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去福岛核辐射区
在2011年3月11日之前，我对日本的认知不包括福岛。10年之后，我对日本的认知与理解，却因福岛变得厚重而不寻常。
2019年10月，我又一次回到福岛县饭馆村。我们的车从高速公路拐进山区小路，车速减慢下来，大片大片长满杂草的荒废田地从窗边掠过，在午后的阳光下显出野生稻穗的金黄。装满辐射废弃物的黑色垃圾袋密密麻麻地堆放在一起，近处、远处，到处都是，在这个曾经山清水秀的“日本最美丽的村落”中，好像一块块揭不去的伤疤。
一本挂在安斋彻祖屋里的旧日历，瞬间把我的记忆拽回到2011年。伴随着311地震、海啸，饭馆村成为福岛第一核电站严重泄漏事故后的辐射污染重灾区。三个月后，安斋先生从饭馆村撤离，从此，再也无法正常返回。
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大地震发生的那一刻，我对自己在做什么已经没了印象，只记得地震后突然忙碌起来，被拉到一些工作群组中，里面不断更新着关于地震、海啸的信息;接着，传来东京电力公司经营的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事故的消息：不久，很多机构要把办公室从东京暂时撤离到更安全的大阪。
福岛核泄漏事件发生后，我的邮箱里突然多了很多关于核电站情况的邮件，起火爆炸、乏燃料棒、辐射云、当量、西弗剂量……这些术语不断出现，混乱且不确切。当年8月，我加入所在工作机构的快速反应小组，来到日本福岛。
过去10年，我所在的团队每年都要到饭馆村做检测。时间逐渐逝去，记忆却仍然清晰：我穿着笨重臃肿的防护服、胶鞋，戴着手套、眼罩，身上斜挎着辐射分光器，手持GPS（全球定位系统），走在前面;另外一个队员穿戴同样的防护装备，拿着A4纸记录板，上面挂着一支原子笔。我们两人一组，一前一后，一遍又一遍似乎无止境地在这些地方检测、记录。
“区块5，安西屋后树林斜坡，松树下。地面10厘米（高度），4.05微西弗/小时：50厘米，3.68微西弗/小时;1米，1.79微西弗/小时。”“收到。”“GPS坐标编号……坐标点东经……纬度……”这是我们在现场做检测时常有的对话。
每次到辐射区，我们都分成几个小队，同时对不同区块进行辐射检测。这样的区块在安斋先生的祖屋周围共有11块，包括屋子内部、屋前空地、屋后的林地、水田、连接道路的斜坡、道旁的草丛沟渠……
几个小时不停歇地检测之后，我的腿开始不听使唤，穿在防护服里面的长衣长裤被汗水浸透。我一边用对讲机通知车里待命的同事，一边开始慢慢走回停车的地方。
我们身处的饭馆村，到处是超标的辐射，也许还有辐射尘埃，无处可避。每次停车检测之前，我们中会有一个人穿戴好全副防护装备，首先下车，找到一块辐射水平相对较低的停车点。我们在不同区块“地毯式”搜寻核辐射“热点”时，有一组同事会在车里待命。他们会利用车辆和停车点条件，在无处可逃的辐射环境里，布置出相对的“清洁区”和“除污区”，准备好对从“污染区”返回的检测队员进行个人除污，每一个细节都要考虑到。
除污队员拿着盖格计数器，按事先培训和练习得烂熟于心的流程，对着我从头到脚检查。每次脱去防护服、口罩、眼罩的那一刻，我都感到仿佛脱离“结界”，重获新生。我把检测仪器和其他设备递出去，一一清洁之后，分别归类放好，才可以重新坐回车里。
我用湿纸巾再一次清洁鼻孔、面部之后，喝上一口水，整个人顿时松弛下来，不过，依然能闻到衣裤上的汗味。等到全部人员都完成除污检查离开饭馆村时，夕阳已悬于天边。走之前，我们把所有可能被污染的废弃物分开放在垃圾袋里，带到指定的地方丢弃。
过去10年中，我在饭馆村做过很多次现场检测。初到福岛时，一切都不确定，我们每个人都十分紧张。每天傍晚坐上车直到第二天开始工作，是我一天中最放松的时间。
福岛位于东京的东北方向，距离切尔诺贝利数千公里。福岛第一核電站事故在国际上被定为7级。这是1986年切尔诺贝利事件之后，人类遭遇的最严重的特大核事故。
每次结束在福岛的工作，从东京回国，我都冀求把福岛的记忆留在当地，但在那里经历的人和事，总会不经意间跳出来，好像在提醒我：福岛核灾的影响仍在继续，还有很多事需要我们去完成。
魔幻现实中的人们
2019年10月底，我第五次也是最近一次去往福岛，在那里待了三个星期。我和同事们一起，主要在福岛市市区、森林、河边堤岸、浪江町、饭馆村及福岛居民的房屋周围实地检测。尽管去过那些地方多次，然而面对那里的景象，我依然感觉失语。
2011年，当我第一次身处福岛时，感受到一种魔幻现实般的末世景象。更早去辐射区的同事告诉我，他在核泄漏后一个月到达福岛市，当时整个城市几乎是一座空城，加油站、超市、餐馆、商店都关闭了。几个月之后，我走在福岛的街道上，几乎看不到人，只有身上佩戴的个人报警器在提醒我，周围充满了高出正常环境的辐射剂。我的脑中开始浮现电影《生化危机》中的灾难画面。
福岛浪江町事故前有近2万人口，灾后居民撤离，人口数为零。2017年4月1日起，浪江站附近范围解除了“归还困难区域”限制，少部分居民开始回归。当我见到居民菅野瑞枝时，她回忆，无止境的警告一直环绕着她。“……穿着全身防护衣、戴着夸张防毒面具的人朝我们喊，‘危险啊！你们在干嘛？！拜托，请赶快离开，至少离开这里30公里’。他几乎是哭着在喊……不住在这附近的人们，完全不知道核灾的危险。我想要告诉世人，核辐射的危险闻不到、看不见。在身体出现异常状况前，你完全无法感知它的存在！”菅野说，她想要警告更多的人有关核灾的危险，但有些话想说又不知道该如何说出来。这种感觉令她很沮丧。
最近几年去福岛，我都会见到菅野。我只是短暂前往福岛，进行调查，菅野却要一直面对一个回不去的家园。2018年，我们结束现场检测工作后，在与菅野的临别晚餐上，她分享了一个生活点滴，让我至今难忘：“2011年福岛核灾之前，每周有几天，我都会去光顾附近的一间面包店，每次闻到面包和糕点刚刚出炉所散发的香气，都觉得很幸福……但是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家园回不去了，面包的香气随之消失了，连一点点平凡的幸福感也被夺走了。”她说这段话时语气平静，声音不大，却让在场的人心酸动容。 2018年10月，我在福岛县饭馆村的一个小坡上检测核辐射。这里曾是安斋彻的祖屋，距离福岛第一核电站大约32公里，现在变成一块散落着建筑垃圾的空地。安斋彻在这里生活了60多年。
2011年福岛核灾发生后，饭馆村被核辐射严重污染，但政府没有第一时间安排包括安斋彻在内的居民撤离。“他们说这里很安全，不用撤离。”安斋彻当时很愤怒。当年3月底，我的同事在饭馆村检测到的辐射剂量是核泄漏之前的数百倍，第一时间呼吁当地政府尽快撤出这里的居民。
但是直到三个月之后的2011年6月，安斋彻才被撤离，住进临时安置屋。当时，他以为自己迟早能返回家中，但核辐射污染的程度比想象的还要严重。最后他在临时安置屋居住了超过7年。设备物资短缺，长期居住在那里让他的身体变差。
安斋彻今年73岁，年轻时喜欢摄影，几乎每时每刻都随身带着一部相机。自从福岛核灾发生后，他很沮丧，一度放弃了这个爱好。
2018年，由于祖屋年久失修，无法再维护翻修。安斋彻别无选择，只能决定将它拆除。这是一个令他痛心的决定。“房屋拆除后，我再次感到很沮丧。但是我又开始摄影了。天气暖和的时候，我会带着照相机到处去拍。”
菅野瑞枝与安斋彻的遭遇是福岛地区许多人的共同经历。核辐射污染导致16万居民撤离福岛地区。直到10年后的今天，仍有大量居民无法返回家园。
深入“活着的废墟”
“活着的废墟”是日本社会活动家武藤一羊教授自创的词，用来形容福岛第一核电站以及它代表的整个核产业对人类以及世界的影响。
每次我们的车快速穿过浪江町的森林地带时，我都有下车在青翠欲滴的林子里慢慢走一走的冲动。不过，靠近车窗的辐射检测仪读数开始跳升，超过正常环境每小时辐射剂量百倍以上。这时最好的做法是，关紧车窗，尽快离开。
核电站所在的福岛县，以多山和森林而著称，两条大河——高濑川和阿武隈川——的众多支流穿过这里，一直流进太平洋。10年来，我与同事们累计进入福岛地区30多次。除了民居、车站、学校、幼儿园、街道、公路等公共区域，我们会重点调查森林边缘，以及河川、堤岸。
事故发生后，这些地方成为核辐射严重污染的地区，虽然日本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与人力（据官方公布的信息，截至2019年3月，日本政府投入到核辐射除污的资金已达280亿美元，人员超过3000万人次，清理核辐射垃圾达1700万吨）进行除污工作，但由于山区密林作业不便，成效甚微。我们常常可以在政府声称已经完成了除污工作的地区，找到不少辐射剂量超标的“热点”。
大堀是浪江町的一个小村，位于一个废弃的陶艺工坊出口斜坡与公路的交汇处。几年来，我们每次都能在大堀的同一个位置找到辐射量非常高的“热点”，辐射报警器会一直响个不停。而在这里取到的松针样本检测出的致癌放射性锶同位素（Sr），也有别于在福岛大量存在的铯-134（Cs-134）、铯-137（Cs-137）。
如果不是核灾，我想很多人会爱上这里。大堀四周青山环绕，有河流、小溪从山里潺潺流出。大堀盛产陶瓷器皿，在那些被废弃的陶艺工坊里，架子上、条桌上和地上摆满了制作精美的陶器。如今，这个宁静的小村仍属于“归还困难区域”，这些陶器无人问津，不时会有不识货的野猪闯进来。这个村子距离福岛核电站约10公里。每次在这里都不能停留太长时间，迎着刺眼的阳光，我会抓紧用手机拍一张公路旁芒草的快照，作为一点留念。
深入福岛不同地区，最常见到的景象是，在森林、学校、马路、街道以及小路上进行污染清除工作的人员;一些空地，甚至以前的公共场地上堆满了巨大的黑色垃圾袋，装有清理出来的有辐射的土壤及其他废弃物;我也常看到卡车扬起尘土在路上鱼贯行驶，运送着一袋又一袋沉重的废弃物。
2018年的一天，我和同事在浪江町的街道上檢测，除了我们，四周空无-人。突然，在我们前方大约100米的地方出现一只大野猪，带着三四只小猪。小野猪看到我们就闪到旁边的房屋后面，大野猪却朝我们慢慢走过来，似乎随时准备发起攻击。我们只好在不刺激它的情况下，慢慢后退，直到退出它的“领地”。
我们在福岛常常遇到不同的动物，有猴子、野兔、鹿等。那次之后，我发现，这些曾经的人类社区，已经慢慢成为野生动物的家园，人反倒成了“入侵者”。对于动物来说，这也许是一件好事，只是不知辐射对这些动物是否会有长远的影响。而曾经的福岛居民，不知何时才能重回他们的家园。
在高辐射的环境里工作需要充分而专业的防护。调查小队里每个人各有分工，我的角色是负责核辐射防护与检测，要先下车打头阵，判断现场情况，包括在哪里停车能减少辐射曝露，不要长期站在哪些区域，等等。在自己穿戴好防护装备之后，我要确保整个小队的辐射防护措施没问题，在现场给出实际的防护建议。这些年，我积累了不少现场经验，但每次也需要不断练习。在一些不确定的情况下，我会让自己慢下来，想清楚要做什么，怎么做，从而保证大家既能一起有效率地完成工作，又尽量避免和减少被核辐射污染。
进行检测工作时，我们的全身防护装备包括橡胶鞋、手套（有时是两层）、防粉尘口罩以及长袖衣物，有时还需要加一层工作裤。我们不去核电站内部，不需要电影里那种夸张的“猪嘴”防毒面罩。如果要进行采样，我还需要套一件连身工作服、全脸面罩等。这一身穿戴繁琐臃肿，一旦上身，就得等到工作完成才能脱下。
这些行头什么时候穿戴，是有讲究的。进入禁区前，我们一般会在离检查站最近的便利店——7-11或是Lawson——休息半个小时，大家抓紧时间上厕所、买小吃、喝咖啡、抽烟。之后，各自在上车前把分工再顺一顺。接着，需要先下车打头阵的人开始穿好一部分防护装备。准备停当，我们便开车进入禁区。10年来，我们一直用这种方式工作，保护自我，也提醒周围的人：尽管辐射看不见，但仍是真实存在的风险，需要恰当的防护。
我在禁区里，也常常看见除污的工作人员，包括那些运送清理出来的硕大垃圾袋的卡车司机，他们的个人防护装备有时明显简陋不足。长期在辐射超标的环境里工作，我为他们的健康深感担忧。 我一直坚信并且告诫身边的人，超过正常环境的辐射剂量没有安全可言，在辐射污染面前没有英雄。我自己也不是英雄，只是在做一点特别的事。一般来讲，普通人不需要，也不应故意让自己接受超标的辐射。
选择遗忘还是坚持
福岛核灾发生后的头几年，由于火车未恢复正常，我们每次都只能租车往来。我们住过的地方包括福岛市、郡山市，距离工作所在的禁区都较远，每天要花不少时间在路上。
2016年，随着常磐线部分通车，南相马市解除了“避难指示”。我可以从机场直接乘新干线列车到仙台，再转常磐线南下的火车。我注意到，随着渐渐接近福岛核电站，车厢里的人越来越少。
2018年去福岛，我在南相马市的原之町站下车。除了我之外，还有一对老夫妻，应该是南相马市的居民。而2019年，在原之町站下车的人多了一些，原本车辆稀少的南相马市区，一早一晚也开始有些堵车。
“福岛的人越来越多。”“是啊，人是健忘的，或许是选择性遗忘那些不好的事。”我和同事Mari在南相马的小饭馆里聊天时感叹。Mari是韩国人，有一个汉语名字——张海荣。这是她第一次到福岛，待了快一个月。她在韩国负责核项目，向韩国民众科普福岛的情况。
我问她怎么会想到来福岛。她说，如果不亲身经历，不和当地人交流，在韩国的工作会缺乏说服力。我有同感，只有面对面与菅野、安西等人交流过，才能更深刻地理解福岛居民面对回不去的家乡时的矛盾与无奈。
这是一家韩国大姐开的餐馆，只有三张桌子，装修和菜式是很地道的韩国风格。白天的工作结束后，Mari有时会拉着我来这里，也顺便和韩国大姐聊聊天。我和Mari用英语交流，然后她用韩语简单转述给饭馆老板听。大姐点着头，也会加入我们说几句，Mari又用英语转述给我。我们仨就这样聊着天。
“是吗？”听到我们说浪江町和饭馆村有不少地方的辐射依然超标，韩国大姐很惊讶。她说，在过去几年里，安倍晋三政府宣传福岛地区的污染情況已得到控制，2017年有些居民已经回去了。“但好像真正搬回去的人也不是很多。”她希望更多人来福岛，这样餐馆的人气会高起来，但她也不愿意看到那些居民仍然受到核辐射影响。
“以后也不知道生意还能不能撑下去……”Mari从南相马离开前，韩国大姐自言自语道。
2017年3月31日之后，日本政府允许居民返回浪江町和饭馆村的强制疏散区。随着这些地区的疏散限制解除，对于23个非强制疏散区的临时居住补贴也随之停止。在既没有政府财政补贴又无力在福岛以外地区重新置业的状况下，上万名自愿疏散的居民不得不迁回仍有辐射污染的家乡。
在解除强制疏散限制的区域，浪江町2021年1月31日统计的町内居民人口数为1579人，相当于2011年3月人口的9.5%;截至2020年12月1日，饭馆村累计有1255名居民返回，占原有居民的19%。
前几天，Mari在韩国通过网络分享给我一件事。2019年她做完福岛辐射区检测工作，在日本行程的最后一天，飞机因台风“海贝思”延误。“那天早上，在机场突然就眼泪决堤，想起所有因核灾彻底改变生命轨迹的福岛居民，一直哭了几小时。”Mari说，那个早晨永生难忘。
改变与盼望
10年里，可以有太多改变。我的女儿已渐渐长大，我给她们分享我在福岛的见闻。她们也许还无法完全想象这一切，大概也无从感受和理解我遇见的福岛居民的痛苦和无力。
福岛核灾的影响，还将持续数十年、上百年，甚至上千年。我们在福岛工作，不断将那里的辐射检测结果告知世人，却很难改变现状，这是令人沮丧的现实。不过，想到还有很多人与我一样，在坚持讲述福岛的故事，我又有了继续的动力。
2019年11月，完成了在福岛的工作，即将离开时，我来到海边，隐约看见远处福岛的第一核电站，距离我所在的地方不到20公里。海浪不断涌上来，一次又一次拍打着防波堤，白色的浪花四溅，大量泡沫混着风声嘶嘶地退去，破灭，消散，蓄势之后再回来。周而复始，永不停息。
此刻，远处的核电站存放着超过百万吨核辐射污水，含有会让人罹患骨癌、血癌的放射性物质。为了削减成本，日本政府有可能最终决定，在彻底完成无害化处理前，将这些核废水悉数排入太平洋。如果那样，我不知道，人类会得到大自然怎样的回报。
在2011年3月11日之前，我对日本的认知不包括福岛。10年之后，我对日本的认知与理解，却因福岛变得厚重而不寻常。
2019年10月，我又一次回到福岛县饭馆村。我们的车从高速公路拐进山区小路，车速减慢下来，大片大片长满杂草的荒废田地从窗边掠过，在午后的阳光下显出野生稻穗的金黄。装满辐射废弃物的黑色垃圾袋密密麻麻地堆放在一起，近处、远处，到处都是，在这个曾经山清水秀的“日本最美丽的村落”中，好像一块块揭不去的伤疤。
一本挂在安斋彻祖屋里的旧日历，瞬间把我的记忆拽回到2011年。伴随着311地震、海啸，饭馆村成为福岛第一核电站严重泄漏事故后的辐射污染重灾区。三个月后，安斋先生从饭馆村撤离，从此，再也无法正常返回。
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大地震发生的那一刻，我对自己在做什么已经没了印象，只记得地震后突然忙碌起来，被拉到一些工作群组中，里面不断更新着关于地震、海啸的信息;接着，传来东京电力公司经营的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事故的消息：不久，很多机构要把办公室从东京暂时撤离到更安全的大阪。
福岛核泄漏事件发生后，我的邮箱里突然多了很多关于核电站情况的邮件，起火爆炸、乏燃料棒、辐射云、当量、西弗剂量……这些术语不断出现，混乱且不确切。当年8月，我加入所在工作机构的快速反应小组，来到日本福岛。
过去10年，我所在的团队每年都要到饭馆村做检测。时间逐渐逝去，记忆却仍然清晰：我穿着笨重臃肿的防护服、胶鞋，戴着手套、眼罩，身上斜挎着辐射分光器，手持GPS（全球定位系统），走在前面;另外一个队员穿戴同样的防护装备，拿着A4纸记录板，上面挂着一支原子笔。我们两人一组，一前一后，一遍又一遍似乎无止境地在这些地方检测、记录。
“区块5，安西屋后树林斜坡，松树下。地面10厘米（高度），4.05微西弗/小时：50厘米，3.68微西弗/小时;1米，1.79微西弗/小时。”“收到。”“GPS坐标编号……坐标点东经……纬度……”这是我们在现场做检测时常有的对话。
每次到辐射区，我们都分成几个小队，同时对不同区块进行辐射检测。这样的区块在安斋先生的祖屋周围共有11块，包括屋子内部、屋前空地、屋后的林地、水田、连接道路的斜坡、道旁的草丛沟渠……
几个小时不停歇地检测之后，我的腿开始不听使唤，穿在防护服里面的长衣长裤被汗水浸透。我一边用对讲机通知车里待命的同事，一边开始慢慢走回停车的地方。
我们身处的饭馆村，到处是超标的辐射，也许还有辐射尘埃，无处可避。每次停车检测之前，我们中会有一个人穿戴好全副防护装备，首先下车，找到一块辐射水平相对较低的停车点。我们在不同区块“地毯式”搜寻核辐射“热点”时，有一组同事会在车里待命。他们会利用车辆和停车点条件，在无处可逃的辐射环境里，布置出相对的“清洁区”和“除污区”，准备好对从“污染区”返回的检测队员进行个人除污，每一个细节都要考虑到。
除污队员拿着盖格计数器，按事先培训和练习得烂熟于心的流程，对着我从头到脚检查。每次脱去防护服、口罩、眼罩的那一刻，我都感到仿佛脱离“结界”，重获新生。我把检测仪器和其他设备递出去，一一清洁之后，分别归类放好，才可以重新坐回车里。
我用湿纸巾再一次清洁鼻孔、面部之后，喝上一口水，整个人顿时松弛下来，不过，依然能闻到衣裤上的汗味。等到全部人员都完成除污检查离开饭馆村时，夕阳已悬于天边。走之前，我们把所有可能被污染的废弃物分开放在垃圾袋里，带到指定的地方丢弃。
过去10年中，我在饭馆村做过很多次现场检测。初到福岛时，一切都不确定，我们每个人都十分紧张。每天傍晚坐上车直到第二天开始工作，是我一天中最放松的时间。
福岛位于东京的东北方向，距离切尔诺贝利数千公里。福岛第一核電站事故在国际上被定为7级。这是1986年切尔诺贝利事件之后，人类遭遇的最严重的特大核事故。
每次结束在福岛的工作，从东京回国，我都冀求把福岛的记忆留在当地，但在那里经历的人和事，总会不经意间跳出来，好像在提醒我：福岛核灾的影响仍在继续，还有很多事需要我们去完成。
魔幻现实中的人们
2019年10月底，我第五次也是最近一次去往福岛，在那里待了三个星期。我和同事们一起，主要在福岛市市区、森林、河边堤岸、浪江町、饭馆村及福岛居民的房屋周围实地检测。尽管去过那些地方多次，然而面对那里的景象，我依然感觉失语。
2011年，当我第一次身处福岛时，感受到一种魔幻现实般的末世景象。更早去辐射区的同事告诉我，他在核泄漏后一个月到达福岛市，当时整个城市几乎是一座空城，加油站、超市、餐馆、商店都关闭了。几个月之后，我走在福岛的街道上，几乎看不到人，只有身上佩戴的个人报警器在提醒我，周围充满了高出正常环境的辐射剂。我的脑中开始浮现电影《生化危机》中的灾难画面。
福岛浪江町事故前有近2万人口，灾后居民撤离，人口数为零。2017年4月1日起，浪江站附近范围解除了“归还困难区域”限制，少部分居民开始回归。当我见到居民菅野瑞枝时，她回忆，无止境的警告一直环绕着她。“……穿着全身防护衣、戴着夸张防毒面具的人朝我们喊，‘危险啊！你们在干嘛？！拜托，请赶快离开，至少离开这里30公里’。他几乎是哭着在喊……不住在这附近的人们，完全不知道核灾的危险。我想要告诉世人，核辐射的危险闻不到、看不见。在身体出现异常状况前，你完全无法感知它的存在！”菅野说，她想要警告更多的人有关核灾的危险，但有些话想说又不知道该如何说出来。这种感觉令她很沮丧。
最近几年去福岛，我都会见到菅野。我只是短暂前往福岛，进行调查，菅野却要一直面对一个回不去的家园。2018年，我们结束现场检测工作后，在与菅野的临别晚餐上，她分享了一个生活点滴，让我至今难忘：“2011年福岛核灾之前，每周有几天，我都会去光顾附近的一间面包店，每次闻到面包和糕点刚刚出炉所散发的香气，都觉得很幸福……但是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家园回不去了，面包的香气随之消失了，连一点点平凡的幸福感也被夺走了。”她说这段话时语气平静，声音不大，却让在场的人心酸动容。 2018年10月，我在福岛县饭馆村的一个小坡上检测核辐射。这里曾是安斋彻的祖屋，距离福岛第一核电站大约32公里，现在变成一块散落着建筑垃圾的空地。安斋彻在这里生活了60多年。
2011年福岛核灾发生后，饭馆村被核辐射严重污染，但政府没有第一时间安排包括安斋彻在内的居民撤离。“他们说这里很安全，不用撤离。”安斋彻当时很愤怒。当年3月底，我的同事在饭馆村检测到的辐射剂量是核泄漏之前的数百倍，第一时间呼吁当地政府尽快撤出这里的居民。
但是直到三个月之后的2011年6月，安斋彻才被撤离，住进临时安置屋。当时，他以为自己迟早能返回家中，但核辐射污染的程度比想象的还要严重。最后他在临时安置屋居住了超过7年。设备物资短缺，长期居住在那里让他的身体变差。
安斋彻今年73岁，年轻时喜欢摄影，几乎每时每刻都随身带着一部相机。自从福岛核灾发生后，他很沮丧，一度放弃了这个爱好。
2018年，由于祖屋年久失修，无法再维护翻修。安斋彻别无选择，只能决定将它拆除。这是一个令他痛心的决定。“房屋拆除后，我再次感到很沮丧。但是我又开始摄影了。天气暖和的时候，我会带着照相机到处去拍。”
菅野瑞枝与安斋彻的遭遇是福岛地区许多人的共同经历。核辐射污染导致16万居民撤离福岛地区。直到10年后的今天，仍有大量居民无法返回家园。
深入“活着的废墟”
“活着的废墟”是日本社会活动家武藤一羊教授自创的词，用来形容福岛第一核电站以及它代表的整个核产业对人类以及世界的影响。
每次我们的车快速穿过浪江町的森林地带时，我都有下车在青翠欲滴的林子里慢慢走一走的冲动。不过，靠近车窗的辐射检测仪读数开始跳升，超过正常环境每小时辐射剂量百倍以上。这时最好的做法是，关紧车窗，尽快离开。
核电站所在的福岛县，以多山和森林而著称，两条大河——高濑川和阿武隈川——的众多支流穿过这里，一直流进太平洋。10年来，我与同事们累计进入福岛地区30多次。除了民居、车站、学校、幼儿园、街道、公路等公共区域，我们会重点调查森林边缘，以及河川、堤岸。
事故发生后，这些地方成为核辐射严重污染的地区，虽然日本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与人力（据官方公布的信息，截至2019年3月，日本政府投入到核辐射除污的资金已达280亿美元，人员超过3000万人次，清理核辐射垃圾达1700万吨）进行除污工作，但由于山区密林作业不便，成效甚微。我们常常可以在政府声称已经完成了除污工作的地区，找到不少辐射剂量超标的“热点”。
大堀是浪江町的一个小村，位于一个废弃的陶艺工坊出口斜坡与公路的交汇处。几年来，我们每次都能在大堀的同一个位置找到辐射量非常高的“热点”，辐射报警器会一直响个不停。而在这里取到的松针样本检测出的致癌放射性锶同位素（Sr），也有别于在福岛大量存在的铯-134（Cs-134）、铯-137（Cs-137）。
如果不是核灾，我想很多人会爱上这里。大堀四周青山环绕，有河流、小溪从山里潺潺流出。大堀盛产陶瓷器皿，在那些被废弃的陶艺工坊里，架子上、条桌上和地上摆满了制作精美的陶器。如今，这个宁静的小村仍属于“归还困难区域”，这些陶器无人问津，不时会有不识货的野猪闯进来。这个村子距离福岛核电站约10公里。每次在这里都不能停留太长时间，迎着刺眼的阳光，我会抓紧用手机拍一张公路旁芒草的快照，作为一点留念。
深入福岛不同地区，最常见到的景象是，在森林、学校、马路、街道以及小路上进行污染清除工作的人员;一些空地，甚至以前的公共场地上堆满了巨大的黑色垃圾袋，装有清理出来的有辐射的土壤及其他废弃物;我也常看到卡车扬起尘土在路上鱼贯行驶，运送着一袋又一袋沉重的废弃物。
2018年的一天，我和同事在浪江町的街道上檢测，除了我们，四周空无-人。突然，在我们前方大约100米的地方出现一只大野猪，带着三四只小猪。小野猪看到我们就闪到旁边的房屋后面，大野猪却朝我们慢慢走过来，似乎随时准备发起攻击。我们只好在不刺激它的情况下，慢慢后退，直到退出它的“领地”。
我们在福岛常常遇到不同的动物，有猴子、野兔、鹿等。那次之后，我发现，这些曾经的人类社区，已经慢慢成为野生动物的家园，人反倒成了“入侵者”。对于动物来说，这也许是一件好事，只是不知辐射对这些动物是否会有长远的影响。而曾经的福岛居民，不知何时才能重回他们的家园。
在高辐射的环境里工作需要充分而专业的防护。调查小队里每个人各有分工，我的角色是负责核辐射防护与检测，要先下车打头阵，判断现场情况，包括在哪里停车能减少辐射曝露，不要长期站在哪些区域，等等。在自己穿戴好防护装备之后，我要确保整个小队的辐射防护措施没问题，在现场给出实际的防护建议。这些年，我积累了不少现场经验，但每次也需要不断练习。在一些不确定的情况下，我会让自己慢下来，想清楚要做什么，怎么做，从而保证大家既能一起有效率地完成工作，又尽量避免和减少被核辐射污染。
进行检测工作时，我们的全身防护装备包括橡胶鞋、手套（有时是两层）、防粉尘口罩以及长袖衣物，有时还需要加一层工作裤。我们不去核电站内部，不需要电影里那种夸张的“猪嘴”防毒面罩。如果要进行采样，我还需要套一件连身工作服、全脸面罩等。这一身穿戴繁琐臃肿，一旦上身，就得等到工作完成才能脱下。
这些行头什么时候穿戴，是有讲究的。进入禁区前，我们一般会在离检查站最近的便利店——7-11或是Lawson——休息半个小时，大家抓紧时间上厕所、买小吃、喝咖啡、抽烟。之后，各自在上车前把分工再顺一顺。接着，需要先下车打头阵的人开始穿好一部分防护装备。准备停当，我们便开车进入禁区。10年来，我们一直用这种方式工作，保护自我，也提醒周围的人：尽管辐射看不见，但仍是真实存在的风险，需要恰当的防护。
我在禁区里，也常常看见除污的工作人员，包括那些运送清理出来的硕大垃圾袋的卡车司机，他们的个人防护装备有时明显简陋不足。长期在辐射超标的环境里工作，我为他们的健康深感担忧。 我一直坚信并且告诫身边的人，超过正常环境的辐射剂量没有安全可言，在辐射污染面前没有英雄。我自己也不是英雄，只是在做一点特别的事。一般来讲，普通人不需要，也不应故意让自己接受超标的辐射。
选择遗忘还是坚持
福岛核灾发生后的头几年，由于火车未恢复正常，我们每次都只能租车往来。我们住过的地方包括福岛市、郡山市，距离工作所在的禁区都较远，每天要花不少时间在路上。
2016年，随着常磐线部分通车，南相马市解除了“避难指示”。我可以从机场直接乘新干线列车到仙台，再转常磐线南下的火车。我注意到，随着渐渐接近福岛核电站，车厢里的人越来越少。
2018年去福岛，我在南相马市的原之町站下车。除了我之外，还有一对老夫妻，应该是南相马市的居民。而2019年，在原之町站下车的人多了一些，原本车辆稀少的南相马市区，一早一晚也开始有些堵车。
“福岛的人越来越多。”“是啊，人是健忘的，或许是选择性遗忘那些不好的事。”我和同事Mari在南相马的小饭馆里聊天时感叹。Mari是韩国人，有一个汉语名字——张海荣。这是她第一次到福岛，待了快一个月。她在韩国负责核项目，向韩国民众科普福岛的情况。
我问她怎么会想到来福岛。她说，如果不亲身经历，不和当地人交流，在韩国的工作会缺乏说服力。我有同感，只有面对面与菅野、安西等人交流过，才能更深刻地理解福岛居民面对回不去的家乡时的矛盾与无奈。
这是一家韩国大姐开的餐馆，只有三张桌子，装修和菜式是很地道的韩国风格。白天的工作结束后，Mari有时会拉着我来这里，也顺便和韩国大姐聊聊天。我和Mari用英语交流，然后她用韩语简单转述给饭馆老板听。大姐点着头，也会加入我们说几句，Mari又用英语转述给我。我们仨就这样聊着天。
“是吗？”听到我们说浪江町和饭馆村有不少地方的辐射依然超标，韩国大姐很惊讶。她说，在过去几年里，安倍晋三政府宣传福岛地区的污染情況已得到控制，2017年有些居民已经回去了。“但好像真正搬回去的人也不是很多。”她希望更多人来福岛，这样餐馆的人气会高起来，但她也不愿意看到那些居民仍然受到核辐射影响。
“以后也不知道生意还能不能撑下去……”Mari从南相马离开前，韩国大姐自言自语道。
2017年3月31日之后，日本政府允许居民返回浪江町和饭馆村的强制疏散区。随着这些地区的疏散限制解除，对于23个非强制疏散区的临时居住补贴也随之停止。在既没有政府财政补贴又无力在福岛以外地区重新置业的状况下，上万名自愿疏散的居民不得不迁回仍有辐射污染的家乡。
在解除强制疏散限制的区域，浪江町2021年1月31日统计的町内居民人口数为1579人，相当于2011年3月人口的9.5%;截至2020年12月1日，饭馆村累计有1255名居民返回，占原有居民的19%。
前几天，Mari在韩国通过网络分享给我一件事。2019年她做完福岛辐射区检测工作，在日本行程的最后一天，飞机因台风“海贝思”延误。“那天早上，在机场突然就眼泪决堤，想起所有因核灾彻底改变生命轨迹的福岛居民，一直哭了几小时。”Mari说，那个早晨永生难忘。
改变与盼望
10年里，可以有太多改变。我的女儿已渐渐长大，我给她们分享我在福岛的见闻。她们也许还无法完全想象这一切，大概也无从感受和理解我遇见的福岛居民的痛苦和无力。
福岛核灾的影响，还将持续数十年、上百年，甚至上千年。我们在福岛工作，不断将那里的辐射检测结果告知世人，却很难改变现状，这是令人沮丧的现实。不过，想到还有很多人与我一样，在坚持讲述福岛的故事，我又有了继续的动力。
2019年11月，完成了在福岛的工作，即将离开时，我来到海边，隐约看见远处福岛的第一核电站，距离我所在的地方不到20公里。海浪不断涌上来，一次又一次拍打着防波堤，白色的浪花四溅，大量泡沫混着风声嘶嘶地退去，破灭，消散，蓄势之后再回来。周而复始，永不停息。
此刻，远处的核电站存放着超过百万吨核辐射污水，含有会让人罹患骨癌、血癌的放射性物质。为了削减成本，日本政府有可能最终决定，在彻底完成无害化处理前，将这些核废水悉数排入太平洋。如果那样，我不知道，人类会得到大自然怎样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