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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孔雀東南飞》的悲剧成因，前人多有探讨，但有些方面需要重新审视。《孔雀东南飞》的悲剧是一出由焦家内部隐患、外部社会条件共同作用，最终通过婆媳之间的矛盾冲突表现出来的婚姻悲剧，从中可以看到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礼教横加于人们意识上的层层枷锁。鲁迅有云：礼教杀人。它不仅仅是一出爱情悲剧、家庭悲剧，更是一出社会悲剧、历史悲剧。
关键词：孔雀东南飞；病理分析；性格；血色婚姻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92-7711（2017）03-0108
《孔雀东南飞》给我们叙述了一个感人至深、催人泪下的爱情悲剧：聪明能干、心灵手巧、才貌双全的刘兰芝和焦仲卿两人感情深厚，但为婆婆不容，认为“此妇无礼节”，要赶其回娘家。在这种矛盾冲突中，仲卿希望能够缓解矛盾，于是百般求告，甚至以“不复娶”相要挟母亲，但矛盾不仅未得到丝毫缓解，反遭来母亲搥床痛骂，之后母亲给他停妻再娶的诱惑。仲卿迫于无奈，只得让兰芝暂回娘家以待时间缓解母亲的怨气。话别之时，两人相约誓不相负。兰芝回家后，母亲见到不请自归的女儿，十分震惊，后经兰芝解释，这才谅解，但不久，县令、太守相继为儿子求婚，兰芝不为所动，一一回绝。兰芝的兄长为了攀结权贵，步步相逼，这样使矛盾进一步激化，兰芝被迫之下选择允婚。仲卿闻讯，责问兰芝，兰芝道出真情，许下诺言，并约定黄泉相见，结婚当晚兰芝投河自尽，仲卿听后也自缢于庭书树之下，他们以死抗争的方式将矛盾推向了最高峰，最后两家求得合葬，葬后两人双双化作比翼鸟，告诫世人。
“此妇无礼节”一直被当作兰芝被修订的原因。但文中对刘兰芝的聪明能干和多才多艺的描写可以看出刘兰芝琴棋书画兼之女工的家庭教养远非普通乡野村妇所能比拟，这从侧面证明文中并未明叙的家世很难和乡野画上等号。由此可见，将文中所列“此妇无礼节”云云看成兰芝被“遣归”的理由或直接原因是欠考虑的。相反，从文中涉及刘兰芝在焦家生活的诗句可以看出，她在焦家的所有进退表现可圈可点，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被遣的理由，焦母的言辞纯属对兰芝的诋毁。既是如此，兰芝被休当存在其他更深层次的原因。这是笔者首先得出的结论。其次，笔者想真正的悲剧源头就是焦母所代表的封建礼教。
一、婆婆的病态心理
兰芝本无挑剔，那么在整个悲剧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焦母就显得很关键了。具体说来，焦母刻意追求功名和权势，望子成“龙”，渴盼儿子跻身上流社会；而年轻一代则热切向往生前“结发同枕席”，死后“黄泉井为友”这种心心相印、永不分离的爱情生活。应该说，焦母的生活理想是建立在当时特定的社会基础之上的，也是现实生活的一种折射。“世袭为官的门阀，西汉晚期已初见端倪……在地方上，也有一批世代为州郡县僚佐而牢牢控制地方政治的地位较低的门阀。政治家王符曾指出：选官重门阀是那时的一大弊政。”门阀士族逐渐形成了一股新兴而又强大的政治力量。以至到晋代，竟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严重情况。因此，寒门地主总是想方设法跻身士族阶层。社会的存在必然会影响人们的社会意识。
《礼记·本命》中记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这是在那个妇女没有任何地位和尊严的男权社会中丈夫遗弃妻子的七种借口，也是为维护夫权而强加在妇女身上的七道枷索。只要女子犯有这其中的任何一条，都可以被堂而皇之地出弃。《礼记·内则》中说得更加明白：“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也就是说，如果儿子过于喜欢妻子，引起父母不高兴的（认为是儿媳狐媚勾引丈夫），可以休弃。
查阅资料后，掩卷深思，笔者似乎看出了一些端倪：以封建家长自居的焦母自有“法律”的依据，但笔者更看到了一个对子女情感不健全的家庭，多年媳妇熬成婆的婆婆寡居多年后的恋子情结的病态心理。
焦母常年寡居，性格怪癖，更是到了老年更年期，丈夫早死，少了男人的爱护与依恋，多疑，无事找事。她从心底里嫉妒自己儿媳“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的美貌；她看不惯自己儿媳“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的勤劳能干；她要儿子儿媳知道她才是主宰他们命运的主人，她不能让他们感觉自己年老无能，无人问津，或许焦仲卿婚后对母亲的关怀确实少了，或许她病态的自我感觉是兰芝的优秀把焦仲卿的爱夺走了，这和后来近代女性作家张爱玲小说《金锁记》中曹七巧的病态心理有其相似之处。兰芝在这样的婆婆面前怎能美好地度日呢？从这个角度看，封建家长制和封建礼教实质充当了让他们最终双双殉情的刽子手。鲁迅有云：礼教杀人。它们不仅摧残了兰芝美满幸福的婚姻，更是扼杀了仲卿善良纯朴的天性。
二、性格决定命运
兰芝不仅才貌双全，而且外柔内刚，一个知识女性具有那个时代格格不入的人格尊严。兰芝自幼的文化熏陶与成年后的自我修养让她追求一种作为人的活着的尊严，让自己无辜地做出牺牲，坚决不妥协！所以，当她面对独断专行的婆婆、品行暴戾的哥哥也都绝不屈服。以死作为保全自己幸福自由的软抵抗！
兰芝的个性尊严无疑也让她的爱情成为悲剧走近了一步；丈夫的懦弱也让兰芝往爱情的死地又走了一步。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东汉，孝治天下。一个官宦世家成长起来的焦仲卿从小接受的就是儒家礼制，“出则忠，入则孝”“百善孝为先”，当爱情违约了孝情的时候，从小接受寡居母亲教育的仲卿也只好牺牲自己的幸福。所以，当他面对母亲的威逼，就决定了他不可能主动争取婚姻的幸福。于是，性格迥异的他们只能各自带着“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愿望共赴黄泉。
千百年来，人们同情、赞美这对青年恋人忠贞不渝的血色婚姻，更欣赏钦佩他们为追求爱情和自由而进行的不屈的理性反抗精神，虽是悲剧，却极富正义色彩。死后合葬化为鸳鸯即为明证。尽管从艺术的角度讲，死后合葬化为鸳鸯的美好团圆式皆大欢喜的结局道德上满足了，却也削弱了震撼人心的力量，但是人们崇尚美好生活的愿望却是不争的事实。
（作者单位：山西省盂县一中 045100）
关键词：孔雀东南飞；病理分析；性格；血色婚姻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92-7711（2017）03-0108
《孔雀东南飞》给我们叙述了一个感人至深、催人泪下的爱情悲剧：聪明能干、心灵手巧、才貌双全的刘兰芝和焦仲卿两人感情深厚，但为婆婆不容，认为“此妇无礼节”，要赶其回娘家。在这种矛盾冲突中，仲卿希望能够缓解矛盾，于是百般求告，甚至以“不复娶”相要挟母亲，但矛盾不仅未得到丝毫缓解，反遭来母亲搥床痛骂，之后母亲给他停妻再娶的诱惑。仲卿迫于无奈，只得让兰芝暂回娘家以待时间缓解母亲的怨气。话别之时，两人相约誓不相负。兰芝回家后，母亲见到不请自归的女儿，十分震惊，后经兰芝解释，这才谅解，但不久，县令、太守相继为儿子求婚，兰芝不为所动，一一回绝。兰芝的兄长为了攀结权贵，步步相逼，这样使矛盾进一步激化，兰芝被迫之下选择允婚。仲卿闻讯，责问兰芝，兰芝道出真情，许下诺言，并约定黄泉相见，结婚当晚兰芝投河自尽，仲卿听后也自缢于庭书树之下，他们以死抗争的方式将矛盾推向了最高峰，最后两家求得合葬，葬后两人双双化作比翼鸟，告诫世人。
“此妇无礼节”一直被当作兰芝被修订的原因。但文中对刘兰芝的聪明能干和多才多艺的描写可以看出刘兰芝琴棋书画兼之女工的家庭教养远非普通乡野村妇所能比拟，这从侧面证明文中并未明叙的家世很难和乡野画上等号。由此可见，将文中所列“此妇无礼节”云云看成兰芝被“遣归”的理由或直接原因是欠考虑的。相反，从文中涉及刘兰芝在焦家生活的诗句可以看出，她在焦家的所有进退表现可圈可点，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被遣的理由，焦母的言辞纯属对兰芝的诋毁。既是如此，兰芝被休当存在其他更深层次的原因。这是笔者首先得出的结论。其次，笔者想真正的悲剧源头就是焦母所代表的封建礼教。
一、婆婆的病态心理
兰芝本无挑剔，那么在整个悲剧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焦母就显得很关键了。具体说来，焦母刻意追求功名和权势，望子成“龙”，渴盼儿子跻身上流社会；而年轻一代则热切向往生前“结发同枕席”，死后“黄泉井为友”这种心心相印、永不分离的爱情生活。应该说，焦母的生活理想是建立在当时特定的社会基础之上的，也是现实生活的一种折射。“世袭为官的门阀，西汉晚期已初见端倪……在地方上，也有一批世代为州郡县僚佐而牢牢控制地方政治的地位较低的门阀。政治家王符曾指出：选官重门阀是那时的一大弊政。”门阀士族逐渐形成了一股新兴而又强大的政治力量。以至到晋代，竟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严重情况。因此，寒门地主总是想方设法跻身士族阶层。社会的存在必然会影响人们的社会意识。
《礼记·本命》中记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这是在那个妇女没有任何地位和尊严的男权社会中丈夫遗弃妻子的七种借口，也是为维护夫权而强加在妇女身上的七道枷索。只要女子犯有这其中的任何一条，都可以被堂而皇之地出弃。《礼记·内则》中说得更加明白：“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也就是说，如果儿子过于喜欢妻子，引起父母不高兴的（认为是儿媳狐媚勾引丈夫），可以休弃。
查阅资料后，掩卷深思，笔者似乎看出了一些端倪：以封建家长自居的焦母自有“法律”的依据，但笔者更看到了一个对子女情感不健全的家庭，多年媳妇熬成婆的婆婆寡居多年后的恋子情结的病态心理。
焦母常年寡居，性格怪癖，更是到了老年更年期，丈夫早死，少了男人的爱护与依恋，多疑，无事找事。她从心底里嫉妒自己儿媳“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的美貌；她看不惯自己儿媳“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的勤劳能干；她要儿子儿媳知道她才是主宰他们命运的主人，她不能让他们感觉自己年老无能，无人问津，或许焦仲卿婚后对母亲的关怀确实少了，或许她病态的自我感觉是兰芝的优秀把焦仲卿的爱夺走了，这和后来近代女性作家张爱玲小说《金锁记》中曹七巧的病态心理有其相似之处。兰芝在这样的婆婆面前怎能美好地度日呢？从这个角度看，封建家长制和封建礼教实质充当了让他们最终双双殉情的刽子手。鲁迅有云：礼教杀人。它们不仅摧残了兰芝美满幸福的婚姻，更是扼杀了仲卿善良纯朴的天性。
二、性格决定命运
兰芝不仅才貌双全，而且外柔内刚，一个知识女性具有那个时代格格不入的人格尊严。兰芝自幼的文化熏陶与成年后的自我修养让她追求一种作为人的活着的尊严，让自己无辜地做出牺牲，坚决不妥协！所以，当她面对独断专行的婆婆、品行暴戾的哥哥也都绝不屈服。以死作为保全自己幸福自由的软抵抗！
兰芝的个性尊严无疑也让她的爱情成为悲剧走近了一步；丈夫的懦弱也让兰芝往爱情的死地又走了一步。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东汉，孝治天下。一个官宦世家成长起来的焦仲卿从小接受的就是儒家礼制，“出则忠，入则孝”“百善孝为先”，当爱情违约了孝情的时候，从小接受寡居母亲教育的仲卿也只好牺牲自己的幸福。所以，当他面对母亲的威逼，就决定了他不可能主动争取婚姻的幸福。于是，性格迥异的他们只能各自带着“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愿望共赴黄泉。
千百年来，人们同情、赞美这对青年恋人忠贞不渝的血色婚姻，更欣赏钦佩他们为追求爱情和自由而进行的不屈的理性反抗精神，虽是悲剧，却极富正义色彩。死后合葬化为鸳鸯即为明证。尽管从艺术的角度讲，死后合葬化为鸳鸯的美好团圆式皆大欢喜的结局道德上满足了，却也削弱了震撼人心的力量，但是人们崇尚美好生活的愿望却是不争的事实。
（作者单位：山西省盂县一中 045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