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中，盲人预言家提瑞西阿斯曾经哀叹：“了解命运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因为最终，了解也一样无济于事。”俄狄浦斯当时曾召唤他揭示在底比斯肆虐的瘟疫和生态灾难的根源。但提瑞西阿斯知道国王会拒绝接受真相。今天的气候学家和流行病学家应该能理解这种感觉。
　　像提瑞西阿斯一样，现代科学家完全清楚地球的走向和原因。他们并非通过预言来发现真相，而是通过无数的双盲试验、随机实验和严格的同行评审。他们的证据无懈可击，而且形成了压倒性共识。但他们的世俗预言，却似乎无法战胜西方政客或公众的冷漠任性。了解命运于事无补，因为很少有人愿意倾听。
　　一场致命流行病已经夺走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地球正在经历第六次大灭绝。问题注定会不断升级。我们需要一种语言来表达正在上演的全球悲剧的严峻和复杂性，而古希腊人恰恰提供了这种语言。他们的悲剧是描述人们知道得太晚的故事。他们笔下的角色固执地追求他们所认为正确的东西，几乎不了解自己面对着什么。当他们终于了解的时候，这些角色却不知不觉犯下不可逆转的错误。
　　几个世纪以来，希腊悲剧一直被视为宿命论社会的悲观表现，描绘了与命运抗争的徒劳无益。人们认为《俄狄浦斯王》首演于公元前429年春—也就是在第一波和第二波瘟疫暴发之间，那场瘟疫杀死了近1/3的雅典人。对正在治疗共同创伤并質疑损失在多大程度上不可避免的人而言，剧情很有可能会引发共鸣。
　　但受到希腊悲剧启发的却不仅仅是古雅典人。过去10年来，我在看似不可能的地方执导演出了超过1000场索福克勒斯及其同代人的戏剧。这些地方包括世界各地的流浪汉收容所、医院、监狱、军事基地、中途之家、老年中心和公园。
　　在演出后的讨论中，观众们终于可以描述他们曾面对的挑战以及曾付出的牺牲。例如，在向4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展现索福克勒斯的《阿贾克斯》和《菲洛克忒忒斯》中的场景之后—这两部古典悲剧发生的背景是特洛伊战争—通常隐忍的现代战士们终于能够敞开心扉，讲述他们从战场归来后的道德、情感和精神斗争。
　　大声说出原本无法说出的话本身，就可以令人如释重负。但发现问题同样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许多观众后来告诉我，他们有生以来终于开始寻求机构的帮助，例如参加戒毒康复项目。
　　就像悲剧语言有助于带来个人改变一样，它同样能刺激系统性变革。“人们正在受苦受难，” 格雷塔·桑伯格在2019年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上，用充满感情的语调对世界领导人说，“人们正在死去，整个生态系统正在毁灭。我们正在面对大灭绝。而你们所谈论的却是金钱和永久经济增长的神话。你们怎么敢这么做！”
　　这或许是希腊悲剧中的一次演讲，是一位绝望而愤怒先知所发出的警示—这个人像我们所有人一样知道灾难正在降临，我们避免灾难的时间少得可怜，而且非常宝贵。
　　桑伯格及其许多气候活动家同伴都知道，悲剧语言是表达我们所面临灾难的唯一方式。但正如桑伯格所亲身了解的那样，年轻人很容易被贴上过于敏感和夸张的标签。这就是为什么成年人—尤其是科学家和世界领袖—必须紧急加入年轻人的行列，用悲剧的语言广为宣传。
　　科学家或许认为，除了用谨慎、有分寸的语气做出有条件的陈述外，其他任何方式都会破坏其研究结果的合法性。但人类却是面临着生存危机的感性存在。悲剧语言是我们最好的让世界在还来得及的时候睁开眼睛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