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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神父饶家驹是中国人民患难之交的国际友人，抗日战争期间他在上海、汉口等地设立安全区，救援中国难民数十万人，贡献卓著。二战后饶家驹又赴德国救济难民，堪称伟大的国际人道主义者及法德和解的先行者。由其首创的安全区模式直接促成了战后修订《日内瓦公约》并加入战时平民保护的相关条款，对世界文明发展影响深远。
在上海慈善事业中崭露头角
饶家驹，原名Robert Charles Emile Jacquinot de Besange，1878年出生于法国西部夏朗德省的桑特镇。8岁时，他随父母搬到法国大西洋沿岸的西北港口城市贝雷斯特，开始了8年的学生生涯。16岁时，他加入了耶稣会。在经过19年的培训后，饶家驹被派往上海传教。
饶家驹到上海不久，就适应了中国的生活。近代来华的传教士为方便传教，一般先请通人起个中文名字，随后穿长衫，用筷子，读中国书，讲中国话。饶家驹亦是如此。在徐家汇学习了一段时间中文后，他给自己起了个完全中国化的名字——饶家驹。
在徐家汇学习中文的同时，饶家驹还兼任徐汇公学的监学，教授法文和化学。他还被聘为震旦大学英国语言与文学教授，除教授英语外，有时还教自然科学。由于他的严谨，学生多怕上他的课，但是没有一个不喜欢他的，因为他真诚待人。他在徐汇公学教书期间，还发生了一个令人感动的故事。
1914年5月，徐汇公学的师生们预备去佘山拜圣母，同时要燃放烟火。由于饶家驹懂一些化学知识，学校命饶家驹亲自制作烟火，但连日来的阴雨天气导致火药不干，因而饶家驹在日中时将火药晾晒在石头上，准备晾干后磨细来用。午饭后1点钟是学生休息的时候，一些学生便来观看饶家驹制作烟火，有些学生因为好奇走得近了些，饶家驹便告诫他们火药危险，让他们走远一些。在饶家驹磨药的时候，火药突然爆炸，饶家驹猝不及防，右手被炸断，面部也多处受伤。因为观看的学生站得比较远，爆炸只对几名学生造成轻微的伤害。事故发生后，立即有人打电话请红十字会的医生过来救治。医生到来后，饶家驹不顾自己严重的伤势，坚持让医生先去救治学生。饶神父怜爱学生，时刻为学生着想，处变不惊，由此可见一斑。不过，饶家驹也因此而成为“独臂神父”了。
1927年北伐战争期间，饶家驹得知位于河南北路支路上的圣家修女院处于交战双方炮火的包围中时，他匆忙赶了过去，决定尽力说服交战双方给他一条进出修道院的安全通道。3月23日，饶家驹同英国总领事巴尔敦、英军总指挥陆军上校戈特勋爵、英国特卫队情报部长官一起去解救这些被围困的人。但最终只有饶家驹一人被允许前往修道院。一路上，饶家驹的手被刺伤，额头也被炸弹擦伤，但他并没有退缩，一直坚持到了修道院，成功地带领修道院的修女、儿童以及在修道院躲避炮火的难民走出交战区。
饶家驹悲天悯人的胸怀使得他与慈善十分有缘，很早就投身于慈善活动。1920年上海华洋义赈会成立时，饶家驹就已参与其事，与朱葆三、王一亭、袁履登、宋汉章等精诚合作。1922年他投身援助安徽赈灾，并因此获得中国政府颁发的三等嘉禾奖章。由于其出色的表现，1926年饶家驹升任为上海华洋义赈会会长，从此更加积极地从事慈善活动。1929年豫陕甘爆发灾情，他为灾区发放赈款万元;1931年长江水灾期间，他在上海积极组织捐款;1935年黄河泛滥时，他亲赴徐州视察灾情，然后递交报告，组织救灾;他在报纸上刊登启事：“特吁求仁人善士，或慷慨解囊，或捐助药品，以赈垂亡，功德无量。”饶家驹认为，中国经常发生天灾人祸，而且往往比其他国家来得严重，是因为中国幅员大，所以蒙受的灾难也较世界上其他国家来得大。但是他相信伟大的中国虽常遭到重大的祸患，同时也会获得极大的幸福。
1932年是饶家驹崭露头角的重要年份。1月28日日军侵入上海后，中日间的战火瞬间点燃。由于事发突然，很多居民还未来得及外逃，就已经被困在战区内，饥无食，渴无饮，情景凄惨。饶家驹历来关心普通民众，战事发生后，他立即前往战区视察。在战区的边缘，他发现一个被炮火洞穿的小屋中，仍有十余名小孩蜷缩在一起，悲惨呼号却无人救护。饶神父见此情景，不禁忧心伤痛，于是找英国领事商议停战解救难民。英国领事对此表示完全赞同，并向中日双方提议停战几小时，允许慈善团体进入救助难民。
这一提议最终得到了中日双方的认同，2月11日早上8点至中午12点的4个小时被定为停火时间。由于饶家驹是万国商团的随军神甫，这次的行动饶家驹得到了万国商团大力支持，另有25名法籍嬷嬷加入了救护的队伍，红十字会还为其救护活动提供了8辆大卡车。一些开在租界与华界交界处的商店也自动打开大门，方便饶神父一行人救出的难民顺利快速地进入租界。在4小时内，饶神父一行人救出了难民约七八百人，多数是老幼妇孺。13日，上海市市长吴铁城特地给救济难民的发起人——介昆诺（即饶家驹西名之译音）神父以及救济难民贡献最突出者——万国军团副司令海雷贝尔颁布公函，表示感谢：
为鸣谢拯救战区灾民出险由
上海市政府公函特字第一二号
径启者。查自日本攻击闸北以来，战区灾民不及逃出者为数不少。此次乃承执事与海雷贝尔中校，慈善为怀，率领救护人员亲赴战区拯救，使灾民得以脱离危险。本市长殊深感谢，除分函外，相应函达，即希查照为荷。此致
介昆诺神父
上海市市长吴铁城
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二月十三日
饶神父得到这一表彰后，上海的宗教界认为此事不光是饶司铎个人的荣誉，更是整个宗教界慈善精神的一种体现。吴市长的这封感谢函，也激励了饶家驹更加积极地从事战时的难民救助事业。
上海国际救济会救济组的收容
难民工作卓有成效
当卢沟桥事变、平津失守、淞沪紧张之际，饶家驹就已经敏锐地预感到中日在上海的交锋已不可避免。想到战事一旦发生，战区人民势将流离失所，饶家驹便忧心不已。作为上海华洋义赈会的会长，他与宋汉章谋生出建立一个统筹救济事宜的国际组织的念头。八一三事变的当天，由上海大部分慈善组织的代表及部分国家的驻华领事等人合组而成的上海国际救济会正式成立，饶家驹在其中担任常务委员及救济组副主任，并兼任第一难民收容所所长。 饶家驹所在的救济组主要负责开办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的工作。战事爆发后，难民骤增，国际救济会先后设立了6个难民收容所来收容难民，至1938年8月，一共收容难民6万多人。
第一难民收容所设立于8月15日，地址在马斯南路（今思南路）震旦大学操场，由饶家驹神父任所长。第一难民收容所建立时间较早，是6个收容所中条件最好的一个，所内装有大量的电灯，拥有充足的自来水，难民每日进餐两次，并供给热水数次。此外还设有专门的厨房、医院、浴室和理发室。
第一难民收容所的难民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1938年7月3日，第一难民收容所举办了生产杯足球赛，两队分别起名为“震混”队和“西联”队，比赛结束后，两队队员和当时难民收容所的干事黄定慧合影留念。难民在收容所也做一些简单的工作，如结绳、制衣等。难民还按年龄、性别、程度分级接受教育。收容所内还组织了儿童唱歌队、孩子剧团等组织，这些孩子的表演给收容所的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
一年中，第一难民收容所共收容难民6886人，以妇孺为多。由于当时饶家驹忙于南市难民区的相关事务，所内具体事务由饶神父的助手潘大成负责。这个收容所一直到1939年12月才告结束。
第二收容所成立于8月22日，位于西爱咸斯路（今永嘉路）的一处空地上，收容难民1.3万多人。收容所内开设有夜学班、新文字研究班、查经班，并经常举行卫生或常识讲演以及放映电影。上海扶轮社还曾将此所难民教育的活动拍摄成电影，在上海市放映，深得各界赞许。第二收容所的宗教活动也十分活跃，上海各教会均选派工作人员前来布道。难民间偶有争执，各难民也能将小事化为无事，平安相处。
第三收容所设在吕宋路（今连云路）合作网球场，由上海青年会负责管理，共收纳难民4500人左右。在此收容所内，难胞们自动组织膳食委员会负责采办菜蔬及烹饪膳食，油盐柴米的支取也由难胞自动管理。难胞们积极参加各种生产活动，晚上还抽出一小时的时间读书，生活充实。
第四收容所设于公共租界澳门路，共收容难民7000多人。此收容所收容的大多是各种病患者及老弱穷困者，因此收容所内特设肺病医室、麻风医室及老弱者之家。一些热心人士还租用放映机放电影，以此调剂难民的精神生活。
第五收容所设在海格路（今华山路）交通大学内，共收容难民17500人。由于当时战事紧张，收容所一开放难民们便争先恐后地涌入校舍，各自占据最优铺位，秩序极为混乱。幸经马瑞山旅团长、内地会之史来特及齐志通会同一小组自告奋勇的工作人员，将教室分号，按教室大小分配难民，并对每个难民进行登记，难民收容所的秩序才逐渐恢复。
第六收容所成立于1937年12月，设在北河南路钱业公会初级中学内，共收容难民700人。此收容所管理严密，难胞生活趋于集体化与纪律化。难胞5时起床，6时齐集广场做操，晨操完毕后，儿童举行歌唱，成人则稍事休息。7时至11时之间成人各就其职业范围工作，儿童则按其程度入校学习。11时半为午餐。午后2时起成人从事清洁、烹饪等工作，儿童则再开始上课，直到5时。5时半为晚膳，膳后可自由活动，8时半熄灯就寝。
战事发生后，街上的流浪儿童日众，他们多受歹人怂恿，组成小偷之群，常在大街小巷及里弄行窃，抢夺路人钱财，撞骗小贩商品。因此在热心人士的支持下，救济组于6月1日成立了街头儿童职业教养院，为这些儿童提供食宿并教其谋生技艺，且随时放映电影、举行教育及宗教讲演。这些儿童的衣服鞋子皆为自制，足可见其成绩可观也。
为照顾流落街头的难民，救济组还组织施饭车，每晚以热饭施赠难民。此外，救济组还于12月25日午后1时举办了难童圣诞聚会，难童们领到糖果及毛巾等日用品后，无不笑逐颜开，歌声笑声传遍会场，盛况空前。
多方斡旋创建南市难民区
淞沪战役爆发后，上海华洋义赈会会长、国际救济基金委员会委员、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饶家驹已在考虑设立难民区，他认为，上海战争将长期化，应建立一种“难民安全区”，以拯救难民。这一想法得到了各慈善团体的赞同和支持。而中国政府由于忙于抗战及执政能力所限，并没有整体计划。10月26日中国军队从闸北撤退之后，饶家驹就建议中日两方军政当局，在南市建立难民安全区。
将南市作为安全区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南市靠近法租界，方便救济资源的补充;南市的部分居民在战争之前就已经迁入租界，留下了大量空置的房屋;南市本身有大量的公共场所。因此饶家驹在同中日双方交涉后，将南市民国路（今人民路）与方浜路间的半圆形区域划为难民区。
1937年11月9日，南市难民区建立的第一天，饶家驹在上海市政府社会局官员的陪同下对难民区进行视察。这一天城隍庙、豫园、小世界及区内的各学校、教堂都被辟为收容所，当天就已收容难民2万余名。此后随着难民的陆续增加，最多时难民区内约有130个收容所，区内难民数超过10万。
难民区下设监察委员会，饶家驹任主席，总管区内诸事;成员包括3个法国人，2个英国人，1个美国人，1个挪威人以及两租界的代表。为便于管理，难民区内又划分为9个区，每区设区长1人，下设总务、文书、训导、给养、庶务、卫生、清洁、登记、调查、医务各组。11月15日，委员会建立了办事处，由饶家驹负责。
饶家驹在难民区内有着极高的威望，他一身兼司法官与行政长官，其一言一行，即为区内人民之法律。一次，有人站在高处分发馒头等食物，几十个饥肠辘辘的难民一拥而上，乱成一团。饶神父推开那些饥饿的手，拍打着难民们的头：“不要抢，安静下来，排队领取！”原本温文尔雅的神父突然大声训斥，但那些被打的难民都笑嘻嘻地看着这个外国人，丝毫不动怒。他们都知道这个人是来帮助自己的。饶家驹喜欢和难民在一起，他经常搀着儿童的手，抚摸他们的头，从口袋里掏出糖果给他们吃。饶神父和大家一起经历着危险。一次在难民区与非难民区的交界线上，他的黑色法衣被飞来的弹片撕开了长长的口子。还有一次，日本士兵用枪顶着他，他毫不畏惧，幸而举枪的日本兵最后没有扣动扳机。 饶家驹每天坐一辆黄包车，从吕班路到老北门或新开河，出法租界铁门，到南市难民区办公，黄昏才回到租界寓所，或到洋泾浜天主堂休息。他是日日工作，天天到“区”，运筹帷幄，事必躬亲，巡视考察，不遑宁处。饶家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区内的一切，都必须审慎处理，偶尔大意，就会引起国际纠纷。其他如给养问题，更是一件极端困难的事。为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他常常亲自出马，进行募捐。1937年12月1日，饶家驹到静安寺路的美国妇女俱乐部演讲，呼吁大家踊跃捐输、共襄善举。1938年5月，饶家驹飞赴美国、加拿大，为难民募捐。在白宫，罗斯福总统向饶家驹承诺价值70万美元的援助计划。美国将本该处理的小麦运到中国，慷慨地交给饶家驹支配。饶家驹还在美国发起了“一碗饭运动”，加上美国政府的援助，饶家驹此行大约募集到100万美元，再加上其在加拿大募集到的70万美元，饶家驹共获得170万美元的巨款。这170万美元全部被饶家驹用于南市难民区的难民救助。
饶家驹心系孤苦的老人，特地在九亩地阜春街设立了一个残老院，将各收容所内没有家属孤苦无依的残废老叟收容于该院。该残老院收容老人共计130余人，平均年龄都在60岁以上，其中还有十几名80多岁的老人。战争年代青壮年生存下来且属不易，更何况是耄耋之年的老人呢？就此而言，此残老院的开办的确是卓有成效。考虑到老人的牙齿及肠胃比较脆弱，残老院的早饭和晚饭都供应稀饭。饶家驹还经常来这里看望慰问老人。
1940年6月16日，饶家驹奉法国天主教会之命，离开中国去巴黎从事战时救济工作。当他黯然告别相处了26年的中国老百姓后，南市难民区因缺乏主持人，很快就不复存在了。7月3日，难民区监察委员会致函法国驻沪总领事馆，宣告已于6月30日停止活动。至此南市难民区不复存在。
在难民区存在的963天里，饶家驹成为仁慈的第三方的代表、道义的代表，同时也是中日交战双方的监督力量，赢得了难民的赞誉。1940年4月29日，这一天也是饶神父的生日，南市难胞自发举行庆典，一见他经过，沿途高呼“活佛”，饶氏也为之热泪盈眶。
饶家驹虽然离开了上海，但难胞们没有忘记这位保护救济他们的法国神父。
他们预备为饶氏铸立一座铜像，以资永远纪念。所以一个星期六的上午，难胞们一人手持一砖，先举行了一个庄严的铜像奠基典礼。他们又想把城内的方浜路改为饶家路，方浜桥改为饶家桥，以志去思。饶家驹取道香港返法后，上海难民仍期盼他能重返上海。他曾表示自己此次只是暂返欧洲，不久还会回来。但事实上，饶家驹此次却是一去未能复返了。
除了被饶家驹保护的难民，还有许多人向饶家驹的义举表示感谢。中国方面自不用说，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潘公展等先后给饶家驹写感谢信及颁发奖状。连日本的外务大臣广田弘毅也给他写感谢信，颂扬他“这项本着彻底献身精神所达成的人道事业”。法国的驻华大使为饶家驹颁发了最高荣誉勋章。英国驻华司令、陆军少将史沫莱特也给饶家驹写了感谢信，并预言他创造的成功案例（即南市难民区）将被后人沿用。
饶家驹难民救助模式的推广
在成功地创办了上海南市难民区后，饶家驹又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中国内陆地区，积极参与中国其他地区的难民救助。饶家驹等认为：“这个经受过考验的实践（即南市难民区）已经拯救了中国很多非战斗人员（这是在我们受到极其缺乏经验和极大的当地阻碍的情况下取得的），因此，我们有个合理的想法，这个方法能够同样地应用到其他环境或者其他地方。”
1937年11月中旬，在南京的各国人士仿效南市难民区，在南京设立安全区。而拉贝、华群、马吉等人在创建南京安全区时，正是通过饶家驹与日本方面进行联系的。日军拒绝设立安全区的意图也是先告知饶家驹的。日方明确：只要保证中国军队不进入该区域，就可以成立。
1938年9月汉口成立难民区，饶家驹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曾在上海与日本总领事日高等多次讨论，形成备忘录。然后赴重庆游说宋美龄，向中方争取到大笔救济基金。同时也与美、英、法国代表会商。汉口难民区成立时，饶家驹担任委员会临时主席，接管了汉口特别行政区，并说动日军，使难民区免于日军的轰炸。
同年10月24日，经中日双方同意，广州也设立了难民区委员会，并设立5个救援中心以保护平民。
饶家驹回到法国后，继续推广难民救助的“上海模式”。此时的饶家驹已经62岁了，但他不顾自己年事已高，仍然为救助难民而奔走呼号。
二战结束后，饶家驹赴柏林从事善后救济工作，一心救助曾是敌国的德国民众。因劳累过度，1946年9月13日饶家驹在柏林去世，终年仅68岁。
饶家驹虽然去世了，但他留给后人的财富是十分宝贵的。正像英国驻华司令、陆军少将史沫莱特预见的那样，饶家驹创办的南市难民区于1938年被第16届国际红十字会视为世界范围内战时保护平民的成功范例。饶家驹建立及维持难民区的一些举措为日内瓦第四公约中的一些重要概念提供了原初的范例和启发。
饶家驹一生都致力于战时平民救助，他指出，难民问题是全人类的问题，向难民提供救济这个问题是今天的世界面临的最为重要的人道主义问题。他曾发誓要为不幸的人尽自己最后的力量！他的言行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评价亨利·杜南对国际红十字运动的贡献时所指出的：“红十字会跨越国界、种族、信仰，引领着世界范围内的人道主义活动。”饶家驹堪称是20世纪世界人道主义的光辉典范。
饶家驹虽然是法国人，但自从来中国传教起，就已经把自己当作中国人了。他对中国的热爱，丝毫不亚于中国人。他视中国为第二故乡，为中国的救济事业付出了毕生的心血，甚至希望死后埋葬在中国的土地上。在华的最后岁月里，他还将自己的名字“饶家驹”改为“饶家华”，足见其对中国的感情之深。
饶家驹，这样一位挽救过无数中国人生命、热爱中国像热爱自己的祖国一样的法国友人，在中国却一直默默无闻。历史不应该忘记这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我们倡议在南市难民区旧址（今黄浦区人民路方浜中路内）为其树立纪念性铭牌和塑像，以供后人追思缅怀。
（王海鸥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生;苏智良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本文为中法友好年“饶家驹与难民救助”项目成果）
责任编辑 周峥嵘
在上海慈善事业中崭露头角
饶家驹，原名Robert Charles Emile Jacquinot de Besange，1878年出生于法国西部夏朗德省的桑特镇。8岁时，他随父母搬到法国大西洋沿岸的西北港口城市贝雷斯特，开始了8年的学生生涯。16岁时，他加入了耶稣会。在经过19年的培训后，饶家驹被派往上海传教。
饶家驹到上海不久，就适应了中国的生活。近代来华的传教士为方便传教，一般先请通人起个中文名字，随后穿长衫，用筷子，读中国书，讲中国话。饶家驹亦是如此。在徐家汇学习了一段时间中文后，他给自己起了个完全中国化的名字——饶家驹。
在徐家汇学习中文的同时，饶家驹还兼任徐汇公学的监学，教授法文和化学。他还被聘为震旦大学英国语言与文学教授，除教授英语外，有时还教自然科学。由于他的严谨，学生多怕上他的课，但是没有一个不喜欢他的，因为他真诚待人。他在徐汇公学教书期间，还发生了一个令人感动的故事。
1914年5月，徐汇公学的师生们预备去佘山拜圣母，同时要燃放烟火。由于饶家驹懂一些化学知识，学校命饶家驹亲自制作烟火，但连日来的阴雨天气导致火药不干，因而饶家驹在日中时将火药晾晒在石头上，准备晾干后磨细来用。午饭后1点钟是学生休息的时候，一些学生便来观看饶家驹制作烟火，有些学生因为好奇走得近了些，饶家驹便告诫他们火药危险，让他们走远一些。在饶家驹磨药的时候，火药突然爆炸，饶家驹猝不及防，右手被炸断，面部也多处受伤。因为观看的学生站得比较远，爆炸只对几名学生造成轻微的伤害。事故发生后，立即有人打电话请红十字会的医生过来救治。医生到来后，饶家驹不顾自己严重的伤势，坚持让医生先去救治学生。饶神父怜爱学生，时刻为学生着想，处变不惊，由此可见一斑。不过，饶家驹也因此而成为“独臂神父”了。
1927年北伐战争期间，饶家驹得知位于河南北路支路上的圣家修女院处于交战双方炮火的包围中时，他匆忙赶了过去，决定尽力说服交战双方给他一条进出修道院的安全通道。3月23日，饶家驹同英国总领事巴尔敦、英军总指挥陆军上校戈特勋爵、英国特卫队情报部长官一起去解救这些被围困的人。但最终只有饶家驹一人被允许前往修道院。一路上，饶家驹的手被刺伤，额头也被炸弹擦伤，但他并没有退缩，一直坚持到了修道院，成功地带领修道院的修女、儿童以及在修道院躲避炮火的难民走出交战区。
饶家驹悲天悯人的胸怀使得他与慈善十分有缘，很早就投身于慈善活动。1920年上海华洋义赈会成立时，饶家驹就已参与其事，与朱葆三、王一亭、袁履登、宋汉章等精诚合作。1922年他投身援助安徽赈灾，并因此获得中国政府颁发的三等嘉禾奖章。由于其出色的表现，1926年饶家驹升任为上海华洋义赈会会长，从此更加积极地从事慈善活动。1929年豫陕甘爆发灾情，他为灾区发放赈款万元;1931年长江水灾期间，他在上海积极组织捐款;1935年黄河泛滥时，他亲赴徐州视察灾情，然后递交报告，组织救灾;他在报纸上刊登启事：“特吁求仁人善士，或慷慨解囊，或捐助药品，以赈垂亡，功德无量。”饶家驹认为，中国经常发生天灾人祸，而且往往比其他国家来得严重，是因为中国幅员大，所以蒙受的灾难也较世界上其他国家来得大。但是他相信伟大的中国虽常遭到重大的祸患，同时也会获得极大的幸福。
1932年是饶家驹崭露头角的重要年份。1月28日日军侵入上海后，中日间的战火瞬间点燃。由于事发突然，很多居民还未来得及外逃，就已经被困在战区内，饥无食，渴无饮，情景凄惨。饶家驹历来关心普通民众，战事发生后，他立即前往战区视察。在战区的边缘，他发现一个被炮火洞穿的小屋中，仍有十余名小孩蜷缩在一起，悲惨呼号却无人救护。饶神父见此情景，不禁忧心伤痛，于是找英国领事商议停战解救难民。英国领事对此表示完全赞同，并向中日双方提议停战几小时，允许慈善团体进入救助难民。
这一提议最终得到了中日双方的认同，2月11日早上8点至中午12点的4个小时被定为停火时间。由于饶家驹是万国商团的随军神甫，这次的行动饶家驹得到了万国商团大力支持，另有25名法籍嬷嬷加入了救护的队伍，红十字会还为其救护活动提供了8辆大卡车。一些开在租界与华界交界处的商店也自动打开大门，方便饶神父一行人救出的难民顺利快速地进入租界。在4小时内，饶神父一行人救出了难民约七八百人，多数是老幼妇孺。13日，上海市市长吴铁城特地给救济难民的发起人——介昆诺（即饶家驹西名之译音）神父以及救济难民贡献最突出者——万国军团副司令海雷贝尔颁布公函，表示感谢：
为鸣谢拯救战区灾民出险由
上海市政府公函特字第一二号
径启者。查自日本攻击闸北以来，战区灾民不及逃出者为数不少。此次乃承执事与海雷贝尔中校，慈善为怀，率领救护人员亲赴战区拯救，使灾民得以脱离危险。本市长殊深感谢，除分函外，相应函达，即希查照为荷。此致
介昆诺神父
上海市市长吴铁城
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二月十三日
饶神父得到这一表彰后，上海的宗教界认为此事不光是饶司铎个人的荣誉，更是整个宗教界慈善精神的一种体现。吴市长的这封感谢函，也激励了饶家驹更加积极地从事战时的难民救助事业。
上海国际救济会救济组的收容
难民工作卓有成效
当卢沟桥事变、平津失守、淞沪紧张之际，饶家驹就已经敏锐地预感到中日在上海的交锋已不可避免。想到战事一旦发生，战区人民势将流离失所，饶家驹便忧心不已。作为上海华洋义赈会的会长，他与宋汉章谋生出建立一个统筹救济事宜的国际组织的念头。八一三事变的当天，由上海大部分慈善组织的代表及部分国家的驻华领事等人合组而成的上海国际救济会正式成立，饶家驹在其中担任常务委员及救济组副主任，并兼任第一难民收容所所长。 饶家驹所在的救济组主要负责开办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的工作。战事爆发后，难民骤增，国际救济会先后设立了6个难民收容所来收容难民，至1938年8月，一共收容难民6万多人。
第一难民收容所设立于8月15日，地址在马斯南路（今思南路）震旦大学操场，由饶家驹神父任所长。第一难民收容所建立时间较早，是6个收容所中条件最好的一个，所内装有大量的电灯，拥有充足的自来水，难民每日进餐两次，并供给热水数次。此外还设有专门的厨房、医院、浴室和理发室。
第一难民收容所的难民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1938年7月3日，第一难民收容所举办了生产杯足球赛，两队分别起名为“震混”队和“西联”队，比赛结束后，两队队员和当时难民收容所的干事黄定慧合影留念。难民在收容所也做一些简单的工作，如结绳、制衣等。难民还按年龄、性别、程度分级接受教育。收容所内还组织了儿童唱歌队、孩子剧团等组织，这些孩子的表演给收容所的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
一年中，第一难民收容所共收容难民6886人，以妇孺为多。由于当时饶家驹忙于南市难民区的相关事务，所内具体事务由饶神父的助手潘大成负责。这个收容所一直到1939年12月才告结束。
第二收容所成立于8月22日，位于西爱咸斯路（今永嘉路）的一处空地上，收容难民1.3万多人。收容所内开设有夜学班、新文字研究班、查经班，并经常举行卫生或常识讲演以及放映电影。上海扶轮社还曾将此所难民教育的活动拍摄成电影，在上海市放映，深得各界赞许。第二收容所的宗教活动也十分活跃，上海各教会均选派工作人员前来布道。难民间偶有争执，各难民也能将小事化为无事，平安相处。
第三收容所设在吕宋路（今连云路）合作网球场，由上海青年会负责管理，共收纳难民4500人左右。在此收容所内，难胞们自动组织膳食委员会负责采办菜蔬及烹饪膳食，油盐柴米的支取也由难胞自动管理。难胞们积极参加各种生产活动，晚上还抽出一小时的时间读书，生活充实。
第四收容所设于公共租界澳门路，共收容难民7000多人。此收容所收容的大多是各种病患者及老弱穷困者，因此收容所内特设肺病医室、麻风医室及老弱者之家。一些热心人士还租用放映机放电影，以此调剂难民的精神生活。
第五收容所设在海格路（今华山路）交通大学内，共收容难民17500人。由于当时战事紧张，收容所一开放难民们便争先恐后地涌入校舍，各自占据最优铺位，秩序极为混乱。幸经马瑞山旅团长、内地会之史来特及齐志通会同一小组自告奋勇的工作人员，将教室分号，按教室大小分配难民，并对每个难民进行登记，难民收容所的秩序才逐渐恢复。
第六收容所成立于1937年12月，设在北河南路钱业公会初级中学内，共收容难民700人。此收容所管理严密，难胞生活趋于集体化与纪律化。难胞5时起床，6时齐集广场做操，晨操完毕后，儿童举行歌唱，成人则稍事休息。7时至11时之间成人各就其职业范围工作，儿童则按其程度入校学习。11时半为午餐。午后2时起成人从事清洁、烹饪等工作，儿童则再开始上课，直到5时。5时半为晚膳，膳后可自由活动，8时半熄灯就寝。
战事发生后，街上的流浪儿童日众，他们多受歹人怂恿，组成小偷之群，常在大街小巷及里弄行窃，抢夺路人钱财，撞骗小贩商品。因此在热心人士的支持下，救济组于6月1日成立了街头儿童职业教养院，为这些儿童提供食宿并教其谋生技艺，且随时放映电影、举行教育及宗教讲演。这些儿童的衣服鞋子皆为自制，足可见其成绩可观也。
为照顾流落街头的难民，救济组还组织施饭车，每晚以热饭施赠难民。此外，救济组还于12月25日午后1时举办了难童圣诞聚会，难童们领到糖果及毛巾等日用品后，无不笑逐颜开，歌声笑声传遍会场，盛况空前。
多方斡旋创建南市难民区
淞沪战役爆发后，上海华洋义赈会会长、国际救济基金委员会委员、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饶家驹已在考虑设立难民区，他认为，上海战争将长期化，应建立一种“难民安全区”，以拯救难民。这一想法得到了各慈善团体的赞同和支持。而中国政府由于忙于抗战及执政能力所限，并没有整体计划。10月26日中国军队从闸北撤退之后，饶家驹就建议中日两方军政当局，在南市建立难民安全区。
将南市作为安全区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南市靠近法租界，方便救济资源的补充;南市的部分居民在战争之前就已经迁入租界，留下了大量空置的房屋;南市本身有大量的公共场所。因此饶家驹在同中日双方交涉后，将南市民国路（今人民路）与方浜路间的半圆形区域划为难民区。
1937年11月9日，南市难民区建立的第一天，饶家驹在上海市政府社会局官员的陪同下对难民区进行视察。这一天城隍庙、豫园、小世界及区内的各学校、教堂都被辟为收容所，当天就已收容难民2万余名。此后随着难民的陆续增加，最多时难民区内约有130个收容所，区内难民数超过10万。
难民区下设监察委员会，饶家驹任主席，总管区内诸事;成员包括3个法国人，2个英国人，1个美国人，1个挪威人以及两租界的代表。为便于管理，难民区内又划分为9个区，每区设区长1人，下设总务、文书、训导、给养、庶务、卫生、清洁、登记、调查、医务各组。11月15日，委员会建立了办事处，由饶家驹负责。
饶家驹在难民区内有着极高的威望，他一身兼司法官与行政长官，其一言一行，即为区内人民之法律。一次，有人站在高处分发馒头等食物，几十个饥肠辘辘的难民一拥而上，乱成一团。饶神父推开那些饥饿的手，拍打着难民们的头：“不要抢，安静下来，排队领取！”原本温文尔雅的神父突然大声训斥，但那些被打的难民都笑嘻嘻地看着这个外国人，丝毫不动怒。他们都知道这个人是来帮助自己的。饶家驹喜欢和难民在一起，他经常搀着儿童的手，抚摸他们的头，从口袋里掏出糖果给他们吃。饶神父和大家一起经历着危险。一次在难民区与非难民区的交界线上，他的黑色法衣被飞来的弹片撕开了长长的口子。还有一次，日本士兵用枪顶着他，他毫不畏惧，幸而举枪的日本兵最后没有扣动扳机。 饶家驹每天坐一辆黄包车，从吕班路到老北门或新开河，出法租界铁门，到南市难民区办公，黄昏才回到租界寓所，或到洋泾浜天主堂休息。他是日日工作，天天到“区”，运筹帷幄，事必躬亲，巡视考察，不遑宁处。饶家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区内的一切，都必须审慎处理，偶尔大意，就会引起国际纠纷。其他如给养问题，更是一件极端困难的事。为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他常常亲自出马，进行募捐。1937年12月1日，饶家驹到静安寺路的美国妇女俱乐部演讲，呼吁大家踊跃捐输、共襄善举。1938年5月，饶家驹飞赴美国、加拿大，为难民募捐。在白宫，罗斯福总统向饶家驹承诺价值70万美元的援助计划。美国将本该处理的小麦运到中国，慷慨地交给饶家驹支配。饶家驹还在美国发起了“一碗饭运动”，加上美国政府的援助，饶家驹此行大约募集到100万美元，再加上其在加拿大募集到的70万美元，饶家驹共获得170万美元的巨款。这170万美元全部被饶家驹用于南市难民区的难民救助。
饶家驹心系孤苦的老人，特地在九亩地阜春街设立了一个残老院，将各收容所内没有家属孤苦无依的残废老叟收容于该院。该残老院收容老人共计130余人，平均年龄都在60岁以上，其中还有十几名80多岁的老人。战争年代青壮年生存下来且属不易，更何况是耄耋之年的老人呢？就此而言，此残老院的开办的确是卓有成效。考虑到老人的牙齿及肠胃比较脆弱，残老院的早饭和晚饭都供应稀饭。饶家驹还经常来这里看望慰问老人。
1940年6月16日，饶家驹奉法国天主教会之命，离开中国去巴黎从事战时救济工作。当他黯然告别相处了26年的中国老百姓后，南市难民区因缺乏主持人，很快就不复存在了。7月3日，难民区监察委员会致函法国驻沪总领事馆，宣告已于6月30日停止活动。至此南市难民区不复存在。
在难民区存在的963天里，饶家驹成为仁慈的第三方的代表、道义的代表，同时也是中日交战双方的监督力量，赢得了难民的赞誉。1940年4月29日，这一天也是饶神父的生日，南市难胞自发举行庆典，一见他经过，沿途高呼“活佛”，饶氏也为之热泪盈眶。
饶家驹虽然离开了上海，但难胞们没有忘记这位保护救济他们的法国神父。
他们预备为饶氏铸立一座铜像，以资永远纪念。所以一个星期六的上午，难胞们一人手持一砖，先举行了一个庄严的铜像奠基典礼。他们又想把城内的方浜路改为饶家路，方浜桥改为饶家桥，以志去思。饶家驹取道香港返法后，上海难民仍期盼他能重返上海。他曾表示自己此次只是暂返欧洲，不久还会回来。但事实上，饶家驹此次却是一去未能复返了。
除了被饶家驹保护的难民，还有许多人向饶家驹的义举表示感谢。中国方面自不用说，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潘公展等先后给饶家驹写感谢信及颁发奖状。连日本的外务大臣广田弘毅也给他写感谢信，颂扬他“这项本着彻底献身精神所达成的人道事业”。法国的驻华大使为饶家驹颁发了最高荣誉勋章。英国驻华司令、陆军少将史沫莱特也给饶家驹写了感谢信，并预言他创造的成功案例（即南市难民区）将被后人沿用。
饶家驹难民救助模式的推广
在成功地创办了上海南市难民区后，饶家驹又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中国内陆地区，积极参与中国其他地区的难民救助。饶家驹等认为：“这个经受过考验的实践（即南市难民区）已经拯救了中国很多非战斗人员（这是在我们受到极其缺乏经验和极大的当地阻碍的情况下取得的），因此，我们有个合理的想法，这个方法能够同样地应用到其他环境或者其他地方。”
1937年11月中旬，在南京的各国人士仿效南市难民区，在南京设立安全区。而拉贝、华群、马吉等人在创建南京安全区时，正是通过饶家驹与日本方面进行联系的。日军拒绝设立安全区的意图也是先告知饶家驹的。日方明确：只要保证中国军队不进入该区域，就可以成立。
1938年9月汉口成立难民区，饶家驹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曾在上海与日本总领事日高等多次讨论，形成备忘录。然后赴重庆游说宋美龄，向中方争取到大笔救济基金。同时也与美、英、法国代表会商。汉口难民区成立时，饶家驹担任委员会临时主席，接管了汉口特别行政区，并说动日军，使难民区免于日军的轰炸。
同年10月24日，经中日双方同意，广州也设立了难民区委员会，并设立5个救援中心以保护平民。
饶家驹回到法国后，继续推广难民救助的“上海模式”。此时的饶家驹已经62岁了，但他不顾自己年事已高，仍然为救助难民而奔走呼号。
二战结束后，饶家驹赴柏林从事善后救济工作，一心救助曾是敌国的德国民众。因劳累过度，1946年9月13日饶家驹在柏林去世，终年仅68岁。
饶家驹虽然去世了，但他留给后人的财富是十分宝贵的。正像英国驻华司令、陆军少将史沫莱特预见的那样，饶家驹创办的南市难民区于1938年被第16届国际红十字会视为世界范围内战时保护平民的成功范例。饶家驹建立及维持难民区的一些举措为日内瓦第四公约中的一些重要概念提供了原初的范例和启发。
饶家驹一生都致力于战时平民救助，他指出，难民问题是全人类的问题，向难民提供救济这个问题是今天的世界面临的最为重要的人道主义问题。他曾发誓要为不幸的人尽自己最后的力量！他的言行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评价亨利·杜南对国际红十字运动的贡献时所指出的：“红十字会跨越国界、种族、信仰，引领着世界范围内的人道主义活动。”饶家驹堪称是20世纪世界人道主义的光辉典范。
饶家驹虽然是法国人，但自从来中国传教起，就已经把自己当作中国人了。他对中国的热爱，丝毫不亚于中国人。他视中国为第二故乡，为中国的救济事业付出了毕生的心血，甚至希望死后埋葬在中国的土地上。在华的最后岁月里，他还将自己的名字“饶家驹”改为“饶家华”，足见其对中国的感情之深。
饶家驹，这样一位挽救过无数中国人生命、热爱中国像热爱自己的祖国一样的法国友人，在中国却一直默默无闻。历史不应该忘记这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我们倡议在南市难民区旧址（今黄浦区人民路方浜中路内）为其树立纪念性铭牌和塑像，以供后人追思缅怀。
（王海鸥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生;苏智良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本文为中法友好年“饶家驹与难民救助”项目成果）
责任编辑 周峥嵘