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与美国总统拜登、英国首相约翰逊举行了一次视频会议，之后宣布三国建立简称AUKUS的三边安全合作机制，美英还同意向澳大利亚建造核潜艇提供技术支持。这意味着美国为了全方位遏制中国进一步升级了“印太战略”，同时也表明澳为了自己的地缘战略利益，在日益加剧的大国竞争当中明确选边美国，充当美“印太战略”“急先锋”。据国际媒体披露，组建AUKUS的建议最早是莫里森政府为配合其核潜艇规划而主动向美方提出的。有评论说美澳的进一步合流使得澳多年来一直想在亚太地区作美国“副手”（deputy）的战略意图趋向“落地”。那么，澳大利亚的这种心态和战略取向是怎么形成的？本文试作一探究。

澳英“瓜藤李蔓”

　　无论是从地理位置的角度，还是从历史渊源看，澳本该是一个安静平和、不生是非的国家：地处南半球，独享整个大陆的丰富资源，没有陆上邻国，也就鲜有历史包袱和领土纠纷;文化制度层面上自然属于西方阵营一员。如此得天独厚的政治、地理环境，加上繁荣活跃的经济，如果战略定位得当、外交手段足够灵活，澳完全可以成为沟通南北、协调东西的桥梁和枢纽。
　　但是，澳却一直耐不住寂寞，以西方价值代言人姿态活跃在国际议程当中。多数学者从“中等强国”的视角来分析澳对外行为，认为其跃跃欲试，力图有所作为，以获得声誉;也有学者认为澳内心具有天然的不安全感，由于害怕被西方阵营特别是海洋霸主国家抛弃，所以刻意要在维护西方利益方面显得特别卖力。虽然“澳美同盟在澳外交战略中处于核心位置”这一点有其历史传统和民族血缘可循，但澳的一些外交表现仍令人鄙夷：纵观历史，澳并非一个真心维护同盟利益的“友邦”，更多时候只是围绕霸主国家的战略目标扮演“跑龙套”角色。
　　澳本来就是英国殖民地，彼此历史关系、价值情感及政治义务剪不断、理还乱。直到现在，无论是民众还是领导层，绝大部分澳大利亚人对这段历史存在严重的“路径依赖”心理。1931年独立后，澳仍是英联邦一员，国家元首依然是英女王。1986年英澳签署《与澳大利亚关系法》，澳最高法院才真正拥有终审权，正式脱离英国司法体系。尽管如此，澳《宪法》规定，英国君主在一定意义上对澳拥有“绝对控制权”：君主在澳大利亚设立的总督，不仅有权罢免现任总理和内阁并要求举行新的选举，甚至还可以拒绝批准澳议会通过的立法。当然，这些“理论上的权力”几乎不会被使用。
　　澳曾在1999年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以现代共和体制取代君主立宪制。结果是，55%的澳大利亚人支持保留现状。几年前，时任总理特恩布尔再次呼吁澳改制为共和国，最终也不了了之。每年的4月25日，澳都会隆重庆祝“澳新军团日”（ANZAC Day），几乎每个城镇也都有相关战争纪念馆或纪念建筑，以此缅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澳新军团听从宗主国号召参战所付出的牺牲。

二战以来对美亦步亦趋

　　一战以后，澳几乎参与了世界上每一场重要战争，澳军队也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战场上。二战时期，英国自己焦头烂额，在欧洲无暇自顾，对亚太更是鞭长莫及，澳迅速转向投入美国怀抱。作为英联邦成员，澳先是直接派兵到北非与纳粹作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澳在新几内亚所罗门一带和日军展开拉锯战，为盟军取得最终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战后，澳对美亦步亦趋，形影不离。在美苏冷战中，澳坚定听从美国的指挥，成为美国的“战略后方”。从朝鲜战争到越南战争，从海湾战争到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听凭美国驱使”深入澳对外关系骨髓。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前，澳就积极追随，时任总理霍华德竭力支持、鼓吹小布什强调的“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谓“证据”。有我国学者指出，澳当年参与入侵伊拉克并非偶然，而是其二战以来行为与动机的延续，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
　　不仅如此，澳还积极为美国排忧解难，是美解决战争遗留问题的得力助手。无论是当年越南战争的难民处置，还是9.11事件后国际反恐战争的难民接纳，澳政府顶住国内各方的广泛质疑，任劳任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奥巴马政府高调宣布“重返亚太”，继任的特朗普政府又实施“印太战略”，推进“神经质”式的反华动员，澳都积极配合美国以证明自己的“战略价值”。有中国学者指出，“印太”的概念并非澳首创，但澳主动对号入座，积极阐述、倡导并身体力行。
　　今年9月美英澳宣布成立的AUKUS，第一项措施是美英计划助澳装备核潜艇。此事不禁令人想起1962年肯尼迪政府曾提议美与盟国共同建立“多边核力量（MLF）”的计划。该计划由于美同盟体系内部矛盾重重而最终流产。9月22日联大会议期间，拜登在与莫里森双边会晤时再次强调“没有比堪培拉更亲密的盟友了”，莫里森則回应称澳美“一直保持着对自由世界秩序有利的伙伴关系”。遥想1972年，当美国的全球力量开始战略收缩之际，基辛格曾半开玩笑地说，“当美国的盟友是最倒霉的”。

“中等强国外交”迷梦

　　澳历届政府——不论是自由党的、还是工党的，均笃信“中等强国外交”，致力于在国际上发挥此等作用。但是，澳获取“中等强国”的路径并非秉承国际公认的原则和立场，而是力图采取“追随战略”，甚至将自己的国家利益建构在英美利益的“闭环”之中，试图通过做美“副手”的方式来达到目的。
　　澳学者休·怀特对何谓“中等强国外交”给出界定：所谓“大国”，就是那些能够塑造国际秩序的国家;“中等强国”则是在特定情形下塑造国际体系运作方式，从而保护自身利益的国家。也就是说，作为“中等强国”，可以在相互竞争的不同阵营之间采取一个相对中立或超然的立场，甚至可以成为双方沟通的桥梁。从以上界定看，澳表面上有充足理由和信心追求所谓“中等强国”地位，但从累积起来的实质效果看却既没能力，更缺决心。澳在一战期间就是英国的“前锋”，二战时期更是美英不折不扣的“看门人”。冷战后的澳大利亚基本上是追随美国。无论在何历史时期，澳均不能从一个独立自主国家的主体价值层面出发思考问题，跟从甚至盲从英美是其“价值惯性”使然，也是“路径依赖”心理的结果。 　　客观而言，澳在历史上也进行过多次尝试。在联合国筹建过程及最初活动中（如旧金山制宪会议），澳曾与其他国家合作扮演“中等强国”角色，取得一定效果。在联大众多议题讨论中，澳围绕禁止核试验、防止核扩散、加强环保等问题提出的动议也总能得到其他中小国家支持。另外，澳政府的政党轮替也会产生不同的外交政策取向，相应适度变更战略重点。曾任联合国高官的澳前外长埃文斯近期不断提醒澳政府领导层，呼吁突出国家利益的“自主性意识”，认为澳应在国际事务当中发挥“领导作用”，要有“独立于大国”的政策和立场。
　　中国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相比自由党，澳工党执政期间会比较主动地推行“中等强国外交”，更倾向于以“民族主义、国际主义和积极行动主义”为核心的外交政策，将“中等强国”的追求与澳自身利益紧密联系。譬如，1972年惠特拉姆当选总理后一个月就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主动从越南撤出澳大利亚的军事力量。1989年霍克总理首倡亚太经合组织（APEC），霍克政府时期的外长海登则在《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谈判中以积极认真而负盛名。1990年代埃文斯外长积极参与柬埔寨和平进程，基廷总理提倡“融入亚洲”。进入21世纪，会讲中文的陆克文总理提倡“亚太共同体”，女总理吉拉德提出“亚洲世纪”构想。
　　但正如中国学者崔越所说，工党的执政历史非常短，很难有更大作为。更为核心的是，“澳美同盟在澳大利亚外交中的基轴地位”是澳所有政治党派的核心共识，历届政府不敢越雷池一步。想当年，霍克政府以中立的立场努力促成了美苏签署《中导条约》，引发世界赞誉。霍克毫不隐晦地说，他这样做，是因为“澳美盟友关系始终是我们的核心，这一点毋庸置疑”。就算是在历史上谋求“融入亚洲”的过程中，澳外交也无法摒弃充当西方价值代言人的傲慢和冲动，也不能在与印尼等邻国的地缘政治矛盾当中展现谦和姿态，因而深为包括东盟在内的亚洲国家所疑虑，始终无法获得亚洲国家的充分信任。
　　从领导层到普通民众，绝大多数澳大利亚人的深层次价值判断、国家认同、外交自主性等具有高度一致性，那就是：坚持稳固并发展澳美同盟，主动发挥澳美同盟的效力，与美国在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显而易见的是，澳美同盟是一种不对称的同盟关系。此种“不对称”不仅是一种战略资源和能力的不对称，更是一种心理上的不对称。

　　美国学者基欧汉在《国际政治中的小国》一书中写道，考察某个国家的战略定位，不仅仅要考察那些客观因素，还应该增加主观的“心理维度”，也就是说，要关注某个国家领导阶层如何看待自己国家所扮演的“体系角色”。德国“铁血首相”俾斯麦说过，伟大的政治家应该成为时势的创造者而不能成为时势的俘虏。从地缘政治角度讲，澳大利亚本身独特的地理位置对其“安全”问题形成利好。澳本可以与盟友美国尝试拉开一定距离，采取较为客观的立场与姿态，在国际秩序中担当调解人的角色。纵观澳大利亚历史，尽管有过努力与尝试，终归在国家利益与身份认同方面存在“路径依赖”的缺憾，大部分民众沉浸在传统的历史文化血缘当中，领导阶层没有能力和魄力去引导改变方向，与时俱进地塑造新的政治价值观。结果是，澳始终走不出为“大英帝国”或“盎格鲁-萨克逊”联盟看守“南大门”的自我认知和定位，为霸权体系的领导国家充当“副手”或“急先锋”也就在所难免。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战略缺憾”，在当前国际格局发生巨大转变的新时代已经转变成为“战略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