别鸣谢广告赞助商，而Kickstarter的电影片尾字幕里会出现捐赠者的名字。只不过捐赠者不求财务回报，而广告商借此实现营销。
爱泼斯坦也认为，Kickstarter的电影项目会越发趋向题材偏狭与艺术性强的作品。“除了你的父母，可能没有人会投资一部关于古巴机车党的纪录片。”
Kickstarter上的数据显示，一部好莱坞大片的宣传费用，在Kickstarter上已经可以帮助超过8000部电影完成制作，其中起码有86部电影在院线上映。
这些数字对于任何一家好莱坞大公司来说都是惊人的，但Kickstarter并不打算和这些巨头合作。与Sundance，Tribeca，SXSW这样更实验性的电影节合作，也是为了进一步开拓Kickstarter上的互联网电影社区。虽然不可能撼动传统电影制作行业，却有助于发掘出好作品的商业价值。
在对Kickstarter上120个筹得1万美元以上的影视作品项目进行了分析后，一项哈佛大学与宾州大学沃顿商学院合作的研究报告总结道：“众筹电影的魅力体现在大众总能发现被专业人士忽略的影片。”
截至8月27日，在院线上映41天的Wish I Was Here收入已经达到了356万美元，超过募款总额。
今年在Kickstarter上筹得310万美元的电影Wish I Was Here并未参与电影节展映，但它恰好选择开幕式当天在68家影院正式上映。除了开幕影片Obvious Child此前已有不少讨论，此次电影节的多数影片依然是无名的独立电影。
“Kickstarter的员工们花了很多时间，把所有投稿片子都看了一遍，最终筛选出这18部电影。”Kickstarter电影节的组织者Julie Wood告诉《第一财经周刊》。她说，Kickstarter选片并没有固定标准，在电影列表上，很多先锋和实验电影都在其列，但要获得进场资格，至少要向Kickstarter证明影片“情节有趣而不落俗套”。
很多人曾认为Kickstarter电影节终究昙花一现，但现在利用众筹平台为电影筹集资金正变得越来越流行。那些电影人因此具有了一重创业者的身份。创立短短4年间，Kickstarter上已获得超过1亿美元投资，帮助超过3000部短片及近5000部电影成功完成众筹。
当晚，纪录片First to Fall的两位主创人员Rachel Beth Anderson与Tim Grucza也来到活动现场。他们拍摄的是关于在“阿拉伯之春”之后深入利比亚战区的两个加拿大青年的故事，成为这次电影节上展映的6部纪录片之一。
身为记者的Anderson解释说，她所供职的新闻机构认为这个故事不具时效性，于是便不再向她提供拍摄资金，但她坚持以独立记者的身份完成了拍摄。虽然期间获得了包括Gucci Tribeca Documentary Fund在内的数个慈善基金的支持，但最终正是靠着在Kickstarter上筹到的2.8万美元，让她的电影不至夭折。
为了规避风险，对于First to Fall这类小众题材的电影，许多传统电影制片公司往往会选择放弃。
“我不能说Kickstarter是穷途末路的选择，在当时看来它是最好的选择。”和电影有关的非盈利机构Shine Global的创始人Susan MacLaury对《第一财经周刊》说。去年6月，在Kickstarter上，294名投资人为MacLaury参与的短片Inocente捐款，影片筹到了完成制作所需要的最后5万美元。
在Shine Global的日常运作当中，当它自身运转所需要的并不充裕的捐款人资源耗尽时，在Kickstarter上发起捐助也成为一种新的募款方式。
Inocente去年在奥斯卡上赢取了最佳纪录短片奖，成为第一部获得奥斯卡的Kickstarter电影。
Kickstarter与许多众筹网站的最大不同在于，它有个“限时”规则。众筹项目必须在1个月内达到筹款项目金额，否则项目失败，电影人拿不到1分钱；当项目成功融资后，Kickstarter会从中抽取5%的融资佣金。
2014年的圣丹斯电影节上，超过三分之一的展出影片是通过众筹模式融资的。除了Kickstarter之外，诸如Indiegogo这样的平台因涉及到全球投资且类型更复杂，不过也因此成为受欢迎的平台。
这样的众筹方式显然可以让电影人对内容有更大的控制权，即便对于Wish I Was Here的导演Zach Braff这样有点名气的电影人也是如此。
如果没有用Kickstarter，他可能会面对以下这些难题—“有人愿意投资，但他们要求获得最终剪辑权，甚至要求在选择演员上占主导。比如，我想让Jim Parsons（在《生活大爆炸》中扮演谢耳朵）演我的死党，但投资人可能说，把你的死党这个角色替换成性感的泳池男孩吧，并由Justin Bieber来扮演。又或者，你很可能要剪掉电影中动漫展的部分，因为投资人会说，‘动漫展有点太呆萌了，我们需要性感—这个场景应该设在拉斯维加斯的声色场所。’”
当然，这种对内容掌控的自由也意味着筹款时需要更为积极，甚至激进地去说服众筹平台上的“投资人”—他们可能也是未来的核心观众。
Inocente的团队在那一个月里“几乎没有睡觉”。为找到更多“投资人”，MacLaury绞尽脑汁寻找与电影相关的各种趣事，并通过短消息和邮件发送给现在的投资者。幸运的是，他们的项目因此收到的捐款开始出现爆炸性增长。
Kickstarter的筛选机制，不但保证了影片有40%的成功筹款率，也让Inocente这样的电影项目，或者说符合Kickstarter“有趣”标准的项目能够突出重围。MacLaury说，Kickstarter不但会告诉你宣传片里应该包含哪些元素，还会对具体的观点、宣传片长度等细节提出要求。
回顾在Kickstarter上的筹款过程，MacLaury说：“我们不但拿到了资金，还有一群充满爱心的粉丝帮助我们宣传推广此片。虽然Kickstarter跟影片发行并没有直接关系。”
在短片获得奥斯卡的肯定之后，Inocente与Kickstarter联合进行了一系列媒体宣传，但并未进一步地合作发行，最终依然是电影主动去参加电影节，以传统方式寻求推广发行。
“我认为影片是靠自身实力卖出去的。”MacLaury回忆道。最终，Inocente成功地把海外版权卖给Tricon和Authentic两家发行公司。
Inocente的成功，令Kickstarter开始在好莱坞真正受到瞩目。 Veronica Mars、Wish I was Here、Da Sweet Blood of Jesus等项目背后都是好莱坞明星筹款人。靠着个人名气，他们的筹款项目一上线，就获得了百万美元的投资，轻松刷新了当时Kickstarter的筹款纪录。
熟悉好莱坞“游戏规则”的作家爱德华·爱泼斯坦对此略有担忧，“如果像Zach Braff这样有些名气的人从Kickstarter上吸走了大部分钱，那就意味着其他独立电影获得筹款的几率在下降，毕竟人们不可能同时资助几部电影。”
明星的确最不缺无条件支持他们的粉丝，在相对轻松地完成筹款和拍摄之后，他们的影片也更能保障被发行公司以数百万美元直接买下，并回归到院线这个传统发行渠道上映。
明星在Kickstarter上的粉丝效应也带来了许多新的电影“投资人”。Kickstarter上的资料显示，Spike Lee拍摄的Da Sweet Blood of Jesus当中，47%的投资人是第一次投资Kickstarter项目。
由于找不到好莱坞工作室投资，Spike Lee带着自己的电影项目来到Kickstarter。他自信地认为，他的影片价值能获得认可。“我的粉丝在Twitter上给我留言说，他在捐5美元及吃一顿晚餐之间选择了前者，因为他知道我会给观众带来好的作品。”
这些愿意投资的粉丝最终会自然地变成影片的观众，或者说，在一部影片的众筹过程中，根据投资人的情况和需求，制片人已经可以大致判断这部影片上映后的效果。
“在明星与粉丝的互动过程中，众筹项目能够提前了解用户意向，掌握市场需求。”迪士尼电影公司前高级副总裁，Entertainment Media Partners现任CEO的Adam Leipzig在接受Cultural Weekly采访时评论道。
好莱坞大片通常的宣传费用可以高达数亿美元，相比之下，Kickstarter上的宣传只能算是微成本，这样一来不但能够节约开支，也迎合了社交媒体营销的风潮。一位参与圣丹斯电影节的导演表示，他在Kickstarter上的募款行为，对于发行、票房以及接下来的筹款几乎没有影响，但他未来依然打算继续去做，“Kickstarter可以将你的声音放大，有更多的人能够听到。”
更多的电影人并不认为众筹平台能够冲击传统的电影工业制作模式。爱泼斯坦认为，在好莱坞流水线般的操作下，与导演相比，制片人才是掌握实权的人，他们会直接找发行商投资，而后者是一部电影能否成功的关键一环。
美国如今有6到8个大型发行公司，几乎垄断了主要的电影发行渠道。即便一部电影在Kickstarter上获得成功，它仍然要靠在电影节上被这几大发行公司买下，才能进入成功地发行和推广阶段。
“我们需要‘其他人的钱’（OPM，other people’s money），好莱坞一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Kickstarter上的小额投资人，本质上都是OPM的一部分，只不过在Kickstarter上筹款的电影人要更卖命地求人相助。”爱泼斯坦认为。
不仅如此，Kickstarter的众筹模式，更像是广告植入的替代品。一般电影会在片尾特别鸣谢广告赞助商，而Kickstarter的电影片尾字幕里会出现捐赠者的名字。只不过捐赠者不求财务回报，而广告商借此实现营销。
爱泼斯坦也认为，Kickstarter的电影项目会越发趋向题材偏狭与艺术性强的作品。“除了你的父母，可能没有人会投资一部关于古巴机车党的纪录片。”
Kickstarter上的数据显示，一部好莱坞大片的宣传费用，在Kickstarter上已经可以帮助超过8000部电影完成制作，其中起码有86部电影在院线上映。
这些数字对于任何一家好莱坞大公司来说都是惊人的，但Kickstarter并不打算和这些巨头合作。与Sundance，Tribeca，SXSW这样更实验性的电影节合作，也是为了进一步开拓Kickstarter上的互联网电影社区。虽然不可能撼动传统电影制作行业，却有助于发掘出好作品的商业价值。
在对Kickstarter上120个筹得1万美元以上的影视作品项目进行了分析后，一项哈佛大学与宾州大学沃顿商学院合作的研究报告总结道：“众筹电影的魅力体现在大众总能发现被专业人士忽略的影片。”
截至8月27日，在院线上映41天的Wish I Was Here收入已经达到了356万美元，超过募款总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